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困境——贫富分化与政治操弄
原载：盘古智库
作者：雪珥
背景
5月20日，蔡英文在台北“宣誓就职”，标志着民进党在台湾地区的再次掌权，不仅执掌“行政权”，还会主导“立法权”。十多年前陈水扁当政时，民进党在“立法院”还不是多数，而今，民进党拥有68席“立委”，在台湾立法机构中成为单独过半的党，国民党则只占有35席。虽然台湾政局发生了新变化，但既有的内部治理问题仍会延续，并且不排除随着台湾经济的低迷出现恶化的可能性。
台湾的“阶级鸿沟”，在一场同学会中表现了出来。
2014年3月，外商协理黄宪宏参加了一场高中同学会。在不少同学眼中，36岁的黄算是成功人士。高中毕业后，他考上名校商学院，随后申请奖学金赴美攻读企管硕士，回到中国台湾后顺利进入一家知名外企。工作五年下来，他不但很快还清了助学贷款，还存下了木栅一栋老公寓的头期款。上一年（2013年），黄的年收入近200万元（新台币，下同）。
聚会的地点在阳明山仰德大道三段，是一幢刚整修完成的欧式别墅，占地400坪（1320平方米），有前庭、泳池、网球场、篮球场等，别墅前停放着一辆最新款的法拉利跑车，车库内还有一辆顶级宾利房车和保时捷休旅车。光这三辆车，总值就接近4000万元。
这幢豪宅，属于他们的另一位高中同学、与黄同龄的“小胡”。胡是富二代，大学毕业后就接手家族逾两亿元的房地产投资，几年磨练之后，当起投资客。家族人脉、金援加持，加上大胆采用高杠杆操作，胡在房市打滚七年，手中资产成倍数成长，身家超过10亿元。2013年，他单靠房地产投资，就已净赚1.8亿元，是黄的90倍。
台湾《天下》杂志在刊文介绍了这两位同学的巨大差异后，感慨：“两人收入决定性的差距，和努力工作与否无关，而是谁有资本钱滚钱”，并认为，这正是台湾最富有的1%与其余99%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形成阶级鸿沟的真实案例，更是台湾近年所得分配日益恶化的具体写照。”
数据与民意
台湾的贫富分化，真到了形成“阶级鸿沟”的地步了吗？官方的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看法。
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分化的重要指标。台湾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台湾的基尼系数为0.336，比上一年的0.338略有下降；每人可支配所得的基尼系数是0.288，亦略低于上一年的0.290。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的世界竞争力调查的5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5,远远低于美国、中国大陆、新加坡，更将中国香港远远地抛在后面：香港官方的“政府统计处”每五年发布的“基尼系数”，最新资料截止到2011年，为惊人的0.537，与1976年（0.429）、1981年（0.451）、1986年（0.453）、1991年（0.476）、1996年（0.518）、2001年（0.525）、2006年（0.533），构成了一条显著的上升曲线。
同样，另一个衡量贫富分化的“五分位”数据，也显示台湾的贫富分化似乎并不悬殊。所谓“五分位”，是将人口（家庭户数或个人）按照收入所得排列，分成五等分，比较最高20％人口与最低20%人口的收入差距。2013年，台湾最高20%家庭每户可支配所得为188.3万元，最低20％家庭为30.9万元，高低所得差距6.08倍，较上一年的6.13倍下降0.05。若依每人可支配所得重新排序后，计算“五分位”差距，2013年为4.08倍，较上一年的4.14倍下降0.06倍。
图1是“全球顶尖所得分配数据库”（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WTID）所绘制的台湾基尼系数与“五等分”数据在1964~2013年期间的变动，可以看出台湾的贫富分化有一定程度的加大，但并不十分明显。
另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信息分析，中国台湾地区的贫困人口占比仅为1.5%，在所统计的162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为全球倒数第一，也即贫困人口占比全球最低，远远领先于排名倒数第二的突尼斯（3.8%）。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数据所依据的，是各地政府自行制定的“官方贫困线”(official poverty line)，各国对贫困定义的不同，直接造成贫困人口占比的口径不同。如中国大陆的这项数据，仅为6.1%，排名全球第155名，即中国大陆贫困人口占比之少居于全球第八，远高于美国（15.1%，排名第127名）及中国香港（19.6%，排名第106名）。显然，这与人们的普遍感知并不相符。
对于台湾的“均富”努力，官方颇为自豪。马英九在“2014年全国中小企业发展会议”的开幕致词中就提到：“台湾贫富差距，在全世界也算是很低的。”但是，台湾民间并不认同官方的说法，对于贫富分化有着完全不同于官方的感知与解读。《天下》杂志一年一度的“国情调查”揭开了这种巨大的分歧：2015年国情调查中，民意认为台湾“贫富差距扩大”的高达91%，；而这一数据，在2014年“国情调查”中为93.8％，创下调查以来新高，其中认为“非常严重”的比例更占了72.1％，将贫富分化视为危及台湾政治稳定的“不定时炸弹”。由于贫富差距拉大，民调显示近七成民众认为努力赚钱也难翻身。
在票选台湾当前最大的危机时，2015年国情调查的结果依次是“经济不景气”（45%），“政治恶斗”（33.8%）及贫富差距扩大（21.7%），与2014年调查结果一致：“经济不景气”（50.5%），“政治恶斗”（30%）及贫富差距扩大（15%）。两年的区别在于：对于“经济不景气”的担忧人数下降了4.5%，但对于“政治恶斗”与“贫富差距扩大”的担忧人数则分别上升了3.8%及6.7%，凸显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强烈担忧。
涉及贫富差距议题的文章，在以《天下》杂志为代表的台湾精英媒体中，一直是主流话题。
分歧的来源
官方与民间，为何对贫富差距扩大的认知有如此巨大的分歧？
对于官方的统计数据本身，并没有人质疑其真实。问题在于，官方的统计数据采集方式、口径等，失于粗疏，而难以更为清晰地反映贫富分化的真实情况。《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在接受《天下》杂志专访时指出，基尼系数和“五分位”法把太多抽象的东西放在一起，很令人分心，用税收、遗产税萃取出更具体的数字去呈现“不公平”，才能贴近人的真实感受。
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虽然在国际通行，但国际间并无制定基尼系数的准则，如应否剔除税项、应否剔除公共援助受益者、应否剔除非本地居民、应否加入政府的福利等，并没有一致性。而“五分位”法将全体人群分为五部分，过于宽松，容易稀释经济顶层与底层的真正差距。例如，台湾的“五分位”法，其收入所得最高的20%的切分点，实际上划在了家庭年收入180万元以上，这表示夫妻每月各赚8万的受薪家庭，会与郭台铭、魏应充等超级大富归入同一级而不做区分。如此，若是薪水冻涨但郭、魏等富豪大赚钱，则五分位法所得比与基尼系数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显然，这样的数据欠缺精细。
最好的办法，也是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将人群再细分为10%、5%、甚至1%，如此一来，贫富差距的变化就更为清晰。而这，正是“全球顶尖所得分配数据库”所提供的服务内容。2014年，由“中研院”院士朱敬一与胡胜正主持，联合四位新生代财经学者，采用WTID一样的研究方法，花了四个月时间，研究“财政部”历年的税籍数据后，建立了台湾版更精细的贫富差距历年数据库，并正式纳入WTID数据库。
根据这些数据，台湾廿等分层级（即以5%划分人群）所得比在过去14年由32倍多暴增到96倍多，如WTID制作的图2。
恶化加速
台湾前1％巨富所得占比，在2000年前后开始稳定攀高，如今已占全台所得的10.85％，所得集中度超越日本的9.51％，直追韩国的12.23％、新加坡的13.85％。相比之下，美国前1％富人的全国所得占比为19％。
中国台湾所得前10％的所得占比35.5％，低于日本的40.5％、韩国的44.87％、新加坡的41.85％（图3），并不算高。媒体认为1%与10%这两个人群的不同占比，或许反映的是台湾的顶尖富豪财富更集中。
台湾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恶化的速度。不论是1％或10％比较，台湾自1980年所得分配最平均的美好年代之后，富人所得占比增加的速度，就比日本、新加坡来得高，仅次于韩国。
过去30年，中国台湾顶尖收入1％的巨富多拿到“全国”所得5.2％，是四者中比例获取最高的。最高收入10％人群则多获取14.1％，也仅次于韩国的增幅。
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某特定比例（如最高的10%）的高收入人群，其所得占比的快速增加，最大的推动力在于更高收入人群（如最高的5%）所得的超快速增加，也即最高5%人群的收入增长，拉高了数据；同样，最高1%人群的收入增长，拉高了最高5%这个人群的统计数据；还可以依次类推到最高0.01%收入人群对统计的拉动。比如，2000年以来最高0.01％家庭总所得份额，占最高0.1％家庭总所得份额的比率每一年都在40％以上，而他们的家庭数量仅占10%。
新加坡财富研究机构Wealth-X公布的《世界超级财富报告》（World Ultra Wealth Report 2014），也为中国台湾的贫富分化提供了一定的佐证。台湾的“超高净值”（Ultra High Net Worth ,UHNW，标准为资产达到3000万美元以上）人士，2014年达到1315人，比上年增长5.6%，他们的财富总额达到了225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1%，人均财富1.71亿美元。“超高净值”人数及其财富总额的增幅，都超过亚洲均值（分别为4.8%及5.8%）、接近全球均值（6%及7%）。其人均财富也超过亚洲及全球“超高净值人士”平均值（分别为1.50亿及1.41亿美元），显示台湾的财富集中程度，可能高居前茅。
遗憾的是，该报告未公布台湾“超高净值人士”所拥有的财富在中国台湾总财富中的比例（其所公布的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的这一比例分别为7.3%与59.5%，凸显中国香港的财富集中程度到了惊人的程度）。
均富的奇迹
台湾在经济起飞的阶段，对于贫富差距的控制，达到相当卓越的程度，造就了“均富”的“台湾奇迹”，堪与后来中国大陆令10多亿人摆脱贫困的“中国奇迹”相媲美，成为大中华圈为世界创造的两大奇迹——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奇迹，也是社会发展的奇迹。
台湾的经济起飞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这一时期的“五分位”数据，呈现了递减趋势，收入最高的20%人群与最低的20%人群相比，其收入差距从1964年的5.33倍下降到1980年的4.17倍。中国台湾的“均富”奇迹，在美国学者钱纳里看来，甚至是世界上唯一的。
造就奇迹的主要原因在于几点：
首先，台湾的经济改革与后来大陆的经济改革一样，也是发轫于农村改革。通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等，台湾对土地资源进行了重组，这样的“土改”结束了此前土地过度集中于地主富人手中的情况。贫农数量急剧减少，既提高了农民的耕作积极性，也大大缩小了城乡差别，1964年台湾农家户均可支配所得就相当于非农家的96.59%，为“均富”积累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土改”是在和平赎买的主流政策下进行的，避免了农村社会基于利益争夺的斗争。
其次，台湾起飞初期大量依靠劳力密集型产业, 如纺织、食品加工、皮革、小机电等。这些产业的特点是：一、以出口为导向；二、企业的规模小；三、技术含量低，适合吸纳低素质劳动力尤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样的产业特点，使得就业较为充分，同时也使得收入较为平均，令广大“屌丝”阶层得以分享改革红利，也令台湾的改革得以在初期避免大资本形成垄断，这些都促成了分配的均化。1979年台湾失业率降至1.2%，实现了充分就业，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结构中占到了60.8%，为社会的“均富”打下基础。
第三，台湾在经济起步的初期，就十分注重教育，自20世纪50年代就普及了小学义务教育，60年代则普及了初中义务教育，并不断加大在教育上的财政投入，提升民众的教育水准，为融入低技术的劳力密集型产业做好了准备。
台湾20多年发展中展现的“均富”现象，成为国际学术界盛行的“倒U假说”（Kuznets Inverted-U Hypothesis 或Kuznets Curve）的例外。“倒U假说”是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Kuznets）在1955年提出来的。他经过对18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实证资料的分析，得出了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表现在图形上，是一条先向上弯曲后向下弯曲的曲线，形似颠倒过来的U。
转型新常态
当台湾进入经济转型期后，“均富”奇迹终结，贫富差距开始拉大。“五分位法”数据显示，1980年仅为4.17倍，到1990年上升到5.18倍，到2001年上升到6倍以上。
其中原因，岛内外学者进行过不少探寻，大致有以下几种：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当推产业结构调整。这种调整体现在：一、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兴起，不断侵蚀制造业的份额；二、制造业自身飞速升级，从劳力密集型产业转向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三、迅速崛起的服务业，覆盖范围极其广泛，从低端的餐饮行业到技术含量颇高的IT服务及金融服务等。
转型期间，台湾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景气低迷。同时，“台湾接单、海外生产”的“三角贸易”，已经占据台湾制造业的半壁江山，虽然依然有助于GDP的增加，但无法拉动本土的就业、投资与消费，其收益也无法与普罗大众分享。
因此，催生了转型过程中的两个现象：
一、结构性失业人数增加，尤其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低收入群体，就业困难大大增加。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每户就业人数按照“五分位法”计算其差距，收入最低的20%家庭，其就业人数从1981年的1.45下降到2013年的0.51；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其就业人数的下降明显少于前者，从1981年的2.61人，下降到了2013年的2.29人；两组人群之间的家庭就业人数差距则持续扩大，从1981年的1.80倍，到2013年的4.49倍。
甚至，最富与最穷的两组人群，其家庭规模也发生着同样的变化，收入最低20%家庭，其平均每户人数从1981年的3.65人，下降到2013年的1.80人；收入最高的20%家庭，其平均每户人数的跌幅明显低于前者，从1981年的5.61人下降到2013年的4.19人；两者的倍数差从1981年的1.54倍扩大到了2013年的2.33倍。这背后，可能是低收入家庭不敢生养子女甚至无力成家等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应证了“贫贱家庭百事哀”。统计也显示，2013年台湾的1人户与2人户的比例合计达到36.77%，而这个比例在1970年是7.3%、1980年是11.15%、1990年是18.06、2000年是29.12%。家庭结构的变化，除了生育观念等的变化之外，与贫富分化是否也有某种程度的逻辑关联，尚待进一步的研究判断。
二、工资差距扩大。工资薪金（“受雇报酬”）所得在台湾每户平均所得中，占比高达54.8%，长期如此，因此，工资差距的拉大，对收入分化影响很大。
统计数据显示，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不断拉大。最能吸收低收入阶层的制造业、营造业工资薪金涨幅较低，而集聚大量高收入阶层的金融保险、水电燃气等产业工资薪金则明显得到了提升。在1980~2006年间，台湾制造业平均月工资从8043元增至39080元，而水电燃气企业等则从23451元增至88348元。
2013年的官方统计表明，按行业划分，人均可支配所得最高的是“公共行政及国防；强制性社会安全”（754134元），这个行业以公务员为主，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华人社会“官本位”的特质；其次是“金融、保险及不动产业”（719,000元），第三是“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类”（691441元）。最低的则是“农林渔牧业”（369973元），他们甚至比“无行业”（391638元）还低，随后依次是“支援服务业”（418678元）、“住宿与餐饮业”（436206元）。低收入的行业恰恰是吸纳低端人群最为集中的行业。最高收入的公务员阶层，与最低收入的农民，收入差距超过了100%。
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差距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扩大，教育与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台湾早期的经济腾飞中，普及性的教育扮演了“均富”推动者的重要角色，但随着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大，教育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大了收入差距。2013年的官方统计显示了这一差别。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者，年均收入大大超过其他教育程度者，甚至比大学教育程度者还高出54.7%。详见图4。
其次是ECFA，虽然的确为台湾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但是台湾的产业外移也加剧了台湾的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难度。民进党以此为议题进行扭曲性的政治操作，实际上也是抓住了底层劳动者的顾虑及不满。
对于台湾产业转移跟着成本走的特点，舆论也有批判。“产业升级陷入僵局，企业主仍普遍倾向节省成本，而非创造价值，让台湾薪资水平不但无法提升，甚至倒退，也是原因。‘台商企业老板太习惯cost down，这边成本高，我就移到别的地方去，’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员吴亲恩指出，从台湾移到大陆沿海省份、再往内陆移，甚至转战越南、柬埔寨。‘企业主将人力资源视为成本，不愿投资台湾人才，尝试产业升级，造成薪资结构僵化，也拉大了贫富差距。’”
税制的导向
产业结构转型之外，催化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主因，是税制。
如何权衡税制的“效率”与“公平”，是所有政府的难题。注重“效率”，可刺激经济增长，但亦会加大贫富差距，这是包括台湾乃至大陆在内的后发地区不得不面对的艰难抉择。
台湾大约是世界上税负最低的地区之一，税负平均约12.2%。台湾税制的特点就是减免项目繁多。无论是“两蒋”时代第一次经济腾飞，还是后来政党轮替，执政者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不断在税收优惠上大做文章。1960年起，台湾开始实施《奖励投资条例》；1991年起，改为实施《促进产业升级条例》；民进党执政后，又推出诸多减免政策，诸如制造业及相关技术服务业新增投资5年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实施土地增值税减半征收；对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所需规费及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捐都予免缴或免征等。
民进党与国民党在减税刺激经济上，并无区别。2005年，民进党政府以抢救SARS后的低迷房市为由，把土地增值税减半；金融海啸期间，国民党政府则把遗赠税从50%调降到10%。
岛内舆论乃至学界广泛认为，减税所惠及的主要是财团，而非普罗大众，反而因此加大了贫富差距，破坏了财政税基，削弱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受影响的依然是普罗大众。
台湾税法计算土地价值是按公告地价而不是市场价格，课征土增税和房屋交易所得税，其依据严重偏离实价。据官方统计资料，1976~1996年间，土地交易者共获利10.03兆元，但只缴1.4兆元的增值税，税率约只有1/10，远低于税法所规定的40%至60%。
经常被当作典型的案例是，北市“信义之星”在2008年每坪100万，投资客在涨到170万元后卖出，大赚1亿元多，但只需缴52万元房屋交易所得税。若以实价课税，则要缴5200万元，相差近100倍。
台北信义计划区在1980年市府正式公布重划计划时，还是一片苗圃、稻田与联勤兵工厂，但宏泰集团林堉璘在公告前后陆续就买下区内近万坪土地。当时其购入价格，一坪不过台币7万元到12万元不等。但如今，单以占地2600余坪的威秀影城土地为例，市价已经涨到约每坪650万元，总值169亿元。换言之，24年间，林堉璘几乎不用做任何事情，就赚到了整整68倍的财富。而且税负极其低廉。林堉璘本人，曾名列福布斯（Forbes）台湾富豪榜首位。
同样地，台湾的股票交易所得也不课税，1980~1998年，台湾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从2191亿元，增长到8.38兆元，平均每年增加22.4%，加剧了财富的集中。
媒体因此批判：“台湾落后国际的税制和缓慢产业升级，等于变相鼓励用钱滚钱的资本交易，让台湾成为富人炒作资本的天堂。原是支撑社会的中产阶层，普遍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担心落入‘向下沉沦’的趋势；没有‘富爸爸’的年轻世代，靠自身才能与努力翻身的机会，也愈来愈小。而富人，也觉得社会仇富，缺乏安全感。”
个人所得税方面，税负不公更明显。根据台湾“财政部”财税数据中心的统计资料，1998年全台湾所得税来源中，只有5.7%的所得来自受雇人员的薪资报酬；产业主所得则为16.0%；但是在个人所得税来源上，薪资所得者却缴了72.3%的税，企业主只缴5.3%。2003年全台湾排名前40名的最高所得者，总所得额共270亿元，排名第40名的人也有所得3亿元，这些高所得者中有15人缴的税率不到1%，有8个人没有缴一毛钱税，只有五六人缴税达到38％的正常税率。
何来撕裂感？
台湾究竟是否存在贫富分化问题？台湾的贫富分化问题究竟有多严重？从政府数据与民众感知的分歧，可以看到台湾社会所展现的“撕裂感”。
其实，台湾的所谓“贫困”，依然是“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贫困，即以相对贫困为主，兼有绝对贫困。真正无法维持生存的人属于极少数，即使是依靠政府救助为生的穷人，其生活水平也远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贫民高。台湾的无业者年均收入都能达到39万元，相当于年均8万元人民币，月均6667元人民币，即是明证。
台湾官方大约也注意到了民意与官方在数据方面的分歧，在官方统计中，特别列了“主要国家（地区）家庭所得分配状况”，以资对比，这些国家（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芬兰、挪威、卢森堡、新西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巴西、哥伦比亚等。而无论是基尼系数，还是“五分位数据”比较，中国台湾都是最好的。
同样地，WTID的数据也表明，尽管台湾的贫富差距在官方统计中因技术原因被低估，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台湾的情况并不特殊与另类。如最高1%人群的收入在所有人群收入中的占比，中国台湾与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英国相比，还是相当缓和的。
问题在于：为什么台湾的民意会对贫富分化如此敏感和尖锐，远超其他那些贫富分化更为严峻的地区？
正如台湾媒体所言，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感知，很大程度在于“相对被剥夺感”。有学者甚至认为，台湾民众对贫富分化的忍受度较低，习惯于较低贫富差距水平且经过舆论传播、政治宣传影响，其对于即便是0.345的基尼系数依然感到非常不满；此外，也普遍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普遍心态，受益于ECFA等诸多利好，台湾经济成绩单亮丽夺目，可是普通民众却未能雨露均沾，感同身受。
其实，这些原因之外，还离不开一个台湾特色的原因：“夹生民主”所带来的政治操弄……
“对不起，我真的还不起——毕业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欠银行的30万学贷怎么办?”
“对不起，我真的不敢结婚——我的薪水只有两万多，买不起房子也撑不起一个家。”
“对不起，我真的不敢生小孩——因为物价飞涨薪水却不涨，老婆去年还失业将近半年。”
“对不起，不是我不努力——40几岁不好找工作，投了一堆履历都没有消息。”
几则发布在主要媒体上的广告，痛诉了台湾从大学毕业、结婚、生子到中年的艰辛，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
这是2010年11月民进党的政治广告，矛头针对的是国民党所组织的11月21日拉票大游行，在每则广告的下方，都以弱势群体的口吻质问：“马总统，你也能为我办一场游行吗？”
这些广告，诉求点直指台湾社会最为关注的贫富分化问题，在刺激民意上相当精准与到位。
这些广告推出的时机，正是“五都选举”之前——“五都选举”是指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和高雄市这五个直辖市市长以及市议员的选举。
从各种官方数据以及其它数据来看，台湾的贫富分化问题相比其它国家与地区并不严重，但在民众看来，这一问题似乎到了刻不容缓、无法忍受的地步（详见上篇）。各种原因之外，还有个台湾特色的原因：那就是对贫富分化议题的政治操弄。
阶级政治
民进党少壮派鲜明地点出了改革的方向：一是“阶级斗争”，二是统一战线。
2008年的败选，对民进党来说，是重大的挫折，也由此掀开转变之幕，关键就是从族群议题转向民生议题、从统独政治转向阶级政治。
蔡英文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民进党主席。她在就任演说中提出：“台湾在将来面临着两个威胁，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崛起，一个是全球化的挑战。”所谓中国的威胁，是老生常谈，与全球化威胁并列，相当微妙。
蔡英文说：“在全球化方面，我们也面临挑战，这是无可避免的挑战。……我们的执政时期建立的包括就业保险、劳工退休账户、国民年金等很好的社会安全制度，必须要让这些福利网络更为完备，才能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防止M型社会的恶化。”显然，她将应对全球化作为“防止M型社会的恶化”的手段之一，而其潜在前提就是台湾已经陷入M型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八年，是民进党执政的八年。
蔡英文接掌民进党之后，以担任民进党中常委兼任党务改革小组召集人的罗文嘉等为代表，民进党内的少壮派掀起“二次党外”运动，推动“中间偏左”路线。
罗文嘉明确提出：“民进党要走中间偏左的路线”。他说，本土化是民进党的价值之一，但本土化无法涵盖所有层面；台湾社会非常多元，本土化无法涵盖、响应或吸纳社会的多元价值与需求。这可以从陈水扁执政第二任期看得出来：扁做了很多本土化措施，选票却流失很多。这不是本土化没有市场，而是除了本土化之外，还要有其他价值。
罗文嘉认为，民进党应该走中间偏左路线，“这与民进党的阶级属性有关”。“民进党要站在哪个阶级说话呢？当然是受薪阶级、传统农工阶级及白领阶级，这些都是不可移动的劳动力，民进党要站在这群人的立场为其代言，民进党要走的是‘中间偏左’的进步路线”。
罗文嘉强调，走中间偏左的路线不是口号，而是实践；执政的时候要表现在政策上，在野时期要展现对执政者的批判态度，与执政者清楚区隔，并点出问题的症结。民进党当务之急是要扩大社会基础，与各个友党、盟友在不同议题上合作，与台联合作主权议题，与绿党合作环保议题。
至此，这位操盘民进党党务改革的少壮派，鲜明地点出了改革的方向：一是“阶级斗争”，二是统一战线。
从民进党日后的发展看，罗的改革思路，被蔡英文采纳了，并且的确在政治上收获颇丰。
最佳议题
民进党更为着力的，是将民生议题、阶级矛盾与其固有的统独议题进行有机整合。
2009年，被民进党确定为“社会运动年”，试图重建党与社会的关系。2010年的“五都选举”，遂成为民进党将重点从统独议题转向民生议题、从省籍斗争转向阶级斗争的第一次全面实战。本文开头的那些广告，仅仅是这场战役的局部。
民进党更为着力的，是将民生议题、阶级矛盾与其固有的统独议题进行有机整合。国民党2008年重得政权之后，发生了两件影响台湾经济的大事，一是金融危机，二是两岸签订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民进党的论述中，前者俨然被看作了“天灾”，后者则被看作“人祸”，“天灾”难以抱怨，于是“人祸”便成了唯一的宣泄口。
在2010年4月25日的“双英辩”中，蔡英文指责ECFA将成为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关键因素:“ECFA将引发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结构调整、最大的财富重新分配，而这样的调整跟分配，最不利于弱势群体、弱势产业、广大的劳工、农民跟工薪阶层……”
“双英辩”后，民进党做了《ECFA签订后的影响》的民调，还接连推出了《ECFA对谁有利?》及3个《ECFA哪里好?》的文宣广告短片。
民进党智囊也指出，马政府的两岸政策，如ECFA，固然会提高产业获利，另一方面却也将扩大贫富差距。《自由时报》更直接使用《ECFA冲击就业，加速贫富不均》作为其新闻评论的标题。z在民进党随后发表的《马政府执政下的贫穷图像》一文中，再度指出：“这一年是青年无望弱势族群史上最艰难，以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一年。”
在《马政府执政下的贫穷图像》中，单列一章“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史上最严重”。主要内容是：每户就业人数创历史新低为1.46人，家户总所得大幅下降；20%最低所得家庭储蓄率创新低，负30,697元（新台币，下同）；原始贫富差距创历史新高8.22倍；劳工实质平均薪资倒退13年；最富有的5％与最穷5％的平均所得扩大至66倍。
自此，聚焦贫富差距，以民生议题吸引注意力、以阶级斗争推动政治动员，成为民进党的基本政策。在民进党官网的新闻中，输入“贫富差距”这个关键词，有232篇（截止2015年7月14日），至今尤甚。
两面出击
在将矛头对准国民党及大陆之外，民进党并没有忘记“中国威胁”之外还有“全球化威胁”。
民进党的文宣，首攻国民党。
2014年11月28日，蔡英文出席《从地方开始赢回台湾》台中希望晚会，率领中彰投三位县市长候选人拉票，在致辞中十分感性地再次抨击贫富差距：“过去这些年来，当我们看到每天生活的城市里面停滞不前，我们就在想，11月29日为什么不赶快来。当我们到超级市场，放眼望去，不知道哪一项食品是安全的时候，我们就在想，11月29日为什么不快一点来。当房价与物价飙涨，生活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时，我们就在想，11月29日为什么不快一点来。当十二年国教，一个关于我们的孩子的未来的重大决策，却被这个政府用一种如此散漫的方法来对待的时候，我们就在想，11月29日为什么不快一点来？当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当我们的孩子前途茫茫，当这个社会上充满着越来越多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想，11月29日，为什么不早一点来。”
今年4月29日，民进党召开第十六届第十次中执会当天，蔡英文会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马英九“真的不知道台湾人民需要的是什么”，以她当天到台积电向张忠谋董事长请教为例，“谈到的是台湾产业的前景、劳工权益及产业环保的问题，甚至谈到台湾社会贫富差距及南北差距等问题，这些问题才是台湾人真正关切的”，但马英九当了七年的“总统”，“却还不知道台湾人真正关切的是什么，实在让人失望。”
6月3日，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针对马英九所提到的台湾贫富差距已有改善、社会福利是亚洲四小龙之首，表示说：“这显然与目前台湾人民的实际生活与就业环境落差太大。”
第二个攻击对象，是大陆。
2014年11月21日，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与新境界智库执行长林全，接见美国国务院经济暨商业事务局首席副助卿唐伟康后表示：“台湾经济过度依赖中国（大陆）市场、贫富差距加大都是台湾人民共同忧虑的问题。”
今年6月4日（美国当地时间6月3日下午），蔡英文在华府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以《台湾迎向挑战：打造亚洲新价值的典范》为题，发表演说指出：“近年来台湾经济的停滞及失去成长动能，是多数民众最感到痛苦之事。中国（大陆）崛起并成为世界工厂，让台湾‘效率驱动’的经济成长模式受到冲击，进而导致日形严重的贫富差距、工作机会外移及薪资成长停滞。”将大陆的崛起看作是台湾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在将矛头对准国民党及大陆之外，民进党并没有忘记“中国威胁”之外还有“全球化威胁”，将贫富差距的问题继续归咎于全球化。5月26日，蔡英文由台南市长赖清德陪同,至嘉南药理大学进行校园巡回演讲，并以《世代对话点亮未来》为题发表演说。在这篇讲话中，：“由于全球化的关系，产生了更多贫富差距的问题，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全球化另一个面向，是全球化的生产，哪个地方适合生产，东西就移往那个地方，而被淘汰的产业就被留下。”
批判之外，民进党也表态自己将致力于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今年3月21日，蔡英文出席“321国际唐氏症日”，当媒体问其对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想法，蔡表示：“贫富差距和年轻人对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感，是任何执政者或是执政的政党都必须重视的问题。而年轻人对于低薪及高房价的不满，需要有整个经济的改构、以及社会住宅及公共住宅的政策来解决。”
对于解决贫富差距的关键，蔡英文表示：“我们已经发现，过于剧烈而且无法改变的贫富差距，将影响到全球经济的成长；要解决这个不公平的问题，关键不在市场，关键在政治。”
“
关键不在市场，关键在政治”，这是民进党为台湾所开药方的要义，而所谓政治，就是选票与政权。贫富差距问题，被转换成了政治问题，进而再度转换成了选举问题。
中左路线
民进党走向“中左路线”，导致“阶级斗争”维度内的经济议题与民生议题成为两党宣战的主要议题。
罗文嘉公开阐述民进党“中间偏左”路线的改革思路两年之后，2011年8月，经历了“五都选举”的实战洗礼，民进党公布《十年政纲》，正式将“中间偏左”路线纳入党的基本目标。
在这份政纲中，继续抨击道：“经济发展偏差造成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已严重冲击社会的和谐发展，分配正义的挑战陆续浮现。都会区的房地产在市场失灵与投机炒作下，价格节节飙升，更让许多中产阶级与弱势者住的权益遭到剥夺。”
但这份政纲不再片面地攻击两岸经贸，而是指出：“台湾应积极解决两岸经贸所造成的薪资停滞与所得分配恶化等问题，改善弱势产业与弱势族群的经济地位，确保两岸经贸之正面效益由全民所共享。”两岸经贸议题似乎从“九二共识”之类的政治议题分开，被纳入分配正义议题之中。
政纲指出，“过去，政府体系缺乏长期规划的能力与积极负责的精神，长期的问题以短期方案面对，整体的问题以切割方式处理，问题难以根治。现在，台湾必须有一套新的发展策略，以前瞻的视野、专业的态度，针对未来重要趋势和困难，提出根本的对应策略，彻底转型、面对挑战。”
民进党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十年政纲的所有主张，都有两个重要的核心理念贯穿其中，那就是‘面向世界’和‘公平正义’。”其中，所谓的“公平正义”，“是政府的责任。在过去傲人的经济成就与民主价值之上，台湾必须诚实面对贫富差距恶化、分配不均、环境破坏、财政恶化的现状，由政府扛起责任，主动去导正市场机制的缺失，对弱势者、对有需要的家庭、对年轻的世代，提供更完善的照顾与协助，积极去体现所得、居住、土地、环境，乃至于世代之间的正义。”
十年政纲提出六大主轴：“就业导向的优质经济、公平分配的互助社会、永续发展的安全环境、多元开创的教育文化、人民参与的民主深化、和多边稳定的和平战略”，并认为，“这环环相扣的六大主轴，既是改造台湾的关键策略，也是我们期盼留给后代子孙的国家图像。”
民进党走向“中左路线”，导致“阶级斗争”维度内的经济议题与民生议题成为两党宣战的主要议题。无论是2010年的“五都选举”，还是2012年的“总统大选”，以及正在展开的2016年选战，双方都将经济议题、民生议题作为要点。区别在于，国民党似乎更强调“效率”，民进党似乎更强调“公平”，这既有双方立场的分歧，更有双方目前地位所导致的定位：国民党此时是“当家人”，担负发展重任，不能不更有所顾忌；其实，民进党2000-2008年执政期间，也将“效率”放在“公平”之前，这大约是当家人的难处。
投机民粹
民进党强化、放大、刺激、动员阶级情绪的做法，依然还是民粹主义的手段。
从2012年的选战实际结果看，民进党的政见其实容易被质疑是对社会分配端的公平正义的华丽论述，却缺乏对经济增长端的财源和产业政策的全盘谋划。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提供财源的话，公平正义不过是民粹主义口号，无法令理性的中间选民放心。这就迫使蔡英文在选战后期提出重视两岸经贸、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论述，不过为时已晚，难以得到多数经济选民的信任。同样，国民党充分利用执政优势推出缓和贫富分化、促进民生福利的政策，争取中间选民支持。可见，两党在经济尤其是民生议题上经历了最初的政见对立，经过调整选战策略，逐渐走向部分趋同。
民进党走上“中左路线”，试图超越蓝绿，刻意模糊政党色彩，突出民生议题，目标之一就是争取这群“中间选民”。在2010年“五都选举”中，民进党的政治广告基本诉诸情感，刻意淡化党派属性，甚至没有党徽和旗帜标志，本文开头的几则广告即是典范之作。
自蔡英文首次担任民进党主席后，就将贫富分化作为重要议题，到2012年大选更是在竞选广告中专门列“贫富差距篇”；至2014年声势浩大的“太阳花”“反服贸运动”，民进党的转型终于达到极致。反服贸运动的学员骨干，如林飞帆、陈为廷、魏扬、黄郁芬等，有的是民进党党员，有的曾服务蔡英文竞选总部或“小英教育基金会”，而“小英教育基金会”正是蔡英文2012年选战失败后所设立以培育人才的机构。
从2010年反ECFA到2014年反服贸，民进党可算成功地实现了向“中左路线”的转移，重点从台独转向了“阶级斗争”，不断强调贫富差距、弱势产业崩盘、失业危机、阶级矛盾、陆资陆劳危及“国家安全”等。台湾走向“阶级政治”的现实与趋势，已被不少岛内外学者认可。统计也显示，自2008年5月21日至2010年11月27日“五都”选举结束，在民进党发布的1225篇文稿及讲话中，约有136篇议题集中在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批评马英九政府站到富人一方，其要求包括减少贫富差距、提倡社会住宅、社会照顾、社会福利等。另据统计，2008年大选期间，在《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联合报》《苹果日报》四大平面媒体的政治广告中，民进党广告中的“恐惧诉求”比例（59.5%）远高于国民党（17.9%），主要是强调一中市场将会造成台湾人失业，加剧贫富差距。
在民进党走向“中左路线”的途中，在其大力转向阶级斗争话语体系之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难点是：如何避免滑向民粹主义。
首先是民进党自身如何避免成为民粹主义政党。毋庸置疑，作为长期缺乏执政资源的民进党，从主打省籍、族群、统独议题，到如今主打民生、阶级议题，民进党相当依赖于民粹主义工具。学者指出，民进党最初选择诉诸省籍族群的民粹主义作为政治动员工具，当然有现实的考虑：第一，台湾本省人占人口绝大多数，而福佬人又在本省人占绝对多数，所以，直接诉诸于台湾本省籍民众甚至是福佬人容易获得强大的民意基础。第二，由历史问题造成的省籍矛盾、族群矛盾、“统独”矛盾等议题相对突出，难以形成共识，本省人在历史上受到过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因而有一种潜在的反外省人情结。如果借助这些议题诉诸于占人口多数的本省人则可以获得广泛的支持。第三，在台湾本省人中，相当多数是南方的农民，他们纯朴、善良，易于受到政治人物的鼓动。即便在2008年民进党开始改革，转向“中左路线”，其强化、放大、刺激、动员阶级情绪的做法，依然还是民粹主义的手段。
无论是诉诸族群，还是诉诸阶级，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取选票，至于当选后是否能否兑现、甚至是否需要兑现，并不重要。这种“选举主义”(electoralism)的“危险在于过分强调选举的竞争性，而忽略了民主的其他维度。”（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而这也是政治动员中“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的手段，并非华人政治的新常态，而始终贯穿于国史之中，在“夹生民主”之下更为频繁。
在“夹生民主”国家或地区，比较容易跌入选举主义的陷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非西方国家，选举民主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选举的工具性在台湾尤其突出，而民粹主义则成为政治营销的有效利器。牛津英文字典对民粹主义的解释是，“声称代表民众利益的一种政治”。2000年版的柯林斯英文字典的解释则是，“一种基于精心预谋的诉诸民众利益或偏见的政治策略”。或许，后一种释义比较切合台湾人语境中的民粹主义。台湾的民粹主义曾经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反动，包含了民主的内核，但是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这种民粹主义已经“被政客半路骑劫，成了操弄民众情绪的工具”，变成了“一种基于精心预谋的诉诸民众利益或偏见的政治策略”。
台湾之病
放开立场追根究柢，台湾的问题出在‘四低’：低薪、低物价、低税收及低费率。
其实，将贫富分化的议题放大，以此攻击执政党，在台湾的政党轮替中已经成为常态。民进党如此，国民党也如此。
民进党当政时，国民党以此为武器攻击对手。连战在2004年竞选时，就认为台湾的中产阶级、小康家庭正在弱化，而新的“新贫阶级”正在形成，所面对的是一个严苛的社会救济标准与不完备的社会安全制度。在2008年选举中，国民党的广告“负面攻击”比例(69.2%)多过民进党(21.4%)，集中在民进党执政八年来经济不佳与阿扁弊案等较为宏观的事件上，相比之下，民进党的负面广告则多是针对马英九个人。
在2012年面对民进党对ECFC的猛攻时，国民党转而应战，加大力度宣扬ECFC能够促进台湾就业和产业链的整体发展，缓解台湾的贫富分化问题，与民进党针锋相对。
吊诡的是，同出一门的亲民党，在2016年选战中，最近也突然在贫富差距问题上猛攻国民党。7月1日，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立法院”公布首波5名区域“立委”提名名单，重炮猛轰国民党无能，“你是蓝还是烂？”他高调提出“台湾特色的三民主义”，即：提倡分配正义、缩短贫富差距、健全政府财政。攻击力量毫不亚于民进党。
7月19日，国民党全代会通过洪秀柱为国民党“总统”提名人，洪秀柱随后发表5分多钟的演说，以“团结、承担”为主轴，呼吁全党团结，继续领航台湾。在演讲中，洪秀柱承认台湾“正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包括了:全球化的竞争、经济停滞的威胁、贫富差距的扩大、分配正义的不足、生活品质的恶化等。”这等于是从马英九政府坚持认为自己经济政绩不错的立场上后退，间接接受了民进党的指责——当然也可能化解了这种指责的杀伤力度。但是，洪秀柱话锋一转，指出：“但更危险的是，政治恶斗、民粹横行，让国家发展陷入泥淖，让社会陷入脱序混乱，让民众陷入仿徨迷惘，而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国民的幸福、国家的前途和下一代的未来!现在、眼看着更残酷的全球产业大洗牌的浪潮就要迎面扑来，台湾还能再继续这样内斗内耗、沉沦衰退下去吗？”这是不点名地批判民进党动员民粹。
毫无疑问，无论民进党是否故意撩拨，也无论国民党是否真诚应对，对于分配正义的追求，已经成为台湾民意的主流——尽管这种民意的沸点似乎远远低于其它国家与地区（详见本文上篇的各种数据对比）。还是《中国时报》近期的一篇社论说的好：“两岸道路问题确实是选战的重要议题，但不是唯一的议题。因为老百姓最后看的是，谁能让我日子过得更好。‘笨蛋，问题在经济！’屡屡成为最后选战分胜负的关键。”
对于政党之间围绕经济问题的缠斗，社论持平而论：“2000年首度政党轮替后，15年来台湾经济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性的进展，反而因为政党轮替，朝野立场不同，不问是非只问立场，一切为反对而反对，让问题更加错综复杂。放开立场追根究柢，台湾的问题出在‘四低’：低薪、低物价、低税收及低费率。”这是对两党各打五十大板。
社论指出：“更重要的是，‘四低’大环境下，让富人有许多套利的空间。这几年在金融海啸过后的量化宽松环境下，资产价格高涨，拥有资本的人就能赚大钱。……在缺乏公义的经济环境里，需要符合小老百姓‘公平正义’的经济政策，才能扭转现状，改变闷经济结构。首先，要勇于开征能源税，提高公用费率，提高房地产持有成本，增加空地、空屋税改，藉增加富人缴税及使用者缴税、用愈多缴愈多两手段让通膨适度提高，物价温和上涨，将可以活化经济，经济循环的频率与强度增加后，民众的薪水就能够提升，才能找回经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