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的梅菲斯特

“出身”和“成份”是两个概念，粗糙地说，“出身”就是你父母是啥阶级，“成份”就是你自己是啥阶级。即，所谓“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文革初期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已经尖锐的指出坚持出身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没多久遇罗克就被作为大毒草给枪毙了。

随着文革的失败，大陆左圈倒是不敢说“出身论”是对的，但是这套理论背后的机械操作阶级分析的思维方式始终没有被肃清。无非是从“出身论”变成了“成分论”，

从“不看表现，看出身”，变成了“不看表现，看成份”。

更进一步，就是一旦遇到挫折或者停滞，不是冷静地思考问题、分析现实，而是从成份纯不纯去寻找答案。更有甚者，搞成“图腾崇拜”，用符号来自我麻醉，用符号来作为盘绕在成员（信徒）头上的“原罪”，想把对原罪所进行的自我批判和灵魂救赎，来作为组织成员凝聚力和前进动力。这是逃避现实中阻碍运动发展的具体问题。

一、分几个阶级/成份？

要谈阶级政治，当然要先谈阶级划分。阶级划分是一个经济学、社会学的范畴，按照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按照和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阶级，这本来是没有争议的：在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关系中分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小生产关系中分出小资产阶级。

这套方法解释经济格局够了，但是解释政治格局却不够。共产主义团体一般习惯于在阶级划分的基础上寻找敌、我、友，而各阶级内部在政治上的态度有较为复杂的分化，这就出现了阶级划分的各种补丁，对同一个阶级进一步细分。然而，如果说阶级的划分尚且是按照客观存在进行的话，这种补丁的进一步细分划分就往往倒因为果，按照政治态度倒过来划分人。

比如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将当时中国分为五个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五)小贩等五种”）、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粗看之下似乎只是把阶级进一步划分了阶层，但是实际上是按照政治态度重新进行了排列组合。

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生产关系上的资产阶级，但是分成了两类；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完全在两种生产关系中，但是划分在一起；无产阶级中的中小学教员、店员、产业工人，分别划分在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中。这样的划分，就不是纯粹的阶级划分，而是按照对待外国的关系、政治态度、生活水平等做了交叉切割，实际是在寻找政治态度上的划分。

插一句，“小资产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下并非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并列的关系，不是包含的关系，正像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并列而非包含一样。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说：

“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十分了解当时的柏林，知道它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行动上怯懦的奴颜婢膝的小资产阶级，有还极不发展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

“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说：

“‘广大人民阶层的破产’。这种慷慨激昂的词句会使人觉得，似乎我们还在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破产感到惋惜，要是我，就不这样说，”

其实，“资产”和“小资产”，只是汉语翻译的问题，这不同于价值使用价值本来原文毕竟也有形式上的包含。由于德国在中世纪和近代前期的落后地位，是被先进国家的文化输入，表示先进事物的词汇尤其如此，德语有来自英语的“资本家”（Kapitalist），有来自法语的“资产者”（Bourgeois），但“小资产者”（Kleinbürger）是德国和德语自己的。

“小资产阶级”指小生产者，小业主，有自己的一份生产资料，既不剥削人亦不受剥削。在马恩的时代看来，小资产阶级是从现代大工业之前的时代遗留下来的经济成分，是要被大工业、被资本的日益集中化所消灭的。并且，“小资产阶级”也不是“小财产-阶级”，恩格斯晚年看到英国有相当部分工人群体有了一份生活资料的小财富积累，他提出了“工人贵族”的提法，工人贵族也是如假包换的工人，不是“小资产阶级”。当今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里，雇佣劳动者，不仅白领，包括蓝领工人，都逐渐相对比较富裕了，手有闲钱，他们仍然不是“小资产阶级”。

毛的阶级划分，把自耕农和手工业主这些前现代的成分划入“小资产阶级”，这还是完全恰当的。但所谓“小知识阶层”，正像《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而毛的分析，却并没有这样划分，他也并不仅仅是限于个体执业的医生、私塾先生（或许他们勉强算自有一份生产资料吧），而是一个普遍性的提法，是所有这些职业的从业者，都划入了“小资产阶级”。

阶级分类在历史上被操作成可粗可细，成份的分类在历史上更是任意伸缩，服务于政治需要。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烈士是历史上的“红五类”（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说：“对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凡是合乎条件的，应该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原先的地主富农已经不占有生产资料，但是依然被作为专政对象对待。职员、上中农等，时而被作为团结对象，时而是革命对象，完全看政治风向。

其中，在三大改造完成后，经济学、社会学意义的所谓地主、富农、贫下中农等区别已经消失，他们在成份上的区别是一种惯性，或者说出身论的延伸。而革命干部、革命军人、职员等更非经典的阶级分类。

所以，毛在建国后，直接主张不是看生产资料所有制，而是看政治立场，看世界观，“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是庐山会议后在叶群所交检讨上的批语，叶群是个人成分问题吗？）。毛一方面是提出“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这是在经典意义上的“阶级阶层”名词，他不管了；另一方面是说“官僚主义者阶级”，这实际上是变换了从经济学社会学范畴上、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阶级”的原本定义。

二、社会分层到底是“工”字形还是金字塔形？

如前文所说，按照成份操作阶级政治，首先面临一个分类的的严肃性问题。过去的革命实践中出现了按照一时的、或者概率上的政治态度倒推阶级划分，产生的不良影响延续至今。到么到底社会是如何分层的呢？

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不是一回事？

“工人阶级”这个概念强调生产性、物质生产，而“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则强调没有生产资料这个特征。两者从内涵上来说不同，但是共产主义者习惯将两者混用，如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就明确表示:“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

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这两个词成为同义语，就是在于马恩时代，“无产”（没财产，贫困）阶级和“工人”（体力劳动，物质生产）阶级，虽然内涵不同，但是在外延上高度重合。一个马恩时代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应四个特征：没有生产资料、没有多余的生活资料（做一天工，得一天的生活费用）、体力劳动、生产性活动。

“同样，我也经常把工人 （working men）和无产者，把工人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做同义语来使用。”

Arbeiter (working men) und Proletarier, Arbeiterklasse, besitzlose Klasse und Proletariat

“他们光靠工资生活，没有丝毫财产，甚至连虚假的财产（例如一小块租来的土地）也没有，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无产者（working　men）。”

somit Proletarier (working men) wurden

——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这种“四位一体”的特点的建立有两个前提：1、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2、第二产业比例绝对强势、第三产业并未兴起。在马恩时代，这两个条件显然是充分的。

但今天，这两个前提是否仍然存在呢？这值得商榷。

首先，无产阶级没有绝对贫困化，而只是相对贫困化。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讲了两个事实。一是今天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都保持一个占人口30%的“中产阶级”，其人均财富相当于全社会平均值。二是社会的财富占有的比例关系相比于100年前未变，但由于绝对生产力水平的上升，今天最底层的国民其生活水平也是100年前社会平均水平的两倍。大量的无产阶级有积蓄，且不说这些资财可以进行投资成为资本，从而可能转化为（小）资产阶级，即使纯粹继续留作自身消费资料的，终究也不再是“除了锁链一无所有”，而是有可以失去的东西，脖子上有金链子。

其次，第三产业兴起。比如今天的中国，根据统计局网站数据，2014年中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口两亿三千万，第三产业从业人口三亿一千万。后者超前者三分之一还多。意味着就业人口的很大比例（甚至多数）按照经典理论并不生产价值，而仅仅是参与价值分配。如果机械使用阶级分析，就会产生多数人不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尴尬。比如：

1、没生产资料、但是有多余的生活资料：剩余的生活资料经过积累也可以转化为生产资料。最典型有房没股份，我有价值700万的房子，但是月收入三千，不卖房子我就是无产阶级，卖了之后投资做老板创业我就是资产阶级。

2、有生产资料、没生活资料：有股份没房子。我是体力工人，我有30万股票，但没有房子，在大城市仍然贫无立锥之地，请问这是（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3、体力劳动，但是并非生产性活动：第三产业很多岗位就是这种情况。按照经典理论，第三产业不生产价值，只是参与价值分配。这些人不是所谓生产性劳动，那就不是“为社会创造主要财富的阶层”，可以是很穷的人，但不是生产力，不是生产力当中的人的要素，不是生产力的代表，没有工人阶级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 的那种先进性。

4、非体力劳动，但是生产性活动：为工业企业编程的码农。显然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剩余价值，但非一般人所理解的“工人”。

其实，马恩后期，“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重叠范围就已经在缩小了，并且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前面引用了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一段话，但47年后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却又说道：“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

而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也明确说:

“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

“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煤矿、金属矿的人员加在一起是1208442人；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冶金厂、金属手工工场人员加在一起是1039605人；二者都少于现代家庭奴隶的人数。”

相似的经济地位会产生相应的身份认同，但是社会分层从马恩时代两极分化的“工”字形变成今天渐变的金字塔形、“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概念日益不重叠，这种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导致客观上的无产阶级其主观认同并不是“无产阶级”，而可能是行业认同、按照收入水平划分的上中下层认同。

前文所述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划分，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暴露出“四位一体”的分离，其政治后果不能不加以重视，上面说到“工人贵族”，恩格斯实际上回避了阶级分析。工人贵族是如假包换的工人，那么他们是不是如假包换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而毛则实际上用改变阶级定性的做法来回应这个经济属性不“一体”和不“一体”带来政治属性分化的问题。受雇佣的医生教师，多数也没有生产资料，仅仅是在生活资料，在一般性财产上有点小富裕，但也的确不那么革命了，这首先就是一个很直观早就被观察到了的社会现象，“有恒产者有恒心”，只要有了金链子，并不是金锄头金车床金手术刀金电脑，也就不那么豁得出去干革命了。同时，所从事劳动的体力性，艰苦程度，可以“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锻造革命性，因而在毛泽东当时这些劳动者的劳动业态相对轻松一点，革命性就低一些。

所以，“四位一体”不仅是基于当初的身份在实际情况中的高度重合，而且这样的重合一体的人，也的确是最好的最理想的革命土壤，的确具有高度的革命性。随着“四位”不一体了，当中这一条或哪一条属性的改变、减退，都会导致坚决革命性的改变、减退，从而也需要相应地改变组织动员工作的针对对象和方式方法，改变组织动员起来以后进行政治斗争的方式方法，这不是用“无产阶级的本质没变”所能遮掩过去的。

然而共产主义运动指向的是推翻私有制，则需要凝聚的革命共同体应当是整个无产阶级，整个“丧失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被雇佣的劳动者阶级”。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课题：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认同，而非各种非阶级的认同。

三、意识形态和阶级/成分的对应关系

解决了划分人的严肃性问题，新的命题又要产生：阶级意识以及基于阶级意识的政治态度是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

首先，肯定不是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共产主义运动的头面人物，比如马恩，无论家庭背景还是收入水平，都不容小觑。

雅克.阿塔利所写的《卡尔.马克思》记载道

“1833年，亨利希.马克思（即卡尔.马克思的父亲）被授予“公正顾问”的荣誉头衔，并成为特里尔律师公会的会长。他的工作已使他变得相当富裕，可以像其他那些特里尔富人一样买下摩泽省的两个葡萄园。他的妻子的个人资产估算也达到了11136塔勒。“

11136塔勒是什么概念呢？

“罕丽达收到4536塔勒的聘礼，这相当于十五年的体面薪水。“”（马克思的岳父威斯特华论男爵）享有全城最高的俸禄：每年1800塔勒。“

即，彼时马克思母亲的个人资产也相当于37年的体面收入，或者男爵6年的收入，至于父亲的财富更可以买下两个葡萄园。

马克思自己的收入水平是什么样的呢？还是雅克.阿塔利的《卡尔.马克思》记载道：

“《莱茵报》的老板赫斯非常器重卡尔，决定让其取代鲁腾堡担当报社主编，报酬为500塔勒，这是卡尔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但也是他最后的薪水。”

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则说：

“弗吕贝尔赞成出版这种品格的杂志（《德法年鉴》），于是就开始了筹备工作。（1843年）5月，马克思和弗吕贝尔在德勒斯顿拜访了卢格。卢格答应提供6000塔勒，弗吕贝尔提供3000塔勒，三人决定把出版地定在斯特拉斯堡。现在，马克思眼前的生活有了保障：作为杂志的副编辑他可以得到550塔勒的薪水，另外还可以挣到大约250塔勒的出版税。”

300塔勒就是一年的体面薪水，马克思做编辑的收入是500-550塔勒，这还没算版税收入。但是马克思一家仍然经常陷入“经济危机”中，一方面是因为专心革命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从小养成了乱花钱的习惯。

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

“父亲一直抱怨儿子没能和家里保持联系，把在校学习的情况告诉家人…他还花钱一直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这是他一生的特点。”

弗兰茨·梅林的《马克思传》：

（马克思的父亲在1837年12月1日的回信中说：）“就好像我们是财主一样，少爷一年之内，不顾一切规劝，违反一切习惯，胡乱花了差不多七百塔勒，而有钱人还花不到五百塔勒。”

恩格斯，父亲是大资产阶级就不说了。1852年，恩格斯作为家族代表开始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做事。起初，他没有固定工资，而是从父亲那里得到每年200英磅的生活费，后来可以从公司得到年薪100英磅和5%的分红。50年代中期，分红提高到7.5%，到1860年又提高到10%。在1854-55年，这相当于年收入265英磅左右，到1856-59年，年收入又从500英磅左右增加到1000英磅。

1000英镑是个什么概念呢？1847年出版的《简爱》中，简.爱在桑费尔德庄园里做家教，年收入是20磅（包吃住）。19世纪70年代以后，据史学家艾伦统计，男职员年收入可以达100-200英镑。当然，这个男职员应该是白领，而且还应考虑到他要负担整个家庭的费用。

其次，社会中层，比如过去的小资、富农，今天的中产、脑无，虽然一方面不是彻底的贫困，从而基于自身经济地位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不是最大，但是另一方面开阔的视野让其会思考社会、思考国家。此外，由于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就有对应的空闲时间，在尚没有充足的革命经费的前提下，可以自己挤出空闲时间闹革命。用传统的说法，就是既有“软弱性”又有“狂热性”。两方面的因素同时作用，这就在历史上出现，虽然小地主参加革命的比例不高，但是中共的革命队伍中（特别是初期），小地主的比例却又超过其在总人口的比例的现象。一低一高同时存在，形成了历史的辩证法。

有关小地主革命性的问题，毛泽东有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和说明。他在调查江西寻乌的情况是，就发现：因为小地主占着绝大多数，政治上却受到中地主阶层的统治，“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压榨（派款）”，因而他们“接受新文化比哪一个阶级（都）要快要普及”，“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也表现的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另以赣西南根据地为例，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而托派虽然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但美国的托派组织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其党员主要构成却是没什么生活压力的大学生、富家子弟。无他，这批人党不给他们发工资也照样有闲（干革命）而已。

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来看：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在1971年的平均年龄为28.4岁，其中25岁以下的人占了大多数。其中48.6%的托派成员曾经上过大学并中途退学，而34.9%的成员则完成了大学学业。此外，还有一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加入到托派团体中。这些年轻人没有生活压力，也根本不属于无产阶级，他们加入到托派运动的原因不是出于阶级因素或经济问题。由于不必工作，许多年轻的托派成员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激进的政治活动中。虽然他们人数比共产党少，但是发挥出的能量却很大。在必要的时候，托派可以为激进运动提供大量的工作人员，而这是那些以职业工人为主要成员的团体无法做到的。美国托派成员中，约有21%的人是全天候地为激进运动工作；另有12.5%的人因为是失业人员，也可以随叫随到，还有1.9%的成员则是做零工，时间相对宽裕。至于托派的青年团体，则有更多的全天候工作人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托派成员人数虽少，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却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相关数据参见Woolley,Barry:Adherents of Permanent Revolution,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5,Chapter 5.

——曾淼：《世界托派运动》

四、从阶级认同到政治认同

（无产阶级）共同体的认同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共同利益上。但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中有没有可以具体实现的共同利益，或者可供保卫的共同利益呢？

根据“产业后备军理论”，失业工人对在职工人构成了竞争关系，并被资本主义所利用，进一步强化对于在职工人的剥削。

除此之外，无产阶级在现实中是以割裂的方式团结起来的，一个企业的工会、一个行业的工会、一个国家的工会，在团结其内部力量的同时，又在对外排斥。

然而，行会的势力仍相当大，部分地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劳动力市场保护技术工人的特权地位。行会对有关生意加以限制的能力使其工匠成员可得到高额薪水。例如1880年，英属耶松船厂控告六位木匠，因该工厂工头雇用了一些不属于宁波木工行会的工人，这六人出于报复，将工头打伤。当会审公廨开庭时，宁波鲁班殿所属的工人将公廨团团包围，嚷闹着要求保障行会权利。

——裴宜理《上海罢工》

可见全世界无产者并不是天然地就联合在一起的，在现实利益上，无产者内部也存在矛盾。能够团结全体无产阶级的应当是资本主义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叫做共产主义。

但共产主义具体是怎么样的，自称的共产主义者所要实现的是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这些问题随着历史上社会主义政权的失败或者走资，以及无产阶级知识化，逐渐成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两年许多人听完阶级分析，知道自己不配姓赵之后，往往会接着问：“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公有制怎么解决创新问题？”、“会不会又是一个官僚专政的苏联？”、“共产主义会更好还是更坏？”、“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利用阶级矛盾为个人谋利益？”这些都是真问题，并不是立场有问题的表现。

同样叫做共产党，有建成苏联这样第一世界的（即便这样也有很多黑历史），有搞成中国这样很大发展但是复辟的，干脆还有搞成红色高棉这样完全失败的。

同样是利用阶级矛盾为运动基础，有港独这样的：

“黄之锋表示，他们这一代，随时将是首代生活得比上一代差的香港人。”

http://www.guancha.cn/local/2014_10_30_281213.shtml

有ISIS这样的：

《一个埃及青年从中产精英到ISIS人弹的故事》：slam Yaken什么人？他出身埃及富裕的中产阶级，大学法律专业毕业，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健身教练。但是动荡的埃及没有他实现自己事业的机会。经过一系列打击以后，他开始追随极端派阿訇的教导，陷入原教旨伊斯兰教的束缚。

http://www.newsmth.net/nForum/#!article/Picture/737417

但最讽刺的实际上是法西斯运动。纳粹党上台时获得了三成的选票，仅有大资、小资的支持是不足以获得这么多选票的。

可见，有阶级认同或者一定的经济地位的认识也不一定导致有政治认同，我还得看看你们要干啥？而不能升华到政治认同的阶级认同实际上是不彻底的，因为它不能形成争取共产主义的合力。

无产阶级知识化是双刃剑。一方面无产阶级不必依赖大小资来提供知识和管理了，解决了早年领导人都是上层出身的尴尬。另一方面他们也就会思考，不会因为你说代表无产阶级就信你，你要证明给他们看。搞群众工作也要有群众视角，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搞公有制方案（包括一些细节，如社会主义多党制、宪法保卫局、对赌协议、基层自治、金融民主等等）并不是专家治国，相反这才是尊重群众智商，是拥有群众视角的体现。

五、从政治认同到组织认同

Idea再好，要有实现的路径，但这个问题太敏感了，略，欢迎加群6736172

六、修正主义是“混进来”还是“变出去”

阶级政治不能搞成成份政治。从经济角度来说的无产阶级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但不是其中的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是无产阶级，意识到了也不一定愿意接受共产主义理想。如果明确了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在发展成员时，应该更优先考虑此人是否能对共运作出更大贡献，而不是机械地将“是否是纯粹的工人阶级”当作判据。一个信共产主义的资本家当然比一个不信共产主义的工人更有理由入党。一个积极为共产主义运动做贡献的资本家当然比一个只知道养家赚钱的工人更有理由入党。

但仍然会有同志担心，曾经的成份会对个人的观念产生长远的、不容易察觉的影响，从而成为革命后逐渐变修的原因。那我们就从炮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革来考察这个问题。

对于党内的走资、修正主义到底是怎么来的，文革中其实有两种解释，以《五一六通知》为代表，强调是剥削阶级混进了党内，以《十六条》为代表，强调先锋队上层自己堕落成特权集团。文革这两个纲领性文件，就是两条对立思路，文革进程就贯穿着这两条思路的拉锯。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革”十六条

根正苗红的“老红卫兵”、“贫下中农法院”之类的“红色恐怖”，对黑五类的打杀；“破四旧”运动；工宣队进高校“领导一切”，蒯大富他们倒是要去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等等。这条把问题归结为“混进来”的线索，注重阶级成分纯洁的线索，每次它抬头的时候，就是造反派受打压受整肃、文革受挫折、出大多数的“浩劫”和“伤痕”的时候。

毛的思路，是在保留有非常顽固的“混进来”思路的同时，最终倾向了“变出去”思路，这也是文革反复遭受压制挫折、总体终究还是曲折前进的总基调。毛1964年12月20日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中说（见老田整理上网的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讲，农村已经形成富裕阶层、特殊阶层。他讲主要矛盾是广大贫下中农与富裕阶层、特殊阶层的矛盾。

×××说，还是地富反坏、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是吗？（××：是。）

主席：地富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边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这是头一同。当权派后头有地富反坏，或者是混进来的四类分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不很密切。地富反坏混进组织，包括划漏的地富变成贫农、共产党员。那也是当权派，不属于过去的地富，地富臭了，这一部分就不同了。

主席：如×××讲的湟中县，是马步芳的参谋长。

××：这在西北也是少数。

主席：在西北是少数，在全国也是少数。

××：怎么划要讨论一下，统一语言。怎么讲主要矛盾？

主席：还是讲当权派。他们要多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

××：陶×提出这个问题，各方面有反映。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就有人不赞成，我就听到过。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多数情况是劳动人民出身。在立场、经济、思想、组织上四不清，他们同地富反坏分子勾结在一起，有的被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还有已经摘了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

主席：后两种哪种多？

××：还是漏划的多。

主席：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

××：有些小队干部也坏了。

76年批邓时候发布的《毛主席重要指示》：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到底是旧有的，未被改造的，漏网的等等的外在污染，他们或者直接混进来，或者充当后台，或者勾结拉拢腐蚀党内的等等呢?还是当权派自己变出去的呢？毛没有摆脱前一种思路，这是他的局限性，但毛终究是导向了后一种，这使得他终究是革命的一边。刘少奇则反之，他也看到了出问题的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的，成分是纯洁的，根正苗红的，但他最终却导向了外来污染论，男人出轨，都是红颜祸水啊。

说到底，剥削、阶级都是一种“社会关系”，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是表现在消灭一种社会关系、变更新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仅仅把人换掉、或者杀光坏人。用“革委会”替换政府，不变更民主制度、监督制度，则发生在老干部上的异化、革委会身上照样会发生。因为官僚特权集团的产生是结构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