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黑社会；锈带；情感结构

“东北人都是黑社会”是从本世纪初开始流行的大众文化的地域修辞，除了各种已经或有待证实的名人“黑道”身份传闻，书写东北城市暴力空间的文艺作品在最近十多年间被不断生产出来。2004年哈尔滨歌手陈旭创作的与上述流行语同名的网络动漫说唱，是较早出现的标志性文本，它取代此前红极一时的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使东北人形象陡然充满“流氓无产者”气息。但考镜源流，《东北人都是黑社会》的歌名其实是网络流传中形成的讹误，其本来的命名是“东北人不是黑社会”——在暴戾的音乐和语言风格中表达着截然相反的立意。如果说，“东北人都是黑社会”和“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一样，都是一种外来者视角（“老张开车去东北”）下的叙述“套话”，那么，在东北本地音乐人对此类“套话”的复制中，则同时包含了对抗主流定型化想象的情感结构。

如雷蒙•威廉斯所指出，经验的时代性和地方性是情感结构的两个关键向度：“只有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地方，我们才能期望对一般性组织获得实质性的认识。对其他地方和时代的生活，我们也能知道很多，但在我看来，某些因素却永远都无法重新获得。”[1]另一方面，这些经验因素及其结合为“一般性组织”的方式又可以在不同媒介和文类的作品中发现。由东北籍上海“金领”孔二狗创作的《东北往事》（又名《黑道风云二十年》）是《东北人不是黑社会》之后影响最大的同类题材作品，这部通俗小说2008年以网络连载形式爆红，2009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迅速洛阳纸贵，连续十八周位列图书畅销榜，2012年被改编为50集网络电视剧热播，2014年又被改编为同名话剧。本文将以《东北往事》的小说文本为中心，结合《东北人不是黑社会》等相关作品，分析大众文化的城市“江湖”想象及其空间表述，藉此探究一种形成于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情感结构。

舞台剧《东北往事》

吭哧瘪肚地弄俩糟钱就买了火车的站票/到了大城市后慢慢体验慢慢发现/这噶瘩的人都挺损/还一个比一个尖/要不就贼抠，要不穷的就剩钱了/还拿我当山炮，问我是不是看啥都新鲜/我说你们是不是都破草帽子没沿，跟我晒脸啊……（《东北人不是黑社会》）

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匪、山贼、响马或绿林好汉，常被笼统称为“黑社会”的现代“江湖”是一种城市经济和文化现象，但《东北人不是黑社会》却有意将暴力的主体描述为“大城市”的他者。这种悖论式的空间和身份书写是对大众文化关于东北人的定型化想象的回应。作为老工业基地，东北三省直至90年代末新世纪初仍是全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区域，[2]但在彼时的大众文化中，东北人却常被表述为“都市外乡人”，在2001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由东北喜剧明星巩汉林表演的同名小品中，东北话和所谓“南方话”被直接用来区隔乡村和城市身份；而另一位更知名的东北小品明星赵本山则在同一年主演了张艺谋导演的城市题材贺岁片《幸福时光》，扮演一个贫困孤独的老国企工人，但其通常在小品中塑造农民形象的喜剧表演模式却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同样是在这一年，英氏影视公司推出了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发扬东北小品的地域特点”来表现“一个东北中等工业城市的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3]

《东北一家人》在后期制作阶段采用了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作为主题歌，这个脍炙人口的音乐评书一方面将定型化东北想象的种种细节（高丽参、酸菜、“喝得少了他不干”，等等）尽皆整合进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英雄之名——“活雷锋”，另一方面则将这个曾经的历史主体之名完全戏谑化和他者化，其中与全剧的“主题”最相契合之处在于，由一起现代性事故（车祸）引起的“活雷锋”故事乃是以乡村二人转的调子来讲述的。东北人成为大众文化中的“都市外乡人”，源自老工业基地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凋敝，原来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城市空间或沦为废墟，或被改造为中产阶级消费空间，消费主义文化不仅取代了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文化，更将后者重构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都市的他者，“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与“东北人都是黑社会”乃是这个他者的两幅漫画像，一为计划经济残留物，一为转型期畸形物。

而由东北人自己创作的老工业基地“江湖”故事的流行文本，往往既是消费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又携带着它未能驯服的社会主义城市经验及记忆。和《东北人不是黑社会》一样，《东北往事》也属于这类文本，并具有比前者更显著的历史纵深感。小说以四部曲的形式将东北某工业城市的“江湖”往事划分为四个阶段：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之前为古典阶段；1992年至90年代后期为拜金主义形成期；1998年至2000年，“江湖”组织开始具有黑社会性质；2000年之后，暴力、金钱和腐败权力相勾结的“黑社会”正式形成并常态化。

“江湖”形态的更新和大历史的更动若合符节，它因此不仅是被讲述的对象，更是东北（乃至中国）城市社会变迁过程的叙事角度。小说的主人公赵红兵1986年（城市改革的后果开始显现）从老山前线复原回到家乡；1988年入狱，1992年（市场经济元年）出狱；1994年再次入狱，1998年（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的标志性年份）再次出狱……通过他的一次次“归来”，已在当下日常经验中被遗忘的、当年改革造成的一次次“震惊”得以在陌生化的视点中复现出来。主人公每次进入（或重入）“江湖”，都是面对猝不及防的社会变革，自觉或不自觉地重新寻找位置和归属，并由此展现出与“改革”时代的新体制的关系。

1986年，赵红兵复原后被分配到某银行的办公室工作，因为不满腐败风气、打伤领导而失去公职，从此开始自谋职业和“混社会”。实行“放权让利”的城市改革在保持单位制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导致了最初的利益分殊和人际疏离，以平等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文化由此日渐衰落。在此背景下，赵红兵这样从战场归来的退伍兵，不是在最先遭受权钱交易关系侵蚀的金融单位，而是在距离这种关系最遥远的“江湖”重新找到了“集体”归属。赵红兵和他的七个把兄弟组成了后来当地最有影响的斗殴团伙，其“元老”的身份极其庞杂：赵红兵等四人是退伍兵，张岳是在粮食局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李武和孙大伟是待业青年；与此同时，赵红兵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是现任市委组织部长的儿子，张岳是解放初期被镇压的土匪的后代，父亲是工人，赵红兵和张岳是高中同学，张岳和李武、孙大伟是邻居。

这个团伙的成员构成折射着80年代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的职业、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并未造成阶级分化和区隔，城市社会空间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交往而错综织就。这种无阶级区隔的社会网络同样显影在赵红兵团伙与其敌对团伙的关系上。作为赵红兵团伙最初的两股敌对力量，二虎、三虎团伙由东郊毛纺厂的职工子弟构成，路伟团伙则完全是铁路系统职工子弟，这些团伙间的争斗，纯粹是为斗殴而斗殴，而没有任何金钱或利益诉求，也没有任何官二代、红二代试图借助父辈在体制内的权势来压服其他混混儿，而完全是靠自己的身体与对手们“打成一片”。暴力形式的“打成一片”是社会主义城市的有机性的显现：不仅单位家属区、邻里之间形成了有机社会，而且城市本身构成了不同社区的人群共享的“同一个”生活世界。

因此，“混社会”作为一种城市亚文化形态，并不在主流社会的逻辑之外。80年代的混混儿们之所以独立于金钱和权力，原因在于社会还没有在整体上受到这两种力量的败坏。而当社会主义城市为权力强制推动的市场化所摧毁，当这种城市的文化主体被排斥为“都市外乡人”，前市场经济时代的“江湖”也就被追认为了与体制关联密切的“黑社会”的古典形态。

回去以后这心理憋屈地没着没落/寻思不管咋的也得找现实说道说道/它说，你爱咋咋的/有招想去，没招死去/你瞅瞅，你瞅瞅，人都是被这么逼出来的/所以根本不怪俺们东北人性格这么霸气/完全都是有道有理有根据的/这穷苦的老百姓的确谁都不容易/这统治阶级的霸权主义也都不咋的（《东北人不是黑社会》）

作为当代大众文化修辞，“东北人都是黑社会”是以一种源远流长的定型化想象——东北的彪悍民风为基础的，但在市场化语境中，这种暴力性格有时也会被东北人自身体认为严重的阶级分化的产物，借用美国华裔社会学家李静君的表述，即是“锈带的绝望抗争”。根据李静君的研究，在以东北老工业区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社会的“锈带”，工人阶级的抗争主要是出于社会分化过程中“向下流动的绝望”，以及对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契约”遭到背叛的感知，因此不同于“阳光地带”（以广东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工人参照市场经济时代的“法律契约”进行的“依法维权”，“锈带”的抗争往往诉诸于对公共秩序的破坏。[4]李静君所说的“公共破坏”（public disruption）主要是指工人以街头抗议等手段对单位和政府施压，进行政治议价，这种“绝望抗争”的前提是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当下合法性，而在东北老工业区，事实上也还有一种绝望更深、更扭曲、也更常态化的抗争与自我保护的形式，即底层的黑社会化。

在《东北往事》所描写的那座城市里，1998年的“江湖”与80年代，甚至90年代前期有着相当明显的断裂。一方面，之前的四年间，赵红兵团伙的主要骨干或在狱中，或逃往异地，另一方面，他们曾经的凶悍对手三虎子早已洗心革面，办了一家洗毛厂，为国营的毛纺厂做配套。在市场化改革中，毛纺厂像许多老国企一样处境艰难，工厂停产，超过三分之二的工人下岗，三虎子的洗毛厂因此失去依托，最终破产倒闭，他为了偿还拖欠的工人工资向毛纺厂讨账，与腐败领导发生冲突，被迫“重出江湖”，于是，“江湖中又多了已经消失六七年的三虎子团伙”，“团伙成员结构很简单，全部是三虎子以前工厂的职工和毛纺厂的下岗职工”。[5]在当代唯一执着于老工人题材的电影人、东北青年导演张猛的电影中，也不断出现类似的故事和人物，如2011年的《钢的琴》通过季哥这个角色，以“社会大哥”的神采来复现产业工人的尊严，2014年的《胜利》更是把这类“大哥”作为老工业区故事的中心人物。工人阶级的解体和黑社会化的底层空间的出现，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这是社会主义“锈带”最痛切、也最内在的城市经验。

但是，90年代后期兴起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城市犯罪组织，并不能笼统地视为底层的抗争形式，越是有“江湖”地位的组织，其主要功能越是充当资本积累和竞争的工具。《东北往事》第三部中，使赵红兵团伙重树威望的“南山之战”正是由两个城市的私人资本的冲突所引发。与此同时，曾经“打成一片”的暴力空间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即官僚权贵子弟与下岗工人、城市贫民子弟的区隔与对立，这既表现为同一团伙中赵晓波们与丁小虎们的对立，也表现为不同人脉系统中袁老三、袁老四兄弟与大志、九宝莲灯等人的对立，后者依旧靠身体打拼，前者倚仗的却是体制权力，后者尽管斗殴本领更强，却必须在前者面前退让，否则便是“一场社会最底层的人和权势阶层的对抗”。[6]大志和九宝莲灯实施过多起恶性犯罪，皆能逍遥法外，却因为斗殴中失手杀了袁老四而被判极刑，连他们的江湖地位显赫的“大哥”张岳也受牵连被镇压。赵红兵为营救张岳而竭尽心力，后者却在临刑前与孙大伟的对话中突然谈起了亲密无间的兄弟间的身份差异：

“咱们不是富家子弟，和权势根本不沾边。咱们能混到今天，都是靠自己打拼。……”[7]

这与其说是阶级意识的觉醒，不如说是从90年代末的社会和符号秩序回溯建构的身份叙述。张岳在《东北往事》第三部的结尾被镇压，小说第四部开头戏仿托夫勒的“权力转移”理论分析“黑社会”，同时是对张岳教训的总结：他“只用暴力手段获得了金钱，却基本没有获得腐败官员手中职权的支持”，导致最终失败身死，因为“暴力是低等权力，金钱是中等权力，腐败官员手中的职权是高等权力”，只有结合高等权力，才算真正实现“从古典流氓、拜金流氓到黑社会转变的全过程”。[8]在小说第四部中，赵红兵团伙发生了分裂和火拼，赵红兵、李四与李武兄弟相残，同时，他们各自都完成了与资本和腐败权力（80年代的赵红兵试图逃离和抵抗的对象）的结合。《东北往事》关于这种分裂与结合的章节，不仅是对新世纪“黑社会”的叙述，而且成了它所构成的城市社会本身的寓言。

《东北往事》的最后一部呈现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悖论：当赵红兵真正转变为“黑社会”之时，他也“终于成了主流社会乃至上流社会的一员”。[9]换言之，表面上是社会他者的“黑社会”构成了“主流社会”。让•波德里亚在谈到疯人院、监狱等封闭性的他者空间时曾指出，这些空间的边界在今天已不复存在，其逻辑早就弥散开去，“包围了整个社会空间，包围了真实生活的所有时刻”，然而，“它们作为威慑符号，还将一直存在下去，以便把资本统治的现实引向一种想象的物质性”。[10]从内部叙述东北城市“江湖”的文本显然也给人以相似的启示：将特定空间和人群指认为暴力专业户，恰好遮蔽了市场化过程及其剥夺性积累的普遍暴力，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基地沦为凋敝“锈带”的历史的亲历者，“黑社会”并不存在，“黑”社会无所不在，但作为他者修辞的前者将后者洗白了。

除了关于兄弟、暴力、金钱和权力的情节，《东北往事》中还有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即赵红兵与中学女教师（二十年前是品学兼优的女学生）高欢的曲折爱情。英雄美人渡尽劫波，终成眷属，这固然是通俗小说的叙事俗套，但也在不经意间写出了“江湖”与“主流社会”的交媾。

2011年的老工业基地教育/黑社会题材电影《跟踪孔令学》（张骁导演）可以看作是《东北往事》这一文本褶皱的展开。影片以整合宏观历史情境与微观教育环境的空间蒙太奇为开头：从东北某工业城市（凋敝的老工业区）的大全景切入“双全文武学校”的教室内景。教室里，语文老师孔令学没收了不认真听课的女学生的手机；校园外，孔老师被追求女学生的小混混全城跟踪和尾随。与学生的一次偶然冲突，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将孔令学从虚幻的“神圣课堂”卷入了真实的城市社会综合体，难缠的跟踪者使他再也无法逃回旧世界，一切想象中“合理合法”的传统资源都无法帮助他，他最终只能向势力更大的“黑道”求助，学校、市场和“江湖”由此展现出密切的关联。而片头的工业城市全景则是上述这些异质空间相互交错的依据，其作用正如《东北往事》中看起来和主人公的活动并无直接关联的背景：

聊了一夜的张岳和赵红兵都认为，必须要收拾赵山河。……[11]

与忙于斗殴、赚钱的赵红兵和张岳一样，为大众文化工业生产“江湖”故事的作者并没有余隙去严肃反思作为“历史进步”的市场化过程，但当他描写故事发生的空间或背景时，却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进步”的代价和“落后”之物的价值：

别的饭店的服务态度一家比一家好，但是这家，服务员叫客人去拿菜，客人拿得慢了点儿，都要被服务员骂。而且，客人们也乐于享受被骂的感觉。……这个饺子馆不像是个饭店，倒像是大家庭。在当今社会中，这家饭店依然以这样的方式固执地经营着，而且，又在继续哺育着新一代。至今，当年杂乱无章的街道上已经建起了一栋一栋的现代化小区，但这家饭店依然巍然不动，据说附近的人都不同意拆掉这家饭店。[12]

类似对城市老旧甚至已经消逝的空间的描述，蕴涵着社会主义“锈带”特定的情感结构，在消费主义大众文化中，这种情感结构不可能决定历史书写，却可能通过对“有机”的城市生活场景和细节的回忆，回应主流历史书写及使其获得合法性的“实际的社会过程”，在此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和社会关系模式通过教导、加深印象以及主动给予的方式，使那些分开的、孤立的、外部的感觉和行为模式显得正常甚至是牢不可破”[13]。正是由于这种回应，本来为“主流社会”而生产的“黑社会”故事，反身成为对前者的质疑。

电影《跟踪孔令学》剧照

[1]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2]2000年，辽宁、黑龙江和吉林的城市化率依次为54.25%、51.53%和49.68%，在省级行政区的排名中，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和广东省，而如果按七大地区排名，东北的城市率则领先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和西南，位居首位。

[3]英宁：《<东北一家人>笔记》，http://ent.sina.com.cn/v/2002-01-29/71446.html

[4]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11.

[5]孔二狗：《东北往事3》，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7页。

[6]孔二狗：《东北往事3》，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

[7]孔二狗：《东北往事3》，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215页。

[8]孔二狗：《东北往事4》，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9]孔二狗：《东北往事4》，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2页。

[10]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11]孔二狗：《东北往事2》，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12]孔二狗：《东北往事2》，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

[13]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