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必然会惠及所有人？诺奖得主Joseph Stiglitz不这么觉得。

他在《Rethinking Capitalism: Economics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一书中认为，过去的30年间，全球生产力激增，但薪资增长的步伐却远远没能跟上。这主要是因为“食利阶级”剥夺了超出自身生产力的利润，因此财富的增长并没有下渗到每一阶级，收入分配显著不均。

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在助长这种收入分配不均，而获利更多的“食利阶级”把财富投入房地产等“非生产性资产”，助长了资产泡沫。底层收入人群需求疲弱，泡沫也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均不断吞噬经济，在泡沫破灭时带来了经济的衰退。Joseph Stiglitz苦口婆心地劝告：经济要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目前的分配不均！

不平等是怎么来的？

不平等来自顶层收入人群与生产不匹配的收入增长。总体财富增加以后，市场对收入的分配，却并不是经济学家想象的“按劳分配”。在公司经济增长时，顶层收入人群占取了更多的利润，而平均工资反而是停滞不前的。

市场中先富起来的人受惠了，但利益并没有渗透到最贫困的一群人中。

Joseph Stiglitz认为这是寻租活动（Rent-seeking）的结果。包租婆躺着就能挣钱，寻租活动顾名思义，就是指在没有从事生产的情况下，得到垄断利润（经济租金）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的食利活动。垄断利润来自基于垄断地位的剥削，食利阶级的获益来自经济活动的损失。

Joseph Stiglitz称，过去三十年间，顶层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主要由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增长驱动，而大量证据证明，这两个部门的收入增长，都显著得益于非生产性的食利剥削。

1990年，Jensen和Murphy对1400家公司的2505个CEO研究发现，每年高管的薪资增长并不一定代表公司当年业绩也有同步飞跃。

Bebchuk，Fried 和Grinstein发现，1993年起美国高管的薪资增长并不是因为公司业绩，反而多半是得益于公司管理制度的缺陷，使得他们可以安排设定自己的工资。

Mishel和Sabadish研究了350个公司发现，CEO的工资增速大幅高于公司市值的增速。而且即使是在市值萎缩的时期，高管的工资还是在显著增长。

1965年，美国公司的CEO收入与中等员工收入之比为20:1，而这一比例在2012上升至354:1。

另一方面，Joseph Stiglitz称，金融部门的顶层收入人群剥削式的食利活动，体现在政府对大型银行的担保上。投资者深知大型金融机构在政府的撑腰下不会违约，因此愿意以较低的利率为他们提供资金。大型银行的繁荣，并非因为他们业务能力出色或是效率拔群，而是因为他们有纳税人在支撑。Joseph Stiglitz认为，银行在借记卡和信用卡业务上的不公平竞争放大了产生垄断利润的市场力量。而这些垄断利润，即食利阶层追寻的非生产力的“经济租金”，最终也不出意外地流到了这些大银行的管理层和股东的荷包里。

金融部门的高管薪资比其他行业更与劳动生产率不符，Joseph Stiglitz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甚至为负。SEC数据显示，2000-08年期间，贝尔斯登和雷曼排名前五位的高管们不断套现，收获了约14亿美元和10亿美元的现金。银行虽然倒闭了，但高管们还是获得了丰厚的酬劳，而非损失惨重。

顶层收入人群作为食利阶层，不断剥削垄断利益的行为证明，希望改善经济整体能惠及贫困阶层人民的“涓滴理论”是不科学的。而与此同时，垄断本身使得价格不断抬升，进一步削减大众的收入。所以，Joseph Stiglitz认为，制度应该在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来。

然而事实上，努力推升通胀的央行却在助长不平等。当薪资开始增长，尤其是增长快于通胀时，重视通胀水平的央行就开始加息，于是带来失业率上升。经济进入衰退时，工资水平又会下降：而顶层收入人群的收入并不会因为衰退而下滑。央行的货币政策总在进一步拉大不平等。

增发货币恢复经济的安倍经济学似乎也在证明这一点：从家庭储蓄来看，相比2012年，2015年的贫富差距更大。

数据来自日本厚生劳动省

不平等带来了资产泡沫

过去的30年间，在食利阶层的影响下，薪资增速远跟不上生产力爆发的速度。但生产力的增加，加上低利率的环境，整个社会的财富无疑是在增长的。Joseph Stiglitz认为，增长的财富最后进入了并不生产直接的商品和服务的“非生产性资产”，吹起了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泡沫。

Joseph Stiglitz分析称，多数的富裕国家在过去三十年里经历了以下三点：财富与收入之比上升；中等收入增长停滞；资本回报率未能下降。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财富”是与“资本”等同的，因此资本量提高，应该伴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和薪资的上升。低技能工人的薪资未能上升被认为是技术型产业的要求导致，而事实上，近年来高技能工人的薪资也有下滑。

那么，增长了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呢？Joseph Stiglitz给出的答案是，它们作为垄断利润进入了食利阶级的囊中，而食利阶级又将它们投向了可以进一步剥削垄断利润的领域——比如土地，房产，还有金融债权，而实际投入生产的资本减少了。

这些领域并不生产直接的商品和服务，不能有效推动社会生产力。食利阶级得以中饱私囊，但社会的工资增长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Joseph Stiglitz称，获得了更多垄断利润的“食利阶层”，更容易接触到金融市场、获得银行信贷，而他们也得以以手头的“非生产性资产”作为抵押，继续购入这些资产吹大泡沫。于是，食利阶层的财富越来越多，不平等加剧，资产泡沫也越来越大。

不平等还会造成经济衰退。首先，不平等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疲软，因为对于收入较低的人群来说，日常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明显比高收入人群要多得多。其次，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升资产泡沫，但同时也拉动了消费热潮，结果是债务水平日益升高，泡沫和消费热潮都只能短期持续，最终泡沫不可避免地破灭，经济衰退到来。这早有先例。

而且，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难以进行公共投资，来拉高生产力。富裕阶层看不到公共投资的意义，反而担心一个决心提高经济效率的政府会同时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危及他们自身的利益。

Joseph Stiglitz提出了四种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方案：

一，改变高管薪酬（尤其是美国）过高的现状。美联储降息，股价会抬升，但这与高管的贡献无关，公司的市值升高不应该是高管获得奖金的原因。

二，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保持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不平等已经在削减社会总需求，应该通过基建来重振经济。

三，在教育上的公共投资是解决不平等的根本途径。劳动者收入的关键因素是教育的质量，确保教育机会平等的社会，工资分配也能实现对能力的反映。

四，急需的公共投资资金，可以通过对资本收入的公平的全额征税实现。这是最直接的抑制不平等激增的方法。

从OECD国家经验来看，二次分配政策使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下降了25%，相对贫困人口减少了55%。主要OECD国家在转移支付前的基尼系数都比较高，而通过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基尼系数都有显著下降。

图片来自中国家庭与金融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