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共和国是经由革命缔造的现代国家。它是中东地区各方面发展最好的地区性大国。要认识和理解它的现状，就必须回归到历史深处，尤其是要揭示革命是如何塑造了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国家。

文|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随着世界历史进入到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及其相对于东方的胜出，对多民族、多文化的奥斯曼帝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历史并没有因为土耳其人的努力而改变其方向——原本地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奥斯曼帝国最终崩溃了。一战后，协约国及其支持的希腊人力图瓜分安纳托利亚，这直接威胁到了土耳其人的生存，正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安纳托利亚的民族运动发展起来，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一个崭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建国后，凯末尔党人领导土耳其人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土耳其迅速建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至今在中东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帝国斜阳

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该帝国的建立者是一个从中亚西迁到小亚细亚的突厥部落。奥斯曼帝国绵延六百余年(1299-1922)，辉煌一时，其最强盛是在16　世纪，疆域地跨、欧、亚非三大陆。

关于奥斯曼土耳其兴起的背景，有学者总结为：突厥游牧民族的入侵削弱了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的统治；蒙古人对中东的入侵不仅带来了混乱局面，而且增加了边境的人口压力；奥斯曼人推行的实用主义和灵活变通的政策吸引了来自各个宗教和社会阶层的支持者；奥斯曼地处小亚细亚地区的西北角，控制了游牧民族进入巴尔干半岛的关隘口，因此团结了更多的支持者。

奥斯曼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是奥斯曼(Osman,1299-1326)，帝国的皇朝名称即从他的名字而来。从奥斯曼开始，整整十代，奥斯曼家族的首领个个都是能征惯战、勤政善治的君主。就在这么一个家族里，这种由父及子的延续，十代人中从未出现过中断，在最伟大的苏雷曼大帝时达致顶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到第十任统治者“伟大的”、“立法者”苏丹苏雷曼时，奥斯曼公国最终发展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

从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就已处于走向衰败的过程中，到18、19世纪更为明显：帝国统治阶层日益衰弱腐朽，君主一代不如一代；军队也腐朽堕落，战斗力大大减弱，不断败在北方的俄罗斯和西欧强国之手；内政日益腐败，地方割据严重，中央政府无力控制；经济上长期通货膨胀，工农业与欧洲相比日益落后，新航路的开辟也使奥斯曼帝国失去了欧洲贸易中间商的地位；文化上，道德风气日益腐化堕落，乌莱玛(伊斯兰教教士)阶层越来越狭隘，醉心于物质利益，学问上没有什么创新，成为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此外，奥斯曼土耳其人长于战争，但不擅治国；战争导致了男性人口的大量丧失；人民大众文化水平太低，大多是文盲，而政府实行的是严格的思想管制和愚民政策。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的传统帝国，奥斯曼政权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其成功的军事扩张，只有当那些属于不同种族和宗教的群体意识到奥斯曼国家的强大时，他们才会臣服，才会有一种归附中央集权的向心力。因此，不断的军事战败以及丧权失地极大地刺激了奥斯曼帝国的地方精英。奥斯曼人不断地被来自北方和西方的基督教强国所击败，这诱使帝国中的基督教少数群体进行反抗。

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允许基督教群体享有较高的自治权，从而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了帝国这种多元的、碎片化的内部结构。相对宽容的统治模式有时利于团结不同的群体，而同样是这种体制，随着内外局势的转变，也会使那些异质因素轻易地就转变为分裂的力量。

到19世纪末，大规模的连续丧权失地、经济崩溃、列强入侵，已使奥斯曼帝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辖下欧洲各省份大部分已经丧失或正在闹独立，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宗教，而且欧洲列强也利用宗教作为瓦解奥斯曼帝国的工具。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是该地区基督教徒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顶峰。奥斯曼政府被巴尔干同盟国击败。战争中巴尔干地区的穆斯林群众被大量屠杀，很多的清真寺被毁掉，奥斯曼的文武官员大量逃亡，广大穆斯林也被迫逃亡至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1913年巴尔干战争结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年10月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一方参战。正是这场大战彻底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一切。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战败，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关于1918年底奥斯曼帝国的情势，刘易斯曾生动地说：“这个欧洲病夫看来终于变得奄奄一息了。”

走向共和

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统治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已经名声扫地，将帝国拖入战争的高层领导人逃亡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军人出身的凯末尔将军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开始与一些有民族主义理想的青年军官密切接触，同时也看到，在首都和其他地区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抵抗组织。这样，一面是让自己感到失望的、投降了协约国的现政府，另一面是民族主义者的抵抗运动，凯末尔在后者身上看到了希望。

恰在此时，苏丹任命凯末尔为第九军巡阅使，前往安纳托利亚恢复地方秩序，并负责解除残余军队武装和复员的工作。1919年5月19日，凯末尔在萨姆松登陆。这个日子被视为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凯末尔在萨姆松登陆后，立即着手建立一支国民军。他根本没有按照苏丹政府的要求去做解散残军的工作，相反，他要做的是把散落在安纳托利亚各地的奥斯曼军队统一组织起来。凯末尔本人有三个优势：一是他本人的威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拱卫京师的战役中，凯末尔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闻名全国的民族英雄；二是他可以利用其作为巡阅使的广泛权力“便宜行事”；三是他与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之一——恩维尔素来不睦，且曾反对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人向来有意见，这使他容易获得一些反战军官的拥护与信任。不过，凯末尔很快就失去了第二个优势，因为政府很快就意识到把凯末尔派到安纳托利亚无异于“放虎归山”。1919年6月初，战争部就想把凯末尔召回京都。凯末尔拒绝返回，他辞去军职，换上便装，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组织民族运动。

1919年6月21日深夜，“为了促成在西瓦斯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联合安纳托利亚与鲁米利亚的民族组织，形成可以代表全国的唯一的中心，”凯末尔在阿马西亚向全国各省省长和各军军长发出一个通报，宣称国家与民族正处于危急之中，要求各地派出代表到西瓦斯召开民族大会，尽快制定拯救国家的方略。

1919年7月23日-8月17日，由东安纳托利亚护权协会发起的东部各省代表大会，在埃尔祖鲁姆的一间破旧的教室里召开。凯末尔被选为主席。埃尔祖鲁姆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反对外国占领和干涉，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二、如果奥斯曼政府不能保持国家独立，于必要时另建一个政府，由全国代表大会推举委员组成；三、争取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四、不承认委任统治和保护国的统治，不给境内基督教徒以政治特权；五、要求苏丹政府立即召开国会，处理和应付目前的危机。

1919年9月4日，西瓦斯大会开幕，大会持续了八天。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把埃尔祖鲁姆的决定，扩大到全国范围，并就当时在该地成立的组织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埃尔祖鲁姆大会相比，西瓦斯大会的代表范围更为广泛，从仅代表安纳托利亚扩展为代表全国。大会还就美国托管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最后仍重申了埃尔祖鲁姆大会的各项原则，要求确保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

1919年底，在民族主义派的游说和压力下，奥斯曼帝国议会选举得以举行。1920年1月20日，新议会正式在伊斯坦布尔开幕。苏丹政府本打算利用这次议会巩固自己的地位、谴责安纳托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在新议会中，凯末尔主义者及其同情者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1月28日，帝国议会通过了确认埃尔祖鲁姆和西瓦斯会议所宣布的各项原则的“国民公约”，从而确立了关于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基本要求。

新帝国议会结束后，京城的民族主义派更为活跃了，他们甚至袭击了协约国的军械库。这让协约国和苏丹政府都极为震惊。1920年3月16日，英军开进伊斯坦布尔，占领政府机关、解散国会，并逮捕了很多民族主义分子，包括不少议员在内的一百多人被流放到马耳他岛。3月19日帝国议会宣布休会，4月11日，帝国议会宣布解散。协约国对首都的控制，加上苏丹政府完全听命于战胜国的软弱态度，使在伊斯坦布尔的合法斗争无法再继续下去。这样，民族斗争的中心就完全转移到了安纳托利亚。4月23日，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召开，共有377名代表。大国民议会的中心议题是建立民族政府。大国民议会成为土耳其最高权力机构。5月4日，由议员中选出的11名部长组成了委员会，身为议长的凯末尔兼任委员会主席。大国民议会的组成标志着土耳其出现了两个政府：在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府；在安卡拉的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政府。

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春，协约国通过一系列秘密会议达成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方案。1920年8月10日，协约国与苏丹政府在法国巴黎附近的色佛尔(Sevres)签订和约，“根据这一条约，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其阿拉伯诸省、整个东色雷斯、爱琴海诸岛屿以及多德卡尼斯群岛。奥斯曼军队不能超过50,000人。”色佛尔条约实际上是一个灭亡奥斯曼土耳其的条约。根据条约，土耳其人就只剩下了安卡拉与黑海之间的一小块沦为半殖民地的地区，土耳其还失去了经济、财政、法律等各方面的独立，使它完全附属于战胜国的控制之下。8月10日后来被土耳其规定为“国耻日”。

伊斯坦布尔政府签订了《色佛尔条约》，安卡拉则坚决反对。伊斯坦布尔当局对协约国的妥协使其日益沦为一个卖国政府，渐渐失去人心，同时，伊斯坦布尔政府的所作所为也成为民族主义者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刺激物”。《色佛尔条约》墨迹未干之时，各怀鬼胎的协约国之间就发生了龃龉。意大利和法国对瓜分土耳其的步骤持观望态度。只有野心勃勃的希腊人在英国的默许和支持下向东逼进。1920年下半年至1922年是“希土战争”时期。虽然希腊军队在前半期占据上风，但随着土耳其国民军的整编和扩大，训练与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加上来自苏维埃俄国的暗中支持，士气高昂的安纳托利亚军民众志成城，最终击溃了希腊侵略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22年10月11日，协约国与土耳其在马尔马拉海的穆达尼亚港签署了停战协定，协约国同意土耳其人恢复对伊斯坦布尔、色雷斯和海峡的控制，并同意召开一次和会。1922年10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法令宣布，自同年11月1日起废除苏丹制度，苏丹瓦希代丁闻讯后乘英舰逃往马耳他。

1922年11月12日至1923年7月24日，在瑞士洛桑召开了由土耳其以及西方各有关国家参加的洛桑会议，这是土耳其与西方各国结束战争状态、重建外交关系的会议。在延续8个多月的会议上，围绕着财政、经济、司法、海峡、摩苏尔等问题，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已经掌握自己命运的土耳其利用西方各国的矛盾展开了灵活的外交活动，在治外法权、海峡管理等事关土耳其安全与主权的重要问题上，土耳其坚持原则寸土不让，同时利用英法等国之间的矛盾以及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分化和瓦解已经四分五裂的协约国集团。1923年7月24日，终于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国对土耳其和约》(简称洛桑条约)。《洛桑条约》的签订使土耳其在自己的民族疆界内保持了统一，并使外国人在土耳其享有的法律、财政和经济等特权均不复存在。它标志着国民公约所要求的土耳其享有同任何国家一样的完全独立和自由得到了国际的承认。《洛桑条约》使作为凡尔赛体系组成部分的《色佛尔条约》成为一张废纸。1923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凯末尔当选为第一任总统，伊诺努担任总理。

凯末尔主义及其遗产

狭义来讲，土耳其革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从广义来说，它还是土耳其人在凯末尔党人的领导下建立和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壮举。从后面一层意义上来说，革命斗争只是这一壮举的前半部分，共和国建立之后，为了建设民族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变革也应该被视为土耳其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趁着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土耳其人中点燃的民族主义热情，凯末尔着手在土耳其建立世俗化的现代国家。建国后，凯末尔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被概括为“凯末尔主义”，在土耳其国内则通常称阿塔图克主义。凯末尔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六条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这六大主义一直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它们构成了土耳其实现现代化的指导原则。

共和主义的目标是要摧毁君主制度本身，并代之以共和制。民族主义是从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收复失地的原则中分离出来的，它强调建立一个以土耳其民族为基础的地域性民族国家，并主张忠于土耳其，而不是忠于宗教和王朝，体现了其世俗性，此外，还强调大力培养和提高土耳其民族意识。平民主义强调的是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的责任，以及在土耳其社会中阶级的消亡，强调人民主权与人民平等。国家主义是强调国家应该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应该积极指导和参与经济活动，国家主义包含了一套基本的价值观，包括由官僚所代表的国家应该负责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甚至要负责塑造个人。世俗主义是凯末尔主义中最具革命性也最有争议的原则，它主要强调宗教与政治分离、宗教与司法分离、宗教与教育分离，宗教仅是私人信仰问题；建国后，凯末尔首先废除了“哈里法”，接着又对司法、教育与宗教的分离采取坚决措施。革命主义也有人称为“改革主义”，它强调捍卫革命原则，提倡改革，反对盲目保守、满足现状和听天由命，反对停滞和倒退，主张学习现代西方社会的文明，抛弃东方过时的落后的社会文明。

凯末尔党人设计并贯彻了一个现代主义的文化方案，力图在一种国家主导下的(或者说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基础上来使土耳其社会实现“文明化”。为了赶超西方式的文明，世俗化是在国家的控制下进行的，是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展开的，换句话说，其限度是由国家自身所设定的。

凯末尔主义在实际上造成了世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之间冲突。在整个中东地区，主要的合法性资源就是传统宗教与民族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土耳其社会各种冲突和矛盾的源点。在中下层社会，伊斯兰教依然是重要的团结和认同的纽带。在打破以宗教为团结纽带的传统社会结构、造就一个同质化的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宗教的实际影响力依然是巨大的。若对其认识不足或视而不见，就很难造就一个长期稳定的现代社会。这大概也是40年代末实现民主化之后，土耳其政治与社会一直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一旦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发生变化，凯末尔党人所建构起来的那一套进步民族主义的政策、原则和话语必然受到挑战。实际上，即使是在凯末尔党人当政时期，这种挑战也未停止过，这是宗教势力对民族主义的反抗。自1946年土耳其实现了多党民主制后，文化多样性的原则逐渐在这个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重要性。经过1950年代土耳其的民主化和社会结构变迁，在民主党的统治之下，伊斯兰教势力和少数族群意识开始发出它们在民主时代的声音，凯末尔主义不断遭到反威权主义和反世俗——民族主义势力的挑战。

当然，土耳其并没有表现出一种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运动，而是以温和的伊斯兰主义为特征的。这与奥斯曼土耳其历史上长期的现代化追求有一定的关系，即现代化塑造出一大批具有凯末尔主义视野的精英和中间力量。带有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以其在2002、2007和2011年具有压倒性的选举胜利，已经在土耳其形成一党独大的体制。正发党代表的就是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它倡导的是一种调和立场，并将其命名为“伊斯兰主义的现代性”，宣扬伊斯兰教与现代性是不相违背的。正发党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的胜利暗示，在某种程度上，对凯末尔主义的挑战已经在土耳其取得了胜利。

凯末尔主义规约了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并在政治、思想与文化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也正是凯末尔革命与改革对当代土耳其的意义：它历经风雨，却始终挥之不去，它是仍然“在场”的历史。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回顾与体验，每每牵动在时间流逝中顽强延续下来的政治或文化的认同，可以说，凯末尔革命不仅创造了使“当代”土耳其能在其中被识读的政治文化，还给这个土耳其留下了各种合法性之争和围绕一种几乎不明确的、富有可塑性的一摊子政治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