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A按：原标题【拯救世界经济，“中医”高呼一声：我来了】，该文作者：林左鸣 ，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原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中航工业”（已经过腾讯认证），小编表示无力吐槽，特转载全文，供大家欣赏。让我们感受下党国心腹的日常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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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IwNTAyOQ==&mid=411678192&idx=1&sn=1d430992e9921fa28fecfa4ba22dba9b&scene=1&srcid=0410VStJWEt1JTFxFAyo160T#rd”

 

编者按

“阴阳五行”是一个道术兼收并蓄的哲学科学体系。“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与宏观经济活动中的“大众消费、金融、市场投资、外贸出口、公共投资和消费”这五个重要环节的内涵有着十分契合的对应关系；并且可以抽象归纳为五种类型的广义经济消费。这两者中的诸要素（环节）均遵循“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运行规律。在宏观经济的把控和驾驭过程中，只要充分理解并科学运用“生克制化、乘侮胜复”的“五行”规律，就能使其五个重要环节始终处于合理的平衡状态并健康发展。以“阴阳五行”理论观并应用于宏观经济的研究和实践，应该可以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阴阳五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既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又揭示了事物进化发展的规律。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人类历史上首先提出了“阴阳”概念。将阴理解为信息态，阳为物质态，则这就是最早承认存在自然信息的彻底唯物主义的宇宙观。“阴阳五行”理论开创了中华民族特色的意象思维方法，它既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但又不仅限于形而上的思辨。古代以来，不但在天文、地理、农业、医学和工程等自然科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甚至对政治、兵法乃至文化艺术等社会科学领域也多有影响，并且作为道德准则来遵循。《尚书》在《甘誓》这一篇中记载，违背五行规律（“威侮五行”）应该作为奉天意讨伐消灭的理由（“天用剿绝其命”）^[1]。由此可见，“阴阳五行”自古代以来，就是中华文明所尊崇的一个最具根本性的科学规律和社会道德准则。“阴阳五行”是一个道术兼收并蓄的哲学科学体系，并且在诸多领域的应用中，体现出了纲领性导向的重要特征。其理论博大精深，是描述和指导人类历史文明进化的最重要哲学科学理论体系。然而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科学体系，却鲜有在经济领域中应用。本文试图以“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来描述和解析宏观经济活动规律，从而填补“阴阳五行”理论在经济领域方面应用的空白。

 

一、“阴阳五行”理论于宏观经济研究中的意义

 

《周易》系辞中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2]。在我国远古，从伏羲作出先天八卦图腾，及出现河图洛书开始，就确立了阴阳的概念，并指出这样的阴阳转化规律是宇宙运动发展的大道。伏羲提出的先天八卦，是一个严谨周密的理论模型，既有二进制数学的定量描述，又有对立统一两种态势转化的趋势性描述。也许，当年伏羲的这个旷世稀有的模型，一开始仅仅是用来描述天文规律的，但是随着周文王姬昌提出后天八卦以后，天人合一的理念被确立起来，以阴阳变化为核心的理论成了一个全息性的理论体系和模型；八卦和隐于先天八卦模型中的第九卦介卦（人）^[3]结合后生生不息，推演出六十四卦，并开始被应用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关的一些重要领域。

 

如果说“阴阳”是“阴阳五行”哲学科学体系的总纲，它反映了事物均有阴与阳两个元素所构成，这两种要素存在着对立，互根（相互依存）、消长和转化的运动规律，这是一种辩证的相互关系，阴阳在辩证运动中共为一种状态。那么“五行”就是“阴阳五行”这个科学哲学体系的最基本分目，它在“阴阳”的框架之下，进一步将事物发展运动变化的状况，细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种要素。《尚书》在《洪范》一篇对“五行”作了形象的描述，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根据这样的特性，“五行”在实际应用中演化出了重要的“生克制化”和“乘侮胜复”的规律，并且以这“五行”的“相生相克”和“相乘相侮”规律清晰地揭示了容介态的理念。

 

特别是“阴阳五行”的理论始终以变化运动着的象态来把握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和西方的科学体系只关注物态的思维是大为不同的。近代西方的哲学思维受牛顿力学体系机械唯物论的逻辑影响，在关注具体物态的基础上，力图描述出事物定量的线性变化趋势；而中国的“阴阳五行”意象思维，则立足于全局综合辩证的把握，注重事物的象态特征，有效地了解事物相辅相成及突变转化的内在关系。而在这方面，西方直到量子力学诞生后，才开始由见物不见态的思维窠臼中逐步跳出来。可以这么说，“阴阳五行”的意象思维及理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破除了只见物、不见态的谬误，创立了事物在运动变化中以态而生存发展的重要观点，在世界科学、哲学史上确属难能可贵。

 

以“阴阳五行”的应用而言，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医。由于“阴阳五行”与周易理论有着紧密联系，自古以来就有“医易相通”之说。而且“阴阳五行”在中医的应用中，以“木火土金水”对应解析人体的脏腑经络，推演判断人与生活环境以及气候变化条件互动，并且给出了专门的术语进行描述。比如以“生、长、化、收、藏”来表示“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实际上“五行”之间相生就是容介进化，相克则是容介退化。例如“火”这个要素的进化发展，如果不容纳入“木”的信息介质是形不成“火”的进化发展的。在阴阳“五行”理论体系中，任何要素之间都不是孤立存在，都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

 

我们把这样一种辩证的意象思维理念，如果应用于宏观经济研究当中，显然强于机械唯物论逻辑的作用。西方的经济学在机械唯物论的逻辑指引下，不得不大量借用数学工具对经济活动进行描述，这在早期的研究中是有作用的，但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尤其是随着经济活动中，虚拟价值的大量出现，并且虚拟价值大幅超过实物价值以后，数学工具在描述这样的活动中，逐渐显得力不从心，越来越难以胜任。因此，张维迎在新著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现在很多人做经济学研究，你问他为什么那么假设，他说不这样假设数学上没法处理。这就是本末倒置，削足适履。数学固然要用，但使用数学是为了研究经济学，而不是为了让经济学去迎合数学。经济学要真正进步，一定不能被数学所束缚。”^[4]当数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研究已经出现明显局限性时，我们非常有必要从祖国传统文化宝库中找回有效的哲学科学理论工具，而这正是“阴阳五行”的哲学科学理论体系。

 

二、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五个环节及其与“五行”的对应关系

 

何为经济，古今中外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和定义，但绝大部分研究者的认识，都把关注点置于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等环节，而忽视了人之所以需要进行经济活动，归根到底是为了自己消费，而并非其它什么别的目的。比如有不少的观点认为，经济活动就是人们为了创造财富进行合作，或者进行交易等。实际上最初始的经济行为未必需要两个人以上的合作，也未必一定要交易，更不存在凌驾众人之上的所谓资源（财富）的分配等等。

 

例如，在上古时代的原始人类，一觉睡醒之后出去觅食，满山的瓜果，肚子饿了摘来就往嘴里塞，既不需要与别人合作，也不必和别人交易，更轮不到别人对自己摘到的瓜果作安排。所以经济活动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要素是人的消费。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5]经济学最需要研究的就是人们的消费，除此便是舍本求末，不得要领。其实人的消费是很弹性的，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食物多时吃饱点，食物少时少吃点，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状态。所以人的基本消费，往往是能屈能伸的，这一点很像“五行”中“木”的秉性。

 

假如上古时代有一个人生活在某个山头上，这个人在北山坡葡萄挂果成熟的时节外出觅食时，通常不会摘下一颗葡萄吃一颗，应该是把一串葡萄一起摘下来，当然也不需要蹲在葡萄树藤下吃，可以把一大串都带回所住的山洞里，慢慢品尝享受。当这个人吃了大半串葡萄以后，肚子吃饱了，不会把剩下的扔了，可以晒干储存起来，肚子饿了再吃。这时储蓄的经济活动出现了，储蓄财富是今天金融活动的最原始基因。

 

当储蓄葡萄的人所储蓄的葡萄干越来越多，发现隔壁山洞的另一个人却储蓄了很多生长于南山坡的柿子晒成的柿子饼，于是就可能萌发了用葡萄干交换个柿子饼来尝尝鲜的想法和行为，这种情况下交易活动才出现。可见交易的基础是自己消费后仍有剩余，并储蓄起来后才可能发生。如果说储蓄是最基本、最原始的金融活动，那么交易活动是在金融活动之后，或者说交易活动是金融活动之后的从属行为。今天，金融活动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了，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金融是继自然人消费之后整个社会经济所共同需要的一种消费。很长一段时间来，经济学一直是把交易作为经济活动的重点来研究，但如果由此而忽视了消费这个最先与人发生关系的环节的话，则就确实很值得商榷了。

 

不过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消费有节余之后，所生成的重要经济活动环节是储蓄，即最基本的金融活动发生了，这个金融活动是由个人消费生成的，所以它符合“五行”中由“木”所生的“火”这个要素的生成条件，并且金融的属性在经济活动中确也有升腾向上的特质，可以说与“五行”中的“火”属性很一致。

 

当然交易活动的出现也是很重要的。交易活动出现后使人类明白了，自己只要专注于一心一意摘葡萄晒葡萄干，或一心一意摘柿子晒柿饼，然后再通过交易就可以同时吃到柿子和葡萄，也就是说交易的出现形成了市场。市场能够互通有无，配置资源。人类最早的配置资源是自发的市场经济，而并非凌驾于这两人之上的计划经济。有了市场，通过交易可以使人类只从事获得某一种食物的工作，却能够两种以上的美食都享受到。当人们专注于更高效率地获得某一种食物时，这个时候生产性的投入就发生了。这种投入是因市场而生，也可以称之为源于市场的生产性投入，这样的生产就是商业生产。生产活动的结果可以实现更多的储蓄，并且以所储蓄的东西通过市场去换取自己需要的其他东西，便是市场性投入的商业生产诞生的缘故。今天我们所定义的商业生产是由企业来承担的，商业生产的投资也就是市场（企业）投资。

 

如果我们假定这两个山洞不是住着两个人，而是住着两家人，每个家庭类似于一个企业，那么一个家庭（企业）投入全部精力去摘葡萄，另一个家庭（企业）投入全部精力去摘柿子，这样的投入就是企业（或市场性的）投入。换成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有了金融活动出现之后，必然会出现市场（企业）的投资。所以在经济活动中，当个人消费和金融这两个环节出现之后，就会出现市场（企业）投资的环节。而这个市场（企业）投资环节是由金融发展后催生出来的，所以这个环节可以对应“五行”中由“火”所生出的“土”。在“五行”中，“土”有承载万物和耕耘收获之意，所以它和经济活动中的“市场（企业）投资”这个环节有着共同的属性。

 

我们继续假设，住着摘葡萄和摘柿子这两家人的山头在东面，称之为东山。东山遥相而对的还有一个西山，西山上也住着两户人家；一户专业摘采西山北坡枣林里的枣子，一户专业摘采西山南坡核桃林里的核桃。他们也和东山那两户人家一样，相互交易，互通有无，在有了足够多的储蓄后，就更有能力增加投资，提升生产力。这两个山头的人们，在生产能力迅速发展，所摘的果子越来越多时，就会想到把交易的范围扩大到两个山头之间，希望把剩余的果子卖到另一个山头去，这个时候外贸出口就出现了。随着外贸出口的发生，两个山头之间有时贸易是均衡的，也有时会不均衡。假如东山对西山出现贸易顺差，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出口创汇了。由此可见，出口现象的出现是在市场（企业）投资发生以后，当生产规模扩大了，不仅满足本山头的需求，而且还有能力用之与另一个山头交易之后催生而出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外贸出口具有由“土”所生的“金”这个要素所生成的条件。

 

当东山通过出口创汇积累了财富以后，东山就会用出口所获得的多余财富进行公共设施投资，比如修一条从山洞居住区通往山坡果林里的便道等，这个便道修成后，使这个山头上的人们更方便去摘采果实供自己消费。这条便道是整个东山头的人共享的，这在今天来说就是所谓的公共（政府）投资和消费。而这又是在出口创汇之后才有能力进行的，所以是由外贸出口所生成的一个新的经济活动环节，那么这就符合由“五行”中“金”所生之“水”这样一个要素产生的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上古时代，东西两个山头经济活动重要环节的逻辑链条。即人们的经济活动首先是个人消费（木），如果在获得消费资源供个人当下消费后还有节余的话，则以后就是储蓄（金融）了。储蓄（火）起来的资源对于这些人而言就是一种财富，当储蓄的财富足够多，就可以有些人不再日复一日去摘果子，而是抽出精力再挖一个供居住的山洞，为增添人丁做准备；当人丁兴旺时，可以摘采更多果子或储蓄更多的财富。而这个挖新山洞的活动环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企业）投资（土）了，这种投资的目的是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当财富多得足够卖到另一个山头去的时候，外贸出口（金）这个环节就出现了。外贸使整个山头获得更多的财富时，就有能力投资一些诸如便道这样的公共设施，而这些共享的便道一经使用后，就使人们到山坡上去采果子更方便了，个人消费能力也可以大大提升。所以“公共（政府）投资和消费”这个具有“五行”中“水”的属性的要素，又回过头来促进了个人消费的进一步发展。

 

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揭示了在经济活动中，个人消费环节（木）促使了储蓄（金融）环节（火）发生，金融促使了市场（企业）性投资环节（土）发生，市场（企业）性投资则又促使了外贸出口环节（金）发生，外贸出口又有助于公共（政府）投资和消费环节（水）发生，而公共（政府）投资和消费会进一步促进个人消费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五个环节之间环环相扣，形成了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与“五行”相生的规律相吻合。所以，在宏观经济活动中，也有“木、火、土、金、水”五个环节要素。

 

三、经济活动中“五行”诸要素相生规律的分析

 

通过上述最原始的经济活动例子演绎，在整个完整的经济活动中，有五个重要的环节，并且可以抽象定义为广义的消费活动。虽然交易也是经济活动中很重要的环节，但是这个环节并不使财富被直接消耗或被积累（间接消耗）起来。因此，可以认为交易并非是一种消费性的经济活动。在这五个广义消费活动环节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其运行的逻辑正好符合“五行”相生的特点。当我们对这五个经济活动环节，统一用消费的视角进行分析时，那么就可以认为居民消费是自然人的消费，市场（企业）投资是企业法人的消费，外贸出口是域外人的消费，公共（政府）投资是“社会人”的消费，那么金融就是“经济人”的消费。应该指出，由于我们要从消费的视角分析问题，所以在这里不妨把社会公共的需求拟人化为“社会人”的需求，而把经济活动都有需求的金融拟人化为“经济人”的需求。由此，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对与“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这五个要素相应的广义经济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深入分析。

 

“木曰曲直”，曲，屈也；直，伸也。“五行”中认为木具有能屈能伸的属性。在以五行描述一年中各个季节时，木又指春天，是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的季节，所以木又代表了一种生发的原动力。那么在经济活动中，大众（居民）消费这个环节就具有“五行”中木的秉性。人们的消费活动确实是能屈能伸的，其伸缩空间极大。尤其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满足心理需求的虚拟价值大量涌现，则在这种情况下，其“曲直”变化的幅度就更大了。同时，如前所述可知，大众（居民）消费，是社会上所有经济活动最主要和强劲的原动力，没有消费这第一推动力，经济活动就运行不下去，所以消费也符合了“五行”中“木”所具有的那种强劲生发的内涵。同时，木能生火，大众（居民）消费的剩余带动了储蓄的金融活动出现。

 

“火曰炎上”，它代表了“木”这个生发力量的升华。毫无疑问，当大众（居民）消费这个经济活动环节出现后，金融（储蓄）正是这种消费活动的重要升华和升腾的环节，所以“五行”中的“火”可以代表经济活动中的金融环节。金融属于狭义虚拟经济，火炎熊熊，由木所生，具有虚拟的特征。火炎虽非实物却有提供强大能量的功能，这个功能的价值虽在当下是虚拟价值，但却充分地满足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多半把水喻为财，其实这是受了实物价值才能称之为价值这样固有观念的影响所致。当考虑了虚拟价值及其虚拟价值的聚集特征，那么熊熊的火焰就更体现财富聚集的属性。金融的意义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越来越重要，如果说在传统经济下，实物经济是“皮”，金融是“毛”，存在着所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规律。而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这个金科玉律或许会被颠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没有金融就难有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出现。金融已变成“皮”了，创新驱动下的新兴产业反而是“毛”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内涵正在被颠覆，其背后的逻辑是，在人们的生理需求得到较为充分的满足之后，心理需求将成为经济发展更强大的推动力。就这个意义而言，一个国家的金融没有创新的灵魂，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没有生命力。所以，充足的金融能量必然首先要转化为进一步的市场（企业）性投资。

 

“土爰稼穑”，在“五行”中，把“土”寓意为春播秋收，无疑这是一种生产的力量。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最具生产的力量无疑是市场（企业）性投资。在“五行”中，认为土是最重要的，土载四行，有生生之义，所以“五行”中以土为贵。当然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市场（企业）性投资依然是促使整个经济活动蓬勃发展最为重要的环节。一旦企业投资受挫，必然是市场活动疲软，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必然倍受影响。一旦企业投资旺盛，带来的发展就不仅是限于满足本国消费，还会形成外贸出口能力，这也是由企业永远无止境地开拓市场的本性所决定的。当然，这也正是实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意义之所在！

 

“金曰从革”指金具有顺从之柔和变革之刚的特点，为能柔能刚的寓意。外贸出口有相似的属性，逆差时为柔，顺差时为刚。实际上，出口这个经济环节，并非本国消费者直接需求，可刚亦可柔。如果多出口为刚时，多进口则为柔；少出口为柔时，少进口则为刚。刚柔可相济，使外贸进出口处于平衡状态。如果一国逆差时还需要进口，多半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逆差的情况下还要进口，一定是不进口难以满足国内经济需求。此外，外贸进出口还与货币的汇率关系很大，本国货币若与相互贸易的国家相对贬值，有助于出口；当货币柔一点，贬了值，出口就刚一些，顺差就强劲；所以外贸出口和“金”的属性吻合，具有能柔能刚的特点也是很有道理的。当出口强劲，国家创汇量大，外汇储备充足，自然有助于掌握外汇储备的政府加强投放货币，开展公共投资和促进公共消费，这就是金能生水的重要缘由。

 

“水曰润下”，水往低处流，水应滋润低处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公共（政府）投资和消费为“水”的话，那么滋润并发展政府权力之下的大众（居民）消费（木）也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政府的重要公共投资，其目的无不是要助益公共消费能力的形成，而一旦诸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公立医院或学校等的投资增加了，自然要进一步激励大众（居民）消费发展起来。

 

综上所述，在经济活动的五个重要环节（五种广义的经济消费）中：大众（居民）消费为“木”→金融为“火”→市场（企业）投资为“土”→外贸出口创汇为“金”→公共（政府）投资和消费为“水”→大众（居民）消费（木），形成了一个闭环，与五行的相生规律完全相吻合，详见图1。

 

四、经济活动中“五行”诸要素相克规律的分析

 

按照“阴阳五行”的理论，有生便有克。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认为大众（居民）消费属“木”，金融业属“火”，市场（企业）投资属“土”，外贸出口创汇属“金”，公共（政府）投资和消费属“水”。那么，按照五行相克的规律，我们可以分析这种相克的逻辑关系。

 

木能克土。大众（居民）消费属“木”，它按“五行”的原则应该克市场（企业）投资这个“土”。也就是说个人消费与企业投资实际上是一对矛盾，对于某一种商品而言，当个人消费旺盛时，必然推动商品价格上涨，当这个商品价格超过市场平均利润水平以后，必然导致竞争性的企业更多地投资，并对先前的同类投资造成威胁和压力，虽然这种“克”表面上不是由个人消费直接产生的，但实际上是由个人消费旺盛所推波助澜而引起的。只要这种商品由于投入增加而产量激增，必然会促使价格下降，直至进入市场平均利润水平之下，最终使企业投资者蒙受亏损，甚至破产的损失。此外，还有另外一种隐性的相克，即由于直接的个人消费过于旺盛之后，消费者把银行中储蓄的资金抽出用于直接的个人消费，甚至还可能透支进行个人消费，这实际上也影响了金融业对企业投资的支撑，从而导致大众消费之“木”克了市场（企业）投资之“土”。

 

土能克水。属于“土”的市场（企业）投资，按照“五行”的原则，它应该克公共（政府）投资和消费的“水”。市场（企业）投资靠的是价值规律作用下，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然而政府投资和消费则是一只有形的手，政府投资和消费必然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在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条件下，通常市场（企业）投资的力量会努力排斥行政指令性的政府投资。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凡是放开允许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无一例外的是企业的投资活动很快排斥或取代行政性的投资活动，而且在一些完全竞争的领域，尤其涉及到大众消费者日常消费的一些服务性领域，比如理发、餐饮等，甚至出现民营企业基本控制这些领域，而国有企业失去竞争力的情况。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这又是另外一对矛盾。在市场条件下的经济活动中，企业排斥政府行政干预这种情况是天然要出现的，所以企业对政府管控和行政性投资的抱怨必然会有，确实没必要感到奇怪。

 

水能克火。属于“水”的公共（政府）投资和消费，则将会克属于“火”的金融业。在市场中，资金永远是稀缺的，当政府行政性投资增强，必然要与金融业争夺资金资源。比如政府发债，由于具有税收作为还本付息的保障，加上政府的行政能力所带来的信用发挥作用，政府的融资能力自然远远超过存在市场风险的金融机构。因此，在政府的公共投资和消费之下，首当其冲受影响的自然是金融业，而这种情况，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表现得就更为明显或者突出一些。由于在现行体制下，金融业也一定程度上还受行政力量的干预和支配，所以当政府公共投资或消费的行政决策下来之后，金融业在行政干预下自然只能服从，而这种服从本身就表现为受到克制。

 

火能克金。属于“火”的金融业，将克属于“金”的外贸出口创汇。一国的金融业越强，意味着本币升值的力量越大。本币升值对出口创汇自然是起到抑制作用。一个货币强势的国家，对创汇的动力也是不足的。比如美国，美元实际上已成为国际通行的世界货币，美元相对于绝大部分国家的货币而言，表现为坚挺，因此即使出口商品到其他国家，也不指望创汇，而是要求用美元结算，充其量是从国际市场上回笼本币。所以金融业强大的国家，通常不会热衷于出口商品，而更倾向于输出资本，并通过他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为本国制造所需的商品。所以，金融业强，本币坚挺，不利于出口创汇。相反还会推动投资走出去，投资走出去首先就是取代本土的出口产业，所以金融资本发展强劲，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出口创汇。

 

金能克木。属于“金”的外贸出口创汇，则会克属于“木”的大众（居民）消费。当一国外贸出口强势，一般表现为以下种情况：一是本国盛产某种资源，除了满足本国居民消费以外，尚有大量剩余，可供出口创汇。但无论如何，一国的资源是有极限的，出口太多了必然影响本国居民长远消费；即便是农业产品这类可持续生产的商品出口，当把所有土地都用来种植某种优势作物用于出口时，必然使有限的土地不能用来种植其他农作物供本国居民消费。二是本国有廉价劳动力，通过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使本国成为世界工厂，为全世界市场生产特色低附加值产品；这样的国家要保持竞争力优势，必然要长期压低国民收入，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使本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而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压抑了本国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所以，一国出口有优势，特别是依靠资源经济的欠发达国家要保持出口优势，通常要么是资源丰富、便宜；要么是劳动力丰富、便宜；不论何种情况，维持出口优势的代价是要影响大众（居民）消费。实际上，即便是依靠技术经济的发达国家，可以靠先进技术的优势来出口一些优势产品，但这些国家的产品趋向高端化以后，劳动力成本的平均价格水平必然被抬高，很多生活必需品靠本国劳动力生产没有竞争优势，只能使用舶来品，会使这些国家处于结构性失去一些就业机会的状况；而出口高技术产品需要高端人才，随着高技术产品出口量增大，不一定能增加本国原住居民的就业率，相反可能还要大量引进国外优秀人才到本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哪一类出口，都对居民消费尤其是原住居民消费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以上所述五种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五行）相克的关系如图2所示。在“木、火、土、金、水”的“五行”中，呈相邻逐一相生的关系，又呈每每隔一相克的关系；当某一个环节在生助了下一个环节时，又克制下下一个环节，这样就避免了相生之势进入无节制的极端状态，从而形成了良性的平衡状态。比如，当大众（居民）消费“生”了相邻的金融以后，又“克”了隔一之后的市场（企业）投资。依此类推，五个经济活动环节都分别呈现出这种规律。

五、经济活动中“五行”诸要素的“生克制化与乘侮胜复”^[6]规律分析

 

在阴阳五行中，强调阴阳平衡，生克制化。我们在分析了相生及相克的规律后可知，五行中生克是相辅相成的，是不可分割和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没有生就没有事物的发生及成长，然而没有克，任其生发，则又不能维持正常的协调关系下的变化与发展。所以，正常情况下，必须生中有克，即所谓的化中有制；克中有生，即所谓的制中有化；如此相辅相成，就维持和促进了事物相对平衡协调和发展变化。比如：木克土，土生金，金又克木；火克金，金生水，水又克火；土克水，水生木，木又克土；金克木，木生火，火又克金；水克火，火生土，土又克水。将上述生克制化关系可表示为图3。

 

在上述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五行中任何一元素当对其它一个元素形成克制时，被克制的这个元素所生助的另一个元素又反过来克制着对自己产生不利的那个元素。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元素自身的天敌也有天敌，那么自己天敌的天敌是由自己培育出来的，一旦自己有能力培育出反制自己天敌的力量，这时候“五行生克”就处于平衡之中。反之道理亦相同，“五行”中任何一种被生助的元素，一定会克制另一个试图克制生助自己的那个元素，从而使“五行”之间的生克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之中。这也便是所谓的制中有化、化中有制的道理。

 

所以，并不是一味地相生便是好的。按“五行”属性来做形象的比喻，“水”太大了也可能把“木”淹没泡烂了；“木”太多了还可能把“火”扑灭了；而“火”太炽可能会把“土”烤焦成砖陶；“土”太厚则埋没了“金”，使之失去光泽；“金”太重又会把泉眼水道堵塞，使“水”难以涌出。可见，相生一定还要有相克来制衡，使相生不走向极端，这才是“五行”自行平衡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正常情况下，五行各个元素始终处于平衡之中，当相生的力量占主导时，事物就处于进化之中。比如，土生金，但土又受木克制；不过土所生的金对木形成克制，所以可以进行平衡。虽然金还会生水，而水又对木形成生助，木的发展尽管对土不利，然而土所生的金克木是直接发生的，由金生水后再生助木则是间接发生的。因此，自然中进化的力量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将这一理论观照于宏观经济，比如，由于市场（企业）投资（土）发展了，生产能力提升后必然会推动出口（金）；出口创汇（金）和国内居民消费（木）是矛盾的，出口多了必然影响国内居民消费，即所谓的“金”克了“木”。然而，出口创汇（金）提高以后，有助于政府的公共投资和消费（水）的发展，而政府的公共投资和消费（水）有助于居民消费（木）的提高。这样一来，虽然出口（金）直接影响了居民消费（木），但由于出口（金）的发展，支持了公共投资和消费（水）的发展，从而又间接地支持了居民消费（木）的发展，使得经济的发展始终处于生克制化的动态平衡之中。动态平衡中的经济就处于不断的进化发展之中。

 

从这个道理来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前述的各个经济活动环节，在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是能够自然进化的，也就是说经济总是要发展的。不过如果出现了破坏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则结果就不是容介平衡态了，经济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处于正常进化之中，并且可能会出现退化，甚至发生颠覆性的经济危机，从而影响社会经济活动正常发展。在“五行”运行中，使正常的生克关系受到破坏，称之为“乘侮”的异常现象，所以“五行”运行中反常情况下所出现乘侮规律，同样会在经济活动中发生，必须加以分析研究。

 

“五行”中的“乘侮”规律，指的是五种元素之间出现“相乘”或“相侮”两种情况。也就是说当“五行”之间正常的生克制化关系遭到破坏时，就会出现异常的“乘侮”现象。其中“相乘”即是相克太过，具有乘虚侵袭的克制便称之为“相乘”。因此相乘是相克的非正常极端情况，当这种极端情况出现时，正常的生克制化便被破坏，出现克之有余，危害于被克者。“相侮”则正好与“相乘”的情况相反，是指原本可以为自己所克的要素，由于被克者自身超乎寻常的强大，使得自己克不动，反而被欺侮了。即所谓的被克者有余，而反侮其克者。

 

“五行”中“乘侮”的规律在经济活动五个重要环节中同样会存在。比如大众消费和市场（企业）性投资是一对矛盾，大众消费过度，影响储蓄并累及金融业发展，就会过度克制市场（企业）性投资，形成“相乘”的状况。如果大众消费乏力，钱都存到银行里去，金融业流动性充裕，可能造成市场（企业）性投资亢奋，如果无法形成对市场（企业）性投资的正常克制，就很可能造成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便是“相侮”造成的。在宏观经济运行中，“乘侮”规律相应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本文不作赘述。

 

“五行”运行机制中，在“制化”、“乘侮”之后还有“胜复”的规律。“五行”中的“胜复”规律是指所谓的“胜气”和“复气”之间的运动关系。所谓“胜气”，就是指某一种元素对另一种元素的过度克制，然而一旦出现这种过度克制的“胜气”，必然会招致一种与之相反的力量进行报复，而这便是所谓的“复气”。这样一种规律在中医中应用最广，称之为“有胜之气，其必来复也。”^[7]有了“胜复”规律的发挥作用，才形成了“五行”自身的调节机制。比如，当“木气”太过时，作为“胜气”对土出现过度克制，从而使“土气”偏衰。当土衰时便不能制水，则这时“水气”偏胜而加剧克火。当“火气”受制而减弱了克金之力时，“金气”便旺盛起来，从而把太过的“木气”克伐下去，使其恢复正常。

 

我们用以上的“胜复”规律来分析前述的例子：当大众消费过度时（“木气”太过），可以表现为居民不但不存款，反而透支消费（比如房地产的按揭贷款消费），这必然大大推高了资金成本。这时市场（企业）投资由于得不到较充裕和低成本的金融流动性支持，造成市场投资不足（“土气”便衰），土衰不能制水，也就是说企业发展出现问题了；企业发展有问题，政府的税收受影响后，政府就着急了，于是加大公共投资（水）以刺激经济，使“水气”偏胜而加剧克火（这时的“火”是大众过度消费的虚火），从而推动金融回归生产性投资业务。当“火气”受制而减弱了克金之力，比如在政府刺激下，重振了企业出口创汇的能力，使“金气”旺盛起来，企业效益提升后，在资本市场就表现不俗了，这时大众的投资消费就从炒房地产转入投资股市，这样就可以把太过的“木气”克伐下去，即把类似于将房地产作为投资项目这样一种过度的大众消费抑制下去，使之恢复正常。

 

再比如，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不尽人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体育设施资源大都是由政府公共投资所形成的，好比是“水”过大而淹泡了居民体育消费之“木”，使居民体育消费激活不了，形不成健康发展的产业。在此情况下，唯有实行体育设施改由市场（企业）投资来做的供给侧改革，从而实现以“土”克“木”，抑制体育设施资源过度由政府公共投资所掌控的局面，才可能顺利地发展起体育产业，并刺激起居民的体育消费。目前，我国的医疗、教育、养老等产业的发展也存在困难，其问题的原因与体育、娱乐产业所面临的情况大致是一样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应该大致相同。

 

以上反映出，“五行”要素的阴阳变化，在经济活动的五个重要环节中都会出现。在“五行”中，如果“正常”的情况为阳，“太过”或“不及”这一类的非正常情况就为阴。阴阳互相转换直至平衡状态便是“制化、乘侮及胜复”规律的应用。“五行”的“制化、乘侮及胜复”的运动规律，如果应用得当，便可有效驾驭宏观经济的大众（居民）消费、金融（经济人消费）、市场（企业）性投资（企业法人消费）、外贸出口（域外人消费）、公共（政府）投资和消费（社会人消费），使这五个重要环节始终处于合理的平衡状态。在经济活动这五个重要环节（广义经济消费）中妥善处理和发挥好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正确把握消费者看不见的心，就能形成正常生克制化机制，使宏观经济始终能够在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中前行。

 

在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特殊复杂局面的情况下，发掘我国“阴阳五行”传统文化的智慧，用中华民族特有的意象思维方法，来解析和指导当前宏观经济的运行，以辩证施治的办法对宏观经济进行指导和调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阴阳五行”这样的意象思维理论，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的阴霾，步入正常的复苏轨道恐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仅仅对“阴阳五行”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作了最初步的探索，期望能抛砖引玉，以引起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关注的人们重视，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完善，使“阴阳五行”理论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宏观经济研究的应用中焕发异彩！

 

也许，当经济学的“西医”正在如何拯救世界经济的理论沼泽中迷茫时，经济学的“中医”似乎可以高呼一声：我来了。以“阴阳五行”的意象思维和理论观照并应用于宏观经济的研究和实践，应该可以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林左鸣  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参考文献：

[1]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93.

[2]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1：571.

[3]林左鸣.自然容介态——以自然信息为基础的进化机理假说[J].前沿科学，2010，4(14)：33～48.

[4]张维迎.《经济学原理》[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1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6.

[6]李德新编.《中医基础理论》[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42～46.

[7]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0：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