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振铎

11月13日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目前已证实有5名恐怖分子是法国公民，其中一名是巴黎郊区青年。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宣布，向大巴黎、里昂、格勒和里尔郊区实施特别行动，打击法国境内宣传极端思想的清真寺。法国大巴黎铁路运输公司（RATP）也开始查处极端思想在司机中的渗透。

法国大城市郊区病

2012年图卢兹血案、《查理周刊》事件以及这次恐怖袭击，实施行动的恐怖分子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词：郊区。

那么，巴黎的郊区问题是什么？它是指从2005年巴黎郊区骚乱开始浮现的，集中在巴黎、里昂、马赛等大城市郊区社会保障房区块的穆斯林移民聚集区中，青少年因经济危机导致的就业困难、歧视，与历史原因造成的黑帮、反政府以及极端行为等社会问题。

郊区保障房本是提供给中低收入者的公租房，1950年代开始建设。1970年法国政府为降低预算，促进房地产经济发展，这些住宅变成低收入者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工人家庭的聚集区。1980年代后，巴黎郊区开始腾龙换鸟，工业区外迁，使这些穆斯林移民家庭没有稳定收入，整体上依靠国家公租房和社会保障体系维持生活。1990年代中后期，大量企业外移至非洲、亚洲后，这个趋势更明显。这些移民及其后代，由于没有稳定的就业保障，在教育、社会融入上比较失败，在郊区自成体系和社区，为法国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2005年发生在巴黎郊区的骚乱，正是集体化行动的开端。之后巴黎郊区问题爆发，一直持续至今，其内部社会矛盾加剧。

现代巴黎诞生于19世纪奥斯曼时代，兴盛于20世纪初世博会，成熟于战后光辉30年。上述各个时代，都有一个共同点：建设和更新的过程离不开旧殖民地——无论是殖民地的资源，还是被殖民的人。这也为郊区问题添上了殖民和种族主义等历史恩怨。

郊区问题与极端思潮传入

恐怖袭击发生后，前法国国防部官员皮埃尔•科纳萨（Pierre Conesa）表示，法国政府要检讨对沙特阿拉伯政权的暧昧态度，因为后者支持了目前法国恐怖主义隐患最大的极端教派——萨拉菲派。他根据2012年图卢兹血案分析，判定此次自杀式袭击的部分青年，与法国伊斯兰极端派萨拉菲有关。

根据法国社会学者萨米尔•阿姆哈（Samir Amghar）的研究，萨拉菲派源自沙特阿拉伯，和瓦哈比教派部分接近，都强调坚持祖先的传统（Salafs），要让伊斯兰世界回到历史上最鼎盛的时代。

1990年，该派传入法国，最初由躲避阿尔及利亚当局而逃到法国的伊斯兰解放阵线（FIS）开始传播。这个武装组织的成员，在法国成立了乌来马（Oulémas）协会，传播阿尔及利亚反对殖民主义之父本•巴迪（Abdelhamid Ben Badis）于1936年在阿尔及利亚东部创立的思想。该协会联同在沙特接受伊斯兰神学训练的一批神父以及武装组织的残部，成为法国最初传播萨拉菲极端思想的主力。

法国第一代的萨拉菲派，与马赛国民大道上的清真寺伊玛目Al-Kebira联合进行传播。后者1987年潜入法国，此前已被阿尔及利亚当局判处死刑，其利用马赛以及位于巴黎郊区的南岱尔市镇作为基地，后扩散至巴黎18区等地。随着1990年代中期组织内讧、对伊斯兰教法的批评增多，第一代萨拉菲派渐渐衰落。

第二代萨拉菲派源自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马什雷克，领袖是穆克比（Muqbil ibn Hadi al-Wadi'i）酋长，这一代开始出现政治诉求，并获取宗教的超级权力，同时强调联合各国的伊斯兰阵线，比如试图联合布鲁塞尔、苏黎世的大清真寺以及日内瓦的伊斯兰文化基金会。这批成员中的精英份子，是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地亚（Médine）神学院和也门的神学中心接受训练的欧洲学生。法国公民Abdelkader Bouzine是该派第一批获得学位的学生，其在麦地亚接受了两年训练后回到里昂地区，传播该派思想。

这一代注重和笼络知识分子，组织化程度高、传播速度快，用社区（oumma）方式动员组织，到2001年，在法国已建立了20多个中心，基本集中在大城市郊区和部分重点中小城市，且开始诉诸政治运动，聚集了1000多名追随者。“9•11”之后部分领袖被法国政府禁止进入法国，在法国的伊玛目也被法国政府监控。

该派不同于被法国政府承认并接受的穆斯利兄弟会，其借助于暴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政治诉求，且有完备的官僚组织和教育系统。在ISIS出现之后，第二代萨拉菲派向ISIS靠拢，且改变传教手段，越来越少地通过清真寺传播，而由伊玛目通过网络等点对点的途径进行。同时，利用郊区青少年被边缘化的心理，利用其来源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的故土认同，联合这些国家的萨拉菲派，培养狂热分子。虽然法国政府联合了这些国家打击跨国传播网络，但由于这三个国家的政权和萨拉菲派存在不清不明的关系，收效甚微。

此外，沙特阿拉伯的一些力量，对萨拉菲派的支持最大。他们组织法国年轻学生在沙特学习，鼓吹沙特是伊斯兰世界的未来，并强烈批评西方的整套政治、社会和道德体系，其意识形态的建构完全基于敌视西方。从2003年开始，他们不断通过合法的穆斯林协会渗透到中小学教育，并从2005年开始利用历次反以色列的游行开始进行政治动员。同时，还鼓励住在法国等国的穆斯林移民后代回迁至其势力影响的穆斯林国家，其中除了上述北非国家，还包括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国。对于留在巴黎郊区的一些青少年，他们训练一批人，通过青少年帮派以及郊区移民社群的不平心理，拉拢其他年轻人。这就慢慢形成了第三代萨拉菲派：郊区青少年极端派。

第三代萨拉菲派的底层基础是郊区青少年，但开始渗入穆斯林移民社群的商界，在商人中发展基础。目前，沙特阿拉伯对法国萨拉菲派影响最大，阿尔及利亚后来者居上，运用这些青少年祖辈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优势，迅速发展，有取代沙特阿拉伯之势。

根据法国内政情报总局统计显示，2010年到2015年之间，萨拉菲派追随者快速增长，到2015年已达1.5万名左右。目前最大的隐忧是，萨拉菲派已和ISIS取得意识形态共鸣，成为呼应ISIS的最大团体。也隐约说明郊区问题和伊斯兰极端思潮合流。

新型恐怖主义与都市安全

萨菲拉派预示新型城市恐怖主义已经形成。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欧美国家面临战后首次经济危机后，就已有查尔斯•卢塞尔等学者，根据对来自不同国家的350个恐怖分子的资料进行分析，提出“城市恐怖主义”的概念。他们认为，“城市恐怖主义”的实施者会越来越年轻化、高学历化、专业化，同时预期，随着各国城市的联系更为紧密，城市恐怖主义将成为主要恐怖主义形式。

如果把1993年纽约世贸中心、巴黎1994-1995年地铁爆炸、2001年“9•11”以及这次巴黎的袭击，还有发生在马德里、伦敦、巴塞罗纳的历次恐怖袭击联系起来，我们可能会感觉到，随着互联网革命以及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城市恐怖主义的形态、实施目标、政治和社会心理诉求都已非常明确：那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借殖民模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大都市，在经济危机或社会矛盾激化时，利用郊区或种族问题，用互联网工具将历史恩怨和现实内部矛盾混淆，进而内外策应，实现城市恐怖主义。

巴黎作为政治首都，在《查理周刊》事件后，日常社会秩序管理已经强化。中央政府罕见地修改情报法、军队巡逻日常化、打击非法移民、提出国境线关闭动议等。这些都体现了法国政府对反恐工作的重视。但从郊区伊斯兰极端思潮蔓延的教训来看，在都市治理上仍存在以下经验教训：

第一，分权的央地关系使得都市安全管理协调难度大。巴黎作为首都，在1975年之前并没有市长，一直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塞纳省省长承担巴黎相关事务。1975年12月的法案，确定了巴黎市市长的职责。1982年开启的地方分权改革，赋予了巴黎、里昂和马赛等大都市市政府以选举权和自治权。从激发地方活力来看，这种制度设计有其好处，但在分权的同时，没有很好地协调都市安全，导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大型活动安保事务经常出现分歧。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中出现的藏独事件，其实就是当时作为左翼的巴黎地方政府和萨科齐的右翼政府在安保方面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门利益导致缺乏从上到下的一体化国安体系。法国国家安全事务分散在各部门，有国土监控局、对外安全总局、军情局等各部门分头负责，因为部门利益，至今未能协调为统一的国家安全部门。虽然今年1月以后，法国中央政府宣称投入7亿欧元加强反恐机构情报搜集能力，4月又宣布追加38亿欧元强化军队反恐能力，但条块分割的国安体系，或迫于人权压力和法律权限不够，根本无法对相关潜在的恐怖情报做出完全的监控，再加上ISIS实施的是“特洛伊木马”式里应外合的新型城市恐怖主义，传统的国安体系无力应对。

第三，公共交通安检、公共场所监控体系裹足不前。法国铁路交通系统是开放式设计，虽然政府实施了随机抽查等制度，但并不能完全防范恐怖风险。加上法国公共铁路通向欧洲各地，若没有严格的检查制度，这里反而会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相对于网络信息的流通迅捷，法国公共空间的视频采集制度仍止步不前，受限于保护隐私以及政府预算成本，目前公共场所监控设备不完善、

法国郊区问题，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今日中国都市，仍具有较大的镜鉴意义。

[陈振铎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生、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教师，研究领域为中国新安江水库移民、中欧穆斯林移民、城市街区。相关文章同步刊载于其个人公共号：《边城记》（Deau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