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潮汕地区的中华传统文化保留得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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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前卒
因为潮汕贫富差距大，宗族势力强，少数“乡贤”把持基层，形成了类似传统士绅社会的结构，所以“营老爷”、拜宗祠、老人政治、歧视女性等所谓的“传统文化”有存在的土壤，从中受益的“乡贤”则是发动相关集体活动的组织核心。
进一步说，潮汕富豪多、“乡贤”多，宗族势力多，基层矛盾多，直接导致征地阻力大、基础设施落后，政府财力薄弱，难以搭建完整产业链，经济发展缓慢。虽然潮汕很靠近珠三角的发达经济圈，本身地理环境也不错，在80年代也得到了全国最优惠的发展政策，但经济在广东省是倒数的，和那些不沿海的山区同列，所以未能通过经济发展打破传统的基层格局。
在这个客观条件下，潮汕大多数人口相对贫困化，文化上被少数“乡贤”主导，经济上往往依附于少数黑白通吃的大佬搞违法产业，这反过来又固化了宗族力量和潜规则，用恶性循环给“传统文化”提供了长期存在的依托。
具体而言，首先请看潮汕的地理位置：
广州——香港右上的汕尾、揭阳、汕头、潮州就是常说的潮汕地区。汕尾市又称海陆丰。
这一带的相对地理位置不用说了，那么自身发展条件如何呢？
从地理条件来看，潮汕地区固然没有珠三角的天然禀赋，但也不是穷山恶水，拥有广阔的沿海平原与通海航道，和封闭的粤北、粤西山区有明显区别。实际上，潮汕平原是广东省第二大平原，韩江是广东省仅次于珠江的第二大河，和榕江、练江都可以通航。恩格斯导师就曾经垂涎过汕头的商业价值，认为汕头的地理位置仅次于广州上海牛庄这几个大河入海口，至今还被汕头拿来当招牌：
从政策来看，汕头是中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和开放口岸，而且和后面的经济特区建立时间拉开了明显差距，潮汕本来有机会和深圳、珠海、厦门一样成为工业重镇，而不仅仅是吃政策搞商业投机。
1、1980.08.26 广东省 深圳经济特区
2、1980.08.26 广东省 珠海经济特区
3、1980.10.07 福建省 厦门经济特区
4、1981.10.16 广东省 汕头经济特区
5、1988.04.13 海南省 海南经济特区
然而，潮汕地区的宗族势力和海贸传统营造了一批富豪，从属于这些富豪的二级富人开始也借着海贸传统赚了一些钱，但并没有移居外地，反而非常喜欢插手家乡事务，顺便从把持基层政权中发财，和前些年的山西煤老板颇有几分相似。客观地说，由于政策好，劳动力性价比高，小范围内有宗族势力协调发展，潮汕在80年代的发展还是凑合的。但是一旦低水平工业普及完毕，需要上大项目，拉长产业链合作，规划新的产业区或是修建大型基础设施，宗族势力和其间的矛盾就成了经济发展的阻碍。征地成本、同业矛盾、大佬吃干股、黑社会敲诈……都明显提高了产业升级的制度成本。甚至只要超出村镇的范围，宗族势力连垃圾处理这种基本公共事务都无法处理。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潮汕地区城市竞争力综合比较
“重症”练江：五味药治污疗效渐显
没有清洁的垃圾处理渠道，造成了一些地方“垃圾围村”。记者驱车在练江流域走访，经常在镇域交界和荒无人烟处撞见满地垃圾，苍蝇横飞，有的甚至占据了省道的半壁江山，且当场焚烧。在当地一些政府官员看来，只有环保洁净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才能最终解决垃圾“出路”问题。
清污，成了治理练江的第一步，百河千沟万渠的整治行动陆续拉开帷幕，但也遇到不小阻力，一位基层干部感触颇深：“潮汕人讲究风水，有一个村庄将水泥船沉到水里，意思是视水为财源，要截留下来兴旺本村，挖掉它的时候村民意见就很大。”
既然产业升级无望，本地资本迅速捡起了前辈的投机生意，在90年代制造了中国迄今为止的第一税案。由于本地宗族势力和黑社会勾结，没有武警卫队，中央工作组根本不敢迈入潮汕半步：
潮汕“共和国第一税案”内幕大披露
粤东骗税大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金额最大、作案最为疯狂、涉案人员最多的世纪税案。到现在为止，该案已有3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19人被处极刑。初步查实，犯罪分子虚开增值税金额达323亿元，骗税42亿元。粤东骗税大案虚开金额是金华税案的6倍，涉税犯罪团伙约150个。
……自1981年成立经济特区以来，汕头的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但近年也出现了不少大案要案，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猖獗，尤其是利用增值税发票犯罪，更是扰乱了汕头以至国家的经济秩序。去年8月7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确定成立打击出口骗税领导小组(简称“807”工作组)。此后，国务院领导致电武警部队，要求配合工作组的工作并确保其驻地的绝对安全。武警汕头支队受领了这个艰巨而又特殊的任务。
…… “807”工作组进驻汕头调查这一特大税案并非没有后顾之忧。潮汕地区一度社会形势复杂，经济犯罪丛生，人情关系错综。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展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行动，要想保密安全，难度是相当大的。工作组尚未进驻，就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汕头迎宾馆某幢楼着火。一时间，谣言满天飞，说什么涉案人员背景复杂，大火就是冲着工作组来的，等等。乌云笼罩在工作组成员的心头。
为了保证“807”工作组安全，武警汕头支队支队长吴庭富和政委李远明立即赶往“807”工作组驻地汕头迎宾花园勘察地形。他们根据实地情况，反复地推敲、论证，最终确定采取“严控大门，扼守要害，辅以游动”的方法，做到“三定、三明确”即：定人明确职责、定位明确任务、定标准明确要求。周密的前期工作确保了工作组万无一失。8月22日，国务院“807”工作组近400余人的庞大队伍进驻汕头迎宾花园。
……吴庭富说，为了防止通风报信和走漏风声，这些武警战士都经过特别挑选，凡是潮汕籍的战士都不得参与行动，两次大行动武警支队50多名潮汕籍的士兵都没有参与。行动开始前，所有参与行动的官兵的通讯工具全部收缴，用塑料袋装起来。行动前，除了事先踩点带路的公安，没有人知道行动的目的地和抓捕对象。原潮阳市国税局局长林伟琏是这次抓捕行动中涉案的官员，也是最有可能被通风报信的对象。但在严格的规定下，抓捕过程却很顺利。抓捕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的林伟琏还在床上睡觉。当武警战士破门而入的时候，他口头上虽然答应跟随回去，但突然又一侧身，想从后门溜走，在二楼布控的战士马上从楼上跳下，将他拿下。
除了骗税外，潮汕地区也是走私和洗钱重镇，甚至能把到中央任职的潮汕人都动员起来：
“8・15”广东汕头特大走私案：
郑、黄、连三人籍贯均在广东省汕头市，其中郑黄分别为潮阳区金浦镇和铜盂镇，连为潮南区司马浦镇。三镇由练江串成一线，铜盂镇居中，与司马浦镇毗邻。同乡证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连卓钊就分别与郑黄二人相识。
……郑少东自1980年起从警，历任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常务副厅长，录得“少帅厅长”之名。在同事看来，其芥拾青紫，帷薄不修。2005年4月，郑升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并兼任经侦局长，以000010警号在公安部领导中排名第十，副部级。2006年6月，其辖下的公安部经侦局北京直属总队成立专案组，查办鹏润家园涉嫌虚假按揭贷款问题。专案组组长系两月前刚挂职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的山东人相怀珠。
……汕头人郑少东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亦为“8·15”专案组副组长，负责追逃工作。连卓钊、郭奕忠虽非主脑，却已深度卷入。郭奕忠与唐逸刚集团有关联，在汕头关埠港码头涉嫌从事走私活动。司法材料称，2001年下半年，海关总署缉私局准备找郭奕忠调查，郭请托郑少东给予帮助，获得后者应允。
……2000年7月，中央纪委办案人员在汕头查案时在所住宾馆意外身亡，一同被烧毁的还有案卷材料。调查一年无果，高层震怒。次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批示，由公安部、海关总署和广东省公安厅联合成立的“8·15”专案组进驻潮汕地区，首要打击对象正是唐逸刚、黄丕通、许鹏雁和董明光四大走私集团。继厦门赖昌星案后，又一起震动朝野的走私案件由此启幕。
……“郑少东是内地公安系统的高级领导，打击赌博、地下钱庄方面的事都归他管，送钱送物是为寻求保护。”连卓钊在供述中解释，自己长期在港澳开设赌场，赌客与赌资大都来自内地，无论人员还是资金的走向都涉嫌违法，难免要与公安打交道。
广东陆丰万人倒卖“洋垃圾”服装 20年难禁绝
清晨6点，在广东省陆丰市碣石镇双莲市场周边的小巷里，一间挨一间的民房拉开了铁闸，准备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二手服装零售商。每道铁闸背后都是一家集居住、加工、售卖功能于一身的“三合一”门店。各家门店分工非常细致，短裙、毛衣、外套、皮草，每家店几乎只卖一个品类。店主直言不讳称，这些主要是从日本、韩国等地“进口”的旧服装。
记者调查发现，境外旧服装流入我国市场大致可分为走私入境、转运、加工、销售等几个环节，一般由不同团伙分别经营且单线联系。近年来，在执法部门持续高压打击下，洋垃圾服装的走私运输路线更加多变，除了传统上直接海运至集散地广东陆丰碣石镇外，还存在“越南－东兴－广州－陆丰”“香港－深圳(惠州)－陆丰”“越南－福建－陆丰”等跨区域线路，链条长，证据链闭合难度大，查处困难。
当然，最要命的是制毒贩毒。2013年，国家动员3000多人，足足一个旅的兵力，加上水上快艇，空中直升机，合成化作战才拿下一个制毒村。很难想象这竟然是在深圳100多公里外的沿海地区：
广东陆丰清缴毒贩上千警力出动 陆丰冰毒产量超全国三成
初步统计发现，59名涉毒逃犯的户籍地址都来自同一个地区——广东省陆丰市。其中，来自陆丰市甲西镇的一共有40人，占比近七成。所有逃犯均为男性，一共有4名90后，年龄最小的仅18岁；年龄最大的是一年近七旬的老翁。立案单位均为陆丰市公安局，即案发地都在陆丰。
在20名A类通缉犯中，来自甲西镇的最多，有11人，来自甲子镇的有5人。60后、70后逃犯共13人，占65%。年龄最小的是1990年出生的蔡永贵，年龄最大的是1953年出生的蔡创。
广东陆丰市原公安局局长陈宇铿受贿后私放毒贩
检察机关指控，2011年8月12日，陆丰市公安局抓获了涉嫌窝藏毒赃的林雄和涉嫌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蔡文雄。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前，经看守所体检健康状况符合关押条件。
然而，时任陆丰公安局局长的陈宇铿，分别接受吴俊强及许映坤的请托，为林雄、蔡文雄提供虚假的体检病历并办理取保候审，致使二人脱离司法机关侦控。
这背后就是潮汕强大的宗族力量和黑社会潜规则：
制毒第一村背后：不容忽视的宗族黑帮化
陆丰地区的制毒贩毒其实有一定年头了，1999年和2011年就两次被国家禁毒委挂牌重点督办毒品问题，是全国乃至全球制贩冰毒最严重的地区。最近3年来，陆丰制造的冰毒在全国查缉的冰毒份额中飙升，从14%到16%，再到33.4%，目前已经超过40%，来自汕尾陆丰的冰毒，已销往全国除西藏地区所有省份和海外。而近两年，由于“产量实在太高”，甚至远超需求增速，致使冰毒价格一直下降。随着2013年下半年陆丰地区的冰毒产量直线上升，冰毒的价格从25万元/公斤降到2～3万元/公斤。
单看2013年12月29日这次“清剿”涉毒严重的“第一大村”陆丰市博社村的行动，就摧毁了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77个制毒工厂，抓捕嫌疑人182名，缴获冰毒近3吨、K粉260公斤、制毒原料23吨。
警察一进村，村里两三百辆摩托车就会团团围住，村里的路上会放下钉板，楼上砸石头。村民手里有仿制枪支，甚至还有AK-47、土制手雷、弓弩等杀伤性武器，还可能使用盐酸、硫酸从高处撒下。村内不但油、电、水全部自给自足，甚至还有自己的炸药制造点。
在陆丰，博社村是最突出的，但这样的制贩毒“堡垒村”并不只一个。在陆丰“三甲地区”，西山、上堆、濠头、大陂、建宁等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尽管此次行动声势浩大，战果也颇丰，但根据禁毒局的说法也只是“撞开了冰山一角。”
在博社村，参与制贩毒的蔡姓宗族成员实际上已成一个“帮会组织”，拥有自己的武装，敢于暴力抗法。而这个凝聚于亲缘和利益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很有效。2013年，广东省公安厅悬赏通缉涉毒人员，博社村有37人被网上追逃，而其中的18人竟就躲藏在村子里，从未离开。
此外，部分人员还利用手中的资源和在宗亲中的地位，顺利的把持了当地公务职位，成为了整个制贩毒组织的“保护伞”。“毒村”原书记蔡东家在当地的影响力可以算是数一数二，根据禁毒人员回忆，过去警方进村抓捕涉毒人员，屡次遭到村民阻扰甚至是围攻，一旦出现这种，蔡东家就会出面，振臂一呼，吆喝几句，这些前往阻扰警方办案的村民都自行散去。
而且蔡东家利用自己汕尾市人大代表、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收集警方侦破毒品案件的信息，在警方行动前通知重要人员潜逃。还通过行贿办案人员的方式，帮一些被捕毒贩逃离法律制裁。蔡东家的堂弟蔡良火则是博社村制贩毒的“开山元老”。此外，博社村党支部副书记蔡汉武，行动当天警方也从其家中搜出冰毒350公斤。而在围剿博社村行动以前，当地就已查处10宗涉毒违法违纪案件，牵涉21名党政工作人员，包括3名派出所所长和部分民警，21人中已有7人被“双规”。行动中，为了防止包庇，根据央视在最近节目中的披露，陆丰扫毒时的警员大多也从外地调配。
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非法产业谋取利润——黑白通吃的大佬把持地方——正常基础设施建设无法进行——产业升级停滞——非法产业获得廉价劳动力——地下大佬地位日益巩固。到了2016年的今天，潮汕地区几乎成了中国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区，一方面李嘉诚、马化腾、谢国民、黄光裕等超级富豪都是潮汕人，另一方面潮汕经济在全省要倒着数，在整个沿海地区也是落后地区：
2015年数据，潮汕不仅沿海都是绿色，还把相邻的内陆地区都变成了广东省少有的深绿色
（河源地区深绿色有自然原因，参见：为什么意大利北部主要城市并不位于波河下游？ ）
潮汕缘何能够产生75个身价20亿以上的大富豪？
2015年全国GDP排名，汕头是潮汕地区唯一没有跌出100名的城市——它正好排第100名。
其他潮汕地区多个市县均发展滞后，排名不忍直视。但是与此同时，胡润百富榜里，潮汕四市(汕头、潮州、揭阳、汕尾)身价超过20亿的富豪名单，全榜共有75个(及家族)，总财富达7478亿元，约等同于潮汕四市2014年GDP的1.46倍。让围观群众很费解。
点击看2014年大图，潮汕是极少数深绿色沿海地区和唯一的蓝色沿海地区
甚至，这个月，海陆丰还为自己争取到了国家级的扶贫政策……
富豪多，总体穷困，地方实权被少数人把持。古代士绅也是在类似的社会结构中打造“上智下愚”的社会的，喜欢用所谓的传统文化来营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为少数大佬的权力网络打造合法性。如果放在1000年前，似乎也的确没有更好的社会制度可以取代他，但放到今天，这就是典型的反动封建力量。潮汕这种黑白结合的统治艺术溢出到本土之外，有个典型的案例就是香港的新义安社团（潮汕地区古名义安郡）。具体作风请看港片。
当然，从真正传统主流文化的视角来看，除了男尊女卑，乡贤理事等模式可以被承认是“传统”外，其潮汕特有的的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典型的“淫祀”
游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新山和潮汕地区为主的分析
文天祥的孙子创祖下埔村后，开枝散叶，至清代又出了一位功臣，叫文殿佐。文殿佐平定山贼有功，在他死后，因为没有官职，但他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就封他在一个庙里为神……如潮安县凤塘镇鹤陇村村民信奉的“感天大帝”，其实是战国时期的晋国忠臣介子推……
在乡镇游神活动中，潮州卧石乡的游“三山国王”的声势比较大。三山国王是潮汕地区常见的神袛。每年的正月初九，乡民便将庙中的“大王爷”等六尊木雕偶像抬出来，初十全乡家家户户摆牲祭祀，焚香烧元宝。到了十一日，便将神像送回庙中。送回神像时，有的人将神像夹在腋下，有的人将其扛在肩上，还要故意让神像相碰撞。游行结束时，将神像集中在空旷的地方，抱着神像狠狠一摔，这叫“舂老爷”。有的地方，甚至用草绳子套住偶像的脖子在地上“五马分尸”。这种方式，潮州俗语叫做：“卧石老爷(神)愈食愈惊”。据说是能够把神像弄得越破越烂，则来年的运气越兴旺。只要游神后把神像修补完整就行了。
这种文化不要说现在，就在真正的传统农业社会，主流文人也看不下去……
明清潮汕僧人住持祠庙现象剖析
潮阳大忠祠和东岩真武阁晚明即为僧人所住持，东岩真武阁为最早，始于天启元年（1621），这恰好与圆澄所揭示的现象的时间相符；而关帝大圣庙、樟林火帝庙则晚至光绪年间，说明白晚明至清末，潮汕僧人住持祠庙是非常普遍的。
清雍正年间潮阳县令蓝鼎元（1680—1733），一个“少时以文章经济自命，晚年一意濂洛关闽之学，辟异端，斥佛老”的程朱理学信徒，到任后一日游潮阳大忠祠，见祭祀文天祥的大忠祠由僧人住持时，就一肚子火了，进得庙门，迎面见到的竟然是佛像堂皇，忍着火气转头问吏：“此祀文丞相，佛何为者?”吏言：“丞相在佛座后。”就不由得大怒：“僧可杖也!汝潜移佛像踞忠臣宅，是陷佛于不道也。且春秋有司致礼，俎豆以羊豕，佛其安坐而飨之乎?”即刻命人撤去佛像，移文丞相像于中堂。
重口味的可以看这里，我就不贴图了：盘点潮汕各地奇葩营老爷方式
揭阳县蓝田都有一半山区村落，过去有一习俗，就是正月营“花公妈”的最后一晚，便朝着老爷偶像猛泼粪便，使神像、轿子连同抬轿者，都粪便淋漓，臭气难闻。当晚，凡花公花妈必经之处，家家户户门口都准备一大桶粪便，一支大木勺，等花公花妈经过时，向神像猛力浇泼。
……正月廿七潮南区胪岗镇胪溪乡营老爷，因为规定不能有女的出现，但是潮汕地区大多是美女抬标旗，于是在队伍中出现了这么一群穿丝袜、戴文胸、穿靴子、有喉结有胸部、浓妆艳抹风情万种的伪娘，这可真是潮汕地区游神的一大奇景！不忍直视啊！
……每次游神接近尾声,为争取第一个把神明请回本姓庙中,谁先走是关键,认为只有势力强大宗族的神明才有优先权，王、谢两姓双方经常争执不下。有一年在好事者的煽动下,两姓终于打架械斗。宗族观念在这时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使亲戚在械斗中也六亲不认。在这次械斗中,使用扁担木棒、锄头刀斧,乱丢石块、砖头,冲突后双方都有人受伤
……相传以前陈厝陇和翁厝联合“营”老爷，两支队伍在村交界处分手时。当时盛行着一种“互扔石头”的习俗，即两村的村民拿石头互扔对方，据说这样做会使自己的霉运飞向对方，从而使自己兴旺发达。这种习俗使得每年都或多或少有人受伤，但因受伤的是平民百姓，习俗还是得以继续盛行。
总之，潮汕地区的许多民间行为，说是“传统”，如果限于地方的话，不是不可以；说是“文化”，从广义的人类学角度也凑合，但如果说是“中华传统文化”，我觉得大多数古代文化人是不会认的。至于为什么之所以潮汕地区保留这样独特的习俗，我认为客观原因是当地的宗族“长老”和违法产业的“精英”需要这些东西，用来掩饰自己的剥削和违法行为。平民则因为穷困和缺乏现代生活方式而被动跟随。山西煤矿主喜欢修庙、热衷于搞同乡会、修族谱；沙特石油贵族宣扬原教旨主义宗教，这和潮汕的“传统文化”是一回事。
当然，除了歧视女性、宗族械斗、和黑社会结合等方面之外，我对其他的潮汕文化现象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感，毕竟表面上看还没有非常严重的强迫行为。如果政府能重手击碎潮汕地区的基层宗族势力，扫除违法产业，建立真正的现代治理体系，我相信潮汕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很快会向其他沿海地区看齐，不再保留如此之多的“独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