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社会主义比凯恩斯主义“更左”是一个重大误解。“管到底”的计委和只会松紧钱袋子的央行根本不同，只有前者能走出后者“宽严皆误”的困境，推进生产力发展。但“管到底”意味着否定“我的财产我做主”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经济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问题。

马前卒

一、怎样“印钱”

钱是啥？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刷的纸币，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允许下，其他银行增加的存款数字。这些钱是怎么到企业、到普通人手里的？为何钱能越来越多呢？

从逻辑上说，人民币的印发方式有这样几种：

首先是最古老的发钞方式——买黄金。金矿出产黄金，中央银行用现钞收购一部分，相当于借助金矿向社会发钞。

其次是近十几年重要的发钞方式——购汇。中国企业从国外市场弄到了外汇（主要是美元），拿到国内，央行指示外汇管理局一律按照牌价兑换成人民币。等到需要进口的时候，企业再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去支付。这些年中国年年巨额顺差，无数个出口企业赚进来的几万亿美元交给央行，央行拿出人民币来兑换。企业花销这些钱，买东西、开工资，最后合法地流到普通人手里。

第三种方式就是央行买国债。国家发债，央行出钱买（不一定直接买）。国家得到现金，央行得到债券。这近似于国家左手创造钱再送给右手。显然，这很容易造成通货膨胀。1988年大涨价导致了惊心动魄的1989年政治风波，几乎把政府推到自杀的悬崖上。

所以，现在中国法律禁止央行直接买中国国债（美国倒可以），即禁止中国政府凭空印钱。但人民银行可以从商业银行的手里买国债，政府要先把债卖给现金充足的商业银行，绕个圈子算是制约一下政府无限制印钱。无论怎么绕圈子，央行买国债，本质上就是把现金交到了财政部手里，成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买军舰，修水利，发低保，盖学校,钱最后也流到了社会上。

第四种方式也是买有价证券，只是不买国家的债券，买银行的各种票据，各种资产。比如买一张没到期的银行汇票，现金自然转给了卖主。

第五种方式就是往外借钱。比如说通过“再贷款”把钱借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有了低息的进项，不能干放在家里付息，会加点利息把钱贷出去。贷款人可能是企业也可能是个人。

其实第四、第五种方式的本质区别不大，央行借钱给商业银行，实际上也需要银行有相应的资产做实际上的抵押。央行买了证券、票据，到时候也是要换成钱的，相当于借钱给社会再要回来。这两种模式算是比较“正常”的发钞模式。

除此之外，改变贷款准备金率也可以控制市面上货币的增减。但这不影响基础货币的发行，也不影响普通人（企业）拿到钱的方式。从长期来看，政府会保证准备金率基本稳定，不会通过连续降低准备金率来发钞。

央行自己也会发一些债券，反过来向市场支付利息，调节市场流动性，但数量不大，利息也远低于市面资金价格。为了讨论简洁，在此暂且不谈这两个问题。

二、借新债还旧债

除了印伪钞之外，钱的来源主要就是上面这五种。

第一种发钞方式有个最大的缺陷——黄金太少了。当今社会，黄金货币只是一个很次要的发钞方式，在讨论全局问题的时候可以忽略。

第二种换汇印钞的方式虽然量大，但从长远来看也靠不住。外国不可能永久性地让中国占有巨额顺差，摧毁他们的产业。从中国整体来看，美元是凭空印出来的，不花掉都是纸，也不能无限制的攒下去。最近几年，出口增速开始下降，换汇增加的货币不那么多了。

剩下三种印钞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央行（人行）最终要收回更多的钱。政府要收税来赎回国债，商业银行要赚钱来偿还“再贷款”本息，开出票据的银行要付出更多的钱收回票据。就算央行长期持有社会资产，也会为此收取永久性的利息。至少在账面上，央行是不做赔本买卖的，否则借出的多，收回的少，商业银行和企业不用经营就能从央行赚钱，谁还会做别的生意呢？

不过，按照这个规则，央行发出去的钱最终都会回到自己手里——而且比发出去的时候更多。如此说来，岂非市面上每一块钱最终都会被央行收走？现实中从未出现这么荒谬的情况，因为在前一轮现金涌回央行之前，央行用另一轮发行制造了更多的货币，推向全社会。然后，新一轮发行的货币必须用另一轮更大的发行来平衡。如此往复，完全可以说整个社会需要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

这指向一个重要结论——只要国家开始用央行发行信用货币，社会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就会稳步地以指数增长，永不停息。钱会不会因此不停贬值呢？

温和通胀的确是大部分国家的通例，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还是基本保证了币值的稳定，这需要把金融和实体经济结合起来解释。

央行一般不会直接给企业放贷，而是通过商业银行放贷。商业银行会给什么样的企业贷款呢？显然是有偿还能力的企业。企业从银行贷款，不能去给老板买豪车、办婚礼，而是要建工厂、雇人手、盖房子、搞研发，用贷款形成一份比贷款本身更大的资产，或者至少用这份新的资产当抵押，借到一笔新的、更大的的贷款，才能还掉旧债，不至于破产。

社会总的生产能力和货币供应同步增加，这些新增生产能力意味着更大的社会总资产，让央行有理由向全社会（包括政府）“借”出更多的钱，“钱”就是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多起来的。反过来说，要是央行没能完成释放更多贷款的任务，钱就会在动态过程中流回央行，形成钱荒。

三、有工业才有中央银行

要实现这个理想状态，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必须满足——整个社会（包括企业、个人、政府）可以通过投资来获得更大的生产能力。这在今天是个不言自明的常识，但在过去的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在整个农业社会，这可是个稀罕事。

农业社会的特性是稳定，典型的经济模式是大部分人口当农民种地，除了自己吃饭之外还能生产比例不高的剩余粮食，用来供养一些手工匠人、商人、军人、官僚和贵族。几乎所有工作都要靠肌肉（人和畜类）来驱动，所有能开垦的土地都已经开垦。要增加一点点经济总量也几乎不可能。对已开垦土地新投入劳动力，增加的一点点产量甚至不够养活新增的人口，剩余粮食反而可能下降。

这说明，在农业社会，除非可以开辟新的未开发地区，否则向农民或手工匠人贷款意义不大。因为怎么贷款也改变不了用肌肉劳动，靠有限的土地活命的事实。所以，大部分借款不是用来投资，而是用来救急的消费贷款，比如常说的“卖身葬父”。这种借款往往意味着兼并，因为偶然事故而借款的农民不得不把土地交给债主，自己变成佃农，甚至交出人身权变成奴仆。但这依然不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上限，最多改变一下分配方式。

工业社会结束了从肌肉→产品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造产品，使用机器造机器成了新的经济模式。从这时起，用投资来促进生产才成为正常现象，企业普遍的贷款发展成为可能，政府每年都可以预期社会总产品比上一年多，从而多印一些钞票来满足使用。这就是中央银行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性——有了指数增长的工业经济，才能（必须）有指数增长的钞票。

四、央行不是上帝

经济制度的一个理想状态：政府和央行印钱，企业生产，银行做中介，一起分享工业经济带来的好处，一起给工业经济加油。

实际情况是，20世纪中期以来，这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比此前快得多，稳定的多。但表现为通货紧缩的萧条和衰退从不曾消失，隔几年，至多十几年就要跳出来占据一下新闻头条。远的不说，只看最近的钱荒和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难道人行和美联储打盹了吗？

这还是要谈一谈“理想状态”里的“潜在前提”。

在前面的模型里，所有的企业都会努力扩大生产，制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把资产变的更值“钱”；银行则按照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评判资产，依据资产发放贷款，让最能创造财富的企业（个人、地方政府）拥有最多的货币。

在现实中，“创造财富的能力”是由市场利润来评价的。利润更高，拥有更高的还款能力，可以贷到更多的款。这就是理想模型下的经济增长模式。

市场之所以能对资产作出比较正确评价，是因为市场的末端站着消费者。不管看起来多么神奇、多么壮观的资产，若是最终不能增加消费品供应，不能让最终用户掏出钱来，那也一文不值。不过，从央行到银行，再到消费者，其中要经过许多环节才到最终用户。这就有了投机和炒作的空间。

市场的精髓在于供需决定价格。有人出钱收购市面上某种东西，无论他是否拿这东西去消费，都会抬高价格。而对于企业或者有钱投资的个人来说，市面上的东西自己可以不消费，也不拿来搞生产，但只要有涨价预期就可以买入，涨价了再卖出赚钱。所以，只要有资金干预，即便基本需求不变，市场上的“资产”价格也可以大幅涨落。银行当然不喜欢这种能造成坏账的风险，但银行同样喜欢利润，也没有能力分辨每一份资产到底为什么增值。所以在投机风潮刮起来的时候，银行也会直接或间接地跟进放款。市场也会对这些资金照单全收——炒作1000万元的“艺术品”，和工厂购买同样数量的原料，所需的资金数量没什么区别。

这正是我们身边的现实。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后，我们看到，无论是住宅、商铺，还是古董、珠宝，乃至茅台酒、普洱茶、大蒜。没有什么不能成为炒作题材。购买者往往不是因为自己真的需要这些东西，而是认定了可以在涨价中赚钱才买入。但不管基于什么原因，银行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根据涨价后的价格来认定资产价值，根据炒作利润来确定企业盈利前景，从而发放贷款，支持了价格进一步上涨。这就是“资产泡沫”。央行贷款通过商业银行，间接吹起了泡沫。

五、泡沫的杀伤力

资产泡沫意味着价格远远超出成本。从整个市场来看，畸形价格会错误地引导资源配置，造成巨大浪费。当资金都涌向投机行业时，其他行业相对就会缺少资金。

我前几年曾碰到这样的事情。当时陕北煤价高涨，陕北房产泡沫也很厉害，几个县城的房价动辄上万，远远压倒西安。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自然渴望着盖房子发财。拿不到耕地指标，地方政府就在山谷两侧炸山造地，整个住宅小区和广场的位置比原来的地表低七八十米。每亩地仅平整费用就高达六七十万元，在石头基底上修基础设施更是麻烦。这些费用全部要加到房价里。

这里的购房者如果只是为了居住，完全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到基础设施更好、工作机会更多的西安等地区购房，或是步行几分钟，穿过黄河大桥到对岸的山西县城居住——那里的房价便宜一半以上。但考虑到房价的增值潜力，他们完全不介意在房价中支付高昂的平整费用——直到房价泡沫破裂。这些陕北县城和西安的房价之差不仅仅是纯粹的炒作利润，还包括了好几倍的建设成本。

房产泡沫促使中国人在这些本不适合盖房子的地方修居民区，多付出了天量的劳动。而这些劳动本来可以在其他行业转化为有效的消费品，或是加快经济增长率的投资。这就是泡沫的第一个害处。

泡沫的更大危害在于破掉的时候。泡沫早晚会破，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为早晚有人会套利出逃。一旦泡沫破裂，贷款偿还无望，都成了坏账。

从央行的角度来看，泡沫破裂意味着央行以外的社会总资产价格下降，不能再抵押此前那么多贷款，导致央行新发的货币减少。但此前放出的资金还要按时返回央行。市面上的钱自然就少了。

和别的企业不同，商业银行的 “原料”和利润都是钱。钱紧张的时候，无论自己的贷款是否因为泡沫破裂变成坏账，银行都要囤积原料自保。最起码要能应付正常的存取款，不至于对着存单付不出款，倒账破产。所以快到期的贷款要催着还，新的贷款要想尽理由不放。

银行不放款是自保，其他企业拿不到贷款可是要命了。这年头纯粹靠自有资金发展的企业可谓凤毛麟角——大多被积极利用贷款的企业挤垮了。大部分企业本来要靠贷款当血液，忽然拿不到贷款，进不了原料、发不了工资，甚至没法卖固定资产来筹集救命的资金，只能一步步地走向破产。至少也要停工减少产能，艰难度日。

企业破产、压缩产能，在银行视角看来意味着新一轮的资产缩水，必须继续减少贷款，规避风险。这又会打击新一批急需资金的企业，给银行更大的压力。经济就此进入恶性循环。美国两房债券泡沫破掉后，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这种情况。

泡沫破掉固然不好，但泡沫涨大以后再破会更可怕。所以有的时候，或是商业银行，或是央行自己，会主动地收缩资金，戳破已经很大的资产泡沫，客观上无差别打击了投机行业和实体经济。这就是眼前的“钱荒”。

六、开银行不能忘本

在理想的模型中，资金扩张可以和企业生产能力扩张同步进行。但现实中投机泡沫一个接一个，泡沫后的紧缩又对那些不投机的企业进行全面打击。连续不断的折腾说明，理想模型正常运行的某个前提一定未能得到满足。一定有某个地方出了差错。

论语里有这么一段：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您如果给卫国打工，先干啥能镇住场子？）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老师您太老套了，一个名头有啥好争的）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混小子，你傻不要紧，闭嘴就没人知道的。现在我告诉你，名分决定了讨论的逻辑，逻辑不对啥都得干砸了。正名是第一要务）

孔子不问卫国的情况，上来就回答“正名！”。可见孔子认为“正名”是通用的管理逻辑：名分是对任务的定义，你对任务不满可以重新定义，但做了定义就必须让机构（人）按照定义做事，否则一切都没规矩，一切都做不成。

按照孔子的逻辑，要解决经济模型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各个机构真正的“名分”，看看他们是否按照这个“名分”做事。银行的“名分”是什么？

现在是信用货币时代。前面已经清楚地定义了这个时代的“钱”——为了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由中央银行发行的交易工具，是用不断增长的工业资产抵押出来的纸片。

银行还是企业，目标是赚更多的钱。但既然“钱”的增长，根源不在金矿，不在投机，而在于工业经济的指数扩张，那么银行的“本分”就不应该是简单地追逐高回报，而是应该把资金投向工业经济，保障工业经济的指数增长。这样央行才有足够的理由制造货币，商业银行才有长久的利润。做人不能忘本，银行在信用货币时代快乐地赚钱，要是忘了“工业”这个“本”，那早晚会被泡沫炸的人仰马翻。

这个问题直观地理解，就是大楼不会生出别墅，黄花梨的桌子不能生出红木板凳，但组成完整体系的工厂和研究所可以制造更多的工厂和研究所——当然还可以制造我们需要的大部分商品。要是房产泡沫把太高比例的钢铁、人力吸纳去搞楼盘，而不是修新的工厂，那经济增长率迟早会下降。

七、发展动力

工业发展，短期看是需要乔布斯这种创意大师来设计、要史玉柱这种高手来营销；长期看，创意高手和营销高手是最过剩，也最容易被人仿效，基础工业的进步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农业时代的人想了几千年神仙楼阁，抗拉材料只能用木头，再有创意的建筑师也只能修个大教堂、祈年殿什么的；最后还是因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足够的钢铁，在建筑中大量使用钢筋，让建筑材料既能抗压也能抗拉，这才有了当代的高楼大厦，才有了几十层的住宅楼和央视大裤衩。

既然基础工业这么重要，直接向基础工业投资，拉动经济不就行了么？但是，在金融业的视角看来，基础工业有重要的“先天不足”。

基础工业的进步和一般工业企业不同。一般的工业企业的进步往往是基于现有的各种工业技术，重新组合，改进修补，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或是新的消费品。基于现有技术基础，重新组合出来的技术进步很容易预估利润，因此能够被金融企业理解，获得信用货币支持。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最著名的一个创意班子带头人，爱迪生就是这样和摩根财团勾搭上的。

相反，基础工业需要不断地向未知领域探索，才能持续地提高效率，向整个工业体系提供新技术。大型的重工业企业甚至要深入到科学的前沿，把最新的科学成果转化为工程成果。这意味着经常性地承受失败，以及利润前景的不明朗——这正是金融资本最厌恶的东西：风险和未知的风险。

简单地说，金融资本的判断，最终必然体现为银行工作人员的判断。作为外行的工作人员，对于基于现有技术的开发可以预估盈利能力，对于向未知领域的技术探索很难估算盈利能力和风险，所以本性上厌恶向基础工业进步投资。

对银行来说，一块钱和另一块钱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区别，但对全社会来说，投向基础工业升级和研发的一块钱，和投向一般消费品领域的一块钱、投向房产泡沫的一块钱大不相同，区别就像给孩子交学费和买玩具那样大。如果让金融行业自主地决定投资方向，就像把家庭财政交给小学生来管一样。

这正是欧美多年来的现实，而且随着技术开发成本不断增加而越来越严重。

八、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扭转这个现实的因素是军备竞赛。

如果你有一个实力接近的敌人，就不用担心没目标——敌人会给你指定一个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还不是一两个简单的指标，而是全方位的发展，这是非常充足的升级工业的理由。冷战时期的美国有苏联这个对手，兢兢业业，料敌从宽，在工业上丝毫不敢放松，在国防部订单和NASA的引领下，全方位地升级工业。

军事投资有个很大的特性——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敌人。军队虽然不喜欢浪费钱，但更不希望看到敌人拿到比自己先进的武器。所以，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军队愿意承担一部分失败风险，乐于在武器订单内开销巨大的研发费用，向基础研究投资，拉动基础工业的进步。而且现代军队作为一个国家机构，本身也拥有足够的技术专家。他们能够对某些风险研发做出比金融界更正确的判断。

所以，虽然军备耗资巨大且不能吃不能穿，但往往越是增加军费，基础科技进步和基础工业发展就越快。从军事角度说，这些研发或成功或失败，但这些技术进步“溢出”到民用工业，会迅速地转化为看得见的财富，让所有人更有钱。微波炉的发明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雷达研究中一个工程师发现磁控管融化了他口袋里的巧克力，他说服军方基于这种热现象研发一种新武器，新武器没出来，但微波炉上市了。

冷战中这种故事千千万万。看似浪费的军事订单成了美国经济实际上的发动机，看似政绩工程的阿波罗计划换回了百倍的收益，美国（以及享受美国技术溢出的盟友）因此保持了几十年的世界老大地位。这正是孙子兵法上说的“以迂为直 以患为利”。

苏联也在搞军备竞赛，也因此占住了世界一级的地位，70年代前增长速度还远高于美国，从不到美国3成的实力逐步上升到美国7成的水平。但80年代后的苏联并没有因此欣欣向荣，反而逐渐停滞，最终解体。这除了文化上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苏联并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没有理解强大军工-重工业本身就意味着无限的财富。

80年代的苏联和美国一样，大部分精华人力投入到以军事为中心的高科技工业，剩余人力已经不足以去转化军工业的技术进步，生产足够的消费品。面对这个问题，美国把工业向海外转移，通过金融优势回收产品解决问题。苏联却反过来开始怀疑自己的优势所在，转向市场化路线，放弃工业规划、减少军费、降低重工投资以解决暂时的经济困难。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自然越改问题越大，最后一垮了之。

不过，既然军备竞赛成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冷战结束对于金融集团本来就异常强大的美国来说不是个好消息。随着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美国的基础研究也越来越少，等到互联网-集成电路代表的这一轮经济高潮过去，美国最大的依仗已经是通过金融向全世界吸血。等到吸血也填不满美国金融泡沫的时候，2008金融海啸就来了——距苏联解体不过17年。

九、工业总参谋部

吸取美苏经验教训并不等于重演历史。既然军备竞赛拉动经济只是一个间接路线，中国不一定非得发起一场新冷战才能拉动经济。中国并不缺把新科技成果转化成消费品的人力，只要中国能避免被眼前的经济波动牵着鼻子走，坚持落实产业升级规划。中国不需要像美国那样消耗世界一半的军费，也能保障经济的稳步发展，也能让“钱”越来越多。

凡事说来容易做来难。如果简单地下一道命令“原则上只给工业经济贷款”就能解决问题，泡沫经济早就被消灭了。然而“工业经济”是个很宽泛的定义，里面既包括机床厂、重化工业，电子研究所等核心产业，也包括玩具厂、装修队、物业公司等外围配套产业。甚至最近被热炒的普洱茶、大蒜乃至墓地，严格来说也不是完全和工业经济没关系。比如说煤老板有闲钱去炒墓地，声称自己是因为煤矿死亡率高才预购墓地，你能说他完全没道理么？

非要给某个行业安一个“工业”概念太容易了。所以，具有可操作性，也符合工业经济逻辑的金融操作方案必然是一个量化的复杂规划，根据技术升级路线、产业链配合和资源现状，对各行业、各地区乃至各企业做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规定银行能自行操作的融资空间。而且要根据最新的形势随时调整。很显然，银行既不愿意给自己带上这样一幅枷锁，也没有制定这种规划的能力。虽然银行里也有人会看数字，会分析企业前景，但如果企业自己都没有全面的产业规划视角，怎么能指望完全不懂工业技术的银行（央行）懂呢？。

没法做细致的规划，央行的手段就只剩下收放钱了，要么全面放，要么全面收，结果往往是在投机繁荣和通缩萧条之间摇摆，屡屡造成巨大损失。

既然金融业乃至央行管不了这事，那正确的思路就是不让他们管。产业规划涉及到外交战略、人口迁移、社保配套等许多只有国家才能控制的领域，甚至可以直接被视为国家战略的主体。这样的规划本来也不是一个银行——哪怕是央行能控制的事情，必须由中央政府亲自操盘才可能做好。

眼前的中央政府有发改委、国资委两个部级单位，但实际上一个主要功能是审查企业提出的计划，一个基本只负责基本的行政管理，完全没有全面掌握产业信息，指导整个工业体系升级的能力。更不可能要求总理挂帅的金融工委、政协副主席领衔的央行配合自己。至于地方发改委，已经完全蜕变成为项目补手续的盖章机构，能在项目上马前看看可行性研究已经不错了。在这样的体制下，指望不出泡沫和“钱荒”，真的很难。

这几十年，中国走的是跟进路线，眼前总有一个成型的工业国当榜样（或是教训）。先是苏联，后是日本和是美国。这样的发展路线，产业政策的确可以相对弱一些——抄就是了。银行也好，政府也罢，都可以照猫画虎地调配资源，虽然免不了波动，但总不至于出致命大错。所以计委先是被弱化，权力大幅度地向地方政府分散，最后变成了今天的发改委。但这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致命伤害。

今天的情况不同，中国基本工业品产量、工业人口数量、工业地区覆盖面积都达到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在具体的工业门类上，中国需要学习，需要跟进的地方还很多，但整个工业布局，未来几十年的规划，任何国家都没资格当中国的老师。这既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再也没有任何试错的经验可供参考。必须有一个机构全面掌握工业信息、制定产业政策，还必须拥有直接干预企业人事、财务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审批和事后监管。换句话说：未来的中国经济需要一个“工业总参谋部”，只有空头司令部和顾问团是远远不够的。更不能允许金融企业另起山头，建设一个以“赚钱”为单一目标的经济权力中心。

十、四万亿

总的来说，中国现在经济学界流行的还是自由市场至上的思想。对于这一番政府干预的言论，必然会有人搬出四万亿投资的事情来打脸：若非政府主导投资，扔出四万亿廉价资金见项目就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投机泡沫？怎么会惹得李总理不惜主动引发“钱荒”来挤泡沫？吃政府的亏还不够吗？

谈到这个话题，这就必须好好回顾一番四万亿的前因后果。

前面提到过，那时候中国最主要的印钱办法恰恰是最不合体统的换汇。金融危机下，中国出口市场明显萎缩，中国央行收兑的美元、发出的人民币大幅下降。而中国实体经济规模还因为惯性而不断上升，所以中国必须用换汇之外的方式来印钱，不仅要补上美元流入速度下降的缺口，还要有更多的数量来安抚一片恐慌的市场。这就是四万亿的原因。这是对通货缺乏的正常反应，但是从实际执行来看，四万亿的确问题很大。

我当时曾经碰上这样的事情，相距上百公里的两个县同时要搞超级工业园区，立项的理由是金融危机前颇为繁荣的某大型工业企业要产业升级，要开新厂区，把很大的一部分生产能力和人员搬过来。企业搬迁自然要买工业用地；企业里的工人、工程师收入不错，自然要买房子，占用住宅用地，工人们还要在附近吃饭买菜看电影，还需要商业用地。这工商住宅用地都齐全了，建新城的理由也就出来了。

于是，这两个县区都以平方公里为单位征地、修基础设施。再大的企业也不能一次用几平方公里的地，也得考虑点房地产开发项目，所以项目选址尽量要往省会的方向靠，往快速交通干线上靠，给房地产企业一个开发的理由。

这么大的项目，十几亿贷款是起码的，一家银行额度不够就找两家，还可以找政策性银行要低息贷款。既然有土地做抵押，有财政承诺托底，银行也痛快地签了贷款合同。新城迅速拔地而起。

问题是，最后这个大型工业企业去了哪个工业园？哪个也没去！因为金融危机之下，工厂销量也大大下降，连过冬的贷款都拿不到，自然也就不琢磨什么新厂区铺摊子的大事。你以为那两个园区吃瘪了？错！人家卖地盖房子红火着呢，起码到这次钱荒之前日子还挺好过。

为啥厂子自身拿不到救急的贷款，拿工厂搬迁当概念的房产项却目拿的到贷款？原因很简单，有土地增值做利润来源，修基础设施都是成熟技术，再加上地方政府做担保，自然贷款顺利。相比之下，工厂能拿出来抵押的资产都是设备和技术积累，这东西评估起来又麻烦又有风险，再加上金融危机打压销量，谁愿意吃力不讨好，在这当口支持企业技术升级？就算支持，企业拿出一个亿的资产当抵押，银行能发两三千万贷款就不错了。地方政府那边价值一亿的土地，由于价值直观，起码可以抵押8000万贷款，钱往哪边流不言自明。

四万亿之错，不在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在于给地方政府上项目的权利的同时，没有严格地规定投资方向，制定投资计划。结果地方政府和银行一拍即合，大上房地产项目，铺了一个到现在也没铺完的摊子。贷款跟不上的时候，地方政府就发地方企业债、拉信托资金避免烂尾，赚到钱了就发福利。等到房价停滞、钱荒来袭，再高的利息也拉不来接盘资金，地方债（严格来说是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主体的地方企业债）危机就开始按照缺口大小逐个吞噬地方财政了。

当然，地方政府和银行也不是不重视实体经济，就像上面说的例子，建新城的时候地方政府至少知道搞个产业园的概念。只是地方政府觉得，既然盖房子、修基础设施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用的都是没啥风险的成熟技术，还能立竿见影地拿到回报，当然要优先干。研究工业，配合国家产业升级，那是很了不起的大事，但回报期明显超过官员任期，也长于银行经理升职的考察周期。既然中央也没给分配明确的产业分工，了不起的事情还是留给别人去做吧。

所有地方政府和银行都这么琢磨，结果自然是基础设施相对过剩，工业相对不足。给地方债危机做辩护的人总说“实体经济怎么会有泡沫？”。但实际上这句话必须加个定语才合适：“发展平衡的实体经济怎么会有泡沫？”。中央政府自己不负责调整产业结构，把重大项目的权力扔给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结果就是实体经济中容易炒作的那部分成为泡沫，其他方向依然短板。可见，四万亿的问题不是政府干预太多，恰恰是中央政府干预太少。

十一、管就要管到底

因为政府干预过少的“实体经济”泡沫远不止房地产。最近因无锡尚德破产、欧盟贸易战而引人注目的光伏产业就是好例子。

光伏产业是太阳能发电的一种，理论上大有潜力，但是眼下的设备生产成本很高，折旧周期、运行成本都不能让人满意，发电不稳定，对电网伤害也大，如果不在技术上达成突破，很难和火电、水电等廉价、稳定的电站竞争。暂时本不该有太多的应用，但政府的补贴制造了“奇迹”。

比如纳入“金太阳”项目的光伏厂，政府可以承担50%-70%的光伏厂建设成本，再加上其他方面税费减免，光伏电厂只要运作的好，完全可以主要靠政府资金来修。如此优厚的补贴政策，刺激了各路资本疯狂建设光伏电站或光伏电池厂。为此不惜篡改地方气象数据，在并不适合搞光伏的地方建电厂。银行在高额利润面前也毫不犹豫地跟进。

后来国家补贴力度逐渐减弱，再加上国际贸易战影响，这些刺激出来的产能不要说赚钱，连生存都有问题。媒体因此一致谴责政府干预市场，拔苗助长制造泡沫。

实际上，这里的问题恰恰是政府干预不够。

光伏行业之所以需要鼓励，原因在于“环保”这个概念。即不烧煤不排碳就能发电。但是，光伏设备生产本身就需要大量的能源，排放大量的污染，这正是建设成本高昂的原因。现在国家承担了这部分成本，希望光伏电站能在运营阶段发出廉价、环保的电力，结果光伏的上网电价还是远高于传统发电方式。至少在现阶段的技术水平下，很难说光伏是清洁能源了。

国家给光伏企业提供补贴，本意是通过财政来“制造”利润，希望获得利润的企业能努力改进技术，提供真正的清洁能源。但是，对于资本来说，既然在现有技术下建电厂就能赚钱，搞产业升级却要冒风险，为何不把利润拿来继续建电厂呢？有了政府补贴兜底，银行怎么会不乐意贷款来支持这个高污染产业？于是就有了高污染的光伏厂遍地开花，上网电价却始终居高不下的现实。补贴稍有变化，庞大的资产就成了泡沫。

要避免这种泡沫，归根结底不是该不该补贴，而是政府应该直接干预企业行为，干预他们使用利润、使用贷款的方式。把产业政策交给企业、把投资审查权力交给只看利润的银行，政府负责出钱制造利润却不管具体怎么花钱，迟早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下场。

十二、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本文前面的部分可以总结为这么一句话：以产业规划消灭金融泡沫。不过，多年以来我们被灌输的经济学“常识”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僵化，政府插手经济破坏市场均衡，远不如让市场自己选择投资方向。更有各种论文论证：由于信息不足，计划经济永远达不到完美状态，必然失败云云。

没错，没有任何机构能搜集所有的信息，包括投资公司，包括跨国资本集团，也包括政府机构。但是正如那个古老的笑话：如果你跑不赢狮子，能跑赢同行的胖子也可以。计划经济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完美形态出现的，只要做到相对优越即可。如果说政府存在信息不足导致的问题，市场经济也一样。

但是，市场经济有个致命的问题——市场会随机地制造错误，资本更可以利用这些“错误”发财，炒作泡沫（比如房产）也可以赚钱。危害最大的泡沫并不是无数散户追捧的结果，而是少数寡头煽风点火，裹挟社会资金主动炒作的结果。相比之下，政府至少没有动力公然制造错误。这才是（中央）政府行为能对抗泡沫的原理。

进一步抬杠，还可以说政府里也有腐败，也可能有工作人员制造错误来发财。但这依然和资本集团制造的泡沫的行为有本质不同——在泡沫中发财的资本操盘手可以公然炫耀他的财富和荣誉，可以自称人生赢家、青年典范，反过来再动用资本影响舆论；制造政策漏洞来牟利的工作人员最高成就只能是闷声大发财。公然抢劫和偷偷挖墙脚，危害级别还是有明显不同的。

更原则性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经济增长的原理。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在给定边界下达到资源配置均衡，资源最优化配置。但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恰恰不是通过达到均衡，而是通过打破均衡来达到的。问题是谁来履行“打破均衡”的任务。

从科技发展趋势来看，事实证明，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超越普通人和银行经理的认识水平，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越来越不愿意主动承担“打破均衡”的任务，更愿意利用自己相对小资本的信息不对称来炒作泡沫。这体现在工业经济发展上，就是基础技术研发停滞，反过来又会促使资金进一步、制造泡沫，形成恶性循环。美国衰落就是这个套路，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

政府拥有印钞权，即定义财富的能力，有能力也必须认识到财富不是钱，是工业经济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所以，政府必须主动担负起“打破均衡”的责任。否则就是自己忽悠了自己，成了最大的经济笑话。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回到全盘计划经济的时代。在给定的技术、产业框架下，企业积极性和市场博弈过程是很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不需要全盘管制，也不需要对大多数企业行为加以限制，但一定要知道应该在哪些方面实施坚决的管制。从“四万亿”和光伏泡沫的例子看来，在需要政府插手的地方，在需要贯彻产业政策的地方，政府干预切忌半心半意，羞羞答答。既想指导企业行为，又总惦记着“市场原则”，势必两面不讨好。

政府 “手软”不仅仅是认识的问题。干预企业行为，势必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在当今社会意味着处理群体性事件，面对利益集团制造出来的舆论压力，乃至戴上“与民争利”的帽子。落实大规模的产业规划，重组产业链，往往意味着十倍百倍于一般房产项目的土地、基础建设问题，这在拆迁日趋艰难的当下，操作起来千难万难。

所谓理直气壮，“理”不直，就没有坚决落实政策的底气。现在政府自身存在严重的腐败，的确有许多官员在管制政策中牟利、忽视普通人的利益，这些事实无可否认。政府缺乏一套自洽的执政理论，以至于使用强制手段时总是有些心虚。这都是政府陷入舆论陷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重要原因。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让政府面对舆论压力能底气十足地喊出“为民谋利”，面对利益集团没有“比烂”的心态，全面的产业规划才可能成为政府的选项。否则的话，政府手里的牌只剩下货币政策，只能在制造泡沫和戳破泡沫之间来回摆动——每一次摆动都要损失更多的政府信誉。

这正如成都武侯祠对联所说：不审势即宽严皆误。能否促成产业升级的“大势”，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府如何重建公信力的政治问题。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