自十六年夏季,林清即造谋。定于今岁九月十五日起事。先抢宫禁,次劫京城。既得此地,皇上必避往关东。如此逆谋,已三年之久。朕竟不能知……国家设立王公、文武大臣以及侍卫、章京不下千员,八旗步营将弁、兵士几及十余万人,竟无一人出首。呜呼痛哉!若云实不知觉,是欺天矣。总由泄沓成风,苟且从事。悠忽度日,怠玩居心。视国事漠不相关,积陋习牢不可破……欲起废策颓,非共奋精神,大加振作不可问矣。内外臣工勿慕虚荣而贻实祸,勿保一时之爵禄而遗万古之臭名。尽心致敬,实政力行。激天下忠良之气,挽向来玩愒之风。勿以习俗为不足忧,勿以亷耻为不足惜。民风之淳薄,轨物之废兴,实关系于吏治之勤惰也。礼教既弛于平日,人心久溺于非几。忠孝亷节斥为腐谈,诈伪刁顽习为秘计。修礼明教,秉正抑邪,此实今日刻不可缓之急务也。——《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嘉庆御制文

从癸酉之变看作风建设与历史周期律————廉史镜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少年中国评论

癸酉之变过去整整200年了。直到今天,当年射出的一支箭镞,还深深地嵌插在故宫隆宗门的牌匾上,静静讲述着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从癸酉之变看作风建设与历史周期律————廉史镜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少年中国评论

一想起1813年秋天那件事,嘉庆就感到窝囊:他差一点就当了大清的末代皇帝,并且,各级官员早就知道要出事,却都像请客一样,把问题迎进了紫禁城。

1812年一个宁静的仲夏夜,台湾知府汪楠,被淡水同知查廷华扰了美梦。

原来,查廷华他们抓了一个传教的人,此人不吃打,供出了一个可怕情报:明年中秋节,天理教徒要攻打紫禁城,目标是干掉嘉庆皇帝,建立新王朝。头子叫林清,率领突击队的叫祝现……

汪楠稍作思考说:

“犯人为了保命,什么胡话都会说。你知道上报假情况的后果吗?快把那家伙宰了,免得出去瞎说,给我们惹事。”

1813年初夏的一天,豫亲王裕丰的管家祝现请假了,祝现的堂弟祝富庆偷偷来访,举报堂兄谋反,举报林清在宣武门租房子卖鹌鹑,其实是在打造枪械。

毕竟是皇室宗亲,豫亲王一听就跳了起来:

“真的吗?我这就进宫禀报!”

仆人备好了轿子,豫亲王却摆了摆手,低声劝导举报人:

“做事要动脑子啊!谋反是灭九族的大罪,你想害整个祝氏家族吗?千万别再提了。”

1813年8月份以来,京城卫戍司令吉伦连续接报,说天理教徒即将攻打皇宫。吉伦十分淡定:

“我九门提督的职责范围是九个城门,加强巡逻就是了。紫禁城内又不归我管,我操这个闲心干啥。”

9月底,嘉庆帝从木兰围场回京,下一站行在是蓟县的白涧。为大老板服务的机会来了,吉伦立即率大队人马前往迎驾。

刚上路,一个参谋骑快马狂追上来,气喘吁吁地报告:不好了、不好了,天理教徒混进城了,请大人即刻处理!

吉伦火了:

“你们有完没完?想立功受奖想疯了?滚开滚开!”

参谋不依不饶,一把拽住吉伦的马缰绳,苦苦哀求:“大人……大人!您真的不能走啊,要出大事啊!”

吉伦大为恼火:

“我大清国泰民安,天下归心,正是太平盛世,你竟敢造谣惑众,等我办完大事再来收拾你!”说罢,一脚踢翻可怜的参谋,拨马呼啸而去。

1813年10月7日中午,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镮之,正与客人觥筹交错。宛平县令和卢沟桥巡检,匆匆进来,附耳低语:昨夜、今晨,家住宋家庄的林清等人,骗过岗哨,经卢沟桥进了城,明天午后打皇宫,情况十万火急!

刘镮之早已进入酒酣耳热状态,哈哈大笑起来:

“幼稚、幼稚!难道吉伦大人的部队是摆设?皇帝老子家谁想进就能进?别没事找事了,陪我喝酒。”

第二天,1813年10月8日下午3点,天理教徒200余人装扮成卖柿子的、送货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东华门、西华门攻入皇宫。两天一夜之间,皇帝家中刀光剑影,箭矢乱飞。

警卫部队惊慌失措,死伤过百,假如林清的外援及时跟进,大清皇宫将被连锅端!凑巧,嘉庆的二儿子、后来的道光皇帝,平时爱摆弄冷兵器时代最吓人的玩意儿——火枪,这次派上了用场。几声枪响,竟然稳住了军心,局面开始扭转。在禁军的围剿下,天理教徒寡不敌众惨遭屠戮,起义失败。

而远在河南滑县的另一股天理教队伍,稍早前已经起义,剑指北京。清政府用九牛二虎之力,耗时3个月,才勉强平息事态。

这件事发生于夏历癸酉年,史称“癸酉之变”,是清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大清重复历史周期律的不祥之兆。

“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嘉庆如此表达了他的震惊和愤懑。他发明了“因循疲玩”这个新词,直指汪楠等人不负责任,言下之意,如果他们干活认真点,灾祸完全可以避免,至少不会闹这么大。

嘉庆皇帝想错了。触发癸酉之变的,不单是哪个人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整个吏治的腐败,出事是必然的。

清朝的吏治腐败很有特点:官员们除了“贪”,还特别地“懒”,没人想做事,讨厌担责任,无精打采,敷衍了事。从乾隆中期开始,官场就如一潭死水,不作为是主旋律,国家统治机器锈蚀得无法运转,社会治理按下葫芦起来瓢。

人人麻木不仁,个个“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于狭隘的人生目标:升官发财!

那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

不犯错误才能升官。“多磕头,少说话”!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诠释了官场成功秘诀:做事越多,错误越多,不干活最保险。所以大家遇到事情习惯绕道走、踢皮球,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别人。汪楠杀人灭口,就是为了不惹麻烦。

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林清等人利用大饥荒,在华北农村轰轰烈烈传播天理教。早在起事8年前,他就制定了先占皇宫、再取全国的奇特战略。“要想白面贱(便宜),除非林清坐大殿”,如此直白的民谣家喻户晓,而在中国历史上,民谣一贯具有政治风向标的意义。林清完全没有保密意识,他们的动向在社会上尽人皆知。对此,官员们个个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道。

上司满意才能升官。在清朝官场,官运不靠业绩靠上司。天大的事吉伦都无所谓,唯独接驾很积极,就是这个道理。

人称“溜溜球”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每当需要表态的时候,听力就急剧下降;事情如果足够大,干脆就彻底聋了。他是故意让领导说了算。

对于躲不掉、踢不走的皮球,官员们就稍稍糊弄一下,一旦领导追究起来,比较好解释。天理教徒都进了城里,吉伦的应对措施还是“加强巡逻”,显然是做样子。

嘉庆有一次咨询刘墉:某某人当知府怎么样?刘墉支吾半天,就说两个字:“尚可。”嘉庆慨叹:这么大官也在混日子,工作根本不用心,怎么得了!

官员们如此唯唯诺诺,真是又安全、又省劲;不但把责任推给了上司,上司还高兴,何乐而不为?

报喜不报忧才能升官。豫亲王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头年去京南游玩,他通过祝现认识了林清,受到热情接待,酒喝多了,就住林家大院了,临走还没少拿。要是皇上知道了,一切都完了!于是,国家利益让位给个人小利。费正清分析得入木三分:报喜不报忧符合清朝官员的利益。

同豫亲王一样,洪秀全起义之初,地方官也使劲捂盖子,巴不得长毛快去别人地盘上闹。直到太平军攻克了十几座城池,朝廷才知道出了大麻烦。

魏源这样概括大清官场风气:“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谁信谁弱智。

正当整个官场鼾声一片时,国情和世情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朝进入加速下坠通道,灾祸接踵而至,且无不带有癸酉之变的影子: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队只有4000人,根本没想到会赢;太平军初兴,地方守吏以邻为壑,最终酿成大祸;甲午之败,大清的海军吨位号称亚洲第一;北京守城正规军达15万之众,被不到2万人的八国联军轻松拿下;甚至连辛亥枪响,仅是士兵无意中走火……

完全可以说,早在癸酉之变时期,清朝深陷历史周期律的命运已经注定;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癸酉之变只是第一步,——费正清指出了原因: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

癸酉之变过去整整200年了。直到今天,当年射出的一支箭镞,还深深地嵌插在故宫隆宗门的牌匾上,静静讲述着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王岐山同志最近指出:“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

无论是政权性质,还是立国宗旨,清朝与我们没有可比性。但是任何政权的正常运转和执政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广大公务人员的动员组织;公务人员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工作能力,直接影响施政质量和效果,关系政权的兴衰成败。

从党的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短短300多天,党中央进行的两大意义深远的战略部署,深得党心民心:一是绘制了中国梦的绚丽蓝图,制定了改革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二是开展作风建设大扫除,正风肃纪,扶正祛邪。

这两大战略部署是齐头并进的,蕴含了严密的逻辑联系、深远的战略意图。

优良作风是事业成功的保证,这是我们党的一条基本经验。当年,无论是斯诺、史沫特莱,还是陈嘉庚、黄炎培,在目睹了根据地军民的勃勃生气后,一致认定“延安作风”必胜,“西安作风”必败,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9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党的作风视作生命,把不良作风视为大敌,才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为历史前进的引领者。这是何等宝贵的政治经验和精神财富!

作风是一个变量,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不但要始终不渝,必要时还须下猛药。在党带领人民开始新长征的关键时刻,“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成了绊脚石。只有牢记理想宗旨,心系国家人民,彻底扫除作风上的污垢,才能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延续昨日的光荣。

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发端,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跟进,定点清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及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触动和净化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灵魂,干部作风和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坚决拥护。

作风体现党的性质、代表党的形象、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最终决定我们能否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新一届党中央开展的,就是这样一项意义深远的伟大工程,在中华民族复兴历史上,将会浓墨重彩地记录这一页!(习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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