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的梅菲斯特

零、背景

12月9日，周星驰新片《美人鱼》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并曝光了预告片。发布会上，一张海报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海报上写的是毛主席《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一句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此外，预告片的BGM也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大跃进时代乐曲《闯将令》（该曲问世于1958年，1964年，《闯将令》作为主题曲被香港武侠电影《如来神掌》首次引用后，就在香港武侠片中广泛传播，周星驰的电影中更是频繁引用。2004年的《功夫》、1994年的《破坏之王》、1993年的《唐伯虎点秋香》、1992年的《鹿鼎记》、1991年的《龙的传人》、1989年的《盖世豪侠》，这些他主演的电影都出现过《闯将令》。）、

对于周星驰个人的政治观点，不必据此做过多解读，但是任何一位艺术家身上都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回顾周星驰成长的年代，我们能够看到许多。

一、香港左翼电影

1962年6月22日，周星驰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内地移民家庭里，一家人生活在九龙穷人区，1980年，周星驰成为丽的电视（亚洲电视前身）的特约演员。周星驰成长的年代，正是香港左翼文化繁荣、左翼社会运动频繁的年代。

香港的左翼电影厂“长城”、“凤凰”、“新联”，陆续成立于五十年代、繁荣于六十年代，直接源于周恩来、陈毅等人大力扶持和众多进步电影人的积极推动和亲身实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凤凰”多次和内地电影制片厂、电影人合作，拍摄了岑范导演的越剧《红楼梦》（1962）、马尔路和苏菲导演的曲剧《杨乃武和小白菜》等戏曲艺术片，在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反响热烈。

“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左派公司，不仅成功树立了进步电影的银幕旗帜，而且创作地位比较高。当时香港电影界分别涌现出国语片“四大公司”和粤语片“四大公司”。“长城”、“凤凰”占国语片四大公司的两席（其他是邵氏和电懋），“新联” 和“中联”、“光艺”、“ 华侨”并列为粤语片四大公司。可见当时左派进步电影横跨香港国语、粤语影坛的强大声势。

“长城”的《禁婚记》针对当时香港失业状况严重的社会现实，以喜剧方式构思了一个丈夫失业、妻子就业的故事，并巧妙加入了男女爱情观念差异的新思维，取得了不俗的社会反响，并创造了公映天收13.3 万港元的票房佳绩，成为当年（1951年）最卖座的国语片。

“凤凰”则是香港国语片的“喜剧之王”。 1964 年陈静波导演的侠义奇情片《金鹰》值得特别关注，影片不仅到内蒙古实景拍摄，而且是香港第一部票房超过100 万港元的电影。

“新联”则是家庭伦理粤语片的中坚力量，1964 年曾与内地珠江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了轰动一时的影片《七十二家房客》。

1981-1982年这三家公司逐渐合并，出品了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少林小子》、《南北少林》、《中华英雄》，以及《书剑恩仇录》（许鞍华）、 《黄飞鸿之男儿当报国》（刘国伟）、《怪侠一支梅》（刘观伟）、《青蜂侠》（林正英），邱伟雄的 《福星临门》、徐克的《满汉全席》等影片。

1982年开始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前四届的大赢家，都是“新浪潮”导演，而出品方，都是左派电影公司。

1992年，张艺谋执导的《秋菊打官司》也是由这家银都公司出版，不仅怀抱金狮扬威威尼斯，而且囊括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和香港电影金像奖等重要奖项，创造了香港进步电影的巅峰成就。

按照银都公司网站自己的介绍：

银都机构及其旗下的长城制片公司、凤凰影业公司是香港业界的品牌公司，拥有朱石麟、张鑫焱、夏梦、石慧、陈思思、朱虹、鲍方等一大批电影导演和电影明星。目前活跃在香港乃至中国业界一线的导演、明星，如周润发、金庸、钟楚红、张曼玉、李连杰、杜琪峰、徐克、许鞍华、鲍德熹等都是从银都其旗下长城、凤凰公司培养出来的。目前香港电影各大制作机构的制作负责人，也大都出自银都。

近3年来，银都机构和内地、香港、台湾及欧美国家的电影公司合作拍摄了《英雄》、《早熟》、《童梦奇缘》、《最爱女人购物狂》、《春田花花同学会》、《无极》、《头文字D》、《生日快乐》、《功夫无敌》、《老港正传》、《天堂口》、《不能说的秘密》、《色?戒》、《桃花运》等20多部优秀电影，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回报和国内外电影奖项。经过近几年的发展，银都目前重新进入香港业界的核心阵营，与各大公司均有项目合作。

其中《老港正传》这部作品简直就是包括黄秋生在内的创作团队的集体自传作品：

老港（左向港，黄秋生饰）是香港爱国电影院的放映员，最大的梦想就是回祖国看看天安门，然而天意弄人，四十年来，他的梦想却一直未能如愿。儿子“小港”（郑中基饰）一生作着发财梦，无奈财运不济，奔波十几年依然“屡败屡战”。

《老港正传》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涵盖量极大，政治氛围也很浓。剧中的老港是核心人物，通过他的生活经历，观众们与他与他一起回顾了香港50年的发展变迁，让历史重现眼前。老港信仰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倾向于左派；老港的邻居陆右崇尚物质利益，与老港争执了一辈子，两人在价值观念上泾渭分明；左忠这个人物属于中间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他都不排斥。这些是编导的刻意安排，使人物的名字具有一定的喻意。老港和陆右两家人不同的命运轨迹，导演把他们都置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每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通过人物来表现时代的变化与发展，是《老港正传》的主旨

电影摄制团队的左派经历，可以参考大公网《香港左派沉浮》一文：

http://news.takungpao.com/special/hongkongtheleft/

片中演老右派的岑建勋，生活里是一个著名的“左派”。“我们是火红的一代”，岑建勋在香港过着每天读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文选的生活。

“以前大家上街游行都会替对方考虑，这几天我有事，不要抓我，抓你吧。”左派上街示威，肯定会被抓。有一年岑建勋被抓了13次，他算了下觉得不对劲，就跑去找被抓了七八次的人商量，如果他再被抓到，肯定要去坐牢了，不如明天他们上街被抓一下吧——岑建勋说起当年被抓，就像说起驾照被扣分一样。

“那时候跟政府作对，代价你是付不起的。”1982年，岑建勋已经变成了资本家，他跟洪金宝去韩国搞剧本，一进韩国海关就被韩国抓了。洪金宝很纳闷，问他是不是带了大麻——如果他们早两年去韩国，事情会比带大麻还麻烦。原来，1972年岑建勋代表学联去东京参加过反对韩国的示威，十年过去了，记录还没有被改。

黄秋生：五星红旗和像章都很酷

饰演“左向港”的黄秋生也是一个左派。1967年岑建勋搞运动的时候，他才6岁。从小，黄秋生读《红旗》杂志，参加过保钓运动，家里挂过毛泽东像。黄秋生向往岑建勋的年代，可当他长大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大型运动了。1978年，黄秋生16岁，他的惟一“左”的行动，就是去一些地下书店——那个书店是岑建勋的后继者开的。

“我经常去买无政府主义的书、买像章、买五星旗。”黄秋生跟着阿姨住，家里墙上挂着毛泽东像，还有自己写的标语。他觉得五星红旗和像章都很酷，觉得资本主义不好，压迫人。

直到有一年黄秋生跟着家人去台湾的时候，海关告诉黄秋生的舅舅，他不能过关，因为他家里挂着毛泽东画像，这时黄秋生才知道，自己因为去地下书店，也被监视了。

左派黄秋生：文革并不全是毛泽东的错--金黔娱乐

http://ent.gog.com.cn/system/2013/04/17/012192433_03.shtml

黄秋生那时觉得无政府主义简直酷极了，他最大的梦想是去内地参加共青团。如今提起这个曾经的梦想，黄秋生一手扶着头，一手拍桌子，笑得不堪回首。

二、一次失败的夺权

在共产党真正是一个革命政党的时候，不仅在文化上掌握舆论的主导权，而且在社会管理上也去占领基层，主动对资本主义发动“（红）颜色革命”，主动对资本主义政权进行和平演变。中共在澳门和香港都做过类似的事情，区别是前者成功了，而后者失败了。

“一二·三”事件为澳门历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取名自1966年12月3日发生的严重警民冲突。

当时中葡关系因为文化大革命变得日趋紧张，澳门贪污盛行，华人葡人待遇差别严重，共产党在基层有较大的支持。如1967年共产党支持者在议事亭前地筑起3层楼高的跨街道牌楼，与市政厅迎头相对；日间烧万头鞭炮庆祝，晚上亮灯并有守卫保护，足见气势之巨。

十一月二十五日，新任澳门总督嘉乐庇准将经香港抵达澳门上任，何贤等华人领袖拒绝参加欢迎仪式。十一月三十日上午，一群濠江学校师生到澳督府外集会抗议，随后几日，抗议民众越来越多，有人手持红小书，高声朗诵毛语录，形势越来越紧张，终于爆发十二月三日的暴力冲突。澳葡保安部队开枪驱散人群，并且宣布戒严。一二三事件之后，华人团体呼吁全澳华人抵制葡人，大陆也在边境进行军事施压，并掐断对澳门的食物、水的供应。

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澳门政府于1967年1月2日发出公告，禁止在澳门进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活动，禁止悬挂被视为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旗帜、徽章、标志等。”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澳门设置或支持的机构和团体，接著也被查封，中国国民党在澳势力被全面淸除。

1967年一月二十八日，澳督嘉乐庇亲自前往澳门中华总商会三楼礼堂，签署认罪书。认罪书内容，包括澳门政府承担制造惨案的全部责任，罢免肇事官员并遣送返回葡国治罪，赔偿死伤者损失，向全体澳门中国居民认罪，并表示深切歉意。

事件令葡萄牙在澳门的管治威信丧失，也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势力实际控制澳门，也因此令台湾当局在澳门的势力被完全肃清。澳门的经验也助长左派势力的信心，间接促成香港的六七暴动。

香港的六七暴动前，原本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曾指示不在香港发动文化大革命，但被红卫兵夺权，同时香港政府治下物价飞涨，政局不稳定。1967年5月香港开始发生罢工，并逐渐恶化为暴动、警民冲突。示威者仿照中国大陆文革的做法，手持《毛语录》，高喊共产党口号。

1967年5月15日，北京外交部向英国代办提出抗议，并发动北京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门外示威。部分群众更于当晚冲进代办的住所和办公室。香港左派报章报导北京支持的消息，由左派学校学生在街头向路人派发；中国银行亦在中环总行的屋顶装上扬声器，进行革命宣传。

1967年5月16日，香港的亲中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

1967年5月21日，暴动蔓延至中环并进一步恶化（小编：六十年代版的占领中环），警方发射催泪弹镇压。22日，中区的骚乱更加严重，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167人被捕。暴动的工人及学生以左派报馆、银行、国货公司、学校等为据点，出动示威，袭击警察及仍然行驶的公共交通。当局最后要在港岛北岸实施宵禁，是香港岛在战后首次宵禁。

1967年7月8日，约百名大陆民兵在沙头角与香港的警察枪战，五名香港警察殉职。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言论。香港出现传言，指北京打算收回香港。之后左派的行动进一步升级，开始以罐头罐制造土制炸弹及珠江汽水的汽水瓶来制造燃烧弹袭击警署,并以镪水（盐酸和硝酸的混合物）从高处袭击经过的警车及公共交通，左派学校的实验室成为了炸弹的制作工场。

1967年7月12日，港英政府同时于港九两地同时实施宵禁，是暴乱爆发两个多月来的第一次。

1967年7月至8月，警方以武力还击，攻入各左派据点。警方封闭多间左派学校及发出煽动言论的左派报社；同时大举逮捕左派人士，将他们拘押在摩星岭白屋的政治部囚室，部分人之后被逮解出境。

1967年12月中，总理周恩来向香港的左派下达直接命令停止炸弹风潮，六七暴动亦告终结。

三、被背叛的革命

时过境迁，现在的中共不仅不能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和颜色革命，反而要防范别人的颜色革命，防范别人占领中环。

防止“颜色革命”要坚持治本之策_求是网-纵横频道-求是网

http://www.qstheory.cn/freely/2014-12/15/c_1113644186.htm

归根到底是背叛了革命，成了对历史进步螳臂当车的人。

先看一幅图：

这是之前香港拟推行的提名委员会名额分配。

选举委员会共1200人，由下列各界人士组成：

工商、金融界：300人

专业界：300人

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 300人

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的代表、乡议局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300人

可以看到，在这个基本按行业划分的界别构成中，劳工界只占有1200人中的60人，仅1/20——这个细节说明，虽然各行各业都少不了劳工，但实际上每个行业的代表都是企业头面人物，绝非劳工。所以才要特意设一个“劳工界别”以示未忽视底层。至于其他界别，工商界代表顶尖的富人，专业界代表中产阶级的上层，宗教、社会界别里则是 “社会贤达”和文化经营者。检视最终的代表名单，绝大多数委员不是富人，也是富人的亲密旁支。

这是一个和香港现有资本统治秩序完全一致的制度，是一个“李家城”特色的制度。当我看到这一制度时候，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三级会议，第一等级一票，第二等级一票，第三等级也一票……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为什么我忽然觉得三级会议还是很公正的呢？

我们再引用梁振英讲话：“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特首）提名委员会并非仅是数目上的代表，还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各个界别，避免施政及政策的不合理倾斜……【广泛代表性】的含义并不局限在简单的数字，而应考虑香港社会各个界别，如果只追求数目多，施政和政策都会向贫穷人士倾斜。”

这样一段话，若出自美国总统之口，本土的政治后果不谈，恐怕到大陆也会要激起无数人的痛骂。因为这段话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假民主”、“伪善”来形容，根本就是赤裸裸地否认政治中“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大声宣布了穷人就不该和富人平等分享政治权利。比起用私有媒体、竞选经费来排斥穷人，这更进一步，更无耻，实属赤裸裸的金钱专政宣言。

占中随笔之一——自干五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成为自己曾经厌恶的样子 - 少年中国评论

http://youngchina.review/archives/349

无怪乎这次“反中事件”最大的出力者便是香港的左派团体。

Eastweek.com.hk 東周網【東周刊官方網站】 - 時事 - 政官莊 - 「佔領中環」人馬起底 左翼學生×托派 http://eastweek.my-magazine.me/index.php?aid=15743

没有了革命的革命文化就成了单纯消费粉丝的元素和符号。俄罗斯恢复苏联时期的国歌曲调、在军队中部分恢复苏联时代的旗帜、徽章，丝毫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关系的转变，而仅仅是用符号和文化来麻醉日落西山的俄国老左派。香港电影中残留的左翼文化印记，可以供我们茶余饭后追忆历史，但已不再与社会揭露、文化改造、引领时代有什么关系。

真正重要的不是沉浸在历史中感动自己，而是继承革命先辈的精神，改变未来，创造一个新世界。

这个新的世界，“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