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逆境的奋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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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术也好，革命也好，做买卖也好，其实都带有一定投机的成分。而投机顾名思义，指的是通过形势的判断，风险的评估，选择“合适”的机会，进行牟利。因此，投机这个词，可以说并没有褒义或贬义的区别。

但组织术的问题在于，组织和领导者往往有意忽视一部分社会客观现实，而过分强调投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过分强调领导权建设的作用。而由于过分强调组织能力而忽视社会现实因素，这种组织术就往往在执行过程中表现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但在很多时候，这种组织术的存在又是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的，是多元决定的。

而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其中，既包括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政治反对派在国内所处的高压非法地位，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的革命性不高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他的存在是有其客观基础的。

因此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涌现出各种杰出的组织术专家，其中最有名的包括但不限于，布朗基、巴枯宁、列宁、索雷尔、托洛茨基、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自称列宁主义者的社会运动领袖。而列宁的著名作品《怎么办》也可以看做是一本杰出的组织术论著，其中很多都借鉴了考茨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并对考茨基的经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俄国化改造。而最有名的列宁的灌输论，实际上就来自于考茨基。比如列宁曾说：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个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实际上，就来自于考茨基的观点：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以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

而当时，考茨基、列宁以及卢森堡等同一代人实际上都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人不革命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1891年还没有出现。但是到1896年大萧条结束以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不足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在1898年托马斯·玛瑞克特别启用了一个不久以后开始流行起来的表达形式，即“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中，工人阶级则有意识的开始摆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这表现为地方工会试图抵制德国总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全面干涉，而德国总工会则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争取对工人的领导权。因此，面对工会工人的背叛，这使得民主党党内领袖卢森堡和考茨基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之中，并进行着艰难的反思。

也是在这个情况下，考茨基曾经说道

工会的本质因此不是从一开始就被确定的，他们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也可能成为他的羁绊

而这个情况在马克思本人所处的时代是不曾遇到过的。因此，为了针对这种情况，考茨基、卢森堡和列宁都走上了一条改进马克思主义组织方式的道路。其中，代表正统社会主义的考茨基，一方面意识到劳动贵族的形成；以及不同工资水平之间的工人的对立；还有天主教工人的存在都使得工人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距离日益拉大。另一方面，考茨基则坚信中间阶级和农民会日益无产化，从而忽视了对中间阶级和农民的拉拢，而导致工人运动日趋孤立。用拉克劳的话来说：

宣传和组织是党的两个——实际上是唯一的基本任务。（考茨基的）宣传没有适应广泛的大众意志的创造性，以赢得新的部分加入到社会主义事业中……至于组织，他的扩充并没有包含更多大量政治阵线的参与，而是把工人阶级引向自我中心和孤立存在的一个少数人具有的领地。

而列宁的《怎么办》区别与考茨基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列宁认识到知识分子新特权的重要作用，并把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一任务着重的提出来。其中，最早提出领导权理论概念的其实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普列汉诺夫，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结构中，工人阶级的立场只能是分散的，而资产阶级文明的成熟程度把他的结构化秩序表现在工人阶级之中，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统一。与此相类似的表述，我们同样可以在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中看到。

不过区别与后来马尔库塞的佛洛依德式的，着眼于释放人的内在驱力的文化解决方案。俄国革命者们选择了通过我们现在所谓的组织术的方式，来进行俄国的革命活动。而后来，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则继承了列宁的这一观点，并结合了索雷尔的部分理念形成了其独有以有机知识分子为核心，以市民社会为战场的社会主义领导权策略。而其主要表现就是，以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集团为核心的现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并通过对内组织和对外宣传（即话术）两个途径来实现其社会主张。

这主要表现为西方的文化左派或是学院左派，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白左。他们一方面对内通过技术专家、媒体领袖和大学教授，建立统一的专家话语系统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则对外实行一种多元主义的话语权领导策略，通过多途径的专家话语系统（例如大学、书籍、电视新闻以及网络媒体等），影响公共舆论，建立“社会共识”。而大家平常所谓的组织术，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领导权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