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昝涛

最近读的书，讲了很多不同的自杀式袭击的案例，其中最出彩的应该是女性自杀式袭击者。

对于一些20多岁的穆斯林女性来说，未婚是她们所承受的某种传统社会压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因素结合其他的因素，会诱发一系列的个人问题（individual crisis），也是其成为自杀式袭击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这里面暗含了某些穆斯林传统社会的顽固问题，即对于当代的年轻女性来说，她们仍然要面临传统社会对于女性之附属性地位的要求，对于那些要求自立或独立的女性而言，她们如果出身于一个保守的穆斯林家庭（这种家庭无疑是很多的），而她们又渴望享有现代社会的女性地位，那么，这个张力就是巨大的。可以用达琳这个例子来说明。

22岁的巴勒斯坦人达琳·艾卜·阿伊莎（Darin Abu Aisha）是一个聪明好学、成绩优异的女大学生，她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清晰的规划，她有志于研究英语文学，希望能够研究生毕业后在一所大学任教。由于她在学校表现突出，甚至还上过当地电视台，也算是个校园名人。

达琳很清楚，自己的命运有两个前景：一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学业和事业的成功，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另一个就是按照家庭的期待、父母的意愿，毕业后结婚生子，从此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终老一生。达琳显然不想走第二条路。她很清楚，如果走第二条路，那么她的个人梦想就再也不可能实现了，传统穆斯林女性的角色就是她个人梦想的终结。但是，她的这个想法，以及拒绝了所有追求者的做法，引起了父母的担忧。在婚姻和个人前途的选择问题上，家庭和社区给了达琳特别大的压力。达琳很了解自己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她知道，自己的这个选择会让家人蒙羞，会被邻人和社区笑话，这是她很痛恨的。

达琳的姐姐说："她总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人际关系就像是钢制模版，我们被家庭泼进去，不允许我们从中自己解放自己，我们的传统所设定的那些杠杠太死板了。"随着压力越来越大，达琳也感到更加地伤心和痛苦。她觉得自己活着没有丝毫的意义了。

以上是达琳的个人问题。

另外，就是一次个人经历将她的个人问题与自身社会的处境结合起了。达琳和自己的一个表兄过安检的时候，碰到一个抱着生重病小孩的母亲，安检排队的人很多，安检的人不让她快速通过，要求她必须等，看着小孩子奄奄一息的样子，达琳就上去跟士兵理论，结果以色列士兵不但没有听她的话，而且还打算戏弄她，就说如果她让自己的表兄吻一下自己，就让那个妇女过去，达琳辩解说让丈夫之外的男性亲吻自己是对穆斯林女性的侮辱，但士兵们不但没当回事，而且还扯掉了她的头巾，为了能够救下那个小孩儿，达琳决定让堂兄亲了自己一下，士兵们确实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但是，达琳此举震惊了所有在场的穆斯林。

很快，难民营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了边检站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件让家庭成员都感到耻辱的事。第二天，达琳的表兄就上门提亲——也不可能有别的男人再向她提亲。在这个情况下，达琳就不得不选择嫁给自己的表兄。

但是，达琳心如死灰。她虽然不讨厌这个表兄，但是从未想过要嫁给他。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达琳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一方面不让家庭蒙羞，另一方面也不要让自己嫁人，此外，还能反抗以色列的占领，她选择了当一个自杀式袭击者。

2002年2月27日，她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检查站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这个案例可以看得出来，有多个因素使得达琳成为一个自杀式袭击者，首先还是传统的家庭和社区文化对现代女性的压力，这个压力是无形的，但又是巨大的，因为，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在传统的穆斯林社区，包括难民营里面，时间长了，左邻右舍都互相认识，在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中，传统道德和伦理发挥着重要的纽带和约束作用，一个人要想做独立的、不同于传统要求的事情，是很难的，就算你自己离开了社区，但你的家还在那里，你的父母和亲戚还在那里，所以，这个压力和束缚不只是那个时空下作用于某个人的，而是会通过家庭的、邻里的以及亲属的关系，像风筝线一样牵连到个人身上，使得你即使离开了，也仍然无法摆脱。

再者，或许在我们的社会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例子，但通常我们发现个人会选择自杀，而不是自杀式袭击，前者只是伤害自己，不涉及他人，但后者本质上是一种攻击性行为，自己当然也牺牲掉了，但那是作为武器牺牲掉。从达琳的例子可以分析出来两个原因：一是她对以色列士兵、以色列占领的痛恨，这个痛恨不是一般性的对异族统治的反抗，而是基于自己的特殊经历，以色列士兵不只是戏弄了她自己，在他们看来，或许那只是个戏弄，但对达琳来说，那是一个伤害自己一生的事情，也是让家庭蒙羞的事情，所以，占领对于达琳来说就不再是抽象意义的，而是具体可感的伤害了。所以，她选择做自杀式袭击者，而且针对的对象就是以色列的边检站，这显然是一种报复行为。二是她没有选择只是自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如果仅仅自杀，只能让她摆脱一个困境，即不用嫁人，但显然无法洗刷家庭的耻辱，她死了，但是，因为她的缘故而使家庭在传统社区遭受的耻辱，将永远陪伴她的家人，再也没有机会改变，而且，可以想见，街坊邻里会怎么样谈论她的家人。如果选择自杀式袭击，那么，她的所有目的就实现了，更进一步，她可能还给家庭带来了荣耀，那就是，她无论在信仰的意义上还是在民族解放的意义上，也就是无论在宗教还是在世俗的意义上，她都会成为“烈士”，“烈士”的家属自然是被人崇敬的。

（Elaine Landau, Suicide

Bombers: Foot Soldiers of the Terrorist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