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虽然马克思和列宁都提到了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但是对此却着墨不多。其中马克思唯一谈到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分配方案的地方，主要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而列宁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则主要集中于《国家与革命》这篇文章中。而其中有些内容现在看来都过于“空想”了。而《共产主义宣言》中的一些纲领和内容也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部分实现了

其中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完全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要求，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看来，如此做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现阶段，这种做法只会破坏生产，导致社会倒退。而且这种做法也不会获得当下民众的认同。

这一点，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也有清醒的认识。只不过，列宁把群众追求福利，躲避劳动的需求仅仅看作是一种由资产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且他认为社会主义新人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纪律教育，才能在他们身上实现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

而列宁也相信在经过长久的纪律教育之后，随着民众觉悟的上升，我们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且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政治冲突与对抗会完全消除，民主将失去存在的必要。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也颇值得商榷。而且这个观点更接近无政府主义者和俄国民粹派。或者说，这才是后来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的真正的来源。

实际上，马克思并不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政治斗争将会完全消除，马克思仅仅认为

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

换而言之，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的只是由阶级差别导致的社会不平等。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不平等会消失，也不意味着不会产生新的不平等。所以在共产主义社会，完全消灭政治冲突只能说是列宁的一厢情愿。

当然，列宁这个观点 ，主要出自于他的“国家消亡论”。而他的观点也一定程度上来继承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的内容。而恩格斯在《杜林论》中是这样说的：

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但实际上，恩格斯只是运用了一种修辞上的诡辩技巧。就像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所施展的辩论技巧一样。恩格斯在反对俄国民粹派时，置换了很多概念。他用“领导”和“管理”这种中性词替代了“统治”。同时否认他口中的领导与管理中存在“政治冲突”。现在来看，这是一种修辞上的双标行为。后来，列宁也多次运用了这一提法。

而在罗素在《论权威与个人》中，罗素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导致理想社会这一观念进行抨击，其中罗素把“管理权的不民主”作为对马克思主义者抨击的重要靶子。

马克思主义者保存着许多属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的思想方法，依然把企业看成是属于个人资本家的东西。而没有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立中吸取教训。重要的人是掌握经济管理权的人，而不是享有一点儿所有权名义的人。英国首相并不享有唐宁街十号官邸的所有权，英国的主教们也不享有他们官邸的所有权；但如根据这一点就认为他们在居住方面不比一般工资劳动者好，那就未免太荒谬了。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之下，如果它是不民主的，掌握经济管理权的人尽管没有任何所有权，却能居住壮丽的官邸，乘坐最漂亮的汽车，享有王侯般的津贴，用公费于官员假日游乐地度假，等等，等等。为什么这般人一定会比现在当权的人更关心寻常工人呢？除非寻常般工人能剥夺这般人的地位，此外是没有关心的理由的。

显然，对于真正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的人而言，这个批评是毫无道理的。尽管苏联确实存在“管理权上的不民主”这一现象。但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的构想中，民主协商一直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其中，在关于如何制定生产计划上，恩格斯就认为，在生产之前，应该由大家民主协商讨论后一致决定。

但现在来看，如果任何生产计划都是由民主协商来决定。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毫无效率的。而且这不仅不会如马克思所言那般促进生产力，反而只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在马克思之后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们或同情马克思的左翼们也都清醒到的认识了这一点。事实上，民主不等于协商，民主更多是各利益派系之间的内耗。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如我们之前所说，它并不真正彻底地解决全部的不平等，并不能彻底消除内部的政治冲突与社会对抗。所以民主不仅不能真的有效的促进国家团结，相反在一开始，他就为内部各派系间组织各种公开的政治斗争提供了合法的空间，并只会让平常潜伏着的斗争公开化，白热化，频繁化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有计划地生产。（我们想一想坚决拒绝拆迁的钉子户就可以了。除非是一种苏联式的专政社会，在“民主”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这种情况只可能更多，而非更少。）

在这个方向上，他们要么如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一样，选择了一种由国家经济官僚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技治主义道路；要么就如法兰克福学派或毛主义一样侧重于强调时刻的公开的民主斗争的重要性；或者如福柯、德勒兹以及之后拉克劳与墨菲一样，拒绝完全解放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叙事，而彻底享受一种资本主义民主的症状——即我们社会不可避免的按闹分派的现实。这意味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一传统叙事的解体。或者说，在苏联解体后，我们应该意识到民主并不再仅仅是追求团结的工具，而毋宁说政治民主本身是一种释放欲望的斗争机器。

事实上，在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眼里，列宁或科耶夫的最终大同世界的梦想，终究只是一个幻想而已。而政治斗争与民主都将不可根除。而哪里有人，哪里有就必然有斗争——共产主义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