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反转祖师爷马克·林纳斯

作者：吃完

他是一个坚定的反转派，主要事迹如下：
1、他是《公司观察》杂志（Corporate Watch）的联合创始人，该杂志率先撰文抨击转基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简称GMOs）和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邪恶——孟山都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也因为从事转基因业务而声名狼藉。
2、他在《公司观察》上发表了关于孟山都的报道——“至少据我所知，这是抨击孟山都的第一篇文章”。
3、他领导了早期的一批工作室，来把这些信息传播得更远。“那些现在称自己为反转基因运动领导者的人，我当年培训了他们。”
4、1997年，林纳斯的愤怒变成了行动。第一场摧毁转基因作物实验的“净化行动”发生了。“我们乘车出发，带上了园艺工具，深色衣物，一点现金，没拿身份证。”林纳斯等人大约在凌晨2点抵达试验田，一排排地毁坏作物，20多人一直干到天亮。
5、1998年4月29日，孟山都公司设在海威科姆（High Wycombe）的办公室前爆发了静坐运动，林纳斯扮演了重要角色。“我负责衔接各个环节，打印传单，还租用了巴士。”。显然这不是一个键盘侠，在实际行动上，他做的比小崔要多要激烈。但是，他的反转到2013年结束了，

马克·林纳斯（Mark Lynas），英国著名科普作家、环保人士，曾因创作了有关气候变化与环境挑战的几本畅销书而引起反响。原本作为反转基因运动标志性人物的他，如今却公开承认自己态度发生了转变。1月3日，在牛津农业会议上，他发表了这篇激情昂扬的演讲，为其一直以来妖魔化转基因的做法道歉。在意识到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同时，他也认为该技术可以帮助解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口粮食需求。他认为是自己回归了科学的证据与理性，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反对转基因就是反对科学。

以下是他在牛津农业会议上的演讲全文。
在这次演讲前他还是著名的反转派领袖，但现在，他准备好了在聚光灯下面对他们，并低下头。他已经为此紧张了很多天，他害怕在演讲结束后会失去所有的朋友。当观众们虚情假意的掌声停下之后，他开始了

我要以道歉来开始这场演讲。这是因为，有好些年我颇强烈地反对着转基因作物；也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发起的反转基因运动，这些行为妖魔化了一项重要的技术，而这原本是对我们的环境有利的技术。

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我相信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健康营养的饮食，而我的选择却适得其反，我现在很后悔。

所以，我猜你们会想知道，自1995年起至今的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使我不仅彻底改变了看法，且能站在这里承认这一切。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在这个过程中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听到关于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时我在想些什么。这是一家素行不良的美国大公司，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一些实验性的新东西放到我们的食物里。将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到一起，似乎是目前能做到的最非自然的事了——在这件事上人类获得了太多的技术力量，必然有些要成为可怕的错误。这些基因将会像某种生物污染般传播起来，而那就是噩梦。

恐惧不胫而走。短短几年间，转基因作物在欧洲基本被禁止，我们的恐惧也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譬如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与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扩散到了非洲、印度及其他亚洲地区。在以上地域，转基因作物直到今天仍然被禁止。这是我曾参与过的最成功的运动。

我们在脑海中构想了很多场景：科学家们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如魔鬼般咯咯笑着，将各种生命部件拼接到一起。贴上“恶魔食物”（Frankenstein food，反转基因人士对转基因食物的称呼，指一旦食用就中了科学怪人的魔咒）这一标签——完全是人们对这种秘密用于非自然的科技力量的深层次恐惧。彼时我们并没意识到，真正的恶魔不是转基因技术，而是我们反对的态度。

于我而言，这种反科学的环保主义，渐渐与我当初针对气候变化进行的科学环保主义背道而驰。在2004年，我出版了自己第一本关于全球变暖的书，立志使其具有科学性和可信性，而不是只收集一些奇谈轶闻。

所以我必须用海冰的卫星数据去核对我在阿拉斯加的旅行故事，我也必须证明我那关于安第斯山脉消失的冰川照情况属实，因为在此地，高山冰川原本长期都是处于质量平衡状态的。这意味着，我必须学习如何去阅读科学论文，了解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在海洋学、古气候学等不同领域都有所涉猎。而我之前得到的政治与现代历史的学位，基本毫无帮助。

我开始经常与那些被我认为是“不可救药”的反科学分子进行辩论，因为他们既不相信气候学家，也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所以我告诉他们“同行评审”之价值、“科学共识”之关键，以及在最杰出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关乎事实重要性的论文。

我的第二本关于气候的书《改变世界的6℃》，具有了一定科学性，并以此获得过皇家协会科学奖。与我关系较好的一些气候科学家和我开玩笑说，我在这个领域知道得比他们还多。然而，难以置信的是，在2008年的这个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有限到可怜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攻击转基因作物的科学性。即使在更晚的阶段，我也没看过一篇生物技术或植物科学领域“同行评审”的论文。

显然，这种矛盾是站不住脚的。真正触动我的，是我最后发表在《卫报》上那篇反转基因文章下的评论。特别是一个评论家反问我：如果你是基于它是由大公司生产的而反对转基因作物，那么你也反对那些由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

所以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我发现一个我所珍视的信仰，已逐渐从那个绿色都市神话变为了转基因。

我曾认为转基因作物会增加化学药剂的用量，但结果是抗虫害的棉花和玉米只需要更少的杀虫剂。

我曾认为转基因作物只是为了使大公司受益，但结果是广大农民只需要更少的投入就能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

我曾认为所谓的“终极科技”会让农民们每年保留良种的习惯变得毫无必要，但在很早以前杂交技术出现时，它也被认为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实是直到现在也从未“得逞”。

我曾认为没有人需要转基因作物，但结果是由于农民们迫切需要，抗虫棉在印度被非法盗用，抗农达大豆则在巴西被盗用。

我曾认为转基因是危险的，但结果是它们比传统育种如诱变技术更为安全和精确。转基因生物中仅仅转移了几个基因，但传统育种的错误方式却会污染到整个基因组。

但将不相关物种的基因混合到一起又会怎样呢？譬如说鱼和番茄？实际上，病毒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包括植物与昆虫，甚至我们自身——这就是所谓的基因漂流。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因此，在我的第三本书《上帝的物种：在人类纪拯救地球》中，我抛弃了那些所有环保卫士们所谓的正统观点，一开始就试图以最大化的尺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到2050年，必须用现有的耕地面积，利用有限的肥料、水和农药，在气候迅速变化的背景下，养活95亿人口，希望其中贫困人口的比率会比现在大幅下降。

让我们稍微分析一下。我知道，上一年的会议上有一项发言主题是关于人口增长。这是个连神都困扰的课题。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是个大问题，换句话说，贫苦的人们生育的孩子太多，因此需要计划生育或更严厉些的举措，如大规模的独生子女政策。

现实的情况是，全球的平均生育率已降至2.5——如果考虑到（人口）自然更迭率为2.2，那么目前的生育率数据并没有超过太多。那么如此庞大的人口增长又是哪里来的呢？其来自于婴儿死亡率的不断下降，即是说，现在有更多的孩子能够长大成家生儿育女，而不是在幼年就死于某些可预防的疾病。

婴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堪称是我们这10年里最好的消息之一，特别是这一伟大成就发生的中心地带，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地还会有大量孩子的出生——实际上，用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话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儿童的峰值”。即是说，目前大约有20亿个孩子，由于生育率下降，这个数字不会再刷新了。

但这20亿个孩子很多都能长大成家并拥有自己的子女。到2050年，他们会为人父母，这就是预测中那一年人口将达到95亿这一数字的来源。你不能丢弃其中任何一个孩子，上帝不会允许，而即使不需为人父母者，也能知道婴儿死亡率下降是件好事。

那这些人将需要多少食物呢？依照去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最新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们面临的全球需求增长将超过100%。这将几乎彻底抵消了GDP增长，尤其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

换言之，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粮食，不仅仅为了同步满足人口增长，更要根除贫穷。普遍的营养不良问题，意味着今时今日仍有近8亿人每晚“枕着饥饿入眠”。任何一个身处富裕国度中的人，敢于说贫穷国家的GDP增长是件坏事的话，我都将表示谴责。

然而，这种增长的后果，就是我们需要克服严重的环境问题。土地流失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源头之一，或也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大原因。我们必须在有限的耕地上种植更多粮食，从而保护热带雨林和自然栖息地不被开发为耕地。这也是提倡土地集约化的另一个关键原因。

我们还必须解决水资源有限的问题——不只是正在消失的地下含水层，还有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大陆农业中心区土地旱灾变得越来越厉害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从江河中取水，那些本已脆弱的栖息地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又会加剧。

我们还必须更合理化地利用氮：人工肥料对养活人类而言是必需的，但是其使用效率低下，使得墨西哥湾以及诸多海洋区成为一片死寂，也酿成了水体的富营养化。

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静候科技革新来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并讲究策略。我们必须确保科技革新加速到来、方向正确，并为最需要它的人们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之前已经意识到了这点。1968年，保罗·埃尔利希在《人口炸弹》一书中写道：“养活全人类的战争已经结束。尽管从现在开始采取应急措施，到20世纪70年代，上亿人口仍将饿死。”他的建议直言不讳——在困难重重的国家如印度，人们可能终归要饿死，倒不如更早取消向他们提供食物援助，以减缓人口增长。

埃尔利希未必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如果每个人都听从了他的劝告，上亿人口可能就不会死。不过在这件事上，要归功于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和他的绿色革命，营养不良大幅度下降，印度也成为能够粮食自给的国家。

需要提到的是，博洛格也像埃尔利希一样担忧人口的增长。只是他认为，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切实采取一些措施才是有价值的。他是个实用主义者，因为他清楚什么是可能做到的；同时他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无论哪里的人们都应得到充足的食物。

那么，博洛格做了些什么呢？他转向了科学和技术。人类是能制造工具的物种——从衣服到犁具，技术是区别人类和猿猴的主要特征。这项工作的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主要驯化作物的基因组上。举个例子，如果小麦长得更矮，就能将更多能量用于结出果实而不是秸秆上，那么产量将会提高，因倒伏而引起的粮食损失也可减少。

博洛格于2009年去世之前，花了很多年时间与那些因为政治或观念原因而反对现代农业改革的人做斗争。用他的话说：“如果反对者设法阻止了农业生物技术，他们可能将导致近40年来一直预言的饥荒以及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提前到来。”

同时，由于富裕国家所谓的环保运动的蔓延，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相当接近这种危险的地步。虽然生物技术并未停止发展，但因各种限制现已成本高昂，只有那些最大型的公司才能负担。

目前，在许多国家，一种作物获得监管体系的许可都要花费数千万美元的资金。事实上，我在《作物生命》（Croplife）上看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从发现一种新的作物性状到完全商业化，这一过程要花1.39亿美元，所以开源的或公共部门的生物技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

这是个可悲的讽刺，那些从事反对生物技术的人抱怨大公司垄断了转基因作物市场，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更多是在他们自己。

官僚主义的负担日益严重。欧盟监管系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许多转基因作物要等10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获得批准，而在反对生物技术的法国和奥地利等国，由于扭曲的国内政治环境，转基因作物的批准被无限期推延。在全球范围内，由监管造成的延迟已经由2002年的3.7年上升到现在的5.5年。

请记住，法国长期以来拒绝接受马铃薯，只因为它是从美国进口的。就像一位评论家最近所说的，欧洲即将变成一个食品博物馆。我们营养充足的消费者们被过去传统农业的浪漫怀旧蒙蔽了，因为有充足的食物，我们才能沉浸于美好的幻想。

但与此同时，上个月乔纳森·福利等人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全世界多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增长已经出现停滞。如果我们不能让产量增长恢复以往，就会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和由此带来的需求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上涨以及更多的自然土地被转化为农业用地。

再次引用博洛格的话：“我现在可以说，世界上已经有了可持续的、养活100亿人口的技术——不管是已有的，还是那些正在研究中的很先进技术。目前更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农民和农场主能否被允许使用这一新技术。那些富裕国家当然可以承担得起采取超低风险策略的成本，花更多钱购买以所谓的‘有机’方法生产出来的食品，但那些来自低收入、食物短缺国家的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的10亿人口却承担不起。”

正如博洛格曾经说的，也许所有神话中最有害的就是说有机产品对人类或环境更好。在很多科学文献中，有机产品更健康的观点已经被反复批驳。从许多研究中我们也知道，在相同的土地面积上，有机生产的产量要低得多，甚至减产达40%到50%。土壤协会（Soil Association）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用有机食物来养活世界，却没提到有机食物的产量缺口。

如果从整体上考虑土地置换的影响，有机生产对生物多样性的危害可能更大。该报告对此也未提及，反而在谈论着一个理想的世界，即西方人整体上少吃点肉并减少些热量的摄入，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可以有更多的食物。这完全是肤浅无知。

如果你仔细想想，有机运动本质上只是一种拒绝主义，原则上，它拒绝接受许多现代技术。就像宾夕法尼亚州的阿米什人坚持将技术停滞在1850年的马车时代一样，有机运动实际上是将技术停留在1950年左右，且提不出什么更好的理由。

然而，他们也未能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一理念。我在最近的一篇土壤协会杂志的文章中读到，他们赞同用喷火器或是电流来烧掉杂草，但是良性除草剂如草甘膦的使用仍然是禁忌，因为它们是“人造化学药品”。

认为不用化学药品会对环境更好根本是毫无理由的，事实上正相反，洛克菲勒大学耶西·奥索贝尔及其同事最近的研究发现，印度农民如果使用1961年的耕作技术达到现在的总体产量的话，要额外增加6500万公顷的土地，这相当于整个法国的面积。

在中国，由于现代技术取得了更高产量，种植玉米的农民可以节约出1.2亿公顷的土地，这是整个法国面积的两倍。从全球范围来说，从1961年到2010年间，耕地面积仅增加了12%，而人均卡路里摄入量却从2200上升到了2800。在此期间，由于产量提高了3倍，就算再增加30亿人口，每个人仍然能得到更多食物。

所以说，化学药品的使用对产量的大幅度提升起了关键作用，由此为全世界节约出了多少土地呢？答案是30亿公顷，或者说相当于两个南美洲的面积。如果没有产量的提高，那么今天亚马逊热带雨林也许就消失了，印度不会有任何老虎，印度尼西亚也不会有猩猩。这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反对科学技术在农业中使用的人还自称为环保主义者的原因。

那么，这些反对到底是来自何方呢？好像有一个流行的假设，即现代技术等于更高风险。事实上，也有许多非常自然且有机的方法会带来疾病和早死，如2011年德国有机豆芽带来的混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一次公共卫生的大灾难，死亡和受害人数与切尔诺贝利事件相当，原因是从埃及进口的豆芽种子受到了可能是来自动物粪肥中大肠杆菌的污染。

总共有53人死亡，3500人患上严重的肾功能衰竭。为何这些消费者选择有机食品？因为他们认为这更加安全健康，他们更担心来自被严格管控的化学杀虫剂和化肥的微乎其微的风险。

如果你能毫无偏见地审视这种情况，那么大部分的争论，无论是反生物技术还是有机论，仅仅是建立在自然主义谬误的基础上——坚信自然的就是好的，人工就是坏的。这是一种谬误，因为也有很多纯天然的有毒物质和自然的死亡方式，正如那些死于大肠杆菌中毒的受害者的亲友们告诉你的一样。

对于有机论者，自然主义谬误被提升到了整个运动的核心指导原则的位置。这是非理性的，而我们美其名曰为了地球和我们的孩子做得更好。

这并不是说有机农业没有任何贡献——已经开发出来的许多好的技术，如间作和伴植，即使这往往需要很高的劳动强度，环境效益仍是显著的。农业生态的原理如养分循环利用和促进种植多样性等，无论在哪里都应受到更多重视。

但是，现在有机论已经到了拒绝革新、阻碍技术发展的地步。这里再次用转基因作物这个最显著的例子，许多第三代转基因作物让我们能不用危害环境的化学药品，因为这些作物的基因组发生了改变，可以保护自身免受虫害。这为什么不算有机农业呢？

我完全赞成世界的多样性，但这意味着一个农业系统不能宣称具有垄断的优势，并且排除所有其他的选择。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存？特别是当我们被传统技术所桎梏，而其比新技术存在更高的内在风险时。

几乎所有人都好似对“有机”充满敬意，并认为质疑这种正统观念不可思议。那么今天，我就要在这里质疑它。

最大的风险在于，我们因为现实中的盲目偏见没有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创新。我举两个例子，遗憾的是二者都涉及绿色和平组织。

去年，出于一贯的原因，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损毁了一种转基因小麦。我对此十分熟悉，因为我自己也曾这样做过。不管如何，这是英联邦科学研究所依靠公共资金开展的研究。他们反对它，是因为它属于非自然的转基因作物。

很少有人知道另外还有一项试验正在进行，幸运的是，那些带着割草机的绿色和平组织积极分子没能破坏这项试验，科学家因而意外发现一种小麦可以增产30%。试想，如果绿色和平组织成功破坏了此次创新，这些知识或许根本无从产生。英国全国农场主联合会（NFU）主席彼得·肯德尔近日表示，这就像在人们尚未阅读图书馆中的书藉之前烧掉它们一样。

以英国洛桑研究所为例。去年洛桑研究所进行了一项抗蚜虫转基因小麦的试验，这种小麦无需杀虫剂便能对付这种严重的害虫。

因为其是转基因作物，所以反对者决定要破坏它。而由于约翰·皮克特教授及其团队的勇气，反对者失败了。教授等人利用YouTube和媒体告诉人们为什么他们的研究很重要，为何其不应被损毁。他们的请愿收集了成千上万人的签名，反对派则只聚集了企图破坏的数百人，因而白白耗费了心思。

一个入侵者设法越过栅栏，他正是典型的反对转基因抗议者——一位伊顿公学的老贵族，他多彩的过往使我们牛津当地的布兰德福德侯爵看起来像是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典范。

这位出身高贵的积极分子将有机小麦种子撒在试验点的四周，作为象征自然的一种声明。皮克特教授的团队告诉我，他们以非常低技术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用无线便携吸尘器将这些种子清理干净。

今年，除了重复小麦试验，洛桑研究所正致力研究一种omega-3油籽。其或能取代鲑鱼养殖饲料中的野生鱼类。这样可以基于陆地种植的原料进行水产养殖，帮助减少过度捕捞。是的，这是转基因作物，所以可以预料反对转基因者还会呈抵触态度，即使该研究具有明显的潜在环境效益，有利于维系海洋生物多样性。

我不了解各位，但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所以我今天的结论很明确：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议已经结束，我们不应该再来讨论它是否安全。在过去的15年中，人们吃了3万亿份转基因食物，但没有一例被明确证实是有害的，吃转基因食物有害的几率比你被小行星砸到的几率还低。更重要的是，有食用有机食品致死的例子，但却没有人因为吃了转基因食物而死亡。

正如10年前我的所作所为，绿色和平组织和土壤协会声称其被科学共识所引导，就像他们对气候变化所宣称的一样。但对于转基因作物而言，同样还存在一种坚如磐石的科学共识，其由美国科学促进会、英国皇家学会和世界各国的卫生机构及国家科学院所支持，不过，这种不容忽视的科学共识却因为与他们的意识形态相冲突而被忽略。

最后一个令人难过的例子是转基因抗枯萎病马铃薯的故事。这种马铃薯由爱尔兰一个公共基金支持的研究所培育出来，但是爱尔兰绿党（他们的领导人经常参加这个会议）极力反对，最后甚至诉诸于法律以抵抗转基因马铃薯。

尽管抗枯萎病马铃薯能使种植者每季少用15次杀菌剂；尽管马铃薯属于无性繁殖，花粉污染可谓无稽之谈；尽管抗性基因来源于马铃薯的一个野生近亲。

19世纪中期，在爱尔兰发生的马铃薯饥荒致使上百万人死亡，因此抗枯萎病马铃薯具有很好的历史共鸣。这本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可使爱尔兰成为消灭枯萎病的国家。但因为爱尔兰绿党的反对，这一切都化为了泡影。

不幸的是，现在官僚也站在了反对者这边。威尔士和苏格兰公开排斥转基因作物。本应由科学来指导的政府机构却把中世纪迷信作为了战略的需要。

非洲和亚洲同样不幸。印度拒绝种植转基因茄子，尽管它能减少农药的使用并降低果实的农药残留。印度政府如同凡达纳·希瓦一样，逐渐陷入了“向后看”的意识形态。希瓦认为，工业化之前的村庄农业是理想的，但在历史上那是一个饥荒和动乱频发的年代。

在非洲，“不含转基因”仍然是许多政府的座右铭。比如，肯尼亚因为可能存在“健康风险”，已经禁止了转基因食品。尽管事实上它们可能减少这个国家广泛蔓延的营养不良问题，而营养不良对健康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肯尼亚，如果你培育出营养更丰富或者产量更高的转基因作物来帮助贫困农民，那么你将在监狱中待上10年。

因此，急需的农业创新正被一系列令人窒息的管制所扼杀，而这种管制并不是基于合理的科学风险评估。现在的危险不是转基因食物会危害到谁，而是富裕国家的少数人由于想让他们的食物如设想般自然，而使数百万人遭受食物缺乏的危害。

我希望事情正在改变。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最近为约翰·英尼斯研究中心提供1000万美元以启动使主要粮食作物具有固氮能力的研究，并且从玉米开始尝试。是的，绿色和平组织，这也是转基因的。忽略它，如果我们能减少全球氮污染的问题，并使主要农作物自己固氮，那将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

我知道，从政治方面而言这是不正确的，但我们需要在国际上破除谎言并解除管制。当我与认识的植物学家谈论这些的时候，他们总是把头埋在双手之中。因为政府机构和很多人的风险意识是完全错误的，其正在阻止一项极其需要的技术。

诺曼·博洛格已经离世，但我认为当我们拒绝屈服于政治上正确的正统观念时（因为我们知道那是错误的），是在向他的记忆和视野致敬。现在风险依然很高，如果我们继续这样错下去，数十亿人生存的前景将受到损害。

所以我敢请今天在座的各位问问你们自己对这个领域的看法，看看是否经得起理性的检验。凡事要讲证据，这样才能确保你们能超越那些非政府组织的自我参照式报告。

但是最重要的是，农民应该能自由选择想要采用的技术。如果你认为旧有的方法最好，那没关系，这是你的权利。但你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妨碍他们努力尝试其余不同的方式，而这些方式有可能更好。农民懂得人口增长的压力和世界变暖的问题，他们知道每公顷产量是最重要的环境指标，了解技术永远不会停止发展，也知道电冰箱和马铃薯都曾作为新鲜事物引发过恐慌。

所以，对那些反对转基因的游说团，从英国贵族、美国美食界的明星大厨再到印度农民，我想说的就是这些。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你们现在应该清楚，科学不支持你们。我们即将到达一个危急时刻，无论是为了广大人民还是这个星球，现在请你们让开道路，让我们这些余下的人继续以可持续的方式养活这个世界。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