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经济长波理论的比较研究

摘要：从19世纪末开始，经济学家们纷纷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即大体50-60年出现一次长期波动，由此也开启了学术界对“经济长波”这一命题长达一个世纪的研究与探讨。对于长波的存在性问题，目前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中确实存在着长达50-60年的长周期波动现象。而对于长波形成的动因，现有的研究仍是众说纷纭，学者们由于选择的视角不同，往往得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对国内外现有的长波理论进行了细致地归纳和梳理，并且按照研究视角的不同将现有研究分为三大类，即技术创新长波论、制度演进长波论以及内生机制长波论。在对这三大长波理论进行介绍、比较与评析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为经济长波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可能的方向。

关键词：经济长波，技术创新，制度演进，内生机制

一、引言

经济长波或长周期是指相对于古典经济周期而言更为长期的经济周期，一般来说为期50-60年。对经济长波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1896年，俄国社会活动家帕尔乌斯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着大体五、六十年一次的长期变动，1912年，荷兰社会主义者范·盖尔德伦首次明确提出并研究了长波问题，学术界关于长波问题的讨论也至此展开，至今已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对于长波的存在性问题，克里门科、门施可夫、卡斯波·范·埃维克、简·瑞因德斯等学者通过线性微分方程、谱分析等多种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了长波的存在性。而对于长波形成的动因，现有的研究仍是众说纷纭。以熊彼特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学派认为，以产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波形成的根源，他们普遍将除创新以外的其他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因素看作不变；曼德尔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利润率的变动是经济长波的决定因素，而利润率的变动则是技术制度、战争等多种因素决定的；罗斯托将经济长波归因为初级产品与工业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福雷斯特根据系统动力模型提出，生产资料的波动是经济长波的主要原因，创新不是长波的原因，反而是长波影响着创新的气候；日本经济学家稼原三代平认为，经济长波是技术创新、货币供应量、能源资源和战争等多因素的结果；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将经济长波归结为社会积累结构的交替，认为经济长波周期可长可短，并且相互有一定的重叠；优势政治经济周期学说认为，优势政治力量的交替导致经济长波；而两代人心理变化学说则将经济长波归因为隔代重返的心理变化周期，等等。

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这些长波动因研究分为三大类，即技术创新长波论、制度演进长波论以及内生机制长波论，这三类理论分别从技术、制度以及经济的内生调节过程等角度解释了经济长波存在的原因。然而，这三类理论的解释却有其各自的局限性或缺陷。技术创新长波论寻找到了一个对经济长期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技术因素），但却将其他因素（特别是制度因素）看作不变或者仅作为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这实际上是对技术与制度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片面化；制度演进长波论打破了技术创新长波论的思维框架，主要采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找到了另一个对经济发展具有长期影响的因素（制度因素），但该理论缺少对制度演变根本原因和具体机制的深入分析，使其理论基础不够坚实，尤其是过分强调制度因素使该理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内生机制长波论跳脱了盯住技术或盯住制度的“边际”研究视角，试图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寻找多种因素来考察长波形成的原因，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现有的研究还不够成熟，或者过于抽象和笼统，或者最终走向了表象的分析。

可见，目前关于经济长波的理论研究仍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将现有理论的精髓加以融合和发展，建立一个更加完整全面的长波理论框架是下一步研究的必然趋势。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若干年的经济低迷，甚至三大经济长波理论的比较研究今仍未复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经济长波进入了下降阶段？如果是的话，这种下降会持续多久？又有怎样的政策措施能够缩短这种下降的时间和程度？这些都是亟需解答的问题。而要想回答这些问题，绝不能凭主观臆断，而需要对经济长波的动因以及运动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本文旨在对现有经济长波理论进行较为细致地分类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三类长波理论进行比较与评析，从而为长波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可能的方向。

二、技术创新长波论

在各种长波理论的学派和学说当中，把技术创新作为经济长波主要原因的理论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我们可以将这些学派和学说整合在一起，称为技术创新长波论。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是技术创新长波理论的创始人，他对长波的研究较为深入并且有着深远的影响。熊彼特的长波理论是建立在其创新理论的基础上的。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首次分析了创新的作用。他认为，创新会使企业在最初一段时间取得效率或成本上的优势从而获得高额的利润，但创新在竞争的作用下又会不断扩散而使企业的优势和高利润逐渐消失，他将创新的这种作用称为“创造性的破坏”。在此基础上，熊彼特又提出了一个假说，即创新在时间上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以“群聚”形式出现的，这就意味着创新的作用是叠加的，在创新峰聚出现的初期，利润率会在叠加效应下不断上升，而在创新的后期，利润率又会随着技术的扩散而不断下降，这就形成了整个经济的周期波动。

在创新理论的基础之上，熊彼特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长波理论。在《经济周期》一书中，熊彼特指出，根据创新类型的不同，可以引致三类周期，即50年左右的长周期、10年左右的中周期和40个月左右的短周期。其中，熊彼特特别对长周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长周期是由那些影响巨大的、实现时间长的创新，即以产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决定的，并且长波是以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普及应用、生产技术突出发展为标志的。因此我们认为，熊彼特的长波理论主要强调的是技术的作用。

根据其长波理论，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长周期：第一个长波是产业革命时期，大约从1780～1842年，波峰在1800年左右；第二个长波是蒸汽和钢铁时代，从1842-1897年，波峰在1857年左右；第三个长波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从1897-1946年（熊彼特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年代），波峰在1911年左右。但对于这个划分，熊彼特并没有进行实证检验。

在熊彼特之后，部分学者在其基础之上将演化经济学、系统理论等内容加入到长波的研究之中，极大地丰富了熊彼特的技术创新长波理论，这些学者也被称为新熊彼特学派，门斯和佩蕾丝是新熊彼特学派的两个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

门斯对长波理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其代表作《技术僵局》一书中。首先，门斯将技术创新区别为基本创新、改进型创新和虚假创新三种类型，并指出基本创新才是经济长期波动的动力。他认为，新的基本创新会导致新兴产业的出现，巨大的新市场使这些部门快速增长并不断出现改进型创新，从而促进经济的上升；而随着竞争增强、市场饱和，虚假创新开始不断出现，经济上升会趋缓，经济结构也进入削弱时期，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僵局”；“技术僵局”会使政府和企业愿意承担创新的风险，从而促进新的基本创新的产生，使经济转入复苏。因此，门斯认为，萧条是基本创新的原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前提，而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则是基本创新的环境。此外，门斯根据长期总量数据提出了长波变形模型，认为长期总量并不是连续的正弦波曲线，而是断续的S形曲线。然而，长波运动应该是经济增长率而不是总量的变动，门斯的这一观点遭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

佩蕾丝是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家，他在原有技术长波论的基础上加入了制度演变的思想，使技术创新长波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佩蕾丝认为，经济长周期就是每次技术革命从大爆炸到产业成熟所历经的扩散和社会吸收的全过程，他将此称为发展的巨浪。他指出，18世纪末以来的世界经济共出现了五次发展巨浪，分别为1771年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1829年开始的蒸汽动力、煤炭、铁和铁路的时代，1875年开始的以钢和重型机械制造业和电力等为标志的时代，1908年开始的石油、汽车、石化产品和大量生产的时代以及1971年开始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时代。并且他预计，在2020～2030年左右，会开始由生物技术、生物电子、纳米和新材料等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第六次发展巨浪。

佩蕾丝将每次技术革命的扩散分为两个阶段，即导入期和拓展期。他认为，金融资本的灵活性会使其在导入期掌握控制权，推动经济向自由主义转变，这一阶段的过度投资和泡沫经济会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导致技术泡沫的破裂；技术泡沫破裂之后便迎来了导入期向拓展期的过渡，政府在这个过渡时期必须有所作为，即加强金融监管、进行广泛的社会制度变革；进入了技术革命的拓展期，新技术范式的财富创造潜力会带来全面的经济增长；而到了拓展期的末端，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不断减少，这会促使新技术革命的产生，金融资本通过支持新技术企业家再次掌握控制权。总的来说，佩蕾丝仍然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波的主要原因，但是他考虑到了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区别，以及制度因素在导入期过渡到拓展期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强的进步意义。

除上述这些学者以外，部分西欧学者也将技术创新看作长波的主要原因，强调技术的重要性，并且认为政府的科技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典型代表是杜因和弗里曼。

荷兰经济学家范·杜因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和门斯的长波理论，并建立了自己的长波理论——创新生命周期长波理论。在《创新随时间的波动》一文中，杜因首次提出了创新生命周期的概念，即每一项基本创新活动都要经历四个阶段：一是采用阶段，主要表现为产品创新；二是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工序和创新；三是成熟阶段，主要表现为改进创新，工序创新会转向劳动力节约型；四是下降阶段，企业会试图改进技术来避免市场的饱和。在此基础上，杜因开始考察基本创新活动的创新生命周期与经济长波之间的联系。他认为，经济长波可以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并且这四个阶段分别与基本创新的增长、成熟、下降和引进四个阶段一一对应，创新生命周期决定长波的周期。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杜因也进行了实证检验。他总结了20世纪80种主要创新，并将创新数量的变化与经济长波的发展阶段联系起来，证明了长周期的波动阶段与创新倾向之间的联系。

克里斯托夫·弗里曼在熊彼特长波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技术创新与劳动就业的关系，提出了劳工就业长波理论。弗里曼同样认为，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是长波上升的主要原因，但他在具体的分析中更强调劳动力就业这一因素的变化。他认为，新兴产业通常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其对劳动力需求和提供的工资都相对较高，因此，新兴产业在推动长波上升的同时也会提高劳工的就业。然而，高工资会提高新兴产业的成本，阻碍其经济规模的扩大，导致其利润水平开始下降，对劳动力需求和提供的工资也会下降，因此，经济长波转为下降的同时劳工的就业也会下降，这就是弗里曼的劳工长波论。弗里曼反对“长波宿命论”以及“政府对当前萧条无能为力”的说法，他认为，国家可以通过采取一定的科技政策达到增加就业、摆脱经济萧条。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五项科技政策主张：（1）在注重有用性的同时要继续提高基础技术的发明和创新；（2）要促进应用型技术创新的传播和扩散，在具体使用环境中提高创新程度，即“学中干”；（3）对于传播时滞长或传播受限的技术创新，应给予扶持，并将其纳入整个宏观政策中；（4）要在私人企业之间建立军用技术研发的信息通道，以免发生军用技术的过度研发；（5）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促进全面普及和广泛应用。

总的来说，我们将上述理论统称为技术创新长波论，其核心观点是，技术创新是长波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他因素（如制度因素）则通过影响技术创新而作用于长波。

三、制度演进长波论

与更为强调技术的长波理论相对应，还有一类长波理论更为强调制度的作用，并将制度的演进作为长波形成的主要原因。我们将这类长波理论称为制度演进长波论，主要包括社会积累结构长波理论和调节学派长波理论。

社会积累结构（简称SSA）理论是1978年由戴维·戈登首次提出来的，理查德·爱德华兹、迈克尔·赖克、迈克唐纳夫、大卫·科兹等人又在该理论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SSA学派。所谓社会积累结构，是指所有影响资本积累过程的制度的总和，包括货币与信贷制度、国家干预政策、阶级斗争程度等等。SSA学派认为，每一个SSA都要经历探索、巩固、衰落三个阶段，每个SSA及其相对应的资本积累过程就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一个新的SSA通过探索逐渐巩固时，它能够适应并促进资本积累的加速进行，而这种SSA的初始优势会随着资本积累的进程逐渐消失，最后反而阻碍资本积累，这时SSA进入衰退阶段，原有SSA衰退的同时新的SSA会酝酿而生，新的SSA又会为资本积累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重新导致资本积累的加速进行，这就形成了资本积累快速进行与慢速进行交替波动的情况。

在社会积累结构理论的基础上，SSA学派提出了社会积累结构长波理论。该理论认为，长波实际上就是资本积累的周期，资本积累加速进行时是长波的上升阶段，资本积累减速进行时是长波的下降阶段，而影响资本积累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SSA.因此，SSA学派指出，长波的周期是由社会积累结构的历史过程决定的，长波的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不会按特定的年数，每个长波也并不都具有相同的长度，并且一个长波的结尾与下一个长波的开始会有一定的重合。

与SSA学派类似，1970年代末，部分法国经济学家提出了调节的概念，并以此作为研究现代经济危机的分析工具，逐渐形成了一支特色鲜明的经济学流派——调节学派。该学派注重采用历史的、理论的和比较的方法，致力于发展一种制度与演化的宏观经济理论，其代表人物包括米歇尔·阿格利埃塔、保尔·波卡拉、格勒诺布尔等。调节学派的理论建立在工业范式、积累体制、调节模式和发展模式这四个概念的基础之上。工业范式是指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和分工；积累体制是指维持经济生产稳定和消费平衡的模式；调节模式是指融合规范、制度、传统、组织形式、社会网络、行为类型等在一起的复合体；发展模式是指工业范式、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相匹配从而维持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状态。

在上述三个概念的基础之上，调节学派对经济的长周期波动进行了一定的讨论，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调节学派长波理论。该理论认为，当工业范式、积累体制与调节模式相匹配，即经济处于某种发展模式时，会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当这种发展模式的潜力趋于耗尽时，经济会进入不稳定和无序状态，若在现有的调节模式下自我修正的机制已经变得无效，那么经济会陷入衰退和危机之中，这时也会产生不得不进行制度变革的压力。

除SSA学派和调节学派以外，还有不少学者也做出了类似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这些理论统称为制度演进长波论，其核心观点是，制度演进是长波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他因素（如技术因素）则通过影响制度演进而作用于长波。

四、内生机制长波论

除了技术创新长波论和制度演进长波论以外，还有一批长波学者试图从经济运行的内部调节过程中找寻长波形成的原因，而不仅仅局限于技术或者制度。这类长波理论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都是认为长波的形成是山经济运行过程的内因所决定的，主要包括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相对价格长波理论、系统动力学长波理论以及多因素长波理论。

1925年，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系统地提出了长波理论并初步论证厂长波的存在，他是最早系统、明确地提出长波理论的学者，因此，其后的学者通常又将“长周期”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对长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分析，他对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1780-1920年的多个数列进行了考察，得出结论：从18世纪到1925年为止，数列的运动显示有长周期性，并且对于那些最重要的数列，波动的时间大致相同，波动的转折点也几乎是准确相一致的。

在实证的基础上，康德拉季耶夫也对长波的动因进行了一些阐述。首先，他明确反对将长波的动因归于偶然的外生因素。他指出：“有些学者认为长期波动的产生是由于偶然的、超经济的环境和事件，如技术的改变、战争和革命，新的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黄金生产的波动。这些观点都颠倒了因果关系，把结果当做原因，或者是把我们看做由一种规律支配着的现象视为偶然事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经济长波是由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某些内在原因所引起的，更进一步地，他认为这个内在原因就是主要固定资本产品的更新换代。

在康德拉季耶夫之后，部分学者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来分析经济长波的动因。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实际上并没有关于经济长波问题的阐述，而更多的是对中波的分析，但马克思的很多基本观点可以成为分析经济长波问题的有效工具。

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就是第一个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的经济学家。曼德尔认为，利润率的变动是形成经济长波的主要原因，利润率上升时，资本积累加速进行，经济高速发展；而利润率下降时，资本积累减速进行，经济发展减缓。但在影响利润率因素的分析方面，曼德尔的思想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在1980年代以前，曼德尔主要强调基本技术创新对利润率的重要作用，即当技术在经历一场革命时，利润率会上升，而随着技术浪潮的消退，利润率会下降。可以看出，曼德尔早期的长波思想实际上还属于技术创新长波理论。1980年代以后，曼德尔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认为，利润率的变动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一书中，曼德尔认为，长波的下降是由内生引致的，包括资本积累带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信用扩张带来的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国际竞争的加强等等，而长波的上升则需要外生力量才能实现，这里的外生变量是指“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如战争掠夺，资本主义运行领域的扩展及收缩，资本家间的竞争，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等等”，因此，曼德尔的理论也被称为“非对称的长波理论”。可以发现，在这一阶段，曼德尔已经不再将基本技术创新看作长波上升的根本原因，而仅将其看作是推动长波持续上升的动力。

曼德尔的长波理论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主要的质疑就在于，曼德尔所提出的外生力量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以此作为长波上升的原因无法得到长波的完整运动机制，也无法解释经济波动的长周期性。

苏联和东欧的很多学者也尝试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范畴来解释长波。如苏联学者斯·缅希科夫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长波现象作出解释，而不应回避长波问题，更进一步地，他认为经济长波来源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南斯拉夫学者E·阿尔瓦特在《在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时代引进新技术的社会含义》一文中认为，新技术是推动经济上升的重要因素，但要想将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还需要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否则环境污染、劳资冲突等社会矛盾将会成为经济繁荣的主要障碍，这就是所谓的“引进新技术的社会含义。”

从1980年代初开始，我国部分学者也开始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解释长波的动因。如张蕴岭在《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转折和长周期波动》一文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长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束缚的矛盾会不断深化，对现有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而科技革命也会从高潮转为低潮，这三方面因素会共同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转向一个缓慢增长时期；张荐华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理论初探》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生产关系调整的有限性是导致经济长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而科技革命发展的阶段性是长波形成的物质基础；查汝强在《论产业革命》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波动是技术进步的阶段性和生产关系调整的阶段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考虑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赵涛在《经济长波理论》一书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周期是经济长波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对长波理论进行完整和系统阐述的著作。

除上述学者以外，还有许多经济学家也试图从经济运行的内部过程中找寻经济长波的动因，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各异，得到的结论也各不相同。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了相对价格长波理论。起初，罗斯托认为，经济长波是由三个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引起的，即农业及原材料生产的状况、对原材料有较大需求的主导部门的发展情况、人口及其他因素对房屋和城市基础设施需求的冲击；其后，罗斯托进一步将长波的原因归结为世界经济中食品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和产量的动态最优水平的周期性变动；最后，罗斯托构建了包含16个等式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价格长波理论。罗斯托的相对价格长波理论认为，粮食和原料等初级产品的相对丰裕和匮乏是长波形成的基本原因，因此，他用初级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升降来解释长波的上升和下降。然而，相对价格长波理论并没有经受起实践的考验。罗斯托对长波的前三个分期与康德拉季耶夫或熊彼特的分期基本相同，但其第四个长波分期却与其他经济经济学家有较大的差异，与现实经济情况也不符合，这足以显示出该理论的片面性。

麻省理工学院的福雷斯特教授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全国模型模拟经济的实际运动过程，来分析经济长波产生的原因。系统动力学全面模型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按照公司的经营结构建立起来的，并通过引入大量的经济变量对现实经济进行动态模拟，因此，该模型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复杂的现实经济运动，是一种十分先进的研究工具。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福雷斯特考察了耐用消费品部门和基本设施生产部门的产量变化，他发现，耐用消费品的产量基本固定，而资本生产部门有着很明显的增长与跌落波动，并且周期大约为50年，因此他将长波形成的动因归结为生产资料的波动。福雷斯特认为，资本部门的生产总是会有过度扩张的倾向，这种倾向最终会被大萧条所终止，而萧条期间所带来的“过量的资本工厂从物质上被消灭和从财产上在账目上被贬值”则会使得生产资料重新回到一个新的起点，这种资本生产的不平衡波动便带来了经济的长期波动。

日本一桥大学的橡原三代平教授是日本长波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长波理论可以称为“多因素长波理论”。橡原三代平认为，“历史是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中发展的”，“过分强调某一种因素就难免出现弊端，从而对长期波动无法进行综合分析。”因此，他主张对经济长波的形成进行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筱原三代平将引致经济长波的原因归结为四个主要因素，即技术创新、货币供应量、能源资源以及战争，其中，技术创新是最主要的动力，其规模和速度决定了长周期波动的周期长度。他认为，基础技术创新是推动长波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到了长波的顶峰时往往容易发生战争，战争时期通常会增加货币供应量，使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价格上涨，这时经济会由于受到资源和能源的约束而转为通货紧缩和长波的下降阶段。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上述理论统称为内生机制长波论，这类理论虽观点各异，但其共同点是都强调了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局限于对技术或者制度的单因素考察。

五、长波理论比较评析

技术创新长波论、制度演变长波论以及内生机制长波论分别从技术、制度以及经济的内生调节过程角度来解释经济长波的存在性及原因，都收获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三类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们也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和缺陷。

在各种长波理论的学派和学说当中，技术创新长波论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这类长波理论的共同点是，把技术创新作为经济长波形成的主要原因，将其他因素看作不变或仅作为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技术创新长波论对长波理论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它寻找到了一个对经济长期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技术创新，并对技术创新的类型、特点、生命周期以及技术创新对经济长波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中也不乏很多实证方面的成果。然而，技术创新长波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该类学说将技术创新作为一切研究的出发点，而将其他因素（特别是制度因素）看作不变或者仅作为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这实际上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片面化了，抹煞了技术对制度的作用力。

熊彼特在《经济变化分析》一文中也曾指出过，创新作为经济长波的唯一动力是在一定条件下成立的，即“排除战争、革命、自然灾害、制度变化的因素，也排除经济政策、银行和货币管理、支付习惯、以至因气候条件或灾害造成的作物产量变化和因矿藏发现造成的黄金生产变化等等因素，称这些为外部因素”。可以说，技术创新长波论是一种基于技术角度的“边际”性研究，然而，要想将长波的运动机制完整描述出来，则必须要考虑除技术以外的其他因素，尤其是制度因素。

在长波理论的研究中，制度演进长波论可以说是一个后起之秀，占据了长波理论中属于自己的一席地位。无论是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亦或是调节学派，它们的共同点是将制度（SSA或调节模式）的演进作为长波形成的主要原因。制度演进长波论的贡献在于，它打破了技术创新长波论的思维框架，找到了另一个对经济发展具有长期影响的因素——制度，并从制度中抽象出了社会积累结构或者调解模式等概念，建立了制度影响经济长波的理论体系，为长波理论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然而同样的，制度演进长波论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该理论把制度因素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大量采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考察制度的演变和交替过程与经济长期波动之间的联系，但却没有很好地分析其演变和交替的原因和动力问题，理论基础不够坚实；其次，该理论把重心全部放在制度因素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制度演变过程对技术的影响，这使该理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总的来说，技术创新长波论和制度演进长波论都只是注重各自认为更重要的某个方面（或技术，或制度）进行研究，却忽略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部分，即技术与制度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这两个学派，一方面成功地建立了各自角度的完整逻辑，得到了科学的逻辑结论，但另一方面又无法否认另一学派逻辑的合理性，也无法将其归为自身理论的一部分。这说明，技术创新长波论和制度演进长波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边际”的研究，即单独考察某一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而将其他因素看作不变。诚然，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课题来说，这种“边际”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很多有意义的结论。然而，这种“边际”的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无法从中得到整个问题的全貌，进而也就不可能对其运动规律进行科学的预测或者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

相比于技术创新长波论和制度演进长波论，内生机制长波论认为长波的形成是由经济运行过程的内因所决定的，而不仅仅局限于技术或者制度。内生机制长波论的贡献是，它跳脱了盯住技术或盯住制度的“边际”研究视角，试图从更为整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寻找多种因素来综合考虑长波形成的原因，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然而，现有的这些内生机制长波理论还不够成熟，并没有建立起长波运动的完整机制，甚至很多理论最终走向了表象的分析。

康德拉季耶夫虽然认识到经济长波是由经济运动中某些内在原因所引起的，但他却没能找到这种内生机制，反而将原因归结为“固定资本产品的更新换代”这一现象上；曼德尔用多种因素影响下的利润率变动来解释经济长波，但却没能将影响平均利润率变动的因素抽象为几个最简单的基本变量，反而错误地将外生力量作为经济长波转入上升期的主要原因，这不仅不能解释长波形成的原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长波的存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长波学者通常将经济长波的形成直接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一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普遍缺少进一步的具体化分析，使这类研究只能停留在描述性和定性分析上，无法建立经济长波的完整体系；罗斯托的相对价格长波与实际经济情况有较大的不一致性，使该理论的说服力大大削弱；筱原三代平用多因素来考察长波运动的出发点是对的，但他所强调的四个因素中的能源资源、货币供应量和战争三个因素都过于表面化和现象化，理论基础较为薄弱；福雷斯特将先进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用于考察长波问题，更为客观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全貌，但他仅通过数据结果就得出“长波形成的动因归结为生产资料的更新”的结论，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可见，目前关于经济长波的理论研究仍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将现有理论的精髓加以融合和发展，建立一个更加完整全面的长波理论框架是下一步研究的必然趋势。

根据上述对三大长波理论的比较与评析，可以发现，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经济长波理论的研究已经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方法的限制，现有的长波理论研究仍存在着许多片面性和局限性。本文认为，技术与制度在分别对经济长周期波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相互作用力，仅单独考察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会掩盖问题的全貌，使后续的研究难以进行下去，唯有将技术与制度有机结合才有可能得到科学、完整的长波理论框架。此外，现有的长波理论通常将研究对象框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大多将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忽略，甚至回避中国经济是否具有长周期波动的问题，这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也不利于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

可见，经济长波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两个可能的方向：第一，将技术与制度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讨论二者之间的内生运动过程，并将这种内生运动过程与经济的长周期波动有机结合，最终建立一个更为完整的经济长周期运动机制；第二，将长波理论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长波视角出发对中国经济长周期波动情况进行解释和分析，并对日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相对科学的预测，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这两个可能的研究方向不仅是对长波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长波理论应用性和适用性的扩展和开发，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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