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秋

 

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今天,20世纪的大成功和大失败都已远去。对运动前途的思考和讨论,必然突破被过去运动的利害关系所限制。于是,现在有一种声音,说我们要“回到本质”重新出发https://zhuanlan.zhihu.com/p/23606682。作者给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有两条:1.追求人的自由;2.唯物主义。

姑且不论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种原教旨既视感很强的词,就说以这两条为基础,能得出明确的政治主张吗?退一步说,即便按照事实和逻辑,从这两条出发就能推导出作者想要的某种政治主张,然而人不是全知的,不可能掌握那么多事实,逻辑的深度也有限,不同的人必然推出不同的结果。不用费太多脑筋,我们就能想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主张可以自称由这两条推出。

如果仅仅是个人化地谈观点,这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当然算不上错,我们还很欢迎在坚持教条和狭隘经验的左圈能有这种氛围。但是,作者希望的这种,退到某个基础上先“破”,再通过思辨后“立”的过程,只能存在于个体的头脑中。任何一种政治主张在政治运动中,都不可能“先破后立”,而只能是“先立”——先在某个范围得到认同,再扩展到更大范围。作者此种号召,面对的现状是已经存在深浅不一地参与政治的个体和团体,因此其政治效果就是“只破不立”。个体接受号召,就是(至少暂时)变成政治的纯粹的旁观者;任何团体接受号召,就是去政治化,总之是政治上自我消灭。

我们当然不接受自我消灭的号召——任何政治团体的政治主张即便不成熟或不曾系统阐述过,也是存在的,不可能退回到无的状态。并且我们应当作出表率反对“只破不立”,在此提出几条基本的政治主张。

1.    公有制政治目标

此处的公有制应当做“现存的私有制的替代品”理解,即“实现公有制等效于废除私有制”,我们强调新制度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因此采用这种说法。

公有制首先是名义上的生产资料和自然力全民所有(把自然力单独提出,并且把公有限定在全民所有而不把集体所有这一过渡形态算在内,与历史上的提法略有差别,这是为了避免一些无谓的争论)。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全部”,只有“全部公有”才能称为“制”,且不论今日的“国有”是否实际公有,需要计算份额的“国有经济成分”也配不上这个“制”字。

这里将名义公有单独提出,是为了暂时跳出陷入左翼常见的“如何才算公有”的无止境争论,强调名义本身的价值。正名是成事的基础,名义公有为公议管理和平等受益提供了合法性,为实际公有开辟了道路;同时为经济组织方式不受产权的束缚,达到理性能及的最优提供了可能性(最优的状态必然比资本主义有高得多的计划性,可以被称为计划经济,但在这里我们有意回避了这个词,希望读者的思维不要局限在历史上计划经济形态上)。

公有制当然不能仅仅是名义上的,需要一系列具体制度保证名实相符。这里我们无法做过多细致的设计,但有一些基本点可以确定:1.真正落实公有必须依靠民主和法治;2.公有制的具体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必须随着生产力(及其带动的社会观念)的发展而发展。

对于离现实最近的,即公有制初建时期的经济制度,我们可以做比较具体的设想。不过本文的并不是论述制度设计问题的,在此不作展开,我们将在接下来发布的文章中详述这个问题。

2.    革命夺取政权

公有制与既有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彻底消灭其政治力量,否则将遭到他们各种各样的抵制而无法推行,取得的进展也不能长久保持;并且,公有制需要一系列具体制度构成的体系支持,无法与既有的资本主义兼容,某一具体制度单独在资本主义下运行可能只有微弱的改良效果,甚至是反效果——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局部改变的积累来解决,而只能有一个“总的解决”。

要达到此“总的解决”必须由主张之的政治集团掌握超越既有政治规则(包括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等等)的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至少在一个国家和一段时间内)。我们把掌握这样的权力的过程称为革命(姑且不论包括社会改造和世界范围推行的广义的革命),它必然以掌握暴力为基础(但具体形式未必是中国人听到革命自然联想到的内战)。

对于如何组织新政权,如何运用之改造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自由幸福,如何保卫自身并争取世界革命胜利,也可以做一些具体设想,此处就不作展开了,欢迎关注我们的后续文章。

3.    集中的核心政治组织的主体性

我们相信的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指出:

  1. 历史是群众创造的:千千万万人可以汇聚起无可阻挡的政治力量。
  2. 群众是分阶级的:经济地位对人的政治态度有根本性并且经常是决定性的影响。

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私有制的矛盾最大,而公有制能使之摆脱此种受剥削压迫的状态,是所有群众中最有可能支持革命的——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先进性”所在。某些人认为这太弱,谈不上“先进”,你说无产阶级没有先进性也行——总之事实就是这样。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阶级分析我们完全赞成,但这不够,比这更基本的还有“谁是我们”的问题,即主体(subject)问题。我们认为,共产主义者如果真的要为其理想奋斗,不能自我定位为任何部分(包括无产阶级)的群众。理由有二:

  1. 革命成功的前提不是把群众变成共产主义者,而是支持革命的力量压倒反对革命的力量。那么共产主义者面临的问题就是“我如何赢得群众的支持”而不是“我去支持谁”。
  2. 夺权政权和构建新社会都是庞大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由集中统一的组织领导,而把全部或多数群众吸收进这样的组织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此处所谓的革命主体,只能是共产主义的集中的核心政治组织。当这样的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能垄断一定区域的共产主义政治资源(从而能吸引区域内共产主义者并使得其他共产主义小团体无法存在)时,我们可以按照传统说法称其为共产党。

请注意,集中统一并不只为秘密斗争和军事斗争服务,而是要在一切条件下尽量扩大集中以增强力量。也不存在对内集中统一导致对外影响力降低的问题,完全可以用集中统一的核心去影响不集中统一的外围,分层次的施加影响。不过,历史上的共产党的集中统一,很大程度是秘密斗争和军事斗争逼出来的,可能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确实增加集中统一的难度,我们这里只能做方向上的要求而无法设想究竟集中统一到何种程度才能成功。只能说,既然历史条件变化了,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必然与历史上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共产党有所不同。

坚持共产党的主体性与轻视群众或精英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党和群众并不是精英与非精英的关系,党员不一定比群众更聪明或更有知识。并且可以预计,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数知识分子和高级专家是敌视或至少不欢迎共产党的。这个问题可以参考http://youngchina.review/archives/4851一文的第3部分。当然,一个成功的共产党必然有自己的经济、法律、行政、军事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是建构新社会这项工程的工程师。

解决了主体问题,诸如如何看待罢工之类的问题就成为纯粹策略性的问题了:取决于它是否增加共产党的力量。一般来说,党领导的罢工取得经济上或政治上的成果,可以使工人增强团结斗争的信心,并且提高党在工人中的权威;罢工的破坏性会损害不愿罢工和工厂外群众的利益,如果罢工得不到他们同情谅解,则会造成群众内部分裂;罢工失败会挫伤工人的信心,并可能归咎于党的错误鼓动;如果工人罢工普遍情绪很高,要把不愿罢工的工人打成工贼;工联主义或其他与党竞争的组织领导的罢工,要有几手准备,等等。总之,罢工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如同一个炸弹,有时可以炸伤敌人,有时也会炸伤自己,问题只在于如何使用。既然共产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是不合理的,怎么可能区分开合理和不合理的罢工,决定支持与否呢?此类策略性的问题,根本不应该进入政治主张的讨论(至于在消灭资本主义之后,罢工会成为部分工人斗争全民利益的武器,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应由前述的具体政治经济制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