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昝涛

最近读的书,讲了很多不同的自杀式袭击的案例,其中最出彩的应该是女性自杀式袭击者。

对于一些20多岁的穆斯林女性来说,未婚是她们所承受的某种传统社会压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因素结合其他的因素,会诱发一系列的个人问题(individual crisis),也是其成为自杀式袭击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这里面暗含了某些穆斯林传统社会的顽固问题,即对于当代的年轻女性来说,她们仍然要面临传统社会对于女性之附属性地位的要求,对于那些要求自立或独立的女性而言,她们如果出身于一个保守的穆斯林家庭(这种家庭无疑是很多的),而她们又渴望享有现代社会的女性地位,那么,这个张力就是巨大的。可以用达琳这个例子来说明。

22岁的巴勒斯坦人达琳·艾卜·阿伊莎(Darin Abu Aisha)是一个聪明好学、成绩优异的女大学生,她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清晰的规划,她有志于研究英语文学,希望能够研究生毕业后在一所大学任教。由于她在学校表现突出,甚至还上过当地电视台,也算是个校园名人。

达琳很清楚,自己的命运有两个前景:一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学业和事业的成功,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另一个就是按照家庭的期待、父母的意愿,毕业后结婚生子,从此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终老一生。达琳显然不想走第二条路。她很清楚,如果走第二条路,那么她的个人梦想就再也不可能实现了,传统穆斯林女性的角色就是她个人梦想的终结。但是,她的这个想法,以及拒绝了所有追求者的做法,引起了父母的担忧。在婚姻和个人前途的选择问题上,家庭和社区给了达琳特别大的压力。达琳很了解自己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她知道,自己的这个选择会让家人蒙羞,会被邻人和社区笑话,这是她很痛恨的。

达琳的姐姐说:"她总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人际关系就像是钢制模版,我们被家庭泼进去,不允许我们从中自己解放自己,我们的传统所设定的那些杠杠太死板了。"随着压力越来越大,达琳也感到更加地伤心和痛苦。她觉得自己活着没有丝毫的意义了。

以上是达琳的个人问题。

另外,就是一次个人经历将她的个人问题与自身社会的处境结合起了。达琳和自己的一个表兄过安检的时候,碰到一个抱着生重病小孩的母亲,安检排队的人很多,安检的人不让她快速通过,要求她必须等,看着小孩子奄奄一息的样子,达琳就上去跟士兵理论,结果以色列士兵不但没有听她的话,而且还打算戏弄她,就说如果她让自己的表兄吻一下自己,就让那个妇女过去,达琳辩解说让丈夫之外的男性亲吻自己是对穆斯林女性的侮辱,但士兵们不但没当回事,而且还扯掉了她的头巾,为了能够救下那个小孩儿,达琳决定让堂兄亲了自己一下,士兵们确实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但是,达琳此举震惊了所有在场的穆斯林。

很快,难民营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了边检站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件让家庭成员都感到耻辱的事。第二天,达琳的表兄就上门提亲——也不可能有别的男人再向她提亲。在这个情况下,达琳就不得不选择嫁给自己的表兄。

但是,达琳心如死灰。她虽然不讨厌这个表兄,但是从未想过要嫁给他。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达琳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一方面不让家庭蒙羞,另一方面也不要让自己嫁人,此外,还能反抗以色列的占领,她选择了当一个自杀式袭击者。

2002年2月27日,她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检查站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这个案例可以看得出来,有多个因素使得达琳成为一个自杀式袭击者,首先还是传统的家庭和社区文化对现代女性的压力,这个压力是无形的,但又是巨大的,因为,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在传统的穆斯林社区,包括难民营里面,时间长了,左邻右舍都互相认识,在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中,传统道德和伦理发挥着重要的纽带和约束作用,一个人要想做独立的、不同于传统要求的事情,是很难的,就算你自己离开了社区,但你的家还在那里,你的父母和亲戚还在那里,所以,这个压力和束缚不只是那个时空下作用于某个人的,而是会通过家庭的、邻里的以及亲属的关系,像风筝线一样牵连到个人身上,使得你即使离开了,也仍然无法摆脱。

再者,或许在我们的社会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例子,但通常我们发现个人会选择自杀,而不是自杀式袭击,前者只是伤害自己,不涉及他人,但后者本质上是一种攻击性行为,自己当然也牺牲掉了,但那是作为武器牺牲掉。从达琳的例子可以分析出来两个原因:一是她对以色列士兵、以色列占领的痛恨,这个痛恨不是一般性的对异族统治的反抗,而是基于自己的特殊经历,以色列士兵不只是戏弄了她自己,在他们看来,或许那只是个戏弄,但对达琳来说,那是一个伤害自己一生的事情,也是让家庭蒙羞的事情,所以,占领对于达琳来说就不再是抽象意义的,而是具体可感的伤害了。所以,她选择做自杀式袭击者,而且针对的对象就是以色列的边检站,这显然是一种报复行为。二是她没有选择只是自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如果仅仅自杀,只能让她摆脱一个困境,即不用嫁人,但显然无法洗刷家庭的耻辱,她死了,但是,因为她的缘故而使家庭在传统社区遭受的耻辱,将永远陪伴她的家人,再也没有机会改变,而且,可以想见,街坊邻里会怎么样谈论她的家人。如果选择自杀式袭击,那么,她的所有目的就实现了,更进一步,她可能还给家庭带来了荣耀,那就是,她无论在信仰的意义上还是在民族解放的意义上,也就是无论在宗教还是在世俗的意义上,她都会成为“烈士”,“烈士”的家属自然是被人崇敬的。

(Elaine Landau, Suicide

Bombers: Foot Soldiers of the Terrorist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