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宁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太子费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族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1914年7月28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随后几周内，俄国、德国、法国、英国、奥匈帝国等相继卷入战争。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有经典的表述：“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专门有一章讲述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的瓜分。

但是对列宁的这一论述往往有一种片面的理解，似乎帝国主义战争仅仅是围绕着争夺殖民地展开的。事实上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正如列宁本人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对考茨基的“帝国主义”定义的驳斥一样。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列宁对此反驳道，“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因为第一，世界已经瓜分完了，在重新瓜分的时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第二，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

瓜分和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事情，早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前就在进行，只不过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进程最终采取了极端暴力的方式。事实上，如果仅仅是争夺位于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不可能在欧洲爆发这样一场战争的；而世界大战，也只能爆发于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区，即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索，如很多历史书上会反复介绍的，并不是争夺亚非殖民地，而是争夺欧洲，在欧洲争夺霸权、削弱对方。
19世纪，欧洲的政治版图充满矛盾。在法国与德国之间长期存在领土和边界纷争，德法两国始终追求所谓自然边界、绝对安全。普鲁士统一德国对法国造成了潜在威胁，导致普法战争爆发，以法国惨败、割地赔款告终。德国的统一把奥地利排除在外，1867年奥匈帝国成立，其国内民族矛盾丛生，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加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

巴尔干地区的情况则更为复杂。这一地区历史上不断遭受异族入侵，民族众多，民族间矛盾突出。6世纪后，斯拉夫人成为主体，但马扎尔人、保加尔人也长期活跃在这一地区。14世纪后，奥斯曼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迅速扩张，并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最终占据了几乎整个巴尔干地区和希腊。在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下，巴尔干成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混居区域。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使欧洲的政治经济中心向西迁移，巴尔干逐渐成为欧洲最不发达的地区。

在1853年，恩格斯和马克思这样写道：非洲土耳其事实上属于英国，亚洲土耳其谁都无法征服，“问题的真正焦点永远是欧洲土耳其，即萨瓦河和多瑙河以南的大半岛。这个好地方不幸聚居着各不相同的种族和民族，很难说它们当中哪一个最缺少走向进步和文明的素质。1200万斯拉夫人、希腊人、瓦拉几亚人、阿尔垴特人等处于100万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而直到不久以前还很难说，在所有这些不同种族当中土耳其人不是最有能力掌握政权的，同时在居民这样混杂的情况下，统治权又不能不属于其中的一个民族。但是，我们看到，土耳其当局走上文明道路的一切尝试遭到了怎样可悲的失败——以几个大城市中的土耳其暴民为主要支柱的伊斯兰教狂热势力，总是在奥地利和俄国援助之下卷土重来并消灭任何可能取得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央即土耳其当局由于基督徒聚居省份的起义（由于土耳其政府的衰弱和邻邦的干涉，这些起义没有一次是毫无所获的）而一年年地削弱下去；我们看到，希腊取得独立，俄国占领部分亚美尼亚，而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相继归于俄国的保护之下，——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存在是开发色雷斯—伊利里亚半岛的一切潜力的真正障碍。”他们称呼欧洲土耳其人为暴民，而且“同这些暴民相比，罗马帝国时代的暴民应该算是圣贤和英雄了。”

大部分斯拉夫人和希腊人信奉正教，部分斯拉夫人则信奉天主教。教派不同使这一地区的斯拉夫人陷入分裂，沙皇俄国就乘机在这一地区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来。恩格斯和马克思写道，“尽管阿格拉姆和布拉格的狂热分子作了种种泛斯拉夫主义的努力，可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的莱雅、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斯拉夫族农民，对俄罗斯人要比对讲同一种语言的信罗马天主教的南方斯拉夫人抱有更大的民族同情心，同他们有更多的接触点和更多的思想交往手段。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们总是指望从圣彼得堡来个救世主把他们从所有灾祸中解救出来，如果说他们把君士坦丁堡叫作他们的沙皇格勒或者说沙皇城，那么这既意味若他们期待正教沙皇从北方降临该城以恢复真宗真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怀念在土耳其人侵占这个地区以前统治该城的正教沙皇。”

因此，在19世纪，巴尔干地区最大的问题在于沙皇俄国的渗透。当时土耳其已经衰落，俄国借助民族和宗教的因素在巴尔干地区扩张势力。俄国的这一做法使其与西欧国家，主要是英国发生了矛盾。英国对亚洲商品贸易的快速增加，使其夺取了许多从前俄国的在黑海地区的贸易份额。如果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就等于关闭了英国货物进入这一地区的大门。此外，如果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还可以把黑海变成俄国的内海，切断高加索与外界的联系，把土耳其分割成两块，从而便于俄国的侵略扩张。恩格斯指出，“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兼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兼并，所以俄国征服土耳其只不过是兼并匈牙利、普鲁士、加利西亚和最终建立某些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斯拉夫帝国的序幕而已。”恩格斯强调，“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一百年来就是这样，直到1789年的伟大运动才给它产生了一个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严峻敌人。我们指的是欧洲革命、民族思想的爆炸力量以及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从这个时候起，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维护土耳其的独立或在奥斯曼帝国可能解体之际粉碎俄国的兼并计划，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民主派和英国的利益是相符的，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让沙皇把君士坦丁堡变成自己的一个首府。所以我们将看到，如果被逼得无路可走的话，这两种势力将给沙皇以同样坚决的抵抗。”

除了欧洲土耳其，在圣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问题上俄国也与欧洲各国发生冲突。因为在耶路撒冷聚集了来自各个民族的各个教派的“宗教渣滓”，他们之间彼此仇视和斗争，“欧洲君主们认为这种宗教纠纷是一个有关自己在东方的影响的问题。”（马克思）“我们发现在圣墓周围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基督教教派，在它们的宗教野心后面隐藏着同样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角逐。”（马克思）法国、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撒丁、那不勒斯等国都在寻求在耶路撒冷的保护权。圣地问题的核心是天主教会与正教会争夺对伯利恒的耶稣降生教堂和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的管辖权。1850年路易·波拿巴支持天主教派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法国继续以中东地区基督徒的庇护者形象出现。就在IS占领伊摩苏尔后，法国政府7月28日宣布将会协助被迫流亡的基督徒以及给予庇护。），而俄国则支持正教。圣地纠纷最终演变成激烈的政治斗争，导致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在今天，我们同样能看到以各种宗教和教派的外衣掩饰起来的各种政治和民族角逐。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什叶派形成政治势力，以政治激进色彩和革命诱惑世人。沙特卖力推销瓦哈比的伊斯兰原教旨，实际上就是以宗教为掩护的沙特模式。梵蒂冈竭尽全力试图控制中国的天主教会，推动和支持中国地下教会的泛滥。藏传佛教加紧在内地渗透。孔教余孽到处宣扬新儒家和复古。在每一个宗教狂热的背后，都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

克里米亚战争以1855年俄国战败告终。1856年巴黎条约形式上维护了土耳其的主权。但是正如恩格斯在1853年所写下的那样，“只要目前的‘均势’和维持‘现状’的体系继续存在下去，它[土耳其]还会继续腐烂下去。因此，不管有多少会议、议定书和最后通牒，它还是每年都要惹出一定数量的外交难题和国际纠纷，就像任何其他腐烂物体向四周不断放出沼气和其他‘芬芳的’气体那样。” “只要西方外交界仍然把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和维持土耳其目前状态下的独立这一传统当作他们的指导原则，欧洲土耳其十分之九的居民就始终会把俄国看作他们唯一的靠山，他们的解放者，他们的救世主。”

历史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1875年，黑塞哥维那起义爆发。1876年，保加利亚发生四月起义，同年 6月塞尔维亚和黑山联合向土耳其宣战。临时拼凑起来的三皇同盟继续走老路，提交安德雷西文件催促苏丹进行多项改革，苏丹于1876年1月31日同意文件的建议。然而，黑塞哥维那的起义军领袖拒绝接受这份文件，指出苏丹曾经承诺进行改革，但从未曾履行过。在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之后，俄国于1877年4月24日对奥斯曼帝国宣战。这次战争迫使土耳其签定了非常苛刻的《圣斯特凡诺条约》，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取得独立。1908年保加利亚独立，奥匈帝国则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这种格局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期望是不一样的。在恩格斯看来，巴尔干半岛应该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而不是多个国家，“土耳其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一起，都要留待欧洲革命来解决。把这个乍看起来好象是不太相干的问题也归入这个伟大运动的领域决不是一种武断。……历史和当前的事实都指明，必须在欧洲穆斯林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基督教国家。下一步的革命一定会使这样的事成为不可避免，因为它一定引发俄国专制和欧洲民主之间久已成熟的冲突。”

欧洲土耳其瓦解之后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正确。只有革命才能一扫各种历史污垢，在相互尊重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的国家。强行把巴尔干地区划分成诸多小国，并不能阻止地区大国（特别是塞尔维亚）寻求扩张和统一的步伐，也必然孳生出无数的事端来。巴尔干各国纷纷独立之后，领土纠纷不断。奥匈帝国在该地区的扩张（主要是波斯尼亚）与与塞尔维亚发生了矛盾，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就马其顿问题也有纠纷。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民族、领土矛盾之中，协约国集团和同盟国集团形成。最后在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终于点燃了导火索。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这不错；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的那样（恩格斯后来观点改变了），是民主的欧洲与专制的俄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为了瓜分世界的战争。只要人类历史道路上的成堆垃圾还没有被社会主义革命扫清，这样的纠纷和战争就会永无休止。

民族问题就是人类历史道路上最大的垃圾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酝酿和爆发，与民族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巴尔干、俄国外，德国与法国的民族矛盾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信中强调：
“1870年的战争必然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战争，正如1866年的战争孕育着1870年的战争一样。

我说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除非有一种不大可能的情况发生，即在这以前俄国爆发一次革命。

如果他们夺去了亚尔萨斯和洛林，那么法国就会联合俄国共同对德国作战。这种战争的致命后果是没有必要加以说明的。”

在写于9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马克思写道：“如果德国在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驱使下要去宰割法国，那么它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后果、公开充当俄国扩张政策的工具，或者是稍经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

到1887年，欧洲军国主义的发展已经使恩格斯做出了最终的预言：

“最后，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如果已达顶点的军备竞争制度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国王和国家要人老爷们，这就是你们的才略把旧欧洲所弄到的地步。如果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开始跳一场最后的大战舞，那我们是不会哭泣的。就算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就算它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但是，如果你们放纵你们以后将无法对付的力量，那末不管那时情况如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不可避免。”

恩格斯的预言在一切消极和残忍的方面都成真了。唯一正面的地方——无产阶级的胜利，只是部分的成为了现实，也是在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在全欧范围内取得胜利，相反，工人运动分裂了；因此，1789年开启的伟大革命运动并没有完成，民主、自由和革命并没有在欧洲全胜，更不用说全世界。欧洲的动荡仍然要持续多年，直到更加残酷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归于尽的恐惧才使欧洲平静下来。

从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一再指出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合理的解决之道。早在1851年，恩格斯就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强调：

“近七十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分界线完全改变了。1848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的，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他们以1772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为界的国家。当然，就在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当时德意志人既然曾经那么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末，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他们同情心的真实性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对一个从来没有一次证明它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族，应不应该把一批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让给它呢？这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界。波兰人在东方得到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其实，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一样重要的。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动，便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令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

针对当时已经露出苗头的泛斯拉夫主义，恩格斯给予了坚决的反对和揭露：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又一个斯拉夫族的分散的成员，他们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足以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这两个民族都因种种历史原因（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民族所并吞）的作用而渐渐瓦解，它们要想恢复一定的独立性，只有和其它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波兰人有二千二百万，俄罗斯人有四千五百万，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有八百万；为什么不把这八千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不速之客，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公然想使文明的西方从属于野蛮的东方，城市从属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从属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种族、尤其是这个种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但在被俄国每个农民看做是他们的宗教和国家的真正京都的‘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察尔格勒，即沙皇城）还没有成为俄国皇帝的真正的驻节地的时候，这个帝国就始终不能安定下来；过去一百五十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发明是最适合于俄罗斯政策的目的的），这在中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此捷克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为俄国的利益服务；他们为了一个独立民族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这个独立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一样。而在这方面，波兰人应该受到赞扬，因为波兰人从来没有真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

泛斯拉夫主义是俄国反历史的用来扩张和侵略的借口，这正如今天的泛伊斯兰主义是沙特反历史的用来扩张和侵略的借口、泛突厥主义是土耳其反历史的用来扩张和侵略的借口一样。因此，回顾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分析和评述，不但对我们如何正确理解民族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有帮助，而且对我们如何理解今天的泛伊斯兰和泛突厥等思想也同样有着重要作用。在写于1855年的《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一文中，恩格斯指出泛斯拉夫主义的极端反动性：

“现在问题已经不是谁来管辖君士坦丁堡，而是谁来统治整个欧洲了。斯拉夫人由于内部纠纷早就弄得四分五裂，他们被德国人逼退到东方，部分地被德国人、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所征服，但是他们用逐渐传播泛斯拉夫主义的办法在1815年以后又悄悄地把自己的各个支系联合起来，现在他们第一次声明自己的统一，并且进而向至今还统治着欧洲的罗曼-赛尔特民族和德意志民族宣布殊死战。泛斯拉夫主义，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这是一种力图把一千年来历史所创造的一切东西化为乌有的运动；这是一种只有把土耳其、匈牙利和半个德国从欧洲地图上抹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后，又只有通过征服欧洲的办法才能保证自己的未来的运动。现在泛斯拉夫主义已经从信条变成了政治纲领，它掌握有80万名步兵。它使欧洲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或者被斯拉夫人征服，或者永远消灭泛斯拉夫主义的进攻力量的中心——俄国。”

类似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是要声明自己的统一，抹杀一千年来历史所创造的一切东西，实质是沙特和伊朗的争霸，土耳其的野心。他们不接受历史发展的即成事实，不反思本民族落后时代的基本事实，而是力图以民族解放为幌子达成历史反动的目的。

但是，泛斯拉夫主义却并不是俄国的发明，而是奥地利境内四分五裂的、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力图不是在进步、民主和革命的基础上，而是在反动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发明。恩格斯解释道，“奥地利的波兰人倾向于俄属波兰，把它看做自己的自然中心，卢西人倾向于另一些同俄国合并的小俄罗斯地区，而塞尔维亚人则倾向于土耳其的塞尔维亚。所有这些同本民族分离的零星部分，每个都倾向于他们的自然中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随着他们中间文明的传播，并因此对民族历史活动的需要的日益增长，这种现象也就愈来愈明显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仅仅是disjecta membra〔分散的人，零星的部分〕，他们力图彼此重新结合起来，或者是各自同本民族的基本群众合而为一。为什么泛斯拉夫主义不是俄国的而是奥地利的发明创造，原因就在这里。为了保证各个斯拉夫民族的复兴，奥地利的各个斯拉夫民族就开始赞成欧洲所有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俄国本身是强大的，波兰则深深意识到自己民族存在的不可动摇的稳定性，而且公开地敌视斯拉夫俄国——显然这两个民族都不会要求创造泛斯拉夫主义。”“迄今为止，泛斯拉夫主义的一切真实的表述都是反动的。”“道地的斯拉夫民族即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已经这样认为：不是俄国人要向西方人学习，倒是西方人要向俄国人学习。这种说法听起来倒还十分天真，然而此外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西方已经衰老、破落、陈腐了，而斯拉夫民族则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斯拉夫民族必将征服欧洲，并将从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出发，建立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的千年王国。”

恩格斯的这个评价几乎可以一字不易的套用在目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之上。同样的蛮横和反动，同样的在存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共鸣，同样的把希望寄托于某个强大国家，也就是同样自觉的充当这些国家争霸的打手和冲锋队。

起初四分五裂的泛斯拉夫主义是没有多大威胁的，但是一旦俄国发现了泛斯拉夫主义的价值，事情就不一样了。

“把斯拉夫人的原有土地归还给斯拉夫人，把奥地利（提罗耳和伦巴第除外）变成一个斯拉夫帝国，这就是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宣布近千年来的历史发展全部无效，砍掉德国的三分之一和整个匈牙利，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变成斯拉夫的城市——目前占有这些地区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是不能同情这种行动的。而且，各种斯拉夫方言的差别很大，除极少数外，讲斯拉夫方言的人彼此都听不懂。有一个可笑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1848年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上，曾经想找出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共同语言，作了各种各样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最后与会者不得不讲他们所最痛恨的语言——德语。

因此，我们看到，奥地利的泛斯拉夫主义缺乏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因素：群众和统一。所以缺乏群众，是因为泛斯拉夫主义派只掌握一部分受过教育的阶级，在人民中没有什么威信，因此要同时反抗它所敌对的奥地利政府以及德意志民族和匈牙利民族，力量就不够了。所以没有统一，是因为泛斯拉夫主义派的统一原则是纯粹理想的原则，在第一次企图实现这种统一原则时，就因语言上的差别而遭到了失败。只要泛斯拉夫主义一直是纯粹奥地利的运动，那末它不会有很大的危险性，但它会很快地找到它所需要的那种统一和群众的中心。”

“本世纪初土耳其的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运动很快就使俄国政府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土耳其的居民中大约有700万斯拉夫人，他们的语言是所有斯拉夫方言中同俄语最近似的一种语言，而宗教和教会语言（古斯拉夫语或教会斯拉夫语）则同俄国人的完全一样。俄国依靠自己的希腊正教教会领袖和庇护者的地位，正是在这些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当中第一次开始进行了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动。当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刚刚在奥地利生根的时候，俄国就立刻把它的谍报机关的分支伸展到自己盟国的地区。在它碰到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斯拉夫人的地方，就根本不提宗教方面的问题，俄国仅仅表现为一个吸引一切斯拉夫人的中心，即团结各个复兴的斯拉夫民族的核心，它要使各个斯拉夫民族形成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使命是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利亚海到北冰洋的伟大的斯拉夫帝国。总之，这里已经找到了所缺乏的群众和统一！泛斯拉夫主义一下子就落入了圈套。于是，它宣布了自己的判决。为了重新建立想像中的民族，泛斯拉夫主义者表示愿意为维护俄罗斯—蒙古人的野蛮统治而牺牲八百年来实际参加过的文明生活。难道这不是一开始就坚决反动地反对欧洲文明发展进程和力图使世界历史开倒车的运动的自然结果吗？”

恩格斯敏锐地警告说：“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现在已经不仅是俄国，而是整个泛斯拉夫主义的阴谋有在欧洲废墟上建立自己统治的危险。所有斯拉夫人的联合具有显著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会日益增强，因此这种联合很快要迫使与它敌对的力量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形式行动起来。”

我们同样看到，沙特不遗余力在世界到处推行瓦哈比，渗透入当地穆斯林，援助修建清真寺和提供宗教书籍，力图从思想上臣服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从而扩大其势力范围。我们也同样看到，土耳其对他们的“突厥兄弟”频繁表示关切，同时有向宗教保守方向发展的趋势。不论是泛伊斯兰还是泛突厥，都是企图以否定历史和毁灭他国为代价，实现某些国家争夺霸权的野心。

泛斯拉夫主义以各种形式蔓延开来，甚至伪装成了社会主义，钻营到国际工人运动中去。在写于1873年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清算和批判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也包括他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巴枯宁，“就是这个从1868年以来一直伪装成国际主义者的人，在1862年为了俄国政府的利益宣扬种族战争。……所以他们只是在这些人面前把俄国描绘成一个能够把他们从外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把他们联合成伟大的自由联邦的强国。于是，泛斯拉夫主义就具有了各种不同的色彩，从尼古拉的泛斯拉夫主义一直到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但是，这一切泛斯拉夫主义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实质上它们彼此之间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刚才引用的那段文字[指巴枯宁说尼古拉一世“曾想从一个独裁的皇帝变成一个革命的皇帝”]就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存在着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因素，各种反动理论装扮成社会主义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天主教廷，泛伊斯兰运动，达赖喇嘛，无政府主义，后现代哲学，都可以轻松地把自己说成是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当革命退潮，马克思主义退潮，给所有这些沉渣留下了巨大空间供其泛起，而所有这些人类历史和人类思想史的沉渣都只会将人类引向野蛮、专制和战争。

当泛斯拉夫主义在欧洲东部挑动民族和种族战争的同时，欧洲西部又冒出了“民族原则”。这个“民族原则”是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大力提倡的，实际上是俄国发明的。恩格斯指出，“这个民族原则是为支持法国的拿破仑专制而炮制出来的一种波拿巴主义的东西。” 拿破仑第三冒充是“民族的保卫者”，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声称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民族（nationality）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祖国合并。这实质上就是为了挑起民族纠纷，并以此作为侵略扩张和反革命的工具。恩格斯揭露这一所谓的“民族原则”，如他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反复强调的那样，于1866年再次强调只有历史证明了有生命力的大民族才有民族自决的权利，批判无条件的承诺和煽动所有民族的独立只是反动分子的政治策略：

“关于欧洲每一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在一切内部事务上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不管它的邻邦这一点，当然不会有两种意见，因为这并不妨害他人的自由。这一权利确实是所有民族内部自由的基本条件之一。……

这种为欧洲民主派所承认的欧洲各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对政治独立的权利，当然不能不得到特别是工人阶级方面的同样承认。实际上，这也就是承认其他生命力显然很强的大的民族具有那种正是各国工人为自己所要求的独立的民族生存权利。不过，这种承认和对民族愿望的同情，只是同欧洲那些大的、历史上清楚确定了的民族有关；这就是意大利、波兰、德意志和匈牙利。而法国、西班牙、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它们没有被分裂，也没有处在外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它们只是间接地同这件事有关；至于说到俄国，它只能说是大量赃物的占有者，到清算那一天，它必须退还这些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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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苏格兰山区的克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民族（nationality）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s）的残余叫做民族，同样，谁也不会把法国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做民族。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法国境外有许多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法语，同样，德国境外也有许多人，他们说的是德语，这种情形大概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民族的民族生活，多半参加了其他某一民族（people）的民族生活，已经不想再和本民族的主体合并了。瑞士和亚尔萨斯的德意志人不愿再合并于德国，同样，比利时和瑞士的法兰西人也不愿在政治上再合并于法国。而这种情况最终会带来不小的好处：政治上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往往包含有某些异族成分，这些异族成分同它们的邻人建立联系，使过于单一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样性。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出，在‘民族原则’同民主派和工人阶级关于欧洲各个大的民族有分离的独立的生存权利的旧论点之间，是有差别的。‘民族原则’完全不触及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民族（peoples）的民族生存权利这个大问题，如果说它也触及的话，那也只是为了混淆问题。民族原则提出了这样两类问题：第一是关于这些历史上的大的民族（peoples）之间的分界线问题；第二是关于一些民族（peoples）的为数众多的细小残余的民族独立生存权利问题，这些民族（peoples）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people）在欧洲的重要性，它的生命力，从民族原则的观点看来，是算不了什么的；在它看来，从来没有历史、也没有创造历史所必需的精力的瓦拉几亚的罗马尼亚人，同具有两千年历史并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生命力的意大利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威尔士人和曼恩岛居民，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像英格兰人一样地享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而似乎这不是什么荒谬的看法。但所有这些都是绝顶荒谬的，它被套上一种通俗的形式，好用来迷惑轻信者；所有这些不过是一句便当的空话，需要时利用利用，不需要时就一脚踢开。”

事实也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法国与俄国正是两个在巴尔干地区、波兰和整个欧洲大陆充当民族搅屎棍角色最为卖力的两个国家，也是最为露骨地谋求各自的利益的两个国家。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也揭露了为波拿巴政府充当密探的福格特如何在吹捧“民族原则”的幌子下，鼓吹泛斯拉夫主义，主张俄国获得全部斯拉夫民族疆域，而法国获取意大利、占领奥地利和德国的部分领土。

这就是所谓的无条件自决的“民族原则”、宣扬每个与主体民族分离的部分都有权利回归主体民族的“民族原则”的真实目的。在今天，类似的主张也包含着同样类似的目的。大凡以民族自决为名义，不顾历史与现实，一味鼓吹任何民族都有权独立，任何民族分支都有权与主体民族合并，都包含着某些大民族或大国侵略扩张的野心，不论这个民族叫汉族（要求承认东南亚华人的双重国籍）、突厥或维吾尔（东突运动）、鞑靼（要求归还克里米亚）、阿拉伯（IS的大伊斯兰国），还是叫俄罗斯（克里米亚公投）。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的大民族才有独立生存权利，并不是说大民族可以压迫小民族。恩格斯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 马克思说，应“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为了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就需要有一场实现民主、平等的社会革命。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是，列宁主义承认一切民族都有直至分离的民族自决权。列宁主义这一无视各民族历史和现实差异的观点欠妥，因此这一观点经常被某些批着民族解放外衣的反动分子或者大国沙文主义者利用。人们常常有意无意的忽视了，列宁虽然承认民族自决权，但是坚决反对在任何条件下都支持民族分离的要求，始终强调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为重要。在实践上，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政权恰恰是在承认各大民族独立之后，又努力将它们团结在一起，为共产主义共同奋斗。而且列宁还强调，“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分子和中世纪制度的代表者作斗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做斗争。”列宁主义承认所有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决不是为了支持各民族以独立的名义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而动。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时候曾尖锐指出，“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由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动和民族压迫的加强，所以在20世纪初期，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派。考茨基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

1789年开启的伟大运动远没有结束，革命多次失败又多次重现，民主、自由与平等还没有能够战胜专制、野蛮与压迫。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年后，我们看到类似一百年前的景象。IS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归顺，以伊斯兰的名义要将其势力扩张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更远。普京发表幽怨的演说，怀念起了苏联和沙俄，为俄国向东的扩张制造舆论声势，并如沙皇时期一样，在欧洲到处寻找和收买代理人。美国在全世界制造着摩擦和冲突，煽动着最危险的情绪做最危险的事情，即使烧了自己的手也再所不惜。以色列制造着种族屠杀。欧洲日益右倾，外来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成为了左右欧洲价值观和存亡的事情，右翼民粹利用民众不满心理冲锋陷阵，背后隐藏着革命没有斩尽杀绝的老贵族们和革命后爆发的大资本家们。中国的手伸向东南亚，非洲，甚至美国家门口的拉美，同时某些人把中国革命歪曲成一般的民族革命。日本修改宪法解释，军国主义再度登堂入室。印度谋求南亚霸权。整个世界都在动荡，民族、宗教矛盾日益突出，文化多元的破衣烂衫再也掩饰不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的现实。

最后，用列宁的话结束这篇文章, 请所有人务必保持警惕：“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上述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指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