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深入华北乡村，动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参军，这是中共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在传统的革命史叙事中，中共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教育农民，使得革命规则取代乡村社会的规则，规范着农民的行为，进而促使农民支持中共革命，积极响应中共的参军动员。然而，历史面貌远比经典的革命叙事复杂。事实上，农民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虽然可能因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发生形变，但其本质很难发生变化，因此，乡土社会的规则有着根深蒂固的稳定性。在华北根据地，不管是从事动员工作的基层干部，还是被动员的对象——农民，都来自乡村社会，相对于革命的行为规则，乡村社会的规则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华北革命根据地的参军动员，主要遵循着乡村社会的规则。

一、基层干部对政治动员的困惑

作为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中共坚信自己政策的正义性，认为只要实施满足农民利益的政治经济改革，对农民进行政治动员，培养其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农民的参军意愿必然提高。因此，在猛烈的政治经济改革背景下，中共要求基层干部对农民进行耐心细致的政治动员，相信阶级意识逐渐觉醒的农民会因此自觉自愿地参军：

我们的战争是爱国自卫战争，是为保卫土地改革而战，是为消灭吃人的封建剥削制度政治制度而战，是为保卫人民群众的家乡田园生命财产而战，是为摆脱殖民地的命运，为独立的，幸福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战，因此，他的性质是人民的战争，是人民革命的战争，人民群众责成其所最信赖的政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这个战争，并相信他一定能把这个战争领导到胜利，而人民群众自己，则又在党的领导下，无限的贡献其人力物力——坚决拥护与支援这个战争。战争的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参军运动的方式就必须是政治动员。

那么，什么是政治动员呢?

所谓政治动员，就是既相信群众能够参军，而又要领导群众，提高群众，自愿参军。要教育群众提高群众，启发群众的这种自觉性，就是说要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向群众说明这个战争的性质、目的、前途，与群众自己的关系等等，这就说启发与引导群众，从不自觉到自觉，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自觉、这种饱满的政治情绪，去踊跃的报名参军。凡是这样做了的，就能够完成任务。

由此可见，中共对农民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悟非常乐观，认为只要基层干部向群众说明战争的性质、目的、前途及其与群众的关系，群众就能踊跃参军。

作为一种社会分类的方法，阶级分析理论是一种舶来品，它对于普通农民的影响，远逊对革命精英的影响。事实上，农民对于社会有自己的分类标准和模式，他们对外来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理论更多的是懵懂不解，甚至抵触。一位从事民运工作的基层干部在对农民进行政治动员时遭遇的困惑，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抗日战争爆发我到陕北去，在陕公(陕北公学)学习社会科学，革命的狂热使我崇拜工农，把接近工农当作荣耀。在课余时间，我总是找本村的农民拉话或帮助他们做活，起初他们总不愿和我多谈，或者光是我问他答，否则就静默了，这使我有点惘然。后来我才知道我谈的他不感兴趣，我爱讲共产主义社会，讲苏联，讲大资产阶级两重性等。多次他们回答：“你讲得好，我懂不下。”“讲的好，我记不下。”同时口音不对，每次说的话郑重其事(农民感到拘束)，时间太长(耽误他的活)，这都是失败的原因。当我改变了谈话内容(说家常事，与他们现时利益有关的事)，并一面帮他们做活一面谈，或谈一阵正经的，就闲扯一会有趣的事，同时学会他们的口音，这样慢慢的他们就对我们非常亲密了。但是从这些零星的接触中，这些农民都很平凡，都不像革命书籍中描写的那样伟大和值得崇拜。同时在生活上，我总觉得他们太脏、不卫生，有一次我帮助一个农民收麦子回来，他用黑□的手抓“活涝”一碗，硬叫我吃，我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开，我一面勉强的下咽，一面忍不住的作呕。总之，这初期的接近工农在心理上多少感到勉强。我在山西见到的群众，他们在阎锡山长期统治奴役下变得愚昧，自私胆小，怕死……看见我们就躲开，他看见枪和刀就害怕。你借他的房住或用他的家当，他不肯，他设法藏起来。你要叫他办事，如果不吹胡子瞪眼使威风，他就不认真给你办。当时很多和我一起做民运工作的同志时常气愤，觉得这些群众真是“奴隶性”。1940年，我到平定去帮助扩军工作，任凭你怎样讲他就是不去，他宁愿忍受艰苦的生活，也不愿当兵，他愿意花钱就是不出人。这些事情自然在当时也曾引起我心中的苦闷，因为这些群众和革命书籍上所描写的群众很不一样。

在中共经典的阶级分析理论中，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具有天然的革命性，然而，农民的真实状态和经典形象有着太大的差别。这段回忆为我们传神地展现了农民的真实状态。农民对外来的革命术语——苏联、共产主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感兴趣，虽然革命的理论很好，很玄妙，但他们“懂不下”、“记不下”，他们只关心跟自己眼前的利益，他们不关注动员者的革命道理。农民对于革命更多得表现出的是“胆小怕事、自私和奴隶性”。总而言之，多数农民“都很平凡，与革命书籍上所描写的群众很不一样，都不像革命书籍中描写的那样伟大和值得崇拜”。

传统观点认为，中共通过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赢得了贫苦农民的支持和认同。然而，农民对于财富、利益、道德、社会分类等有稳定的看法，他们的观念或许因强力的意识形态教育而隐匿，但难以彻底地消失。1943年晋察冀平被区的减租斗争中，有些农民认为：“受罪挨饿是命里注定的。减租也顶不了受罪的命。”1947年6月，冀中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学员讨论时，有学员认为：“地主的地也是一滴血一滴汗挣来的，人家的肉吃在咱的肚子里是不对的。”“没穷没富，过着没劲了。”面对中共忆苦思甜式的参军动员，不是所有的农民都热情高涨，很多农民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抵触。1947年3月，冀南参军动员中强调引导农民进行良心检讨，有的青年说：“你不是说俺分了地，不参军就是没良心吗，俺情愿不要地，俺也不参军。”有的群众说：“这还不如不分地哩，分了二亩地把俺孩子分了去啦!”有的则将分得的文契送回。1948年9月，宁城扩军，“贫农强调家里离不开不去当兵，动员的紧了就给两个字的回答不去，或者就不见面了，如说‘你分了东西应该去’，他说‘我还退回去。’”由此可见，在动员农民参军时，“革命既然解除了农民苦难，农民就应该积极参军”的逻辑并非处处有效。

华北革命根据地内，很多农民用传统的眼光去看待中共的参军动员，认为参军是制度、王法。1948年4月，在河间姚天宫村的参军动员中，农民“一般的是没有把参军任务当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认为是给专署扩的兵。”在建屏县，参军“在群众中认为是一种制度，该谁去就得去，在干部则作为上级交代的任务来完成的。”建平县有些农民认为这是“官家要兵，不得不去。”1948年9月，宁城参军动员中，则有人说：“这是国法，人随王法草随风，国家要兵就得去。”

普通的基层干部本身也是农民，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村，深谙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社会心理，因此，对于指导机关通过政治动员即能完成动员农民参军任务的乐观论断，很多基层干部颇不以为然，认为单纯依靠政治动员很难完成扩军任务。1946年8月，冀南扩军，有些干部对政治动员无信心：“好好的人家谁去当兵啊，这么招呼一气行吗?”1948年4月，河间扩军，有干部说：“光讲说服，这任务怎么完成呢;政治说服怎么说呀;动员时人家要说不去，你怎么着?”在易县，有村干部说：“扩他，他还不去呢，自动报名他更不要啦，自动报名那是假的，谁也不肯报名呢，这个光凭民主自报，他如不去，你有什么办法?”任丘县有干部说：“要是自愿可就难了，比去年扩那几千大兵都难!”深县有区干部对强调政治动员不满：“自报公议不是瞎说吗?”易县有些区村干部，“不相信政治动员说服教育的威力，对政治动员缺乏信心，更有的认为是根本不可能。”1949年1月，建屏县扩军，有的干部说：“这次扩军即不许捆又不许打，人家给你个死不去，实在没办法!”完县甘城村的干部则说：“要没有县区干部在村，扩军早完成了，动员说服可是难得很。”

基层干部政治动员能力的不足，也是其认为难以靠政治动员完成参军任务的重要原因。政治动员是技巧性很强的工作，有效的政治动员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然而很多基层干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感觉无从下手。参军动员，“要用最通俗的话，叫群众能百分之百听懂，则成功的可能性大，如用一些名词术语，夸夸其谈的讲了一大堆，群众听了格格不入，是很难奏效的。”“做大形势报告，从国际到本村，从抗战到现在，群众是没有兴趣的”，“搬上级说的一套是失败的”，笼统讲“你翻身了，应该保卫斗争果实”这样千篇一律解决不了思想问题。“思想动员的技术上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宣传时应根据对象和实际问题相联系，如内容只讲一套教条的大道理，是不行的。”有些村干部“知道政治动员好，但缺具体办法，遇着难动员的对象，就对政治动员动摇”。因此，在动员农民参军时，很多基层干部即陷入了“要粮要款不发愁，提起参军发了愁，政治说服不愿去，行政命令不允许”的境地。事实上，只有那些熟悉农民生活并与之联系紧密的基层干部“以切身的体会，最了解被动员者的心情(什么地方他能接受，什么地方他有顾虑)，他们才能说出知心话，搔到痒处，动员最有效力。”那么，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完成动员农民参军的任务呢?

二、动员对象的选择

选择对象是参军动员的第一步，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如确定的不合适，结果是白费了劲”。那么，基层干部选择什么样的对象作为动员目标呢?下面是几则基层干部选择动员对象的资料：

资料来源：中共冀中区党委：《1940年上半年度冀中区扩兵工作总结》(1940年11月5日)，河北省档案馆，3-1-66-6;吴植椽：《拥军教育中培养参军对象，发动党员参军的介绍》(1944年11月25日)，《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2，第347—348页;冀南三分区抗联、武委会、分区政治部、专署：《关于扩军工作的联合指示》(1944年12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42-1-3-3;冀鲁豫军区政治部：《馆陶八月份下半月扩军工作经验介绍》(1945年)，河北省档案馆，158-1-4-2;冀南五地委：《五地委扩兵工作通报》(8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39-1-19-14;热辽地委：《热辽关于目前大量扩兵的指示》(1946年10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205-1-25-8;冀南七分区参军委员会编：《参军通报第六号——参军运动中走群众路线要掌握的几个问题》(1947年4月12日)，河北省档案馆，45-1-8-6;清苑县委：《清苑县委关于参军归队工作的初步总结和今后意见》(1949年3月15日)，河北省档案馆，520-1-321-3。

据表3-3可知，基层干部生活长期生活在空间相对固定的乡村，他们了解每家每户的生产、生活和婚姻状况，也了解每个青年男子的生活习性、脾气秉性，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从普通农民日常生活中发现其参加中共军队的潜在动机。第一种是内部矛盾较多的家庭中的青年男子：他们或者受家庭压迫与家庭闹意见，或者在家庭没地位对家庭不满，或者弟兄之间有矛盾，或者与妻子感情不合;第二种是孤苦无依的青年男子：他们独自一人，生活贫困，没有老婆孩子，无牵无挂。第三种是无正当职业的青年男子：他们在村中没有适当的工作，也不愿像普通农民那样勤俭持家过日子，他们年青、好奇，喜欢凑热闹，喜欢跟着熟人在一起混，喜欢玩枪，喜欢到外边逛荡。第四种是在乡村中社会地位低下的青年男子：他们在农村中政治地位低，经常受气。第五种中共组织体系内的青年男子：他们是民兵、农会员，经过了某种程度的训练，有武装工作和集体生活的经验，要求进步，希望学习和受训。由此可见，基层干部选择的动员对象种类之繁多，然而他们大体上处在家庭的边缘或者乡村社会的边缘，与乡村社会的疏离感强烈，是乡村最不稳定分子，他们向往不同的生活和秩序，容易从乡村社会中游离出来。基层干部深深了解农民的生活逻辑和行为准则，自己也遵从着同样的逻辑和准则，选择这些青年男子作为动员对象，是基层干部对于农民生活逻辑和行为准则本能的反应。

三、现实的物质利益

很多农民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他们信眼前的实在的东西，而不信未来的空幻的东西。”对于普通农民而言，革命的目标是高远而宏大的，日常的生活却是现实的，他们须臾不在为生存而挣扎。追求物质利益，是很多农民参加中共军队的动机。基层干部深知农民追求物质利益的特性。1943年冬淮北扩军，“不少同志认为应以物质动员居首位，他们的论据是：老百姓参军，无非图个穿吃，在穿吃二字上下功夫，老百姓便不愁不来。”

中共强调启发农民的阶级意识和情感，对基层干部将物质利益作为动员农民参军的主要手段持批判态度，但在实际的动员工作中，不得不考虑农民追逐现实利益的特性，要求将政治动员和物质动员结合起来。1944年4月，时任中共淮北区党委副书记的刘瑞龙指出：“要群众真正了解到参加新四军与自己的利害关系，非进行深入广泛的政治动员不可，只有这样的政治动员，才能启发群众的觉悟和参军的积极性，才能说服群众。但同时如果不切实解决参军者本人及家属的物质困难，那这种政治动员也有流于空谈的危险。”“政治动员应居于首要地位，政治动员不应孤立起来，应与组织动员物质动员密切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活生生的人，把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动员到部队里去。”1948年12月，易县县委指出：“对新战士家中及本人的实际困难问题，战士的合理要求，必须适当酌情给以解决，以达巩固目的。”

在冀南土地改革以前，“群众没有土地、没有饭吃，群众在痛苦中为得到优待和挣些临时救济，结合着解决个人临时困难参军，走向革命的道路。我们就根据这些特点，面向穷苦群众，用结合解决群众困难的扩兵办法，达到扩大武装的目的。”土地改革以后，解决农民生活困难问题，依然是动员农民参军的有效手段，冀南三地委要求各级领导注意“具体解决他(参军对象)本人的困难：没房子，地没人种，生活困难没吃的，家庭生活吃水，欠人家点账等，必须适当的解决，这是实际问题，不解决不能免去对家庭的牵挂。”在安平县新政村，“分胜利果实前，在群众大会上号召参军，并说明立即参军即按抗属分果实，被动员者若贫苦可多分些胜利果实，这样抓住党员群众想多分胜利果实的心理，造成了群众性想参军的舆论，再加骨干的努力，即完成了四名。”

1947年，热辽扩军，给农民实在的物质利益是重要方法。很多农民衣不蔽体，衣服是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抓住农民这薄弱的一环，是容易奏效的。新东牛骨吐王江才同志到昆头沟、北沟子两个村扩军，带去新军装，参加马上换上，前后二十天，扩大了12名，他一人共扩大17名，都是用的这个办法;在贝子府，区干部年末到口琴村扩军，把准备好的光荣花、毛巾、肥皂摆在桌子上，有二个先动员妥的报名参军，群众热烈鼓掌欢迎，区干部给他们带光荣花，给他们毛巾、肥皂，继续就有41人自动报名参加，准备的毛巾、肥皂后来不够分配了。北票乌素图鲁村独身汉老苏，村干和他谈了好几次，讲了很多道理，他答应的很简单“我不干!”准备好酒菜请他，想乘机再动员，他去了不上炕，不吃也不喝，村干部推的推，拥的拥，才勉强吃了一点，马上放下筷子就走了。区委书记吴枫、组织李治都找他谈过，他仍然不参军。后来村干部允许给他园子、房子以外，娶老婆村子也完全负责，他听到给他娶老婆，即问“准吗?”“一定准!”村干部就抓紧不放松，把他动员成功。

相对于政治动员，基层干部更倾向于用物质利益动员农民参军，因为他们认为后者简单有效。1945年10月，在冀鲁豫的七分区，部分“村干为了完成扩军任务，争取模范，在找对象及说服对象时，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满口答应，如替还账，给衣服，唱戏等等。”12月，唐县扩军“任务非常紧急，干部以为不论什么办法完成了就行，给多少东西财物也可，有的允许还债，有的给地，有的给粮食，有的干脆就说多少钱。”1946年，深县扩军提出“只要母亲不要儿子，妻子不要丈夫，一切问题都有解决”的口号。在冀南，“有的村干部为了急于求成，对新战士有求必应，说只要不要天上的月亮、活人脑子、老婆，什么都行。”1947年，临清扩军，“二区枣林七天找不到对象，就提出大力解决困难。”在渤海一分区，“村干部为了完成参军数目，不惜化费一切财物。”

综上所述，满足贫苦农民的现实的切身利益是成功动员其参军的必要手段。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斯科特指出：“忽略农民反抗中的自利性质就会忽略农民政治，同时也忽略了大多数低等阶级政治的决定性背景。自利与反抗融合在一起，正是激发农民和无产阶级反抗的关键动力。”“要求下层阶级的反抗具有某些原则性或是非自利的，不仅是乌托邦的和对于基本物质需求的道德意义的贬低，而且是一种对阶级斗争基础的错误建构，阶级斗争首先是关于占有工作、产品、财产和税收的斗争。面包与黄油的问题是低等阶级的政治与反抗的本质所在。”在华北根据地，“参军光荣必须是通过教育与物质上认真解决才能造成，光干部嚷嚷几句是不行的。”

四、人情和面子

近代以来国家与乡村关系的演变为学界所关注，然而无论两者关系如何变化，由小农经济本身特点决定的人际交往准则并未发生改变。农民“由血缘和亲缘拟似的地缘、朋友等构成的关系网”，“与他的小块土地一样构成他的生存基础”，而人情则是“关系网内习俗所认可的交往准则”。阎云翔认为，在中国人的社会交换体系中，人情是一个核心的重要概念，是一个伦理体系，指导和规范着人的行为，报、沾光和面子等是其基本概念。人情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体现在乡村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其基本原则是互惠，彼此尊重，相互给予面子等。乡村事务无不受人情原则的影响，具体到动员农民参军，也必须顺乎人情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讲，动员农民参军是基层干部对农民有所求，因此，获得动员对象的好感是动员成功的初步。其中最重要的是，动员者表现出对动员对象的充分的尊重，以拉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尊重的方式是因人而异，多种多样的。1945年12月，建屏县扩军中：

“村干部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许多不愿参军的青年在心上过意不去，但实在不愿意去当兵，故在大家促的他没有办法时，就产生了拖的思想说‘我这次不去，下次才去’。村干部抓住他答应下次再去的话，就随着叫他办下次再去的手续，打了指印，等下次动员时他就无话可说，只好去了。还可以抓住他下次再去的手续继续动员，等他把下次再去的手续办好后，就又根据他的心理再进一步动员他。于是问他有什么困难吗?他说有困难，说出一大堆家庭琐事，村干部一一答应为其解决，再进一步说你下次也得去，就不如这次去，因为你的困难都给你解决了，下次和这次中间你还得吃你的饭，此次动员不用说，你这样的户还得出慰劳，并且你还可以得些慰劳，这样你不如此次就去，他觉说得有理也就去了。”

村干部对动员者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动员的结果。在这次动员中，村干部苦口婆心的动员，表现了对被动员者充分的尊重，使得很多动员对象感觉欠了村干部人情，不好意思，虽然不愿意参军，只好表示下次去;村干部进一步解决被动员者的各种困难，并设身处地为他的利益考虑，进一步通过实际行动表示对被动员者的尊重和诚意，某些被动员者因此改变主意，答应随时可以参军。

对于被动员者的尊重，既体现在物质利益的给予上，也体现在动员者的言行中。动员者的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眼神，都有可能影响动员的结果。热辽地委在1947年参军动员的经验总结中，专门讲述如何动员者在动员农民参军时应注意的事项：

工作同志对基本群众应特别熟切，要到他们家里，不管炕多么脏就坐下，小孩拉屎撒尿也别表示讨厌，态度要和谐，不要严肃，这样群众就敢随便谈，敢提出想问的问题，逐渐就熟热得不分彼此了，同时也增加了群众对我们的信赖的程度，铁工队马海富、赵作会等同志主要都是先造成这个条件，然后就扩出兵;发现新对象，要对他们客气些，给他们倒杯水、拈支烟，立起来让他们坐等，这些都是抓住他们的心，叫他们由犹豫而下决心参加及不好意思不参加;北票一区乌素图鲁村白江卿平时玩笑说参加，村干动员他不干，区委书记吴枫同志来村听说这件事，马上预备饭请他，让他上炕里，给他斟一盅后，问他愿不愿意参加，他说回去问问他哥哥，饭后到他家去，在街上遇到他哥哥，他哥哥也不好意思说不叫去：愿意参加就参加吧。

在热辽地委看来，表示出对动员对象的尊重，是成功动员农民参军的关键。“，要到他们家里，不管炕多么脏就坐下，小孩拉屎撒尿也别表示讨厌”，对动员对象要“客气些，给他们倒杯水、拈支烟，立起来让他们坐”，总之“对基本群众应特别熟切”，“态度要和谐，不要严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群众随便谈，提出想问的问题”，使动员者和动员对象“熟热得不分彼此”，增加“群众对我们的信赖的程度”，进而“抓住他们的心，叫他们由犹豫而下决心参加”，甚至达到使动员对象“不好意思不参加”的效果。

社会心理学认为，当人们对周围发生的时期茫然无措时，他们通常不会询问自己已经困惑的内心，而是向外人寻求答案，因此，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同类或同伴的影响。如果人们发现某种行为已经成为其同类中的一种流行行为，他们往往会跟着做。尤其在不确定时期，同伴影响力会极大增强。在乡村社会里，青年农民在长期交往中，总是组成相对固定的小群体，群体成员的决策往往相互影响。基于此，“利用新战士扩大新战士”成为了重要的动员青年农民参军的策略。新战士往往希望有人和他一起参军，既证明自己决策的正确，也希望有人与自己共同分担未知的风险。“动员成熟的新兵，他出村的时候很愿拉伴。”新战士在动员其他人参军时，往往不遗余力，成效显著。例如，1947年4月，河北省清苑县小窦村扩军，王金锁报名后找了自小就在一块的路柱子：“柱子，咱们自小就在一块，现在我参了军，你给我一块去不，这里离保定很近，不然叫敌人抓的去了怎么办哩!”在他的动员下路柱子和另一个青年都报了名。1948年8月，热辽的赤西县扩军，即充分发挥了新战士的作用：

“那(哪)一个新兵亦有几个合事(适)的几个人，自己去了亦愿他去，这样新兵可动员新兵，比如六区六分地村干部董福贵带头参军，就有几个人愿跟头同去，他又让愿跟他去的，再动员其他合适的人，这样以来带出十三个人参军。”

在乡村里，不同的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组成了相对固定的交往圈。这个圈子因长期的互惠型的交往形成和维系，不同家庭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给予面子也是圈子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家庭的决策其所在的交往圈的影响极大。个体家庭在面对难以决策的情况时，交往圈内成员的意见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利用与对象不错的人或亲戚朋友向动员对象说服解释，即成为另一种重要的额动员策略。1944年莒南县某村扩军：

县区干部抓紧了这个机会，召开支委会，动员支宣申桂岸兄弟，企图动员一个出来带头，内容主要是阶级教育，以本庄新近发生的一件事为中心鼓动材料，告诉他：“不干?穷人哪能翻身，你看人家财主，老婆刚刚死，就有七八个来说亲的，你们兄弟两人，年纪这么大，老说不到媳子，再不干哪有出息?”又从×××找了一个投脾气的申桂红的母亲帮助说服家属，恰巧县政府经建科长吴汉生到他家里去，申桂安的母亲问他：“参军好不好?”吴科长答：“怎么不好呢!现在什么时候，还不干?”又面对申桂安兄弟说：“青年人不干就没出息啊!”因为他是申桂安的姐夫，全家人都听他的话，所以马上就同意申桂安出来领头。

1947年3月，冀南三地委指出：“动员要走群众路线，村干积极份子及其周围群众，谁在他本人、家庭、父母、妻子面前有威信，信谁的话，就叫他直接去动员，最有效力，说话能打动他的心就叫他去动员。”并列举此例：“花牛张庄村干找到张一海，初动员时不去，他说：俺爹年纪大，弟妹年轻，家庭没人照顾。妇会许做衣裳，农会许找两固定户耕地，民兵担水，修理房子。又说：我本人年纪大(36岁)，仍不愿意去。由张玉贵(两人关系好)向他动员：你过去为啥到关外，受地主气多厉害，打你骂你，逼走的。这回来倒了息，出了气，有了□给地位，谁给你争来的?青壮年应有血性!这样激起来，就决定参军了。”1949年3月，藁城扩军，“毛庄村一个目标逃跑了，村干部说服动员(他)回来，他家不听这一套，结果想出应用与他家合适的人动员，说明这次公议合理，人人有参军义务，因他们关系好，谁也信服谁，一听这话是理，于是很快把自己的人叫回来了入了伍。”

在乡村事务中必须遵循人情的原则，“不通人情”是对人比较严重的批评。在白江卿参军的案例中，区书记向白江卿表示了充分的尊重，“预备饭请他，让他上炕里，给他斟一盅”，就人情往来角度讲，白江卿处于客位，必须有所表示，否则会被认为“不通人情”，推脱说需征求兄长的意见，事实上，其兄所处的境地与白江卿相同，于是答应允许白江卿参军。某些本意拖尾巴的家属，因受到政府殷勤招待，改变态度的原因也在于此，1945年12月，唐县扩军，“组织了妇女干部专招待拖尾巴和欢送的妇女，有一个村的妇女本来是去拖尾巴的，干部一见就很好的招待，把她请到光荣席上，又很好的鼓励她，她由拖尾巴而改为母亲送儿参军的例子。”在王金锁动员同伴参军的案例中，王金锁的话有多重含义：首先，我们两个关系很好;其次，我要参军了，希望你也去;最后，在家并不安全;简而言之“我们关系如此之好，我去，也希望你去，你不去，不去我会很失望”，路柱子与王金锁的关系在其下决心参军时，无疑起到重要作用。在动员张一海的案例中，村中已经帮其解决了很多困难，知己的朋友也前来劝说，若再次拒绝，同样会给村民留下“不通人情”的印象，于是决定参军。

五、苦难背后的激情

苦难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之一。在20世纪的中国，苦难是乡村社会中最常见的现象，也是农民生活的主要内容。有学者指出，“普通农民的历史是苦难的历史，是在苦难中求生存的历史，也是为挣脱苦难而斗争的历史。”在任何社会里，苦难都是摧毁现有秩序的重要因素。杜赞奇认为苦难在中共革命动员中居于重要地位，因为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而动员群众革命激情。在经典的革命史表述中，以苦难动员农民参军，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与现存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启发了农民对旧秩序的厌弃和对新秩序的向往，培养其阶级意识，进而促使其参军。事实上，苦难的内容是复杂的，它或者由于物质生活的缺乏导致的困顿，或者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导致的屈辱，或者由于家庭婚姻不幸导致的痛苦，或者由于社会分裂和对立导致的恐惧。因此，以苦难动员农民参军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革命解除了部分农民的苦难，他们对中共怀有有某种程度的感恩。1947年10月，平乡县扩军。富庄村长富福全送儿子参军，其妻不同意说：“咱就这一个儿子，当兵走了谁孝顺咱。”其子就用这样的话挡住父亲的动员，福全教子说：“咳……咱们过的谁的日子，灾荒年卖了个家产尽绝，毛主席给想法赎回来，现在有吃有喝，讲出什么孝顺来了，灾荒年那样饿肚子，又被皇协军将父捉进城去，三天连水也没喝到，伪军喝的茶根泼到厕所的尿堆上，父拾起来填到口里觉着很甜，那时你们也不孝顺我了。”母子无话回答，送子参军了。富福全在灾荒年饿肚子，将家产卖绝，被伪军抓到城里受尽凌辱，茶泼到厕所的尿堆上，填到口里都觉着很甜。富福全认为是毛主席来了，帮他将失去的土地赎回，现在过的是毛主席的日子，所以响应号召参加中共军队，是理所当然的。

普通农民的苦难不仅来自生活的困苦，还源于其处于社会底层，遭受强势者的欺凌。在承平时期，他们对于这种欺凌忍气吞声，如果遇到世事变幻，曾经遭受的屈辱往往成为他们参与社会变革的强大的推动力。1946年冀南军区新战士关于内战责任的讨论，表明农民曾经遭受的苦难如何坚定了新战士参军的决心。一个同志提出：“打内战反正不对，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这事怨老蒋，也怨毛主席，反正一个巴掌拍不响。”

巨鹿县一个战士马上问道：“你恨不恨伪军头子张百奎。”

“恨!”

“对呀!咱们要打张百奎，老蒋一定说八路军进攻中央军呢，这莫非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不管内战怨不怨谁，反正张百奎我见了非干掉他不行。”

张百奎是日寇占据巨鹿时的伪军头子，平时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很多青年农民或多或少受过张百奎和伪军的欺凌，蒋介石收容张百奎令青年人非常不满，很多青年人不管怎样，反正非干掉他不行，曾经遭受到的欺凌和苦难，在坚定了新战士参军的决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土地改革在各根据地猛烈推进，乡村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分裂和对立日趋严重。很多农民逐渐意识到，国共内战的结果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对于与中共比较亲近的农民而言，如果中共失败，意味着自己面对的局面将痛苦不堪。中共在参军动员中有意识地扩大了这些农民的恐惧和忧虑。1948年9月，渤海一地委要求村干部在动员农民参军时，做如下宣传：

如果蒋介石打过来咱们一切都完了，后悔也来不及了，仗为自己打，兵为自己当。战争打到那里，那里就成了灾难，像三分区成千成百的老百姓被蒋介石活杀了，活埋了，他对老百姓用了残酷刑罚，吊打、用火烧、用水煮、用钉子钉、铡刀铡、活剥人、割耳朵、装麻袋向河里顺、用石头砸、用铁丝穿骨头……等，成千成万的人就这样被残杀而死了，那里的妇女姐妹们经受了蒋军兽行奸淫已达极点，如胶济铁路的□柳树村被奸淫者四十人，王四兰的表妹十八岁，被一个班轮奸一上午，全岭镇一夜被奸淫妇女一百多，章邱荆山庄十五岁到六十岁的妇女都全被奸淫了，他们每到一村都把妇女配给开，分到每班、每排实行奸淫，这些让人痛恨的事实说不完的，那里老百姓的房子、粮食、钱财、鸡鸭牛羊都被烧光抢光，苦不可言，蒋军如果到我们这里来，咱们能免得了吗?

我们很难判断以上宣传是否符合事实，但有我们可以肯定，这加剧了农民的恐惧和焦虑。事实上，最使农民忧虑的是，自己身边的随时可能到来的报复，以及可能由此带来的苦难。1945年12月，山西省平定县上荫村扩军。21日，区干部到该村，当晚找着指导员和游击小队长，首先谈到时局问题，继续又谈到国民党近日来如何抓壮丁和糟蹋老百姓，并估计国民党军队还可能侵占该村，大家得做准备。这一下就激起了指导员：“可不是，两减清算斗争咱们可惹下蒋特们了，史拉喜(国特)跑到阳泉听说要回来报仇。”“国特们坏我们就打，咱们每人一枪地理又熟。”“不如乘机脱离生产，迟两天早两天都是一样。”22日晚，游击小队集合，区干部以活生生的事实报告国民党的暴行，并说国民党军队准备占领咱们的荫营口，怎么办?武委会主任跳上了台：“咱们都是青年人，看着阳泉国民党人恶不恶，这两天又是大抓兵，咱们荫营口目标大，国特史长喜把咱们全部名单交给敌人啦，今天上级号召咱们自卫，咱们应热烈参加部队和国特作对头，干!”上荫村的农民虽然害怕国民党糟蹋老百姓，但他们最担忧的是国特史拉喜，他把青年人的名单交给敌人，而且准备回来报仇，于是参军成为对付国特史拉喜的重要选择之一。

农民的苦难是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困苦，它广泛存在于各种领域。对于生活在固定地域的青年农民而言，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恶化，以及有悖伦理的行为，都会使其遭遇困苦。很多基层干部能敏锐发现青年农民这种困境，将参军作为解除他们苦难的手段。从农民参军动机的调查，可以看出基层干部这种动员策略。例如，很多农民参军是为了摆脱婚姻及两性关系方面的困境。1944年4月，肖华在山东军区政治工作报告中指出，青年农民参军“有的受不了家庭压迫，有的为了与老婆闹架”。1946年下半年，威县五连1名新战士之所以参军，是“为(了)要他嫂子(已生了1个孩子)”。这其中往往有村干部动员的因素。1941年武乡扩军，一区东庄某青年被抓奸，村干部要送他到区，他怕惩罚说：“你们不要送我，我参军吧。”安国大章村张小顺嫌弃他年岁大，要求和他离婚，张小顺没办法，村干部即抓住这个空隙找他谈：“你去参军吧，保证离不了婚。”张小顺为了避免离婚而参军。张小顺的母亲说得很直白：“要不是为这个媳妇，我儿子干什么去着了哇。”当然，很多村干部也会抓住青年农民的其他困境。1947年5月，冀南二分区新兵团二营，有新战士因“在家行为不正，不能存在”、“在家靠女人，怕被害”、“立功赎罪(贪污腐化的村干和伪军)”而参军者。

苦难是中共动员农民参军的重要内容。传统观点强调革命解救了农民的苦难，启发了农民对旧秩序的厌弃和对新秩序的认同，培养农民的阶级情感和阶级意识。事实上，很少有农民具备高度的理论能力，将个人的苦难升华为阶级意识。农民的苦难固然有物质匮乏方面的原因，但更多是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屈辱，以及由此导致的愤怒和不满。在平日里，虽然农民的屈辱、愤怒和不满引而不发;但一遇世事变化，隐忍的情感即迸发出来，成为摧毁现实的力量。然而，这些情感没有明确的指向，也难以称得上阶级意识。在动员农民参军的过程中，尽管中共竭力利用苦难提高农民的阶级意识，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对一般群众仅仅说国民党的坏，他们并不深刻的认识”，重要的是“必须把国民党和村中的恶霸地主联系来，群众才易接受。”因此，如何在农民日常生活中寻找农民宣泄屈辱、愤怒和不满的人或物，发现在农民苦难中所蕴藏的切身利益，即成为动员农民参军的关键因素。国民党怎样或许可以不管，但身边的“国特”、“蒋根”“蒋芽”却是现实的威胁，“国特史长喜把咱们全部名单交给敌人啦”，“身是翻了，但打不败蒋介石再让蒋介石翻我们可受不了”。“老蒋来了不光杀村干部的头，都长不住，您也分人家的地了”，“果实分的不多，但也凑合，你可参加斗争来呢”，“现在俺村上的地主还吓唬俺，给俺要房子、要东西，这是咱民主政府在这里，要是老蒋来了，别说房子，就是咱的命也保不住”。对于信息来源较为单一的农民而言，在中共的宣传、教育与启发下，其现实的理性与想象的焦虑混杂在一起，逐渐意识到只有参军才有可能获得永久的安全，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动员方式对于增强部分农民参军意愿的积极作用。

结论

中共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为自己基本的指导思想，据此制定改造社会的政策措施，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中共革命经典的表述中，农民大量地参军中共军队，是由于其阶级意识的觉醒。事实上，不管是从事动员工作的基层干部，被动员的普通农民，都不具备明确的阶级意识，他们甚至以传统的观念看待中共的参军动员，把参军视为制度和王法。如果农民不是由于阶级意识的觉醒而参军，根据地的基层干部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动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参加中共军队呢?基层干部利用了自己最为熟悉的乡村规则：物质利益、人情、面子，以及农民苦难背后的屈辱、愤怒和恐惧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基层干部不具备高超的阶级理论水平，为了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他们只能以符合农民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的方式进行工作。由此可见，中共革命一个基本的特征，越往上越是共产主义精英宏大的意识形态和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越往下越是传统的乡村社会的规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共革命的进程中，革命的领导者不仅试图以阶级斗争的理论重新整合中国社会，甚至试图改造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然而，革命若想取得胜利，必须利用它力图改造的乡村社会，革命目标和手段存在着矛盾，却又统一于革命进程之中，两者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张力。革命规则和乡村规则不是单向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相互利用又彼此冲突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在消除乡村社会规则产生的土壤之前，乡村社会规则不会消失，也不会被改造，它必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顽强地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