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决定论”是绿树学校全体师生虔诚信仰的成功法则，其逻辑简单直接，按陆校长的话说：“在拼爹的社会无法拼爹，勤奋是他们没有选择的选择。”绿树学校中也有勤奋用功的学生，但寻找这样的学生不能按考试成绩等显性指标。七年级的一个英语教师认为，绿树学校的考试纪律涣散，所以成绩好的未必是好学生；真正的好学生上课听讲，作业按时完成，虽然他们也会抄袭，但心态上起码是想要学些东西的。在校长办公室，笔者看到了几张学生与陆校长的合影。照片中的学生是各年级评出的学习奋进奖得主，其中有三个人还获得了国内外公益组织颁发的助学金。然而，随着年级的增长，越来越难评选出优秀生了，一方面，学生人数随年级上升急剧递减，一年级时的50多人到八年级时只剩下七、八个人。面对着无法在北京就读高中和参加高考的残酷现实，很多学生无奈之下回到了农村老家，还有一些进入了北京地区的职业学校或干脆辍学打工。另一方面，对学业前景的悲观预见使留下来的学生早就失去了努力学习的动力。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恋爱和结交朋友上，学习成绩说得过去就好。

陆校长和教师们坚称流动青少年们糟糕的学习状态与该校的学习环境和教学水平并没有什么关系，其主要根源是学生的懒惰，这恰恰是流动人口素质低下的集中表现。有趣的是，在否定绿树学校对学生学业发展负面影响的同时，却没有一个教师情愿让自己的孩子在绿树学校上学。与公立学校屡次交涉均告失败后，大多数教师将孩子送回了农村老家，极少数人抱着观望的态度把孩子留在身边照顾。陆校长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送入了北京的一所公立小学，为此还“自愿”缴纳了几万元的赞助费。

流动青少年们也将学业失败归因于自己不够勤奋。在与笔者的交谈中，他们敏锐地感知到了生活中的诸多不利因素，如家庭教育的缺失、绿树学校及其教师们的不负责任，以及来自辍学生的干扰，但最后他们都将主要原因归结为自己不够努力，并为此感到失落和羞愧。久而久之，绿树学校对责任的推卸与学生的自我归因相互印证，将学校和社会对流动青少年学业失败的责任转嫁给了学生本人。

其实，学习不够勤奋努力的自我归因并不完全导致流动青少年对现实的沮丧，相反，这种归因使他们更加坚信自己总有机会凭借勤奋获得成功。这种信念为他们编织了一个关于社会流动的乌托邦。即使在物质环境和教学水平都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提并论的绿树学校里，他们也能自由地畅想未来。学生们对笔者承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绿树学校都不如附近的任何一所公立学校。在北京本地生源不足的压力下，近几年来，附近的公立学校开始接收流动青少年，但后者需提交五证［1］等诸多相关手续才能入学。由于入学手续相当复杂，加之相信勤奋是超越一切外在条件的成功要素，许多学生们主动放弃了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认为无论在打工子弟学校还是在公立学校上学，只要勤奋学习，改变境遇的希望一直都在。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将勤奋决定论付诸实施，这个学校和学生共同建构的乌托邦带给他们的仅仅是心理安慰和寄托。

与此同时，更多学生并不认为公立学校比绿树学校好。为争夺生源，打工子弟学校与公立学校展开了恶性竞争。前者经常诋毁后者实力不足、徒有其表，这使很多流动青少年形成了对公立学校的不信任感。当笔者问到不选择公立学校的原因时，学生们摆出了几条陆校长经常挂在嘴边的理由：公立学校硬件好、软件差；教师不负责任、作业多、为了芝麻大点小事就找家长。在一次电话访谈中，陆校长概括了他对公立学校的看法：“在接收打工子弟这件事上，公立学校跟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们满腹牢骚，就像下嫁了一样。他们不愿意收打工子弟，可又没办法，就像后妈养继子。我们（打工子弟学校）才是亲妈！”

简言之，“勤奋决定论”是流动青少年寄希望于凭借刻苦学习就能实现向上流动的美好憧憬，但现实情况极大地偏离了这种社会流动的理想类型。素质话语和素质评价构筑了一个充斥着阶层差异的现实世界，单独个体的成功流动难以逾越其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障碍。曼海姆指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相互渗透、彼此影响。在“勤奋决定论”的鼓舞下，流动青少年渴望能够弱化以素质为标准分化的阶层差异；在“素质评价”的灌输中，他们认识到勤奋可能是改变社会阶层地位的可行方法。而实际上这两者却在在绿树学校教学实践中彼此协同作用，不断加剧着流动青少年的边缘化。

▍权利意识的萌生：顺从抑或抗拒？

在近期的政策调整过程中，以北京市为例，已取缔和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就有100多所，其目的是“改善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环境”。据粗略统计，北京约40多万名流动儿童（约占北京市流动儿童总数的80%）被分流至公立学校，而仍有近9.5万名儿童在1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打工子弟学校将继续为流动人口提供在城市中的受教育机会。当学者们纷纷为公立学校吸纳流动青少年献计献策时，笔者却在调研中发现：即便有机会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很多学生仍选择继续留在打工子弟学校。绿树学校的学生将勤奋决定论奉为精神寄托，坚信逆境不碍出人才。但尽管如此，学生们还是认识到了教育经历中的消极方面，这些反思促进了其教育权利意识的萌生。

在班会上，流动青少年针对“受教育权利”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他们历数到：教师们上课心不在焉、辱骂甚至体罚学生；陆校长吞占公益组织和好心人募捐的财物；学费和伙食费持续上涨；学校和教师帮助学生考试作弊，不过是自欺欺人……绿树学校为他们提供的教育是要付费的，而教学质量远远比不上城市公立学校和乡镇地区学校。深究原因，学生们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绿树学校的营利性质和此类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的管理混乱现象。据此，他们断定自己并未享有课本上所说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然而，因教育权利丧失产生的不满并没有引发更激烈的情绪，“勤奋决定论”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青少年因被剥夺感衍生的负面情绪。笔者追问学生们对公立学校入学难的看法，很多人淡然地说已经“想开了”，只要踏实勤奋，无论是通过学业成功还是在市场上打拼，都能在城市中立足。当得知农村户籍身份学生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时，几个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坦言自己起初非常忧郁，决心辍学打工。但是，当他们听说亲戚家的哥哥姐姐们回到农村后刻苦学习，顺利考上了重点高中，又给了他们莫大的鼓舞。

面对学校和社会加诸的重重障碍，流动青少年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回应是顺从还是抗拒？美国学者Solorzano和Bernal归纳了教育场域中弱势群体学生的四种行为类型，包括反动行为（reactionary behavior）、顺从型抗拒（conformist resistance）、自食其果型抗拒（self-defeating resistance）和变革型抗拒（transformational resistance）。虽然这四种行为类型无法涵盖全部学生行为，但对它们进行细致的说明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学生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据Solorzano和Bernal的解释，反动行为指学生因一时的乐趣得不到满足或受冲动驱使而抗拒学校中的一切，但这种行为本质上不会对权力格局构成威胁。当学生通过学业成功等顺从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方式实现向上流动时，这种行为结果颠覆了社会再生产的刻板印象，因此被称为顺从型抗拒。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反动行为还是顺从型抗拒，这两种行为都不以对教育边缘化社会根源的反思和批判为前提，也就无法对社会再生产的整体进程施加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文化研究经典著作《学做工》描写了一群英国工人阶级白人学生的“反学校”行为，属于自食其果型抗拒。这些英国学生反抗教师权威、讽刺学业成绩好的同龄人、贬低脑力劳动的价值，终日游荡在学校里混日子和找乐子。他们部分地洞悉了学校教育的本质是与社会合谋再生产底层阶级，而不是帮助寒门子弟出人头地，因此选择了这种自暴自弃的行为。也因为他们选择了自暴自弃，所以无力扭转社会再生产的进程。只有当学生明确地意识到教育的再生产本质，并以改善自身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而奋力实现向上流动时，才有希望改变不平等的境况，这种行为即变革型抗拒。

在分析流动青少年的行为特征时，学者们倾向于将其归入“自食其果型抗拒，”认为他们建构了类似于《学做工》中英国白人学生的“反学校文化”。笔者认为简单的套用西方概念难免有失偏颇。基于Solorzano和Bernal提出的行为类型学，判断流动青少年的行为模式需要考察两个前提：第一，他们是否洞悉了教育的再生产本质；第二，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动机是不是改善所属群体的边缘化境遇。

首先，在绿树学校，流动青少年的批判从未触及教育的再生产本质。他们早已厌倦了单调无趣的学校生活，于是自发地批判周遭的一切：陆校长的唯利是图、教师的懈怠教学、学校管理的混乱和嘈杂无序的社区。在这种愤懑的情绪中，他们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出路：进入北京地区的职业学校，或者毕业后去打工。对此，他们感到灰心失望却又难以用行动改变现状。然而，即使高等教育对流动青少年来说遥不可及，他们仍确信学业成功是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方式。在访谈中，有些学生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例子来否定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但他们却都为自己的学业失败感到羞愧，这使他们的否定更像在寻找心理安慰。

其次，虽然流动青少年非常珍视与同辈群体的友谊以及由此获得的归属感，但他们谈论和评价社会问题时没有群体观念。更准确地说，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生活状态使他们很难认同和界定自己究竟属于哪个社会群体。据此，笔者认为流动青少年的批判和抗拒没有涉及教育的再生产本质；他们的群体意识薄弱，即使渴望向上流动，也主要是为了改善个体的生活境况。因此，Solorzano和Bernal归纳的四种行为类型都不足以概括中国流动青少年的行为特征。

根据笔者的调查，流动青少年的行为是矛盾复杂的、似是而非的，这是由于他们没有看透其教育边缘化的深层次社会根源。比如，他们厌恶教师的辱骂，却又理解其苦衷；他们痛斥绿树学校的营利本性，却又赞扬陆校长是事业成功者。在“素质评价”和“勤奋决定论”的合力作用下，流动青少年在顺从和抗拒之间左右徘徊。“素质评价”灌输了阶层观念，他们顺从于意识形态并使用它去认识社会结构，但却在此过程中遭遇了歧视和不公，并由此导致了不满和抗拒。“勤奋决定论”给了他们向上流动的希望，使他们安于顺从制度的安排。因此中国流动青少年的行为可以大致概括为，顺从中孕育着抗拒，抗拒中潜藏着顺从。

▍余论：不在场的阶级意识与不可忽视的市场地位

长久以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引导着我们对社会阶层关系的认识和分析，它将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度视为劳动者被剥削和异化的根源，认为当劳动者拥有阶级意识时，他们即具有了与他者相区别的自我意识和群体凝聚力，进而能诉诸行动，改善自身境况。笔者的研究发现，流动青少年在顺从与抗拒之间左右徘徊，对事物的批判和反思多聚焦零散细碎的问题，没能看透教育的再生产本质，因此他们没有形成阶级意识。由于不断变动的生活和户籍制度塑造的教育困境，流动青少年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社会群体，“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学校教育内容也直接瓦解了有望形成的阶级意识。关于素质的意识形态让学生认同社会阶层结构，同时，勤奋决定论又使他们追求向上流动的手段和方式被规制在了制度安排的框架之内。

调研结束后，笔者仍与绿树学校的流动青少年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都没有拿到初中毕业证［2］，直接进入了京郊的劳动市场。出乎笔者意料的是，他们经常为了追求更优厚的薪资待遇、更便捷的交通，或者是更公平有序的工作环境而频繁跳槽，这恰恰是第一代农民工很难或不敢去做的。Woronov（也曾撰文指出，在用工荒普现各地之时，流动青少年的市场能力表现为能够对他们不满意的工作说不。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斯·韦伯对市场地位和市场能力的分析似乎更能解释这个现象。无论流动青少年是否具有阶级意识，他们的市场能力都是不可忽视的，这将使他们成为中国经济市场上的重要力量。至于市场过程将如何影响该群体的行为模式和权利意识，则有待进一步关注和考察。

（文中人物、地点皆为化名）

［1］“五证”指家长或监护人在北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和全家户口簿等五种证件

［2］2014年以前，绿树学校没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因此无法为毕业生发放毕业证。很多学生、家长和教师们对此并不知情，这也是陆校长在招生时蓄意隐瞒的结果。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6年6月刊，原题为“在顺从与抗拒之间：流动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和权利意识”，注释从略，图片来自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获本公号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