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到一战

金雁/文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我在撰写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的时候，想起了一位早已被人们遗忘但却与一战和俄国革命密不可分的传奇人物——帕尔乌斯。

革命队伍里的007

帕尔乌斯（1867-1924）俄国犹太人出身，真名叫伊斯雷尔·赫尔普汉德，精通多种语言。早年投身俄国革命，被判有期徒刑3年流放西伯利亚，逃脱后移居德国，加入德国社民党，但是19年来一直没有获得德国国籍。

帕尔乌斯是革命队伍中的另类，在当时革命者都过着清教徒似的禁欲主义苦哈哈日子的时候，他却花天酒地生活放荡，革命与谈情说爱两不误，身边时常更换着“帕女郎”，堪称革命队伍中的007。另外，这家伙天赋极高，做生意赚钱、玩女人、写文章、搞恐怖活动，在每一个行业里都能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本领。他的“流氓+才子+成功商人+革命者”的多重身份使他无论在理论界、生意场上、政治游戏中和女人堆里都干得风生水起。他是第二国际最早写文章批判伯恩施坦机会主义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在德、俄、奥、瑞、芬、波等革命圈子里都能玩得转的人物，他既是出入上层社会的军火商人，又是手持大把经费满天飞的革命冒险家。他一生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色彩，恐怕现在只有电影人物“神奇特工007”能与之相比。

但是与007可以大把花英国政府的经费不同，帕氏享乐主义的“花花公子”生活是靠各种手段获得的，其中当然不乏坑蒙拐骗之举，所以他在俄德两党，尤其是俄国的流亡者中口碑很差，名声不好，被认为是个缺乏道德底线的人物，用当时的话说，“是一个有争议的革命家”。因此，帕氏虽然是老资格的德国社民党员，19年来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党内职务，在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上都不曾有过表决权。

尤其是1908年与高尔基的经济纠纷案搞得他声名狼藉。由于帕氏脚跨多界，人脉极广，高尔基便委托他做自己在德国版权的代理人，按照相互约定：高尔基的版税收入的两成归帕尔乌斯提成，两成归高尔基，其他的六成捐献给布尔什维克买武器搞革命活动。结果花天酒地的帕氏把所得收入独自“黑”掉，被高尔基指责私吞13万金马克而告到德国社民党内。为处理此案，俄德两党专门成立秘密委员会，对于帕氏背弃“用高尔基著作的版税来资助革命”的协定而产生的贪污行为，给予驱逐出党的决定。协约国的社会主义者甚至为之掀起过一个揭露帕尔乌斯的运动。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依然与各种革命派系保持关系并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自己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帕氏“三角定律”

一战爆发以后，帕尔乌斯创立了一套战争与革命的独特理论。他认为，世界大战是历史最劲的火车头，是社会主义的开路先锋。他的理论是，对战争应当站在社会主义的角度上思考，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该如何利用这场战争，该站在谁的一边打仗。首先，德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力量，德国是社会主义的坚强堡垒，如果社会主义在德国被击败，那么它就会在任何地方被击败，世界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道路便会受到阻碍。而以俄、保、土、奥为首的协约国，基本上都是专制国家。这就等于向社会主义者揭示，协约国一方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敌人，也就是说，同盟国的胜利会壮大社会主义的势力，而协约国的胜利将会给全世界带来新的压迫。在这里，帕氏显然把德国政府与德国社民党混淆了起来。

因此，帕氏提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政党应当为反对俄国沙皇制度而战，无产阶级支持本国政府取得战争胜利就等于自绝于历史。世界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给俄国以毁灭性的打击，并在那里率先爆发革命。如果俄罗斯的中央集权不解体，民主制度不确立，就会威胁到全世界革命者的利益。

从这个高度出发，同莫斯科帝国主义战斗的重担主要就由德国承担了，因此德国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他提出了一个新颖的三角架理论：即德国、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三个推翻俄国统治的支点，它们三者的目标相同又互为表里。德国正在与俄帝国政府开战，社会主义要推翻俄国反动派当局。而民族独立运动可以使沙皇自顾不暇，可以乱了专制制度的阵脚。只有国家分裂使俄罗斯帝国解体，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推翻专制政体，所以，俄国社会主义的纲领中不但要大谈民族自治权、民族独立的问题，还要促进本国政府的战败。

1914年一战爆发以后，帕尔乌斯与德国上层搭上了线，呈上了一份根据他的“三角定律”起草的具体实施方案。帕氏计划立即引起了柏林方面的极端重视，德国高层很欣赏他那非同寻常的大手笔。1915年底，帕尔乌斯成为德军总参谋部指导俄国革命运动问题的首席顾问，据德国情报部门的调查说，“此人将在与俄国对阵的战争中是一个有用的人”，允许其在全欧范围内活动。3月他提出计划最后的备忘录，得到德国政府第一笔100万马克的预付款，根据其计划实施的具体情况后续还有500百万的追加款。

帕氏的“一战与革命”方案

帕尔乌斯的计划是把所有的力量和手段，都集中在统一的部署下，都接受统一司令部的指挥，就像章鱼的多个触角受中枢神经控制一样。他再三强调，没有俄国的革命，德国的任何胜利都是不彻底的，因为一个完整无损的俄国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是没有任何单独的力量能够摧毁俄罗斯这座顽固堡垒，只有组成目标一致的各个击破方案才能够彻底摧毁对手，因此要在德国的金钱和物质的支持下，壮大俄国的反对派力量，使其战争状态下同时爆发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

帕尔乌斯为德国政府呈上了一个详尽的俄国革命行动步骤。他的俄国革命行动计划是与战争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他认为，1905年革命的因素由于有了一个与政府“捣乱”的杜马，基本上都保存了下来，目前只需要加以利用就可以重新点燃革命烈火。在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如果善于从内部攻破沙皇政府，将加速这场灾难，革命将很快形成燎原之势。他的计划分五个部分。

第一步，是引爆革命的导火线。在彼得堡的普季洛夫等工厂设立工人起义中心，因为这些工厂工人集中、群众基础较好，长期以来一直是革命者的活动基地。行动的日期是“流血星期日”的周年纪念日，最好是在1916年战争的第3年开始举行一天的罢工和上街示威游行，提出诸如“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建立民主共和国”之类的常规要求。诱发政府镇压，如果政府出动军队，便会在民众中激起更大的反抗，如果哥萨克驱散游行者，哪怕稍微留一点血，就会点燃导火索。革命者趁机要在各地散发传单，把“军队血洗彼城”的消息传播出去，激发民众的愤怒情绪，这样各地各工厂的罢工便会汇成全面罢工，在此之前要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准备好武器，保证20小时内有一万人行动起来，接下来铁路工人立即响应罢工，各铁路线上立即停止运输，在西伯利亚干线上要炸掉一些桥梁，部署在哪里的军队力量比较弱，要派有经验的间谍去巴库放火，那里防范薄弱不会遇到什么大的抵抗，在俄国造成一个各地开花的局面，令正在卷入战争的统治集团接应不暇。

与此配合的第二步，是把流放在外的革命火种快速运回首都。利用俄国杜马对政治犯的同情，让大批的流放者进入彼得堡，俄国的自由主义基本上都是“准革命者”，他们一向把庇护社会主义者免受当局的迫害，看做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虽然自由主义也温和地反对“手枪和炸弹”，但是他们坚信，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二者间的诉求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连文雅内敛、与世无争的学究都对普列维被刺杀的消息狂喜不已，任何人看到这种体制都会毫不迟疑的进行‘批判’”（马克斯·韦伯：《论俄国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50页）。城市在政府镇压和流放者的宣传鼓动下很容易造成革命形势，这样一来，组织破坏活动就容易多了。

第三步，是以“分地”运动动摇俄国的军心。在俄国首都加强宣传鼓动工作，任何出版物，只要它能削弱俄国人的反抗意志，指出社会革命是摆脱战争的出路，那么它就是有用的，可以对此投入资金。宣传的锋芒要直接指向作战部队，瓦解军心使其丧失战斗力。谁都知道，土地问题是俄国军队的命脉，贵族解放后遗留下来的问题，经过1861年农奴解放的“割地”、1907年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已经积累了太多的矛盾，不需要太多的宣传就能发动起来，到时只要把1905年强压下去的“分土地”运动再演绎一遍就行了。只要后方一展开分土地运动就将动摇俄罗斯军队的根基。农民以暴力夺取地主的土地，士兵们想要分得自己的一份土地，他们就会起来反对战争、反对军纪约束，杀死军官，让军队的约束力和权威性瞬间消失。不过，对于这项运动的前景将秘而不宣，否则会触发德国人的不良的预感。

第四步，是发动拆散俄罗斯帝国的民族革命，也就是帕尔乌斯所说的“三角理论”里的另一个重要支点。其目的是让俄罗斯周边都动起来，特别重要的是乌克兰的民族独立运动，没有了乌克兰的支撑，俄罗斯这座巨大的建筑物将很快倾覆。只要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崩溃，乌克兰的运动将蔓延到库班草原的哥萨克中间，并有可能动摇顿河哥萨克，这可是俄军部队当中最骁勇善战的战斗力。而在1905年已经几乎获得自由的芬兰人也做好了准备，自然会里应外合，并通过芬兰把武器运进俄罗斯。波兰也早已按耐不住了，随时准备发动反俄起义，一声号令就能行动起来。波兰和芬兰之间的波罗的海国家也将动荡不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民族首领已经跟轴心国的政府进行着金钱方面的合作，高加索的问题可以借助土耳其，通过伊斯兰教鼓动他们进行圣战。

这第五步，是在金融领域引起混乱，搞乱俄国的经济。在从内外打击俄罗斯的同时，还要用充满敌意的世界舆论从外部封锁它，各国的社会主义的报纸要掀起一个反对沙皇俄国的运动，这里面特别重要的是抓住美国的舆论，揭露沙皇的同时也会使整个协约国遭到损害。社会革命的力量还要进入到财政方面，要由德国飞机向俄国空投伪钞——假卢布，同时使其进入国际流通领域，将同期同号的纸币投放到彼得堡和莫斯科，破坏卢布的国际兑换率，在大都市里制造恐慌，引发经济领域的连锁反应。

帕尔乌斯给德国的建议，归纳起来就是：与其投入步兵、炮兵进行惨烈的厮杀，不如投入金钱，投入智慧，让堡垒从内部攻破，免去德国人的牺牲。德国总参谋部曾经产生过大小毛奇、克劳塞维斯等高超的军事战略家，制定出多少精湛完善的战略构想，但是从来没有产生过如此有气魄的在敌国策动革命以配合战争的通盘方案；德国还从来不曾有过一位如此了解俄罗斯并深谙其弱点的高参，方案中援助俄国社会主义者使其发挥“定时炸弹”的作用是有决定意义的。德国政府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方案。后来我们在公布的档案中发现，德国最高司令部致外交部、财政部情报部门的文件中，发现大量协助俄国政治流亡者的秘密电报。

说服俄国反对派和列宁

既然德国方面已经拿下，剩下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去打动俄国反对派了。在提供给德国政府的计划中，对流亡在外的近千名俄国社会主义者是有实质性的详尽分析的。帕氏认为，俄国流亡者中派别纷杂，内讧不断，他们很分散，有许多很小的小组，力量薄弱，彼此间相互攻讦，整合难度很大。正如韦伯所说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宗派矛盾使它们支离破碎”，但是一个都不能放过，都要加以利用。为此应当把他们联合起来，可以在日内瓦举行一次联合大会为其铺垫。

当然，说服俄国社会主义者难度要比说服德国政府大，但也不是没有有利条件。俄国的政治侨民几十年来缺的就是金钱，他们之间的纠纷也大多是因为争夺资源而起的，这些人从来不会挣钱，所以一般来讲都经不住丰厚的金钱诱惑。既然西方政党和工会总是倾向于为自己的劳动大众接受金钱，同样道理，侨民又怎么会拒绝大笔的资金援助呢？

帕尔乌斯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说服列宁，帕氏与列宁是老相识，以前他们在慕尼黑曾合作过。鉴于列宁在俄国政治侨民中的地位，只要能够说服列宁，其他人便不在话下。列宁的特点是完全不受左右派理论偏见的支配，是个操作性很强的实用主义者，能在任何转折中采取任何办法，只要能带来成功。他是绝无仅有的、严酷的实用主义者，从来不被理论所迷惑，任何理论只有在为我所需的情况下才是有用的，他可以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各种矛盾的理论中，所以往往见解独到。帕尔乌斯认为，列宁总是习惯开顶风船，而且是仅次于他的实用主义者，只要是能够摧毁沙皇，他会不加思索地把威廉皇帝和魔鬼拉到自己一伙。

在帕尔乌斯看来，列宁的不足之处就是不够豁达，宗派主义的狭隘白白耗费掉他大量的精力，为和俄国各种社会主义派别以及第二国际论战，浪费了他大量的精力。流亡在欧洲的这15年，他的主要精力花费在与不同派别划清界限上，用在了清理别人琐碎思想的唠叨和相互对骂上，这使他陷入了无意义的争斗和答复各种问题的大堆信札当中。俄国社会主义的这种分裂以及列宁揪住不放的狭隘，使他在欧洲一事无成。而那时留给列宁的，只有在大战中决定俄罗斯命运的机会了。

帕尔乌斯到伯尔尼去游说列宁，他用来打动列宁的主要武器是资金提供。他对列宁说，你用什么去夺取政权，显然最缺乏的是金钱。这一点列宁心里十分清楚，只有思想成不了大事，没有人员、组织、武器、宣传手段力量就不能进行革命，而这一切都需要背后的资金支撑。有了金钱就能产生上述的一切。

“列宁先生，不要失掉机会，这样的建议一生中只能遇到一次”，列宁对这个视角独特的建议异常兴奋，可以不依附他人，就能结束无助的侨民生活，可以加入有物质力量的运动。革命需要大量的金钱，得到政权和保住政权就需要更多的金钱，有了这样大笔的经费之后，还用得着冒险去抢劫银行吗？

在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分裂派企业家的帮助和“剥夺行动”，抢银行、抢售票处、袭击列车、打劫富商都是他们的重要手段。从格鲁吉亚弄到的第一笔20万，使党的生活大为改观。1907年在柏林的门德尔松银行弄到了1500万，可惜由于人员被捕，最终没能成功。为此，那些有政治“洁癖”的社会主义者大喊大叫，考茨基甚至要求设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庭，来审判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宣称：“我们如果放纵党内雅各宾派反对社会民主运动的斗争，那么我们无论在形式上或道义上都会丧失作为党的代表者发言和行动的权利”。虽然列宁认为这种“高尚剥夺”的“抢钱干革命”不过是对不义之财的提前没收，斯大林更认为这是那些教条主义者“拿早已死去的人（马克思）的尺寸来量活人”。但是有些“黑道”的做法毕竟拿不到桌面上来，不得不在第二国际大佬的压力下被迫通过了禁止抢钱的“斯德哥尔摩决议”，这就等于断了布尔什维克的财路，使他们一直摆脱不断经济的窘迫感。

帕尔乌斯规劝列宁，应当想想为什么输掉了第一次革命？什么力量对比的悬殊，说到底，还是缺乏经费。如果有了大笔的经费，何愁没有能够组织起来的力量，第二次可不要再输掉。虽然列宁并没有表示直接接受帕尔乌斯其人和他的计划，一来不想和这位声名狼藉的人有太多的瓜葛，当然实用主义的列宁并不仅仅是出于从自己的道德形象考虑，而是对帕氏方案不放心，他深知此公水很深，脚踏很多条船，不知道他嘴里到底有多少是真话，多少是忽悠，多少是陷阱。万一他是德国的间谍怎么办？现在无从证实列宁听进去了多少游说者的主张，但最后真实的历史进程与帕氏方案高度重合！恐怕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吧，不能不叫人有所联想。

“没有帕尔乌斯的帕氏方案”

我们现在说，列宁在十月进程中实行了“没有帕尔乌斯的帕氏方案”，从后来列宁的策略中，我们处处可见帕氏方案的影子。此后列宁的“战争与革命”不可分割的言论大量增多。列宁提出，战争是通往革命的最好道路。我们应该怎样来利用这场战争呢？争取和平这是神父的口号，应该认为这是一场幸运的战争，它将给国际社会主义带来巨大的利益，这一下子就可以使工人运动摆脱和平时期的阴影了。过去把社会主义者区分为机会主义和革命者，现在看来，这种区分是不清晰的，应该区分为爱国主义和“反爱国主义”，我们就是反爱国主义者，这可是一个极其有利的时机，坐失良机就等于自杀。

德国不是等同于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强大的盟友，要干革命就需要武器，需要军队、需要金钱，需要去寻找谁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从党的利益出发和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是完全不同的。为了党的利益最大化，埋葬牺牲掉国家利益，因为沙皇俄国是反动国家。沙皇专制政府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自然只能从与其相反的方向考虑问题，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定律，德国站在俄国的对立面，那么它就是反对沙皇最好的和最自然的盟友。在我们敌人的阵营中，总是能够找到为我们所用的东西，“德国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与德国人结盟已不成为什么秘密，“布尔什维克主义越来越经常、越来越甘心情愿地寻求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助”。列宁说，要利用敌人的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由于利益不一致，无法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我们”，“我们只是尽量利用协约国各国之间的缝隙，我们对他们是各个击破”。列宁总结出一条规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使他们不像看起来那么可怕，只要加以利用，绝对有机可乘。拿与政府敌对势力的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算什么不道德，只要“目的是高尚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计”，只要做得巧妙不要留下什么把柄就成。至于十月革命后，已经潦倒的帕氏还不断地想从执政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那里讨还资金，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本文在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