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加莱亚诺
足球的历史是一段从美丽走向职责的伤感历程。当这项运动变为一项产业，绽放在玩耍乐趣之上的足球美丽之花便被连根拔起。在这个处于“世纪末”的世界，职业足球将所有非盈利的行为斥为无用。玩乐的疯狂感觉能够将踢球的大人瞬间变成正在玩耍气球的小孩，如同一只正在玩弄毛线球的小猫；这种疯狂也能够使他变成一位围绕着足球欢快跳跃的芭蕾舞者，那足球也仿佛变得像气球和毛线球一般轻盈，他尽情嬉戏而浑然不觉自己是在踢球，没有动机，没有裁判，忘却了时间。但是这种疯狂玩乐的感觉却无法帮你赚取任何金钱。
玩耍变成了由少量主角表演、众多旁观者观赏的演出，随后这场演出变成了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生意，这笔生意并非为玩耍而设，而是妨碍了玩耍。职业运动的技术控制管理给足球注入了闪电般的速度和粗野的力量，却否定了踢球的乐趣，谋杀了球员的奇思妙想，泯灭了他们的冒险精神。
幸运的是，在足球场上你仍可以看到，即使很久才有那么一次：一些无礼的淘气鬼打破常规，在裁判和看台上的拥挤人群面前，冒带球之大不韪过掉对方的整个球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享受被禁闭的自由而进行的一场冒险，并从中获得身体上的愉悦。
足球和几乎所有其他的事物一样，最早出现在中国。五千年前，中国魔术师使球在他们的脚上跳舞，不久之后他们组织了第一场球赛。球网在场地的中央，球员不能用手，不能让球落地。这项运动从一个朝代延续到下一个朝代，正如我们从一些公元前很久的浅浮雕纪念碑上看到的那样，一些明朝末年的雕刻也向我们展现出那时的人们玩弄一个简直是阿迪达斯制造的足球的情景。
据我们所知，古代埃及人和古代日本人以踢球为乐。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陵墓的大理石表面，雕刻着一个人用膝盖顶球的画面。安提法奈斯的喜剧中包含有诸如长球、短传、前传这样的表达……有人说恺撒大帝的双脚非常敏捷，而尼禄根本不会射门。不管怎么说，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罗马人正在玩一种和足球相当近似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
罗马军团把球一直踢到了不列颠诸岛。几个世纪以后，1314年，爱德华二世颁布王室诏书斥责这项游戏是贫贱和暴力的：“鉴于市民为拥抢硕球而引发之巨大噪音，致邪魔顿起，故禁之以上帝之名。”当这项运动已经被叫做足球时，足球比赛是暴徒们的相互打斗，而且没有比赛人数、时间长度等限制，一场比赛后留下的，是大量的受害者。一整村的人同另一村的人比赛，他们拳打脚踢，冲向球门，而球门是个在远处的风车，比赛能扩展到方圆几里地，持续好些天，夺走好几条人命。国王们一再禁止这样的血腥事件：1349年，爱德华三世把足球列为“愚蠢和完全无用”的游戏，亨利四世和亨利六世分别在1410年和1447年签署了禁止足球的法令。但这一切仅仅证实了禁令不过是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因为你越取缔它，人们就越要玩它。
1592年，莎士比亚在他写的《错误的喜剧》中运用足球来描述剧中角色的抱怨：“难道我就是个圆圆的皮球，给你们踢来踢去吗？／你把我一脚踢出去，他把我一脚踢回来／你们要我这皮球不破，还得替我补上一块厚厚的皮哩。”几年以后在《李尔王》中，肯特伯爵奚落道：“也不能被人踢吧，你这下贱的踢足球的！”
在佛罗伦萨，足球以前被称作“卡尔奇奥”，现在在整个意大利仍这么叫。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个狂热的球迷，马基雅维利也喜爱踢球。那时的足球每队有27个人，分成3组，允许手和脚触击皮球，甚至可以挖对手的肚子。人们成群结队参加在最大的广场或是亚诺河冰冻的河面上举行的这种比赛。在离佛罗伦萨很远的梵蒂冈的花园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利奥九世和乌尔班八世常常卷起他们的法衣去踢“卡尔奇奥”。
球场里横幅挥舞，旌旗飘飘，人声鼎沸，空中回响着炮声和鼓声，彩屑漫天好似雨花从天而降。城市中万人空巷，工作停顿，球场这座神庙就是一切的存在。在这个神圣的地方，世界上唯一没有反对者的宗教将展示出他的神灵们。虽然球迷可以通过电视更舒适地注视这个神迹，但是他宁愿到现场去完成他的朝圣之旅，在那里来观看他鲜活饱满的天使同当日的恶魔之间的战斗。
球迷们很少说：“我的球队今天比赛。”而是说：“我们今天比赛。”他知道他是球队的第12人，当比赛昏昏欲睡，他要煽动激情的旋风推动比赛，正如其他11名球员所知，踢球时若是没有球迷就像跳舞没有音乐一样枯燥乏味。
当比赛结束，球迷依然欢庆着他的胜利，不愿离场：“我们今天打进了一个多么漂亮的球。”“我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或者，他也会为自己的失败呐喊：“他们今天又一次骗走了胜利。”“裁判你这个小偷。”随后太阳渐渐西下，球迷也逐渐散去，阴影开始笼罩正在变得空旷的球场。在水泥的阶梯看台上，有几处篝火燃烧，不一会火光便消失无迹，再无声息，球场终于只剩孤寂，而球迷也同样回归孤独：在球场外，“我们”重又变成了“我”。球迷散尽，人群稀落消释，球赛过后的周日变得如同狂欢节后的圣灰星期三一般愁云惨淡。
人们用各种名称来称呼足球：球体、圆球、玩意、皮球、飞球、飞弹。在巴西，足球毫无疑问是一位女性。巴西人把足球称作胖墩、肥妞，或者宝贝儿、姑娘，并会给她起一个类似于穆里尔、莱昂纳或玛格丽塔这样的女孩名字。
当贝利在马拉卡纳体育场打进他的第1000个进球后，他深情地亲吻着她——足球。迪·斯蒂法诺在自己的房子前为她建了一座纪念碑，上面是一颗青铜制的足球，铭牌上写道：谢谢你，老姑娘。
她忠贞，在1930年世界杯决赛中，对阵双方都坚持要求使用自己的足球。如所罗门王般明智的裁判决定上半场用阿根廷人的足球，下半场用乌拉圭人的。结果阿根廷赢了上半场，乌拉圭胜了下半场。她有时也会薄情寡义，在飞行途中改变主意，划着弧线远离球门，拒绝进球。你看，她就是这样容易生气。她不能忍受出于泄愤而被粗暴地对待或击打，只有爱抚、亲吻和哄骗才能够让她在球员的胸前或脚下安然入睡。她骄傲，可能还有一些自负，她从不缺乏理由：她清楚地知道当自己优雅地飞起时，她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愉悦，而当她狼狈地落地时，人们又为之心碎。
你有没有进入过空荡荡的球场？如果没有的话去尝试一下吧。站在球场的中央侧耳倾听，没有比一座空空的球场更空旷虚无的了，也没有比失去了观众的看台更寂寥静谧的了。
在温布利大球场，1966年世界杯英格兰胜利的呼喊仍在回响，如果你仔细倾听，你还能听见1953年英格兰败给匈牙利时的呻吟。蒙得维的亚的百年纪念球场怀念着乌拉圭足球曾经的荣耀，发出一声叹息。马拉卡纳球场仍然在为巴西在1950年世界杯上的失败哀号。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糖果盒球场，半个世纪前的鼓声依然回荡。从阿兹特克球场深处，依稀传来古墨西哥足球游戏的仪式圣歌。巴塞罗那诺坎普球场的层层看台说着加泰罗尼亚语，而毕尔巴鄂的圣马梅斯球场讲的是巴斯克语。在米兰，朱塞佩·梅阿查灵魂附体的进球令这个刻有他名字的球场为之震动。1974年世界杯决，德国队在慕尼黑奥林匹克球场夜以继日地比赛，获得了胜利。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国王球场的包厢镶金带玉，看台毛毯铺椅，却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回忆或事迹。
在西班牙语里他叫仲裁者，并且总是独断专行，他是一位全知全能的暴君，毫无阻碍地进行着自己的专制统治；他是一位自命不凡的行刑者，用夸张的戏剧动作行使着他的绝对权力。他唇间的一声口哨，就能刮起一阵不可逆转的命运风暴，要么承认进球，要么进球无效。他举起手中的红黄牌，那是厄运的颜色：黄色用以惩戒罪人，命其忏悔；红色则将其放逐流亡。
巡边员在场地两边观战，只可协助而不可裁决。只有裁判才能踏入比赛场地，当他出现在山呼海啸的人群面前时，他绝对有理由在胸前画十字祷告上帝。他的工作就是让自己遭人憎恨，足球世界中唯一普遍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恨裁判。他得到的永远是嘘声而不是掌声。
没有人比他跑得更多，整场比赛他必须一刻不停地奔跑，这位球赛的不速之客像马一般飞驰，弓着腰在每位球员的耳边喘着粗气。他的痛苦得到的回报，却是人们劈头盖脸的怒吼。从始至终他挥汗如雨，强迫自己追逐那只在每位球员脚间来回跳跃的白色皮球。当然，他本也是热爱踢球的，但是被赋予如此特权后他便热爱不起来了。当他不巧碰到皮球时，整个球场便响起一片的咒骂声。即使如此，只要可以处在这足球轻盈逸动的绿色的神圣之所，他愿意忍受羞辱、嘘声、诅咒和石子。
有时，不过这很少发生，他的判罚碰巧和球迷们的倾向一致，就算这样也并不意味着他会安然无恙。失败的一方会将失利归咎于他；赢球的欢呼庆祝，对他不管不顾。作为每一个过错的替罪羊、每一次不幸的肇事者，如果他本不存在，那么球迷们也会发明一个裁判出来。他们对他恨得越深，也就越离他不开。
一个多世纪以来裁判都是一袭黑衣，像是为某人哀悼。为谁？为他自己吧。如今他身着亮丽色彩的衣服，得以掩饰自己的悲伤之感。
足球是战争的仪式升华，简而言之，11名队员就是街区、城市或国家的利剑。这些没有武器和盔甲的勇士驱除人间的恶魔并重申世间的信仰：每一次的敌我对峙，代代相传的古老仇恨和友爱都在这里斗争。
体育场像一座尖塔耸立、旗帜飘扬的城堡，球场四周同样有深而宽的护城河。场地中央，一条白线分割开争执双方的领地。在各自领地的尽头，伫立着为飞起的足球轰炸的球门。球门正前的区域被称作“禁区”。
双方队长在中圈按照礼仪的要求交换队旗，握手致意。裁判一声哨响，足球，这另一呼哨带风的物体，动了起来。足球前后游走，一名球员俘获了她，带着她一路向前，直到他被铲倒在地、四肢摊开。受害者没有起来，他俯伏在这广袤的绿色中。有声音从巨大的看台传来，那是敌方人群发出的友善吼叫：
“¡Que se muera!”（西班牙语：他死了！）
“Devi morire!”（意大利语：去死吧！）
“Mach ihn nieder!”（德语：让他失望！）
“Let him die!”（英语：让他去死吧！）
“Kill kill kill！”（英语：杀！杀！杀！）
阿登·波特，在4年时间里代表乌拉圭民族队打了200多场比赛，一直赢得球迷的掌声和不时的欢呼，直到有一天不幸降临了。
他被踢出了首发名单，经过等待、请求后他又重新上场，但是这没有用，他的状态继续下滑，观众嘘声四起：防守时即使对手像乌龟爬一样也能过他，进攻时他一个球也进不了。
1918年夏末，在民族队的体育场， 阿登·波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午夜，他在这片曾经令自己受人热爱的球场中央朝自己开了一枪，没有一丝光亮，没有人听到枪声。
黎明时他的尸体被发现，一手握左轮手枪，另一手握一封绝笔。
本文节选自《足球往事》（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张俊译，2010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