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项城（以及后继的军头们）可能是「爱国」的，但他们的那些个北洋政府，确凿无疑就是卖国政府。

我不打算罗列其具体的罪名，这里只建议各位知友随意百度一下，关键词「北洋政府」「财政」，就能搜到一大堆相关文献。这里先摘引用一下@钱平 的论文《袁世凯与北洋政府时期的财政》中的部分文字，加粗的是我认为的重点。为便于阅读，部分数据由汉字改为阿拉伯数字。

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赔款和外债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南北统一时，民国财政的另一沉重负担，是军费支出的膨胀。……

镇压二次革命的战争费用，是又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

相对来说，袁政府的行政经费，则十分拮据。除必不可少的支出，诸如举办实业、推广教育、司法行政诸费外，大多落空。但是，1913年春，国会召开，袁世凯为对付革命党人，收买议员，各项政费膨胀。1913年5月，中央军政费用支出1407万余元，6月支出1349万余元。因此，财政更困难。中央政府于7月间不得不实行减政主义，裁汰冗员，裁并不重要的各司和中央直辖机关，并实行减俸。自1913年8月份起，薪饷搭放公债票，旋改有利国库券。11月后军务告竣，停止搭放，改为凡在京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人员，月俸自200元以上至300元者暂减一成，300至500者减二成，500以上者减三成的办法。熊希龄任总理兼财政总长时，中央政府“每月仅仅开支600万元”。扣去军费，行政费仍然只有200多万元。

如此庞大的支出费用，尤其是巨额的赔款、外债以及军费，迫使袁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财政措施来挽救其经济上的窘迫。

一．1912年-1913年，袁政府的财政状况及财政方针

根据不完全的资料，1912—1913年间，袁中央政府除外债外，收入状况大致如下：

（一）各省解款：从1912年5月到1913年10月，收入260余万元。（1912年10月以前为170多万两。）

（二）国民捐：至1913年6月，收入305万余元（其中1912年为255万余元）。

（三）崇文门、张家口、杀虎口、左右两翼等税务收入：这几个由中央直接经征的常关税收，按“宣统四年”预算约为177万余元，两年收入估计总在350~360万元左右。

（四）盐税：除各地截留盐税不计外，长芦、山东、河东、奉天、两淮等地盐税，1912年5月到1913年6月，解款共478万余元。

（五）交通部路航邮电收入：1912—1913年间，交通部代财政部拨款258万余元。

（六）其他：如新辟印花税1913年间收入5万元，华侨爱国捐几十万元，等等，为数不大。

（七）国内银行垫款：银行借垫，在1912—1913年间，一般为短期往来性质，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一些垫款也属有借无还。据孙多森呈，至1913年初，财政部已向中行借垫100多万元。不过，这一时期，中、交银行的垫款还不算多。

上述各项收入，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过2000万元左右，远远不能满足军政各费的需要的。

……孙中山、黄兴主张在国内筹集资金，通过提倡国民捐、发行不兑换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同盟会由黄兴出面提出的国民捐方案，规定财产在500元以上累进征收，工薪在10元以上者，捐纳十分之一，以三个月为限，带有强迫性质，并非自愿认捐。同盟会的方案得到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同情。但是，袁世凯、熊希龄以及共和党、统一党等都不赞成。袁世凯在参议院正副议长进谒时明确表示：“唐总理拟行勒捐及不换纸币，仆不谓然。苟行其说，全国骚然，危亡立见，与仆建设民国、确定共和政体之初心大背。闻前日唐总理亲以此意商诸贵院诸君，故仆今日亦为诸君言之，聊表区区之意耳。”在袁世凯主持下，熊希龄和后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实行单纯依赖外债的政策，使民国元、二年间的财政，不能不为列强所牵制和操纵。

…… …… ……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不顾国会及各省各界的强烈反对，同五国银行团签定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数目为2500万英镑；年息5.95%，净收额不下于84%；年限为47年。借款的担保有三项：

（1）中国盐务收入之全数；

（2）关税中除应付款项外的余款；

（3）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中央税款。

此次借款除了照例经济性的榨取外，附有的政治性条件，根据合同规定主要有三项：

（1）将来以盐税担保而借款，或与次款相同用途之借款，银行团有有限权；

（2）在审计处设洋稽核员，凡关于借款款项之领款凭单须有洋稽核员会同签押；

（3）在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除中国总办外，有洋会办一员，共同主管所有发给引票，汇编各项收入之报告及表册各事。

从此，续海关税之后，盐税也被银行团控制。

周辞职后，梁士诒在5月16日上任财政部次长，暂时代理部务。在梁士诒任内，首次运用铁路借款的名义来筹措军费，显示了交通系在财政上的实力。……

……自1913年底起，袁世凯本人就开始直接控制财政事务。

二．1914年-1915年，袁政府财政状况及财政方针

1914年初的财政局面，基本上尚未改观。为度经济难关，袁世凯在直接经管财政事务后， ……1914年欧战爆发以后，欧洲金融市场吃紧，外债来源断绝，由于外债靠不住，袁世凯直接掌管财政后，力图从国内筹措财政费用，"誓不复借外债"。……于是，任梁士诒为内国公债局总理，靠发行内国公债来弥补财政的不足。从而，袁世凯政府利用加强国内搜括的办法，使得财政紧张的局势得以缓和下来。

总体来看，1914年-1915年，袁政府在增加收入方面，首先将常关税收划归中央，加强了中央的直接收入。自1913年底起，各省举办验契以及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契税增收、烟酒税增收等作为中央专款，直解中央。其次，在财政会议上，核实了各省收支实数，命各省将收支盈余解归中央。袁世凯在批复"财政部呈酌拟各省认解洋赔各款及京饷处分条例，请准施行一案"时，强调说："环视各省秩序大定，财力渐充，所有以前应解京饷、洋赔各款，除向盐关两项拨解之数外，自应如数照解。"第三，强向交通部筹款。交通部经管的铁路系统，是当时最重要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据叶恭绰说："自项城听某某之言，强迫接济政费"，于是，责成该部每月筹拨50万元。第四，筹办内国公债。1914年3月间增设筹办公债所，印刷民国元年六厘公债票，预备发行。但民元六厘公债期限长达35年之久，难以发行。故债票仅印刷2000万元，"酌发各处抵付欠款约四百余万元，并按期认付利息外，并未实在发售"。至欧战爆发，遂于1914年8月3日发布《民国三年内国公债条例》，总额1600万元，九四折，六厘息，12年还清。由于发息还本比较可靠，用途较广，期限较短，而资产阶级也支持袁世凯"维持治安，巩固邦基"，因而发行顺利，增额甚多。于是至年底又增加发行额800万元。1914年10月又成立新华储蓄银行，发行有奖储蓄票1000万元。此外，盐税经整顿后，收入不断增加。

在支出方面，袁世凯自直接经管财政后，对支出亲自核定和分配，并将北洋军队分布到南方就地筹饷，这使中央军政费用得以减缩下来。1914年3月，袁"批军费定300万元，政费220万元……是月军费仅支银299万余元，较原请之数实减57万余元；政费仅支银290万余元，较原请之数，实减65万余元。全年约略推算，可减银1200余万元"。

至此，财政情况开始好转。……

即使如此，财政形势仍然不容乐观。1914年底，财政部就民四（1915年）财政进行概算，不敷达5000万元以上。……实际上财政紧张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善，更说不上充裕。

而且，哀世凯政府的苛捐杂税，不但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还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引起了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的强烈不满。

…… …… ……

1915年3月5日，袁世凯任周学熙署理财政总长，起用皖系，来压抑势力膨胀的以梁士诒为首的粤系，部署称帝。但周学熙在筹办帝制经费方面，不能满足袁世凯的需要，因而"以筹款维艰四字，受不知大体之申斥"。而梁士诒则积极为袁世凯筹划帝制经费，得以东山再起。然而，超强度的搜括，最终导致了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崩溃。

三．袁政府时期几项重大的税收制度概况和变革

一．海关税 。海关税包括海关税和距海关五十里内的常关税，均归总税务司经征。海关税收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快就恢复和发展起来，超过了前清的收入，但欧战以后，此项税收大为减少。

由于1902年订立的《通商进口税则》十年期满，从1912年8月开始，北京政府即与列强商议改订税则，希望把税则由值百抽五提高到值百抽一二·五，同时免除内地厘金，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可以便利商品流通。鉴于十年来商品价格上涨颇多，即使不提高税则，只要从实核定商品价值，确实做到值百抽五，也可以大大增加关税收入。然而，由于列强一再拖延，直到欧战爆发，始终没有能达成协议。欧战之后，连谈判都搁置下来。

二．盐税。前清盐法，头绪纷繁，弊病百出。辛亥革命中，各地截留税款，甚至动用军队强运，以筹军饷。民国以后，关于盐政改革问题，虽经一再讨论，但因盐政过于繁杂，难以下手，因而议而不决，迄无结果。

鉴于拟议中的善后借款行将成立，而盐税为预定的抵押品，袁世凯于1913年1月6日发布命令，自是年1月份起将盐务收入各款专款存储，“无论何事，概不得挪移动用，庶几内巩财政，外昭国信”。善后借款成立后，按照合同成立了盐务署，以财政总长为督办，财政次长为署长，聘洋员为顾问。下设稽核总所，以次长兼总办，聘洋员为会办。各地设立分所，设华经理一员，洋协理一员。盐税交由五国银行团存储，遂为列强控制。

盐务署顾问及稽核总所会办丁恩就任后，为确保盐税增收，以备抵还善后借款等外债，主张“将商人运售盐觔之引权一律取消，改行自由贸易之制，以期上益政府，下益人民”。这个主张是企图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改造封建性极强的盐政，结果遭到盐商的强烈反对。袁世凯也认为“此事不宜采用激烈手段”。因此，盐务的改革只是逐步采取在产盐地方征收盐税（就场征税）的改革办法，并规定每百斤抽二元五角，这样既可以增加税率，又可使各地高低悬殊的税率逐渐趋于平均。这项改革办法虽在1913年12月24日公布的《盐税条例》中作了规定，但事实上也没有全面实行。……

三．田赋。由于中国工商业不发达，田赋历来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税收。前清田赋征收凌乱无章，弊病百出。辛亥以后，对前清旧制有所改革，大体说来有以下几项：

（一）地下、漕米改征银元。……

（二）征收田赋附加税。……

（三）准备清丈。前清田赋鱼麟册经过历次内乱，散失无存，征收田赋缺乏确凿根据。民国成立，朝野人士都主张实行清丈。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体制不健全，各地都不敢贸然进行，只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稍作改良，以期增加财政收入。如浙江“先从清厘户粮、整理旧册入手，以为将来清丈之预备”，只是对现行的实际征收情况进行登记整理，而不丈量田亩。1914年12月，袁世凯政府设立了经界局，“先由京兆区域筹办清丈”。但经界局缺乏经费，而各地阻力重重，且屡起反抗清赋、清丈风潮。1916年春，经界局虽在涿县、良乡两县试办，但因袁世凯政府摇摇欲坠，害怕发生风潮，遂于1916年5月24日下令“将近畿清丈及清查田亩各事宜暂行停止，各省有奉前令举办清丈、清厘田赋者，亦着一律缓办”。

四．厘金。……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1914、1915年间，当局用提高税率及对征收官严加考核的办法，使厘金收入大幅度增加，至1916年，核定比较数高达4747万余元。

五．常关税。……

六．验契和契税。……

七．烟酒税。……

除以上主要税收，其他捐税尚有当税、牙税、糖税、矿税、茶税、渔业税、牲畜屠宰税等等，年收入各有几十万、上百万不等。

对于袁世凯政府的苛捐杂税，张謇于1916年4月20日愤懑地写信告诉梁士诒说：“惟时间商民以新税之复杂繁苛，奔走诉其哀怨而已……商之于税，重可忍而烦不可忍；官之于民，信可谅而欺不可谅！”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对于袁世凯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

四．金融币制改革与京钞风潮

……

袁世凯上台不久即着手统一货币，几经研究于1914年规定新币1元重7钱2分，成色为89，即以库平纯银6钱4分零8毫加铜铸成1元，币面铸袁世凯头像，故称为“袁头币”（即「袁大头」——杨爱红按）。……

在统一银币的同时，袁世凯政府还对纸币进行了整顿。……由于中、交两行（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有充分的现金准备，发行的兑换券信用坚挺，商民都乐于兑换，使这一时期的纸币整理有了一定的进展。

然而，正当币制改革稳步进行之际，袁世凯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复辟帝制，从而引发了“京钞风潮”。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准备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复辟帝制。为筹备登极大典花去的经费超过2000万元。不久，云南爆发了护国讨袁战争，袁世凯为对滇用兵，急于筹措军费，使国库开支陡然困迫起来。支出方面，仅军队每月加饷需要560余万元;收入方面， 各省或宣布独立，或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强行截款，使袁世凯失去了各省的财路。各帝国主义国家看到袁世凯失势，也纷纷撕毁进行中的各项经济合同，断绝了对袁世凯的一切援助。袁在内外财源断绝的情况下，只好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伸手。

此时，袁世凯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岌岌可危。中、交两行准备日渐空虚，于是便出现挤兑问题。首先是京城官宦大贾至中、交两行提取存款转存外国银行，随之商民人等也纷纷争相兑现持票。至1916年5月上旬，北京、天津、济南、上海、广州等地都出现挤兑，致使中、交两行无法招架。从而，北洋政府召开紧急国务会议，在梁士诒、周自齐的主张下，决定中、交两行自5月12日起停止兑现。

……袁世凯……于停兑令发出二十余日后忧惧而死。然而，“京钞风潮”却并未停息，由此引起的财政金融的问题，又延续了数年之久，直至1920年以后才逐渐平息下来。

概括起来讲，袁项城的北洋政府，从一开始就靠着外债续命，等到一战爆发、外债不好借了，财政就迅速走向总崩溃了。在此期间，袁项城固然是采取了一系列续命手段，可是他没法儿打破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从地主和旧式盐商虎口夺食（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盐政改革妥协和清丈田亩失败），就只好在商品流通环节和金融领域做文章、在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如上文中提到的交通系和张謇）那儿强行化缘，甚至还把军队撒出去就食，于是便坐实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封建军阀」的判词——呃，95后、00后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这种词已经越来越罕见了。
实事求是地讲，袁项城不是傻子，他也知道得要向地主和旧式盐商之流多收点税，他也知道要投资工业。可是，他的北洋军和北洋政府就是靠这些人撑起来的，他就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袁项城绕来绕去都不可能给「自己人」放血。即使他想借称帝来重塑中央权威，也已经无力回天了，反而加速了总崩溃的到来，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这就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叫「阶级属性」。
袁项城的北洋政府，其封建军阀政权或者说地主阶级政权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无力也无愿触动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也就无法从广大农村汲取剩余产品投入到工业化中，也就无力开辟新的、更可靠的财源，也就无法应对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也就必然不断走向崩溃。从这个意见上讲，「卖国」就是封建军阀们的固有属性——除了「卖国」，别的生意搞来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他们维持统治。
与之相比，孙大炮虽然不靠谱，但好歹还敢提出征收财产累进税，对占有大量财富却不大力投资工业的地主阶级开刀，这就叫进步性。

最后回答一下题主的问题：袁项城以及后继的军头们，可能确实是有「爱国心」的；可他们的「爱国心」，唯一的用处就是在卖国的时候用来讨价还价，以便把「国」卖出个更好的价钱。
如果对20世纪初的中国各派势力的财政基础感兴趣，还可以看看已被封号的杨爱红零号机的《国民政府为什么要用抓壮丁绑人这种极端方式征兵呢？ - 杨爱红的回答》和马督公的《h为什么近代自北洋军阀到民国，出这么多大师，最后却是共产党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