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派面对三大严峻挑战，这三大挑战击中了他们是什么、代表谁这个左派历史意识的要害。首先，当人们在一个遍布临时性工作岗位、自由职业兴起的崭新时代打拼，而一个新的、剧烈变动的自动化时代可能很快继而代之，传统的工作以及左派的神圣观念“工人”正在慢慢消逝。其次，存在反全球化的新一波浪潮，这一波浪潮由右翼政治势力领导，他们强调地方和归属感，并且怀疑外来者。其三，每时每刻，政治都在迅速瓦解碎裂，这令单一的某个政党或某种意识形态能代表多数民众的观点，看上去像是古董。

 

不只一只幽灵出没于现代欧洲：恐怖主义、再生的极右翼、动荡的土耳其、支离破碎的欧盟计划。并且，在主流政治中，整个欧洲大陆的传统左派政党都处在危机之中。

 

在德国，一度是政府超级大党的社会民主党在全国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已经跌至20%以下。在法国，弗朗索瓦·奥朗德的支持率徘徊在15%左右，而在西班牙，社会工人党眼见其支持率在不到十年内几乎掉落了一半。（弗郎索瓦·奥朗德是法国现任总统，曾于1997年11月至2008年11月担任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译注）

 

不到十年时间里，希腊最主要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从赢得选举跌落至不到5%，其衰败是如此之快，乃至催生了一个新词“pasokification”，用来指那种传统中左派政党的崩溃。甚至在斯堪的纳维亚，随着右翼民粹主义者就移民及其对福利国家的影响煽动人们的焦虑情绪，愈发愤愤不平的选民对一度不可战胜的几个社会民主党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受欧元区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左派政治活动的改头换面似乎令人们有理由形成新的乐观。在西班牙，“我们能”（Podemos）对被它称作“la casta”（特权阶层——译注）的政治建制派大发雷霆，与此同时，希腊见证了“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崛起，这个突然冒头的激进政党自2015年进入政府。这两只政治势力的能量和对传统积习的破除在其他地方找得到共鸣：在美国，它们见证了对伯纳德·桑德斯竞选活动的支持风潮，这种支持是令人始料不及的。但在希腊的狂热事件之外，这些进展给人的感觉，依旧更像是抗议和不同政见的表达，而非权力即将到手的征兆。

 

在英国，工党展示出现代左派的几乎全部危机。工党在伦敦、布里斯托尔、利兹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依旧表现良好，但在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就只是勉强应付。而且，在旧日的工业核心地带，工党正在丧失控制力；在苏格兰，工党看上去正在走向死亡。在同样一些无足轻重的地方，自2010年前以来，工党的民意支持率就已经停滞不前。

 

这基本上与这个政党目前的内部纷争无关。与其在欧洲的姐妹政党遭遇到的一样的危机吞噬了工党。政治评论倾向于聚焦政治家，评论家们对这个世界的描绘是，似乎强大个人的纯粹意志可以将政党牵引到这里那里。但工党的问题是系统性的，根植于英国经济和社会最深层次的结构当中。平等、团结和受保护的公共空间，左派的这些基本理念理当永世长存。但左派加强其力量一度所依赖的一切，要么已经四散消失，要么正在迅速畏缩。

 

西方左派面对三大严峻挑战，这三大挑战击中了他们是什么、代表谁这个左派历史意识的要害。首先，当人们在一个遍布临时性工作岗位、自由职业兴起的崭新时代打拼，而一个新的、剧烈变动的自动化时代可能很快继而代之，传统的工作以及左派的神圣观念“工人”正在慢慢消逝。其次，存在反全球化的新一波浪潮，这一波浪潮由右翼政治势力领导，他们强调地方和归属感，并且怀疑外来者。其三，每时每刻，政治都在迅速瓦解碎裂，这令单一的某个政党或某种意识形态能代表多数民众的观点，看上去像是古董。换言之，二十世纪真的结束了。左派能否在二十一世纪再度执掌大权，这一问题眼下正被浓重的怀疑感包围。

 

▍“左派的幸福时代”结束了

 

2005年5月8日早晨，托尼·布莱尔伫立在唐宁街的台阶上，先前，工党连续第三次赢得选举，这是史无前例的。表面看来，这提供了工党再度主导局面的证据，提供了再一次悬挂英国国旗、谈论新的黎明的机会，也提供了同样轻率的乐观情绪，那种乐观情绪曾在1997年将布莱尔送上首相宝座。但这一次，他采取了冷静理性得多的立场。工党仅凭借35.2%的选票再度当选，选民支持率仅有22%。这种凭借简单多数即可当选的选举体系发挥了它奇特的魔力，将工党送回了政府，但对民主时代的任何一个政府而言，工党的胜利都建立在最少支持率的基础之上。（托尼·布莱尔于1994年7月至2007年6月担任工党领袖，1997年5月至2007年6月担任英国首相。——译注）

 

那一天，布莱尔显得歉疚。“我已倾听并了解到，并且我认为我非常清楚民众现在期待我们在第三个任期做些什么”，他表示。“我想非常坦率地对他们说，我、我们和我们的政府将立即着手，毫不懈怠，集中精力应对民众向我们提出的迫切事项。”他谈到这样的说法——“对很多人来讲，生活依旧是实实在在的打拼”，并在演讲中专门辟出一节来讨论公众对移民问题日渐上升的焦虑。

 

五个月后，布莱尔第十二次作为党的领袖在工党年度大会上演讲，所有谦恭的痕迹都消失殆尽。他的演讲要点反映了他政治神学的基本立场之一：现代资本主义具有反复无常的魔力，而他的使命是要提振国家，以之回应自由市场的无穷尽挑战。“变革正再度坚定前行”，他带着救世主般的腔调宣称。那种腔调早在9·11前后就已出现在他的演讲中。“变革的速度或者会压倒我们，或者会令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令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他继续表示。“我们不能假装变革还没有发生。我听到有人说，我们必须停下脚步，讨论一下全球化。你不妨去讨论一下夏天过后是否秋天理当随之而来。”

 

接下来的一段无疑是在传递福音。“这个变革中的世界，其特点是对传统不以为然。不宽容脆弱，不尊重过往的荣耀，没有惯例和习惯做法。这样的世界充满机会，但机会只留给那些敏于适应、缓于抱怨、心智开放、甘愿并有能力做出改变的人士。”

 

我在那次大会开放区的一处大屏幕上观看了布莱尔的演讲。记得我是这样思考的：“多数人不那样。”“敏于适应、缓于抱怨、心智开放、甘愿并且有能力做出改变”，这样的措辞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不去。我想知道，假如这是对数百万英国人品质的要求，假如他们无法通过考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在布莱尔描述的未来愿景中，在拼命工作并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倒下之前，人们有义务尽可能接受教育。听着他演讲，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其一，演讲中全然不见任何令人感同身受的人的元素（他提到生活与工作间的平衡，但仅能“为所有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早上八点至下午六点的廉价全托幼儿看护”）。其二，我愈发感受到，未能理解现代工党代表的价值观是什么。

 

假如现代资本主义如今已成了不安全和不平等的代名词，那么工党要求人们接受变革、竭尽全力确保他们迎头赶上的回应，就愈发显得是一种达尔文主义的立场。更糟糕的是，提出苛刻要求的是一派新生的工党政治家，从文化上讲，他们与那些他们假想中的“核心”选民存在隔膜，而且不幸的是，他们并未意识到对方的不满正在日渐上升。

 

2010年，在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漫不经心的领导下，工党的得票率掉落至惨不忍睹的29%，是1983年以来的最低份额；而1983年时，其得票率仅微弱领先于第三名。2015年，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工党有可能赢，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也仅能将工党的得票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戈登·布朗于2007年6月至2010年5月担任英国首相，同一时期担任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于2010年9月至2015年5月担任工党领袖。——译注）

 

假如工党希望重组在整个二十世纪下半期恰好几乎维系在一起的选举同盟，那么造就工党的那个世界明显早就不可救药了。工会成员的地位低下到闻所未闻，重工业早已消失殆尽，传统的阶层意识也已淡漠乏味。

 

随着那些基础走向瓦解，工党国有化和再分配的古老灵丹妙药也一并失效。作为党的领袖，布莱尔和布朗所处的环境有利到令人难以置信：长期的经济繁荣；保守党对实现团结无能为力，更不用说掌权了。但这样的环境掩盖了工党的潜在弱点。他们拿出的微弱社会民主方案煽起了伦敦城的投机风潮，他们动用了经济繁荣带来的收益，在公共服务领域大量支出。但金融危机也终止了那一模式。

 

同一时期，随着去工业化撕裂了二十世纪的经济体，新兴数字行业将金融危机和服务业展示出的动荡和碎片化推向了其逻辑结论。数字行业转而孵化出一些人如今所称的“平台资本主义”：在这种模式中，商品、服务和劳动力可以在人群、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进行快速交换。想想看优步、eBay、Airbnb 或是TaskRabbit吧，这些平台将自由职业的工人和那些需要有人帮助他们打扫房间、投递或者搬家的人士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几乎不需要任何中介组织。这不仅已将零售商和批发商边缘化，甚且令人质疑工会的传统角色，进而削弱国家的权力。国家如今已受困于这样一个模式：革新飞速发展，可它无法赶上。

 

回顾历史，左派的幸福时代依托于一项简单明了的事业。当昔日那种典型的工厂摇开大门，数千男性员工——那些工人大体而言是男性——鱼贯而出，他们由一成不变的日常经验团结起来，准备好了支持一支政治力量：在他们的宏大想象中，这支力量会动用工会、国家和传说中的“群众党”，创造一个新的、公平得多的世界。

 

今天，原子化、瞬息万变的经济绕开了那些结构，并已令民众和地方极为彻底地碎片化，乃至于整合有意义的政治同盟已开始显得几乎不可能。这些是决定诸如通勤镇萨里（Surrey）或埃塞克斯（Essex）——这样的知识经济中心在剑桥附近找得到——以及苏格兰利文斯顿（Livingston）的闪耀新城这种相对繁荣的地方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并且，在似乎已经被现代抛弃的英国大片土地上，这些新的条件一样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强烈感受到。

 

▍年轻人的困惑：“工会是什么？”

 

2013年春天，玛格丽特·撒切尔去世后几天，《卫报》派我去南威尔士的后工业小城梅瑟蒂德菲尔（Merthyr Tydfil），就撒切尔时代的遗产探访那里的民众。我曾去过那里很多次，这个地方常见的情形是，工党的衰落不是一个象征和比喻的问题，而是可以直接体验到的事情。（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5月至1990年11月担任英国首相。——译注）

 

从本质上讲，那是一个可以定性为缺乏的地方：缺乏煤炭和钢铁工业，一家大型吸尘器工厂也于2009年关闭；但更一般而言，那里缺乏的是曾经定义了工党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工党运动的观念和制度。1900年到1915年，梅瑟蒂德菲尔在下议院中的代表是工党首任领袖和创党偶像凯尔·哈迪（Keir Hardie）。1997年，工党在这座小城斩获77%的选票，这令人震惊。但到2010年，随着地方政治延后反映绵延不去的沮丧和失落感，那个数字崩盘至44%，而那种沮丧和失落感要追溯至1985年煤矿工人失败的罢工。

 

开车入城时，我注意到一处EE呼叫中心，这里为提供客户服务的员工支付的年薪大约是16000镑。在城中巨大的乐购（Tesco）购物中心外，我与两位退休男子交谈，他们将发生在梅瑟蒂德菲尔的故事看成是对他们基本价值观的一种冒犯。其中一人告诉我，过去，“男人想当工人：他不想在这里工作，干摆放货架的事情”。我问到他煤矿工人罢工的遗产，他的话里满是痛楚和悲剧。“不论如何，都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事情依旧牢牢扎根在我们的心里”，他表示。“我们还是每天讨论那件事：假如罢工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EE是英国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译注）

 

随后，在城中心，我遇到一位十八岁的年轻人，她发现找到一份工作是不可能的。“我申请了又申请，都被拒绝了”，她表示。她感到疑惑，是不是她的简历有哪里不对：可能有更大的势力该为她的困境负责，这个观点并未进入我们的交谈。我好奇的是，她知道工会是做什么的吗？“不”，她回答。“我不知道。工会是什么？”

 

今天，每七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人是自由职业。在美国，《福布斯》杂志曾经预测，到2020年，50%的人将至少有一份兼职工作。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称，自1995年以来，英国净增加的就业岗位均为“非标准”就业岗位，也就是说，是那种临时、兼职或者自由职业的岗位。

 

这就是所谓“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兴起。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论及“朝不保夕族”（precariat），这是一类日渐增多的人群，对他们来讲，工作并非个人身份的基础，而是生活的时断时续，他们通常必须从中获得保护。零工经济的兴起，部分原因是商业的唯利是图和贪婪，但背后的核心动力源自技术，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会称为“生产方式”的那种机制。假如企业能以小时为单位审核订货记录，并且按下按扭就可以零时雇佣员工，它们为什么要基于持续数年的契约来安排工作？

 

据说，梅瑟蒂德菲尔依旧是工党的一个核心地区。但就像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这里弥漫着一种如今不合时宜到令人绝望的政治氛围：更年长的人们对意味深长的工党身份的感受与某种愈发遥远的过去纠缠在一起；而更年轻的居民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并且几乎感受不到政治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相关。在梅瑟蒂德菲尔，56%的选民支持英国退欧；在2016年的威尔士议会选举中，英国独立党（UKIP）在这里赢得了20%的选票。在这样一些地方，工党的沦落可以明显感受到。（英国独立党成立于1993年，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据2016年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工党依旧是威尔士第一大党，但其所获选票份额较2011年选举下降7.6%，独立党份额则增加12.5%。具体到梅瑟蒂德菲尔选区，工党仍然是第一大政党，但相较于2011年选举，独立党所获选票份额从无到有，达20.7%，而工党则下降7.1%。——译注）

 

▍工党不再是“劳动者的党”

 

到任何工党的传统地区，人们都会告诉你，工党曾经是“劳动者的党”（party of theworking man）。即令如今，由其工党之名更进一步，此种对工党、工党成员及其使命的简约化理解依旧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工党内部。作为对“劳动者”的替代，新工党开创了一种面向“勤勉工作的家庭”的政治，该术的部分用意是反映人们对依靠福利为生的人士日甚一日的厌恶。即使是提倡改进儿童看护和学前法规，工党的行事也往往基于让新母亲尽快回到有酬工作岗位的考虑。

 

今天的工党并未摆脱这些有关工作性质的落伍观念。欧文·史密斯（Owen Smith）和杰里米·科尔宾均勾勒出乌托邦般的计划，要以某种方式改造这个世界，令其回到1980年代之前的某个特定时代。史密斯想要复活1968年被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的工党政府废止的劳工部。科尔宾的“重建和改造英国十点计划”全部有关“充分就业和经济为所有人服务”，并承诺恢复“工作场所的安全保障”。这些愿景或者幼稚，或者不诚实，但都反映出盛行于整个工党和左派中间的错觉。（欧文·史密斯是现任工党议员。杰里米·科尔宾是工党现任领袖。哈罗德·威尔逊生于 1916年，卒于1995 年，工党政治家，1964 至1970 年和1974 至1976年两度担任英国首相。——译注）

 

在一个工作岗位正在发生迅速改变的世界，保守党则欢呼这些变动。对见多识广的保守党人而言，眼下是重塑其“工人党”形象的时刻，在这样一个党中，工人是强烈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的图腾，而非团结一致的象征。要找证据的话，可以去读《放飞大不列颠》，这部有关英国经济和未来的著作扣人心弦，由五位2010年进入议会的保守党议员联合撰写，他们是：库阿西·科沃腾（Kwasi Kwarteng）、新任国际开发大臣普丽缇·帕特尔（Priti Patel）、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克里斯·斯基莫尔（Chris Skidmore）和伊丽莎白·特鲁斯（Elizabeth Truss）。特蕾莎·梅（Theresa May）首度进行内阁改组时，任命其中的伊丽莎白·特鲁斯为司法大臣。依《放飞大不列颠》一书所论，为伦敦阿狄森·李（Addison Lee）计程车公司工作的司机，代表了理想的现代工人。这些人“自由职业，他们每周可以尽赚600镑税后工资，但必须最多一周60小时为公司工作。”在由优步公司得出逻辑结论的这一愿景中，接受不安全成为一件彰显英雄主义气概的事情，并且，新的政治分裂出现在勤勉的工人和那些——如该书所令人难堪地指出的——“享受公共补贴的人士”之间。换句话说，是那些“乐观奋斗者”对决“一贯逃避责任者”。（《放飞大不列颠》原书名为Britannia Unchained: Global Lessons for Growth and Prosperity，2012年9月初版。特蕾莎·梅是2016年6月接替大卫·卡梅伦的英国新任首相。——译注）

 

布莱尔曾试图率领新工党向这一方向行进，但他的举措总是与他的党对传统福利国家根深蒂固的支持及对愈发老派落伍的稳定就业理念的迷恋格格不入。但在现代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出于工作本身的目的而尊崇工作，绝不会巩固对建立在那些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政治活动的支持；相反，可能推动人们向右转。

 

毕竟，工作着的人不再是庞大民众队伍的一部分：很多人愈发视自己为独立的行为人，是在以与企业和公司所为差不多一样的方式与他人竞争。这如何从根本上侵蚀左派对其与支持者之间纽带的陈旧理解，在2015年选举的准备过程中，我看到了活生生的证据。

 

在普利茅斯，我见到一位女性这样回复上门的工党游说者：“我是辛苦的工人，你帮不了我什么。”在东北部的钢铁工业城市雷德卡（Redcar），我与一名男子交谈，他告诉我说绝不会投票给工党，“因为我有工作”。在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小城努尼顿（Nuneaton），两位女性告诉我，埃德·米利班德可能赢得选举，因为“所有领福利的人”都会投票给他。如这些人所见，工党不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