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PKU法治研究中心 选美

 法意  |  导言 

今天的民主党已经脱离“劳动阶级”，变成一个“阶级党”，它代表的社会经济组织已经不再是劳动阶级，而是富有的“职业管理人阶级”了，而这些白领职业精英根本不关心收入不平等问题。结果就是，一个亲手启动了“新政”并创造出中产阶级的“人民党”，时至今日已经背叛人民，堕落成“不平等党”了。

很多研究和数据都显示，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和欧洲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开始不断拉大。例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克提认为，与流俗的见解相反，1945至1973年之间那个贫富差距逐渐缩小、中产阶级稳步扩大的“黄金年代”，很可能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例外”而非“常态”；“现在似乎正在重蹈20世纪初期的覆辙”，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我们将会重现 19世纪欧洲“世袭社会”的场景，在那个“世袭社会”中，一小撮富有的食利者享用着继承的财富，过着奢华的生活，而其余的人则辛苦谋生。

△ 美国顶层10%人物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 美国顶层10%人物和底层90%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从两图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二战前后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美国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时期；但自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美国，运用国家力量遏制资本扩张、缩小贫富分化的“权利革命”，是由一位民主党总统，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实行的“新政”（the New Deal）启动的。这场“权利革命”让那些只受过高中教育的人也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造就了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由此，“新政”在美国开创了一种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传统——新政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而民主党也因为开创并继承了“新政”的“法统”（the party of the New Deal），而被认为是根正苗红的“人民党”（the Party of the People）。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有新政自由主义的传统和民主党这个“人民党”，美国又何以会像皮克提所说的那样，贫富差距自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持续拉大而无法遏止呢？民主党和自由派在此过程中又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所探讨的主题。

背叛人民的人民党

托马斯 弗兰克

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是美国政治分析家、记者、专栏作家和历史作者。他著述颇丰，有好几本书刊行于世，其中最著名的是出版于2004年的《堪萨斯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这本书为他赢得了国内和国际声誉。

堪萨斯州是一个深红州，一般来说是共和党在选举中的基本盘。弗兰克通过分析该州，揭示共和党是如何欺骗白人劳工阶层的：一方面在选民面前义正辞严地就社会议题慷慨陈词，另一方面上台之后却给富人减税。

如果说《堪萨斯怎么了？》是对共和党的质问，那么本文介绍的《听着，自由派：“人民党”到底怎么了？》（Listen, Liberal: Or, What Ever Happened to the Party of the People?），则可说是对民主党的诘难了。

过去，民主党站在新政和有组织劳工这边。但到了克林顿执政时期，为什么民主党却变成社会保障等福利项目的敌人，转而拥护工人们并不喜欢的自由贸易？奥巴马执政期间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民主党立场转变的试金石：即便在民主党同时掌握参众两院的时候，奥巴马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因危机而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反而接连出台救助华尔街和收入分配顶层的10%的政策。为什么？

因此，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本书的主题，是过去数十年间民主党在改善收入不平等问题上的无所作为。缺乏机会并不是借口，因为在过去24年里，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政的时间长达16年。然而，中产阶级的处境仍然继续恶化，华尔街却能得到政府的救助，自由贸易协议也一个接一个。

标准的说辞是右翼势力崛起和金钱对政治的腐蚀。但作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对我们理解民主党在缩小收入不平等问题上的无所作为都是不充分的，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作者主张，根源在于，今天的民主党已经脱离“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变成一个“阶级党”（class party）了，它代表的社会经济组织已经不再是劳动阶级，而是富有的“职业阶级”（professional class）或曰“职业管理人阶级”（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了，例如律师、医生、教授、科学家、程序设计员、投资银行家等等；而这些“白领职业精英”（white-collar professionals）根本不关心收入不平等问题。

由此，民主党理解社会问题的方式以及开出的解决方案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放弃了“团结原则”（the principle of solidarity），转而采纳“竞争性个人主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mpetitive individualism）和“能人统治”（meritocracy）。

结果就是，一个亲手启动了“新政”并创造出中产阶级的“人民党”，时至今日已经堕落成“不平等党”（the party of mass inequality）了。

“转折点”

作者援引历史学家们公认的观点认为，如果要为民主党的上述重大转变选定一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那就是1968年总统大选。
那年大选，民主党在越南战争问题上陷入分裂，抗议者聚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地点芝加哥国际竞技场（International Amphitheatre）体育馆外进行抗议活动，反对越南战争，并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但是，党内“老同志”们操纵党内初选，踹开赢得多数初选选票的候选人，即反对越南战争的尤金·麦卡锡，而“钦定”根本没有参加初选而只是通过党内“老同志”们控制的党团会议获得选票的时任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为民主党候选人，引起极大不满。而汉弗莱后来输给了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

△ 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地点外的抗议活动与警察的镇压

党内分裂与输掉大选的灾难性后果迫使民主党组织了“麦戈文-弗雷泽委员会”（The McGovern-Fraser Commission），改组民主党，并设计新的初选规则以便扩大政治参与。由此基本确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初选制度。这是一提到 1968年民主党全代会，大家都会想到的东西。

但往往为人们忽视的是，民主党的此次改组，也把有组织的劳工势力从党内清除出去了。

越南战争期间，有许多批评工人的声音，因为很多工会都支持约翰逊总统的战争政策，而且很多工会组织变得非常不民主且高度白人化，尾大不掉，渐成不受控制之势。作者承认，由于前述种种原因，这些批评在相当程度上是站得住脚的。

但问题是，当你把工人阶级的势力从党内清除出去之后，你也就一并丢掉了与工人息息相关的那些议题。固然，工人仍然长期是民主党的基本盘，他们给民主党捐钱，给民主党投票，但工人组织在民主党的各级党组织里已经不像曾经那样拥有存在感了，它们消失了。这就是民主党在1970年代犯下的致命错误。

而这个错误，现在开始结出恶果了。

精英化的“人民党”：工人们，是你们自己不争气！

白领职业阶级（the professional class）信奉的第一戒律，就是“能人统治”（meritocracy），意即身居高位的人之所以身居高位，是因为他们配得上这样的位置，他们拥有与之匹配的德性和能力。

而在白领职业阶级看来，获得德性和能力的关键是教育。能人们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好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他们都是学业有成的“学霸”。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揶揄道，民主党人很有点“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的味道，民主党也因此是一个由凭借教育成就取得显赫位置的人组成的党，而共和党（人）却不是这样。例如，民主党最近的两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甚至希拉里，都是凭借教育成就登上政治高位的典范，教育为他们打开了通向权力世界的大门。

△ 今天的民主党人，信奉“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

民主党人对教育的极端重视，演化出一系列独特的看待社会议题的视角。

首先，当“文凭主义”思想浓重的民主党人听到工人阶级向他们抱怨收入不平等、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时，他们总觉得这归根结底是教育问题。他们会说，谁叫你们当初在学校时不像我们一样努力学习，考个好SAT成绩，上好大学，然后学个STEM或其他热门专业？

在作者看来，把一切不平等问题都归结为教育问题而看不到背后的权力问题，就会很自然地谴责工人自己不努力，怪不了别人。这个视角是错误的，事实上，拖工人阶级后腿的，不是教育，而是缺乏要求更高工资的权力。

作者论证道，如果你去考察一下二战以来的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趋势，就会发现，二者在战后数十年间都同步增长；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贫富差距开始拉大，但生产率仍然继续增长，工资收入却停滞不前。一方面，新技术不断涌现，工人们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他们却没有分享到任何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的红利。这，才是不平等问题的根源。

作者主张，如果问题的根源是工人们缺乏教育，不够聪明，那生产效率就不会一路飙升了；但事实是生产效率一直增长。更重要的是，当千禧一代走出校门时，还没工作身上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助学贷款，而就业市场也变得越来越临时化（casualized）和优步化（Uberized），他们能找到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临时的（casual）、非正式的，这让他们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梦想变得完全不切实际。所以可见教育并不是问题所在。

作者认为，民主党人的这种观念，进一步导致他们并不觉得不平等有什么问题，反而认为不平等是理所应当、再正常不过的结果。此处，作者举了前哈佛大学校长、前财长拉里·萨默斯的例子，作者认为萨默斯就是最典型的当代民主党人。萨默斯在刚加入奥巴马政府没多久时说，“我们社会当前的不平等趋势有可能进一步拉大，缘由之一或许正是人们比以前得到了更公正的待遇”。言下之意，你们这些家伙不学无术，就不应该得到额外的照顾，你们只配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一份，贫富差距是因为没有照顾你们这些不学无术的平庸之辈才拉大的。

△ 奥巴马与萨默斯

职业精英们信奉的另一条戒律，是无休止地寻求共识。作者认为，华盛顿那些拥有高级学位的职业精英人士们总是环顾四周，自负地说道：“我们都是聪明人，上过好大学，我们知道问题所在与解决办法，是政治阻碍了我们。”奥巴马为了医改法案极力寻求与共和党达成妥协就是很好的例子；他花费了大量精力让共和党人签署法案，哪怕一两个共和党人也行，这样他就能说法案是跨党派的，代表了两党之间的共识。但共和党耍了他。

川普和桑德斯的崛起

△ 特朗普

作者认为，“人民党”对人民的背叛解释了川普的崛起。

既然曾经的“人民党”现在背叛了人民，被抛弃的人民只好另寻出路。民调显示，川普虽然是共和党候选人，但赢得了很多民主党选民的支持，这些选民大多是白人劳工。而他们都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要照顾的那些人，都是“新政”的受益人，现在却被自己的党抛弃了。白人劳工，就是川普的基本盘。

△ 桑德斯

桑德斯也是对民主党建制派的冲击。他的竞选不依靠华尔街和大企业的资助，主要靠普通民众的小额捐助。作者引用弗雷德里克·达顿的话说：“美国政治史上的每一次重大重组，都伴随着一个庞大的新兴社会群体进入选民群体。”如果看看支持桑德斯的社会群体，你会觉得，这个过程似乎又开始重复了。千禧一代走出校门时基本到了长大成人，开始拥有选举权的年龄。但如前所述，他们还没工作就欠下大笔助学贷款，而能找到的大部分工作也不足以让他们过上中产阶级生活。在今天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经济背景下，他们的“美国梦”要谁来守护呢？于是他们选择了桑德斯。

显然，川普和桑德斯都是各自党内的“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都是对本党现行秩序的冲击，甚至颠覆。

在笔者看来，川普和桑德斯这样的反建制派势力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两党的政治代表性出了问题：两党建制派无法识别并表达出“人民”中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于是有苦难言的特定群体只好诉诸与党内权贵阶层联系较少、敢于直言的反建制派势力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即便他们意识到反建制派或许并不能实质性改善自己的处境，也愿意借反建制派去冲击被那些八面玲珑的建制派政客们把持的党机器。

在最近的专栏里，作者认为，桑德斯的竞选不仅仅是对希拉里的挑战，更是挽救腐化透顶的民主党的“最后机会”（a last-ditch chance）。可是，从眼下的初选形势来看，这位作者眼里的民主党“大救星”很可能连本党的大选提名都拿不到，能者不得居其位，那么，民主党的出路又在何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