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
3.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上内容的关系。

1.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

很明显，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必须要回到经济思想史的河流中去寻找。

『经济学』(economics)这一词直接来源于希腊语的 οἰκονομία，即oikonomia，其中的oikos指家庭，nomos为规则或法度，所以会有人称之为『家计学』。而随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概念第一次登上舞台，应该是17世纪法国人孟克列钦（Montchre'tien）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随后的很多经济学著作都以『政治经济学』为名，如萨伊(Say）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穆勒（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等。

在这个阶段，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或君主如何增进国家财富、保障国民生活等问题。例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就是：

作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而萨伊则强调了，要把 “研究社会秩序所根据的原则的政治学”与“阐明财富是怎样生产、分配与消费的政治经济学” 区别开来 。于是我们看到了『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分野。

有的同学还是不理解Political Economy和Economics的原初区别，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从政的学科，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Economy (oikonomia)最初是『家计学』，研究的是一个家庭的收入，而色诺芬的著作中包含的内容其实并不仅仅是『家庭收入』，甚至还包括了为人、修身的问题，所以目前国内的古典学界都倾向于把这本书叫做《齐家》而非《经济论》。而Political Economy是如何从『家计学』派生出来的？很自然的理解就是『以国为家』，考虑一国的收入，从『齐家』走向『治国』，所以英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配第的代表著作是叫做《赋税论》、《政治算术》；大卫·李嘉图的诸多手稿都是关于『反谷物法』的斗争了。

时间走到19世纪的下半叶，经历了马克思的严峻挑战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亟待解决自身的问题。在著名的『边际革命』以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对国家的财富积累生产转向了个人行为和市场价格的变化，内容的变化引起了名称变化，出现了对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批评，一些人主张改变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将政治经济学改名为财富学或努力满足人类需要的学说。最早提出用『经济学』这一名称的，是边际革命发起者之一、新古典奠基人之一，英国经济学家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他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再版序言里指出：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双名，比较麻烦，应尽早放弃。最好的名称是Economics （经济学），因为它既与旧名称比较接近，又在形式上与从亚里斯多德开始就已通用的Mathematics（数学）、Ethics（伦理学） Aesthetics（美学）等学科名称类同。

『经济学』这一名称的广泛使用，应当归功于马歇尔的名著《经济学原理》，他所创立的新古典理论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随后，罗宾斯在著名论文《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

由此，新生的『经济学』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名称和内容上就彻底地分开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马歇尔到萨缪尔森的时代，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区分并没有那么彻底，而是在很多时候作为同义词出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就多次用『政治经济学』来指代『经济学』。

随着博弈论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革命，以及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经济学分析方法向其他学科问题领域的渗透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我们一般称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有 @徐轶青先生的回答珠玉在前，我水平有限，不再赘述。（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

这个问题，如果展开了说，可以组成好多篇论文，我在此只简单地说一点。有兴趣的可以去读一读吴易风老先生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的相关论文。

这个问题下有的答主，直接地把『国内的』的政治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私以为这是欠考虑的。因为国内有以北京大学姚洋老师、我院聂辉华老师等为代表的一批主流学者，所做的工作正是前文所提到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把他们这些人的努力抹煞了，我以为是不太公平的，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姚洋老师前几日还在发声，要『构建中国新政治经济学，从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总结经验』，虽然他是挂着我们这只不耐看的『羊头』，来卖他那好看得多的『狗肉』，我还是希望能与之划清界限，毕竟『新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上的区别。

还是回到思想史上来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最初的名字是叫《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他之前的英、法、德等各国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者说『国民经济学』）进行的批判。在经济思想的图谱上，他所直接继承和发展的，是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一点上，他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的理论，从而避免了导致李嘉图体系解体的危机。

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生产理论，经济学家们就不得不接受『剩余价值』和『剥削』等概念，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合法性就遭到了质疑。所以马克思以后，劳动价值论就必须被主流的经济学家所放弃，经济学需要有一个新的价值理论，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边际革命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理论。

（插播一段私货。边际效用理论看似提供了一种价值理论，实际上是取消了价值理论。主流经济学中的商品是不存在相对稳定的内在价值概念的，进而『价值』和『价格』在很多地方都是混用的。）

由于马克思理论逻辑的严密性，一旦接受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不得不接受他的其他结论，所以价值理论也是马克思理论中遭受攻击最多的。这里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转形』问题，即『价值如何转变为价格』的问题，最早由德国的经济学家鲍特凯维茨提出，马克思所提供的数学解法是存在问题的，此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斯拉法提出的纯商品体系取消了劳动价值论，被认为是一种可能的发展；另一种更通行的解决方案则是学习主流经济学，先不管它，用一个劳动价值论的MELT新解释把问题悬置起来，去研究更紧迫的现实问题去。

为什么说后一种做法是学习主流经济学呢？因为上个世纪曾有过一次著名的『两个剑桥』论争，讨论的结果是代表主流理论的一方失败了，边际效用理论存在严重的问题，但是主流学界选择忽略、悬置了这个问题，先去研究现实再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古典和马克思还真是没办法互相嘲笑，都有问题。就好像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黑拉卡托斯，在他的《科学的研究纲领方法论》里面攻击马克思主义『没办法预言未来的事实，所以不是科学理论』，读到这里，我真是替所有的经济学研究者抹了一把汗，我们是不是需要比一比『谁更不科学』呢。

我在文章开头的时候提到了『异端』这个词，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而是经济学家们统一的偏好。把mainstream称作正统（orthodox），其他的理论则都是异端(heterodox），到现在，异端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倒是成了『Heterodox』这个英文单词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了。

知乎上有很多人都持有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的经济学早就在全球范围内被否定了，只有中国人还在学习』。遗憾的是，即便是AEA（美国经济学会）也不敢声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死了』，还是得把我们这些异端放在一个筐子里装起来，放在JEL的B类下面，作为『现存诸异端』的一部分，即使我们研究的问题包括了价值理论、生产理论、增长理论等很多其他问题，我们丢不掉的就是这个标签。

遗憾的是，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还是没有能够超出马克思及其继承者的理论视域。我们依然存在着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我们依然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如果哪一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下不会出现『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所有劳动者都并非『自由得一无所有』，而是实现了真正的积极的自由，那么，即使让我们的理论彻底死了，被放在经济思想史的神龛上供起来，过年过节的时候提一提贡献，换后人几句感叹，我们也甘心了。

可是现在，在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完全过去的现在，如果就像姚洋先生在《构建中国新政治经济学》里说的那样，马克思是『老政治经济学』的代表，其内容应该被『新政治经济学』所超越，恐怕有点操之过急了吧。

说起马克思对现代经济理论的贡献，很多非专业人士都会觉得马克思主义只会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而在现实经济领域的研究上毫无建树，其实不是这样的。虽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出于政治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们忽略了现实问题的研究，存在教条或僵化的现象，但是不代表全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脱离实际的，因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决定了，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必须是建立在对现实经验的总结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方法论特征就在于，他认为经验现象背后必有其本质的规律，研究工作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由此才有了他的全部概念体系。而我理解的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可能是因为休谟问题太过深刻，导致归纳逻辑被许多人所排斥，在研究的时候采用的就是继承自李嘉图，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学者的『抽象演绎法』，或者干脆抛弃了建立逻辑因果性的努力，只寻找现象之间相关性，总结了奥肯定律、菲利普斯曲线等经验规则。（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浅见，欢迎批评。但是我觉得讨论经济学问题的时候，休谟确实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计量经济学试图从相关性中寻找因果性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是对休谟问题的一个回答。）

还是说马克思的贡献。他建立的两部门再生产模型，批判地继承了魁奈的《经济表》，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模型，也是最早进行经济学数理化努力的尝试。在主流理论那里，它被新古典的Solow-Swan模型所取代，原因是Solow模型可以更好地拟合现实统计。（当然，我觉得这里所谓『更好拟合现实』是有问题的，因为GDP等国民经济统计指标，就是为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所设立的，而马克思的时代不存在这样的统计，在设立模型的时候自然无法考虑拟合的问题。）不过，列昂惕夫（Liontief, 1973年诺奖得主，曾任AEA会长，前文提到的鲍特凯维茨的学生，也是索洛、萨缪尔森等人的老师）所创立的投入产出体系，很明显地带有马克思的痕迹，当然在他口中，他是『把马克思作为一个古典经济学家来继承』的。现在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研究，都是基于这一体系，来对现实经济结构和运行做出分析判断。

总得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研究的都是现实经济运行当中的规律，只不过马克思的表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主流经济学的表述则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两者最主要的分野，在价值理论和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是劳动价值论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而主流经济学则坚持边际效用理论和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强调自身的阶级属性、历史属性，认为资本主义有其内在的限制，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个阶段，主流经济学则秉持历史终结论，取消自身的阶级、历史属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的终点和最高成就。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显然也不是一个东西。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两者从研究对象上就有很明确的区分。马克思最初是以『古典』的批判者的姿态出现的。现在很多观点，构建了『古典』和『新古典』的一组矛盾，同时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归入『古典』框架，其实是不可取的。因为马克思面对的问题，和古典、新古典的经济学家都不一样。

3.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理解。首先明确一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概念上也应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面我们说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确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就规定了『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此相对的，『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则是各种社会形态下的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如果有充足的经验材料，我们不仅可以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研究，也可以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社会形态进行研究。所以，简单地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子学科，研究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出发，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社会形态进行研究，和从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出发研究历史现象是不一样的。主流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与分析方法都是超阶级、超历史的，其常见的分析观点是认为历史是一条向自由市场关系线性演进的脉络，甚至会把资本主义下特有的心理状态、行为模式套到历史人物身上。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不能这样做，历史唯物主义也要求我们不能对未来社会做出特别细致判断，而只能做一点理论上的推测。江泽民同志就曾经指出：『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江选》第三卷，293页）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的分析，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在他们那个时代，存在着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形态的萌芽，不存在对现实的社会主义他们的理论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起点，而不是完成和终结。

在经典文献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常是混用的，而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共产主义出现的频率更高。直到后期，马克思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在里面区分了共产主义的高级和低级阶段，在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再后来，从列宁开始，人们逐渐习惯于用『社会主义』来指代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用『共产主义』来指代高级阶段，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惯用法。

此外，在马恩的著作中，还有一个叫做『过渡时期』的提法，也就是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后，还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时期，旧有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还必须被保留，并且不断被改造，以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一般而言，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指苏联的经济理论。十月革命后，列宁就组织一大批专家，研究社会主义下的各种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1937年，苏共中央开始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斯大林的领导下，1954年教科书正式出版，其主要观点大概是：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公有制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中调节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规律；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最基本的分配形式和重要的经济规律，这一规律要求按劳动的数量质量分配物质资料；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主要限于个人消费品，价值规律不是生产的调节者，但在一定范围内对个人消费品的流通起调节作用；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关系则是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尊重一切大小民族的国家主权、兄弟互助、一切经济联系的计划性和组织性之上的。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上内容的关系。

这个问题相对要困难得多。以下内容虽然大多传习自各位师长，但是只能代表我个人立场，没有任何倾向。我的水平也十分有限，如果各位感到不满意，还请原谅则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能是大家都熟悉，又都说不清楚的内容。很多教授这门课的老师有时候也感到很困难，主要是这一套理论自身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是现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再用这一套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实践的。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系列的政策实践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作为这一理论体系一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总结现有政策经验，给未来政策实践提供理论依据而出现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实践推动理论』，而不是『理论领导实践』，或许像罗素说的『在先进的国家，实践启发理论；在落后的国家，理论鼓起实践』。而经济学家们尽管都喜欢在论文中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但是真正被采纳的其实少之又少。像美国的『涓滴经济学』、『华盛顿共识』那样对内、对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建议，主要还是因为符合了统治者的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需要才得到了推行。正因为政策制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于学术界的，所以中央文件下达后，学界还需要组织学习、解读，有时候左右两面的声音争论不休。

我觉得有必要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实践做一点讨论。对于这一系列政策主张究竟算作什么体系的内容，一直都是有争议的。主流经济学界认为，中国的发展完全可以用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需要特别关注的只是中国独特的政治过程；很多较为激进的观点（左右都有），就直接把中特和Neo-Liberalism画上了等号（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义简史》就把Deng 和 Volcker, Reagan, Thatcher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领导人并列，Paul Sweezy在80年代以后拒绝和中国官方有任何联系），而官方定下的基调则是强调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
（关于中国和新自由主义，可以参看《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6期刊载的《大卫·科兹与孟捷对话：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不方便用知网的朋友，可以直接在http://crpe.ruc.edu.cn下载）

不谈别的，我只谈一谈对于官方定调的理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并且建立与之相协调的理论体系，而不是照搬照抄国外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这不单纯是出于国家崛起需要或者保持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为了保证正确的前进方向，或者说『不忘初心』。有的观点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的发展，会让它自身成为自身的限制，越发达它就越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那我们什么都不做，就让它自己灭亡不行吗？可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不能够『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一旦放弃了斗争，等待我们的事业的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此前提下，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紧迫性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是用现有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的现实就叫做中国理论，我们需要的是在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核心，建立一套新的理论体系。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其他异端经济学家），大量精力都放在了，从各个角度出发来攻击主流经济学的漏洞上，可是即使主流经济学真的被打成筛子了，我们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办法取代对手的地位，『毕竟只有理论体系才能取代理论体系』（Landreth & Colander, 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在理解上，有一个语法上的问题。也就是应该理解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学界目前倾向于前一种理解，也就是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下的产物，这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辩证法中有关于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矛盾，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我们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的时候，所能够直接接触到的是无数个特殊的、具体的事物，我们只能由特殊的事物中所蕴含的部分一般性的规律，来逐步接近和把握抽象的一般性，所谓的一般性在现实中是直接观察不到的。就好像一般的资本家、劳动者我们是见不到的，我们见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只有文学作品或者理论研究中才会出现某些具有强烈的、典型的特征的人物。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也只能从具体的实践中逐步发掘。我们可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有『古巴特色』的，未来说不定还会有『美国特色』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教条主义的问题，僵化地拘泥于既有的理论，忽略了现实实践对理论的反作用，并认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唯一正确的。

『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 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于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 ……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
——《毛泽东选集》（第1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主席组织一个读书小组在杭州开展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来相关学习内容，经由邓力群整理成册，形成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和批注·清样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刊印（未正式出版，网上可以找到一个《简本》的chm格式文档，大家自助）。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中的很多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例如批评了前苏联注重个人物质刺激、不强调政治觉悟；社会主义要反对平均主义，也要避免过分悬殊；社会主义必须重视集体福利建设等等。理论内容很丰富。随后，改革开放到92南巡之间的过程，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名称成型的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理论又经过的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但是基本上都是政治实践推动理论发展，理论发展支持政治实践的过程，期间讨论的主要问题如『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问题』都是以解释、支持实践为核心，而非以理论逻辑为核心的。

以上内容基本上是『理论的必要性』和『理论的对象』、『理论的历史』，接下来谈一谈理论的方法问题。

在前面我们就知道，理论之间的差别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研究问题上，还体现在所使用的方法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其基本分析范式和理论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在官方的解释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可以有其他的理论来源：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主流的经济学。

关于这两点其实都是有争议的。一提到传统文化，很多人就会想到封建糟粕的复辟，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马尔库塞曾经不无刻薄地指出：『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先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可以选定一条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当代共产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呢？在那些地区的本土文化和固有传统中有什么东西能够预示出这样一种不同的选择呢？』（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也就是说，在『现代性』已然形成其自身传统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证据表明现代以前的传统文化，能对现代产生新的影响呢？不过如果只是用现代视角，对传统文化做出再解释，我觉得是可以接受。例如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观，其实和现代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是有相通之处的。

关于第二点，引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倒不是有人说这一点不对，但是很多人在实际应用中对度的把握存在问题。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就是唯物辩证法，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如果只是认同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平等解放的观点，而并不接受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你可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或者一个左翼自由派，但是你不能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引入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有的学者就出现了丧失理论自信的现象，更愿意接受一套从天而降的新理论，而非从现实中进行艰难的探索。

总结：我们最后讨论的话题，是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理论基础，同时吸收借鉴其他先进内容；它以中国现实实践为核心关注，是为了顺应政策实践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理论，还亟待完善，有的人认为它的理论和逻辑还不够深刻、彻底，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最后播一段私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说到：『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也被作为墓志铭刻在了他的墓上，其中深刻地体现了他关于『实践』的重要观点。列昂惕夫在谈到自己年轻时候于德国的求学经历时说：『当你在理解系统之后再去完成优化是再好不过了，可是我觉得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要的工作是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很明显地，我们看到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这两个层次的出现。我觉得，经济学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不是首先完全认识了世界，才去改造它，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改造世界，一边改造认识，是社会科学的独特的实践过程决定了这一现象。所以持不同理论观点的双方，通常一边为了取得现实实践的力量而相互斗争，一边又在理论上互相学习借鉴。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从来不排斥学习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只要它有助于我更好地认识世界。希望主流经济学的学生们也能同样越过这一意识形态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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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笔力有限，阅历有限，不能尽如人意。各位有任何意见，欢迎补充讨论。
如果我的表达出现了任何偏差，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但愿不至于被导师当面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