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 高 指 示

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

                             ——毛泽东对南京军事学院机械学习苏联军事经验的批评

 

 

【编者按】左圈一些朋友们在谈及依靠、深入、联系、发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问题时，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其推崇对象存在着一个“无产——体无——产无”的缩减链条，即从无产阶级，缩减为体力劳动无产阶级（而忽略了脑无），进一步再从“体无”缩减为“产无”（只看到产业工人即工厂工人，而忽略了服务业等领域的从业职工）。和这种对象范围的缩减相应的，依靠、深入、联系、发动工人，也就缩减为了依靠、深入、联系、发动产业工人，即“进厂”（而忽略了进超市进餐馆进理发店进快递站……）。之所以有这种缩减论，既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中前期的现实社会结构中劳动者群体在缺乏生活资料、不占有生产资料、从事体力劳动、从事物质生产这四个维度上的高度重合，也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有理论表述对上述社会现实的反映，还由于二战后资本主义大工业重建或新发的日韩等国左青从事运动的经验。

我们且不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新的历史阶段中这种缩减论与现实情况的偏差。那么，即使就是只谈“产业工人”、只谈进“厂”，我们又该如何进呢，应该如何去依靠、深入、联系、发动产业工人呢？正如缩减论的理论分析方面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源自日韩等国左青的历史经验，在实践方式方面，也是企图仿照日韩的方式，却不学不讲不知道中国革命史上是如何来运动群众的成功经验，包括在工厂、运动产业工人这个特殊方面的经验。在这里，我们选取老左派、全国总工会老干部刘实回忆tg工运如何搞法的两篇文章。左圈有的进厂派朋友，在精神方面坚决主张要学习刘实老同志献身工人，在抽象层面也主张要学习刘老同志参与实践、建立群众基础，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却没有遵循其手段做法。

刘实老同志的回忆当中，实际还涉及了科学的革命理论和党的目标政策对各项具体革命工作的指导作用，涉及了全国革命大形势（这主要是靠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造成的）对局部工人运动的整体制约作用，还涉及了『同时在学生、工人、职业青年中广交朋友，发展进步力量』、『与此同时，在教师中、店员中、职员中也逐步开展了发展进步力量的工作』。不过在这里，我们即使只从运动工厂工人的方面来看，鉴于左圈缩减论和进厂派朋友既往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我们也需要关注中国革命史上以下几方面成功的经验：

1. 进厂，并不是着眼于工段车间工厂的生产地点，不是以此作为深入联系发动的抓手，相反，是『边做工，边从事党领导的工人工作。我高兴做夜班，晚六点到早六点，在防空洞里做十二小时工。白天就可以少睡些觉，腾出时间跑到李家坨、余家背等等地方去活动』，『碰到休息的时候还要与组织上联系，与进步女工一起研究工作，与普通女工交朋友』——是在工余休息时间，在工作场所之外，去运动工人。
2. 进厂，不是单个或两三个的空投进入，不能搞『势单力孤』，而是要有一定规模，『大家搭伙』，不是单兵作战，不是特战小组，不是游击中心，而多点投入，多处开花。
3. 投入一个具体的点（工段、车间、工厂），也不是“扎根”“沉底”，而是“串联”，十几二十个乃至更多点，每个点并不“深入”，拉三五个人，但是要跨出单个点的串“线”扫“片”——社会联系还蛮广泛的，是有一定活动能力的。
4. 在具体的各个点联系和发展，主要是交朋友，是『如搞堆金会（把旧的起会改变成为互助性质的）、同乡会、拜姐妹、办伙食等等』——是各种的做一点微小的工作。
5. 交朋友的微小工作基础上，『开始是生活上的互助和关心，进一步就是思想上的沟通，政治上也有了共同的目标』，拉起的队伍『它叫民主工作队，也就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明确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上升为政治性质的斗争，政治挂帅。
6. 在单个具体的点上，主要不是为了搞事儿，不是为了摊牌而摊牌，秀一下肌肉就被撵出来，更不是刻意为了经受“洗礼”、作出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什么标志性事件。在具体的各个点要搞一些改良斗争，例如这里提到的改选黄色工会，也是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点滴改良——斗而不破。
7. 要搞事儿，要摊牌，也是要超出单个点和针对单个厂商，要成片群起而攻之，要目标指向政治性的（除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配合全国革命形势，在一个局部具体操作上即使讨要经济待遇的斗争，也是出厂而向官府提出诉求的）——恶意做空，冲着青天白日旗去的。
8. 下厂工作的开展，要以发达的成熟的党组织系统运作为依托的，是为配合党的系统任务而服务的，而不是让党在经历一次工厂的点的斗争“洗礼”后再成熟。党除了造成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全国革命形势，在具体下厂工作的开展当中，也要负责人员的接转，让在具体局部锻炼了的涌现出的人、某个具体时空点中的成果，能够不是像火花一样转瞬即逝，而要有薪火积累和传承——党是盘活各处活棋闲子、积累胜势的真正“大棋党”。

 

 

 

记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

刘实

 

重庆在皖南事变之后就停止了发展党员。到1945年，重庆掀起了民主运动的高潮，这时才重新个别吸收党员。据我所知道，在抗日战争胜利前虽然开始发展党员，但是很慎重，被吸收入党的是很少的。对停止发展党员以后几年来在职工活动和斗争中涌现和受到锻炼纳进步骨干，则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

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建立的时间是在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9、10月间。许多工人民主工作队的成员把参加民主工作队的时间记成抗战时期，这是因为他们那时已经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和斗争，他们早就清楚自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但那时为了保护进步力量，避免遭受国民党的打击，没有建立什么正式的组织，而是采取建立据点的形式，也就是经过交朋友，三五个人在一起，很自然地结合起来，是进步力量的集结，也是群众斗争的核心。在工人中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则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从建立这个组织的名称上也可以看清楚，它叫民主工作队，也就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明确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

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建立之前，这部分进步工人就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开展活动。青年组与这部分进步工人联系的主要是：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他是在1940年7月接蒋南翔同志任青年组组长的，1946年7月病逝于上海；朱语今同志，他那时与学生联系比较多，也同工人联系过，1988年病逝于北京；张黎群同志，当时用名张佛翔，他与工人联系最多，现在北京；黎智同志，他与工人联系过，现在武汉。那时，南方局是通过多种渠道与群众建立联系的，其中南方局青年组的工作是很活跃的。青年组在我党所办的《新华日报》上办了《青年生活》副刊，用公开的形式来影响和指导青年，同时在学生、工人、职业青年中广交朋友，发展进步力量，工作不仅限于重庆，而且扩展到成都、昆明等许多地方。到1945年，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进入高潮，青年组在南方局领导下在学生和工人中开展了许多斗争，例如1945年2月重庆“胡世合事件”斗争就是青年组直接组织的一场大规模的工人斗争，逼得国民党不得不把特务田凯枪决。到1945年，刘光同志曾经把在复旦大学进行活动的杜栖梧同志、在中央大学活动的吴佩纶同志、在育才学校当教师的徐铁马同志（从事职业青年活动）和我(从事工人活动）召集在一起，交流学生、工人和职业青年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当时刘光同志讲笑话，说这是几大领袖的会议，说明那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可以说，在重庆1942年到1944年是我们党重新积聚力量的时期，到1945年在一些单位里都有了进步的骨于。经过我联系的进步工人大致上是：

1、江北青草坝的民生机器厂里有：李詠赓、马贵庭、陆毓梅、周文明（又名周哲）、王忠颜、蔡杰、周家忽、张兴和、晏家贤等，原在李家坨的邓祥同志后来也转到了这个厂；

2、江北植物油厂有李文范（又名李永范）等；

3、江北猫儿石的顺昌机器厂有张传圣等；

4、余家背的纺织机械厂有张亮、熊XX等；

5、小龙坎的中央无线电厂有李平等；

6、小龙坎的豫羊纱厂有尚道法等；

7、菜园坝的机械生产合作社有谭照富、黎国民、王麟等；

8、第十兵工厂有侯杰(又名侯德才)；

9、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XX厂有杨福潮（又名杨捷）、邓祖安等；

10、大渡口钢铁厂有项东山、杨光明、孙致和等；

11、李家坨原上川公司机械厂后改为坦克车制造厂有张维铭（也有时写成张维明）、刘伯超（又名刘杰）、陈亚平（又名陈群）、蒋子贵等；

12、李家坨恒顺机器厂声张正楷、王信和（已去世）、张华镛等；

13、华西中国汽车公司有李宪、谈成允等；

14、XX厂有穆舜尧等；

15、李家坨毛纺织厂还有几位女工(名字记不起来)。

以上是我直接联系过的同志，在他们的周围还有一些进步工人。

还有一部分进步的印刷工人，主要是经过在当时国民党印钞票的中央印制厂当职员的周迅同志在这个厂发展的，如何诣静、商元君、王尚允、胡敏政、任库纶等等；还有由老工人吴在明在一些小印刷厂发展的。印刷工人这部分原来是青年组直接联系的，到1945年也交到我这里，经过我联系，我当时用什么名字同他们联系的，我也记不起来了，他们也不知道我在那里，所以他们填写这一段可能不会很清楚。

由于以上这种情况，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称为重庆机械工人民主工作队，主要是机械工人，分布的面比较广，在李家坨工业区有几个单位，所以建立了区队，主要由张维明同志负责，他是抗日战争初期在浙江参加过党的，后来掉了关系，1942年起又与党有了联系。在民生机器厂因为力量比较强，建立了中队，那个厂的工会过去是由国民党派的一个工贼当理事长，到1945年他们想玩一点假民主的把戏，我们就趁机把他们唱的假戏真做，选择了进步工人李詠赓同志当了理事长，使这个工会基本上由我们来掌握，到1946年李詠赓同志回到上海，就由民主工作队的队员张国雄同志接任理事长，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英勇牺牲。这个厂进步工人的活动原来是我直接组织的，抗日战争胜利时我离开这个厂，由邓祥同志负责。像其它的各个单位，就建立小队。还有一部分称为重庆印刷工人民主工作队，主要的是枣子岚垭的中央印制厂的力量，还有吴在明同志联系的力量。虽然是两部分，章程都是一样的，只是分别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

建立工人民主工作队，是刘光、张黎群同志找我到办事处去谈的。当时他们讲可能出现一段和平时期，可能要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这就需要一个党所领导的进步组织来进行活动。他们讲是党组织决定要建立的，宗旨就是要实现党的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他们要我起草一个章程，这个章程是经过青年组直接审查修改的，从刘光同志的谈话中可以体会出是经过党组织批准的。按照这个队章，队员入队要经过两个队员的介绍，并由工作队组织批准；队员要承认队的纲领，遵守工作队的纪律，完成工作队交待的任务，保守工作队的机密。所以，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是在毙的领导下；有明确的宗旨和严格的纪律的进步工人组织：

建立民主工作队，发展民主工作队队员都是很认真的；但又是水到渠成的事。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党长期地细致地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结果。从我自己来说，出身于东北军军官的家庭里，抗战初期做为流亡学生到了四川，在罗江县（现撤县属德阳市）的国立六中四分校读书，受到党员方敬教师（离休前任西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和进步同学的影响，追求进步。在皖南事变时国民党要逮捕进步学生，我和张亮及另一同学离开学校。到1941年底和1942年初，在重庆与南方局青年组刘光同志又取得了联系。我开始曾在一个窑业厂做小职员，感觉这样做仍然难于直接接触工人，于是和张亮同志两人一起到小龙坎新基机械厂学徒，我学的是车工，大约半年就出师了，辗转了很多工厂，如小龙坎无线电厂、上川公司机械厂等等，根据党的要求，在工人中交朋友，开始是生活上的互助和关心，进一步就是思想上的沟通，政治上也有了共同的目标。很多老工人给了我很深的教育，我的师傅甄国英（又名颐佳页，1944年经青年组介绍去延安搞大生产运动。解放后，甄国英任太原重型机械厂总工程师）、老工人李詠赓、马贵庭、吴在明等等，他们受到过党所领导的工人斗争的影响，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也有很好的思想品质。就是年轻的工人朋友，我们也是心气相通，有苦同吃，有难同当。我所交的这些朋友，他们又在自己的周围交了许多朋友，这样就在党的领导下，在工人中发展了进步力量。到1944年，刘光同志曾对我说，民生公司所属的民生机器厂，有两千多人，对川江这个运输大动脉很有关系，要我在这个厂里多下功夫，把这个厂能够形成培养进步工人骨干的一个重要据点，来影响重庆的其他工厂。我从1944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就在这个厂做工，边做工，边从事党领导的工人工作。我高兴做夜班，晚六点到早六点，在防空洞里做十二小时工。白天就可以少睡些觉，腾出时间跑到李家坨、余家背等等地方去活动，大约每个单位每隔—周到十天就要去碰—次头。在民生厂，我在半山腰里租子一间做蚊烟的房子、周哲同志和我住在一起，刘光、张黎群等同志来，或者民生厂主要骨干开会，周哲同志就自觉地到屋外去放哨。那时，我们还编印了两份刊物：一份是《青年工人》，是一种启蒙性的；一份是《锻冶厂》，是总结、交流斗争经验的，只给最主要的骨干看。这两份刊物是油印的，刻蜡板和油印的就是我在六中四分校时的同学、后来在重庆当小学教师的韩村梅（后名为韩柏村，现在武汉）。那时交朋友，主要是谈心，进一步也阅读《新华日报》和进步书籍，也阅读我们自己编的刊物。当时的斗争环境是很艰苦的，和我一起离开学校、一起当学徒、一起在党领导下从事工人工作的张亮同志（原名萧力山），就是在郭家坨五十兵工厂因为看进步书籍被特务盯上后被捕的，他到1945年才被放出来。我自己则是把进步书籍和刻蜡板的工具放到竹床腿里隐藏起来。

我们这部分进步工人，在自己的周围都交了许多朋友，也运用了一些工人群众熟悉的为工人群众服务的形式进行活动，如搞堆金会（把旧的起会改变成为互助性质的）、同乡会、拜姐妹、办伙食等等，来更广泛地联系群众。这种日积月累的细致活动，虽然只是党的活动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却也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里活动的力量。到了土1945年革命的形势进入高潮，在南方局领导下开展的“胡世合事件”斗争中就起到发动广大群众、壮大斗争声势的重要作用。—随后民生机器厂工人也为无理开除工人赵顺阳到重庆市政府去请愿，还为发大水淹死工人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李家坨的工厂和余家背纺织机械厂等单位都进行了许多斗争。

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建立后开展的全市性的大斗争是合理遣散斗争。抗战胜利了，国民党大官们乘着飞机、坐着轮船到从前他们丢掉的地方去“劫收”，丢下为抗战背景离乡、流血流汗的工人，或者有家归不得，或者由于工厂外迁停工而落得失业。这场斗争既是为工人解决还乡和就业等实际问题，也是揭露国民党上层独吞胜利果实而置人民死活于不顾。这场斗争遍及全市各行各业。所以叫合理遣散，是因为有一些工厂是民族资本家办的，也要考虑他们的实际困难。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建立之后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总结几年来重庆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经验，学习在新形势下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指示。那时是把主要骨干分别就近集中在一起，用几天的时间进行总结租学习，刘光、朱语今、张黎群同志分头去和这些骨干见面，一起谈论。虽然时间很短，对大家提高认识却起了很大作用。

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建立之后，面临的形势是众多的从各地到四川来的工人要回到各地去，党也需要为各地开展工人运动和开辟党的工作提供骨干。大部分外地的工人民主工作队员，在党组织的统一安排下，经过转关系，分别到各地，与各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比较多的是到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城市，如到武汉和大冶的就有二、三十人，到南京永利化工厂的就有四、五个人，还有的到了上海和北方的一些城市。不论留在重庆的，还是到各地的，绝大部分民主工作队队员都被发展成了党员。最早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其次是在1945年底和1946年初，还有的是在1947年陆续被吸收入党的。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队员，把重庆抗战中、后期斗争的经验，在各地结合实际加以运用，开创了新的斗争局面，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忆六十年前的武汉地下党

刘实

 

1949年5月16日，武汉人民从蒋介石反动政权的黑暗统治下解放，经过新民主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制度，过上崭新的生活。5月16日，是个划时代的日子，我们应该热烈庆祝。

武汉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获得解放的，中国共产党武汉地下组织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当时在武汉的，还有我部队、解放区党、政组织派来做城市工作的力量，他们对武汉的解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这里介绍的是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武汉地下组织，领导武汉人民反对蒋介石黑暗统治的斗争，捍卫人民的利益。武汉地下党组织，在人民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宣传解放区的各方面情况。武汉地下党组织经过各种斗争培育和锻炼了一批骨干，为解放后开展各方面的工作造就了力量。武汉地下党组织，搜集和研究了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方面的情况，提供给．上级党组织，并为解放武汉和解放后的建设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

由于我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在我军临近市区时，国民党军队就已仓皇逃跑，使武汉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真空时间。我地下党组织早已料到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就把原来按工人、学生、教职员、职业青年等系统组织，改变为按地区组织。考虑到三镇可能不是在同一时间解放，武昌解放会晚一点，就把各系统在武昌的力量统一建立了领导体制。在汉口、汉阳也按地区建立了领导体制广武汉地下党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对国民党政府人员、保安部队、警察做了策反工作，让他们站到人民一边来。在这些工作下，武汉出现了保卫城市、迎接解放，社会秩序井然，人民生活正常的局面。白崇禧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原来有一个恶毒的庞大的破坏计划，除了要把兵工厂设备、电讯设备等运走，把机车从汉口开过江，破坏江汉关码头等等之外，还要炸毁江堤、水淹汉口。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在武汉上下游迅速渡江，由于武汉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进行了各种防护措施，他们除了在江汉关对几艘趸船点燃炸药外，全部破坏计划未能实现。当时，在武昌的三十兵工厂，由于工人对拆卸和装运兵工设备采取怠工拖延的办法，只有少部分设备运离武昌。这个厂的工人，在临近解放时建立了武装纠察队，不仅保卫工厂，还开赴街头，震慑妄图进行捣乱、破坏的敌人。在汉口的武汉电讯局，职工把重要的电讯设备搬进宿舍和其他隐蔽的地方，还组成了拥有武装的职工纠察队，以对付前来进行破坏的国民党军队。这时武汉电讯局的局长已经听从我们的指挥，他的办公室就成了我们保卫城市、渡过真空的指挥部。在江岸机车车辆厂，工人把机车分别开到各处隐蔽起来。工人们还劝告前来破坏的士兵，要他们快跑，不然就跑不掉了。那时，武汉的二厂、学校，都采取了可能的各种防护措施，至于警察局，在我策反工作下，照样执勤，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使武汉在真空时刻没出现混乱现象。

当我人民解放军进到武汉近郊时，武汉地下党就派人与先头部队取得联系，向他们提供了市区的情况，帮助军队顺利入城。武汉解放后，地下党帮助军事管制委员会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与各界人民建立联系，迅速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机构和官僚资本企业，保证绝大部分企业、市政设施正常生产和工作，使人民过着正常的生活。

武汉地下党，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建立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靠什么重建和发展的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靠与人民建立和保持最紧密的联系，靠崇高的理想和高度的奉献精神，靠严密扎实的组织工作。

 

一、与人民建立最紧密的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分别派了曾悖、陈克东、刘实三支力量来到武汉。派我到武汉的是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他告诉我，武汉地下党已经中断了，派你去是开辟工作，重新建党。他给了我两封介绍信，是进步同志写给武汉熟人的，帮助我在武汉落脚。我当时是单身一人来到武汉，一下船，四顾茫茫。我凭着介绍信找到熟人，随后我到处找重庆下来的工人，陆续找到几个，大家搭伙，在汉口江边一家义顺泰桐油行承包了修理锅炉等活计。我们几个人多是钳工和车工，只有一个人干过冷作（铆工），就由他带领大家干起敲敲打打的冷作活计。当时住的是斜矮的楼梯下面的小屋，吃的是凑活做出的极简

单的饭菜，但有了几个人在一起，晚上在通铺上可以议论一些事，就不是势单力孤了。随后，我进入在武圣路的汉昌肥皂厂做修理工，就有了比较稳定的职业。这时，原定从重庆回到武汉一起开展工作的先后来了十几个人，加上早已到大冶电厂工作的张维明、杨福潮等三、四个人，一共有二十来个人。这其中有两人是中共党员，就是张维明和邓祥，其余十多名是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的队员，是抗日战争一胜利，把一直接受党的领导的进步工人组成的外围组织的成员。有了这些同志，加上新结识的朋友，我们就在江岸机车车辆厂、一纱厂（后来改为国棉六厂）、下新河电厂、联勤总部被服总厂、三十兵工厂、海军工厂等单位有了进步力量。这些同志就在周围结交朋友，逐步影响他们觉悟起来，并且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组织工人开展斗争，保护工人的利益，逐步扩大斗争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教师中、店员中、职员中也逐步开展了发展进步力量的工作。

1947年，武汉大学发生“六一事件”，学生运动掀起高潮。武汉大学学生中，有在四川发展的两名党员，即工一平（王尔杰）、赵梦兰，他们和进步学生一起，是斗争的核心。但这两位党员关系还没有交到武汉地下党组织，武汉的三支力量也还没有汇合。当时我想怎么和武汉大学生建立联系，就用邓祥同志出卖父亲留下的房子的钱，在武人所在地珞珈山开了一个饭馆，名为珞虹餐厅，由在武汉行辕工作的刘锦做经理，由邓祖安、李平直接做餐厅工作。这个餐厅没有起什么作用，待两位党员关系交到武汉地下党组织后就停业了。

到1947年秋，我们已经能够在工人中发动和组织大规模的斗争了。1947年11月7日，汉口联勤总部被服总厂工人，因为反对侮辱工人和要求增加工资到武汉行辕去请愿，厂警竟向工人开枪，当场两位工人被枪杀。那时，我们在这个厂工作的有党员张彦，有进步工人傅言法（他随后被发展为党员，又名李啟新，武汉地下党派他代表武汉工人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他们周围还有一些朋友。当时联系这个厂工作的邓祥同志和我一起商量，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进一步发动工人群众开展斗争。张彦、傅言法同志经过工作，在被服总厂建立了“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员会”，设灵堂，举行悼念活动，并印发告全

市人民书，向武汉军政当局提出了严惩凶手等项要求。同时，我们发动武汉各厂工人前往吊祭，送挽联，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声势十分浩大。终于，迫使国民党联勤总部派出少将参议前来祭奠，武汉警备司令也不得不到厂祭奠，并将被服总厂厂长撤职，惩办厂警队的负责人，还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一些其他条件。在斗争取得胜利后，工人举行了出丧大游行（也称摇龙送葬）。据当时了解，沿途围观群众有十多万人。这就是武汉工运史上有名的“一一、七血案斗争”。

 

二、崇高的理想和高度的献身精神

我到武汉不久，南方局青年组就把刘绵，杨蕴、姜一林、张瑾格四人的进步群众关系转到我这里。这四位是重庆和西北的大学生；响应我党号召，前往中原解放区，支援解放区的建设。到武汉后，国民党军队封锁了通往解放区的道路，他们就留在武汉工作。这四位同志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都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我这里只就刘绵和张瑾格两位同志所做的工作，做一些简要的叙述。

刘绵同志是陕西人，父亲曾担任过国民党较高职位的官员。刘绵在读书中受到进步影响而向往革命。他留在武汉后就利用父亲好友的关系而进入武汉行辕，掌管机要文件收发的盖印工作。于是，他那里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简短的情报他就记在脑子里，长的他就想尽办法抄录下来。这只要被发现，就绝无生路，但为了革命的需要，刘绵同志绝无畏惧。他把这些可贵的情报交到我手上，再由我根据情况加以处理。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进攻我中原军区的军事部署，也经过刘绵落入我们手中。那时，我还没有和曾悼、陈克东同志汇合，如何将这份重要情报送到上级党组织或交到正在被围困的中原军区，成了一个大问题。事关重大，真是急人。我与以做生意为掩护的岳健中同志商议，他又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陈枫同志商议，终于下定决心，由岳健中同志只身冒险送入中原军区。之后，与驻在汉口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我方代表就近建立了联系。后来的材料证明，国民党进攻中原军区军事部署的情报，对中原军区突围是很有帮助的。刘绵同志在1947年底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后来离开了武汉行辕，参加了在湖南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

张瑾格同志是一位教授的女儿，受到进步影响后决心进入解放区。当决定留在武汉后，她曾在市立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我们女工工作薄弱，征求她的意见，是否愿意去做女工，从事女工工作。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于是，她断绝了往日的熟人，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到一纱厂做女工。张瑾格同志个性爽朗，意志坚强。到一纱厂后，住在租下的一间阴暗小屋里，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很少有休息天，碰到休息的时候还要与组织上联系，与进步女工一起研究工作，与普通女工交朋友。生活十分艰苦，身体受到很大劳损。这与她后来长期患病有很大关系。她在女工中发展了进步力量，和别的同志一起为改善工人生活组织过怠工（当时称为摇班）和罢工斗争。她后来和武汉地下市委领导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邓祥同志结了婚，现在是拄着双拐行动的老人。

那时，广大党员和进步群众，都是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只要党的事业需要，就一往无前，义无反顾。这里只是举两位同志的事例反映那时为实现理想而献身的精神。

 

三、严密扎实的组织工作

中共南方局派到武汉的三支力量，开始是分头进行活动的，到1947年夏开始汇合。1947年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由曾惇、李声簧、陈克东、刘实为委员，曾任书记。在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下建立武汉市工作委员会，由刘实、杜子才、王一平为委员，刘实任书记。当时，经常碰面研究工作的是曾惇、陈克东、刘实三人。曾悖同志领导全面工作，侧重抓统一战线工作。陈克东同志负责联系沙市、宜昌的工作，同时担任交通、经费等工作。刘实负责武汉的王运、学运、教职员等工作，联系黄石工矿区的工作。1948年春以后，上级组织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做好武汉市的工作，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就不复存在。这时，先后由上海、北平、天津来了一些学生骨干帮助开展学运和职业青年的工作。到1948年夏，上级组织派来江浩然、张文澄来武汉参加领导工作，随后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员会，曾悖、江浩然、张文澄、陈克东、刘实为委员，曾惇、江浩然、张文澄为常委，曾惇任书记。

在曾悖、陈克东、刘实未汇合前，是分头与南方局保持联系的。武汉的三支力量汇合后，就统一与上海局联系。后来，又与设在香港的南方局联系。南方局与我们联系的是组织部部长钱瑛同志，她不苟言笑，待人诚恳亲切，我们都称她为钱大姐。解放后她任设在武汉的中南局组织部长，后来到北京任监察部部长。

武汉地下党从1947年夏开始发展党员。发展对象都经过较长时间党的教育，经过斗争的考验，经过认真的政治审查，才个别的吸收入党。到1949年初，发展了500多名党员。这时，我们面对十分艰巨的迎接解放的任务，只靠已经发展的党员是难以胜任的。但在胜利的形势下·，发展党员应该更加严肃认真，于是决定把具备一定条件的进步分子发展成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以壮大党的力量。武汉地下市委先后在各界建立了十四个外围组织，到解放前发展了两千多名外围组织成员。五百多名党员，两千多名外围组织成员，周围都联系了许多群众，在迎接解放的宏伟而又繁重的工作中，在解放初期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上，在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上，都发挥了坚强的骨干作用。

(根据过去写的材料增删修改写成，完稿于2009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