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的常态就是聚族而居。即使发生人口死掉一大半那样的大洗牌、重新出现广泛分散在待开发土地上的自耕农，随着人口增长、待开发土地锐减，很快也会恢复到聚族而居的局面。按照我老家的县志和我母亲家族的族谱的记载，三藩之乱结束后全县仅余十来户土著，我母亲家族的始祖一家五口随着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来到当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了光绪年间，全县已有五万余户，而我母亲家族已经繁衍到两三百人，期间还进行了县内的几拨小移民；到了解放之初，全县共四十余万人，以我母亲家姓氏为名的「院子」已有好几处，每处都有几十上百人。

解放之后，TG搞了土改。我老家县里的那几户大地主还算识时务、没跟TG硬来，TG也还算客气，把土地住宅耕牛分了、没出什么人命。而我母亲家族并没有什么排得上号的地主，之前频繁下山敲棒棒的「棒老二」（土匪）也被TG剿了，于是过上了几年种地交税的日子，宗族也还是那一大家子。再往后TG搞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宗族就成了现成的组织渠道，人民公社下面的生产大队、生产队、组基本上就是以姓氏宗族为单位进行划分的。基层干部也基本上来自于原本的宗族、家族，事实上就成为了各个宗族、家族的族长。——TG既然不能把农民全部打散重新安置（这么做的前提是广阔的待开发土地，或者极少的农业人口），那么聚族而居的宗族自然也就保留下来了。

当然，这种「共生」关系并不意味着原样照搬、一成不变。一共时期的TG一直在不断地往农村里面掺沙子：派干部和技术人员（农技员、教师、电影播放队、剧团等等）下乡，就地设置妇女干部，退伍军人回乡，知识青年回乡和下乡（知识青年「回乡」和「下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农村本地出生的知青，后者则来自于城镇），等等等等。通过掺沙子，从人力上、组织上确保TG对宗族的主导权，更重要的是借此输入工业社会的思想：扫盲，普及教育，破除迷信，构建民族国家观念……

在TG的直接干预下，农村宗族的动员能力甚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我母亲家族聚居地背后山上的小水库就是在60年代修起来的：附近几个生产队/几大家的男女青壮年劳动力夯土挑石，老幼则做饭送汤，在县里和公社提供的技术支持下，用两年的农闲时间完成了水坝和配套的水渠，从此解决了附近几千亩田地的旱涝问题。

一共时期的TG不但在往农村掺沙子，同时也在不断吸纳农村的新一代进入工业社会。我母亲家族里有长辈因为算盘学得好、能左右手同时打俩算盘而被「南下干部」相中揽进粮食系统，有长辈在新中国的红旗下进了大学成了气象学家……一进一出之下，总的来说，一共时期的农村宗族在稳定中慢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80年代TG为赎买民众而采取的民粹化政策之下，城乡通道大收缩、基层组织大瓦解，终于在90年代迎来了「改革的阵痛」，农村的宗族也如脱缰野马一般搞出不少大新闻，时不时地烧个乡政府什么的。但很快，21世纪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开始迅速地瓦解农村的宗族：以往过年的时候，我母亲家族总能聚齐一大家子祭扫祖坟，而近几年呢，虽然还在祭扫，但都是三三两两地去，很难凑齐一大家子了。也有长辈试图通过重修族谱来凝聚族人，然并卵，各自的阶级身份、生活空间已经差得太远。——俗谚云：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认不到。

资本主义高速消灭着旧的组织（无论是宗族的还是TG的），更高速消灭着农村。但资本主义不是永动机，当它开始显得乏力时，问题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这时呢，有人鼓吹旧时代的药方也不足为奇，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这里我情不自禁地又想引用一段文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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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剌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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