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新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文化纵横》

马克思和韦伯构成了研究社会分层的两大传统视角，在今天，这两大传统依然具有解释力。但同时也需要文化批评的视角，以理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后果。

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的理论关注由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简单且切中要害地强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产生出来的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别。因此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当作为无产者的工人阶级开始获得稳定收入迈向小资生活方式时，当管理者亦开始拥有资产时，中产阶级的分析视角就取代了马克思有产与无产的二元阶级的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O.Wright）依然延用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中的两极——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将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进行了细分。依据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的细化指标，将美国的阶层按照是否亲自劳动、是否雇工、在资产组织中的决策与参与能力、资格认定的技能等分为九类：资产阶级、小业主、小资产阶级、管理者和监督者、管理者阶级、建议管理者、监督者、半自主雇员和工人阶级。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来说，我国的阶层关系是一种深刻的阶级关系，两极分化的本质亦是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同时，我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扩大。

陆学艺指出，“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用老板的增长说明：“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在1981年以前一个老板都没有，1981年开始有老板，1989年有20万家民营企业，现在已经超过1500万家。历史上看，平均每年增加50多万家，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第二，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现在个体户总数是3300万，1978年是15万，30年来几乎每年增加100多万。说他们都是中产不可能，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成为中产。第三，你看农村那些专业户，养鱼的、养虾的、养牛的、养鸡的，还有那些种塑料大棚的，一个大棚的收入也不少。这些有多少人呢？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平时我们常笼统地说中国有七亿农民，但仔细分析，每年中国农民有1%的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那就是700万啦，不是个小数目！”数据的算法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与资产发生各种关系的人越来越多。

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相对复杂得多，他将财富、声望和权力结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结构，更具有分析力和解释力。所谓“财富”是人们在市场中的地位，是人们的生活机会、商品占有、经济收入等；所谓“权力”是人们在遇到反对时能够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所谓“声望”是人们在社会中通过职业获得的声誉和尊敬。通过对上述三个变量的分析，可以将人们归类为不同的群体。我国学者对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基本沿着韦伯的路径。2000年前后陆学艺先生组织的对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表明，中国精英高度集中，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社会功能难以分化。孙立平认为，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精英集团。在一个总体性社会下，资源分配亦具有总体性，在国家政权的层面上，血缘资本在代际交换中，会强化不同资本的可转化性，因此精英的再生产会表现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延续。他更提出“社会结构断裂说”，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固化，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上层与下层之间已经断裂，几乎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世界，互相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与整合机制。两极分化的一极是垄断着权力、财富和声望的人，这样的分化的确是结构性的。

在活动和断裂两种事实面前，如何理解我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和特点呢？应当看到，我国人口众多，结构复杂。众所周知，障碍人们向上流动的因素是制度性的，获得“城市户口”依然是人们的梦想，户籍制度依然决定着工作、购房、子女上学等基本的生活形态。我以为，结构固化与向上流动的机会是以年龄为界的，对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来说，其社会地位基本固化，向上流动之路已经被封闭掉了。但对年轻人来说，市场促生了个体意识，个人能动性日益张显，其向上流动的动力巨大。每个家庭集中各种力量力求让年轻一代过上 “更好的生活”。由此，一些人凭借努力和市场机遇获得了财富成为有产阶级；一些人凭借着考学突破了户籍的制度阻碍成为城市中的“白领”。因此，乐观地说，近三十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化确实产生了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是年轻的向上流动的阶层。

之所以称其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因为这些人虽然在经济上可能获得了向上流动，但难以在文化上确认自己的阶层身份。特别要指出的是，近十年来，我国的文化建设特别是符号文化正透过人们的身体和情感来建构阶层身份。这些建构者的身份是暧昧的，却与城市的优越感、父权制的霸权和精英优势相关，用身体和情感来建构阶层身份的意义恰恰在于将那些来自农村和底层社会的、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和各种创业活动向上流动的、年轻的、新中产阶级区隔在上升阶层之外。

作为阶层符号的身体

2012年4月27日，《南方周末》揭露出“十元店”的社会现实，将底层的“性交易”展现出来，满足性需要的商品化方式是阶层化的，其最上层是各类夜总会，如“天上人间”；还有各类的被包养；宾馆和洗浴中心的“叮当公主”次之；按摩店、休闲店和发廊则又下一层；站街女的性交易的收入则降为60元。所谓的“十元店”则是最低的，需求者是年老的和低收入的男性，其提供者是上年纪的和来自乡村的女人。市场化和商品化将人们身体的欲求和满足的方式以等级化的价格呈现出来，为研究社会阶层化提供了又一指标。如同人们的出行方式，通过考察人们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是可以观察到权力、财富和声望的结合以及我们对待身体与世界的关系，它呈现的阶层依然保护性别、城乡和年龄变量的多重关系。

身体的阶层化使我们无法将身体置于社会生活之外。一方面，身体本身具有物质特性来显示社会意义；另一方面，话语对身体的物质特性进行遴选和凸显使身体具有文化意义。在商品化背景下，身体被阶层化，成为创造身份边界的重要工具。

那些与荷尔蒙相关，经由生物学、解剖学、生理学构成的领域都表达了身体的特质特性，表现为疾病、年龄、身高、体重、生命与死亡。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众多，有高矮胖瘦之分，有皮肤细腻粗糙之差，还有肌肉强壮柔弱之别，当这些身体差别表现为群体性的特征时，阶层的意义就传递出来了。这种阶层意义是建立在普遍共识基础上。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绝对存在阶层差异，因为不同阶层的人享有不同的医疗条件，并具有不同的健康观念。

话语对身体的物质特性进行的遴选和凸显充斥着社会有关身体的阶层想象。“高帅富”是个典型的阶层话语，“高帅”是身体特性，却与“富有”联系在一起。从我国健身运动来看，身体充满了阶层想象，白皙的肤色、健美的身材都是有钱人的象征，这意味着一个人消费哪个级别的化妆品、参与哪个级别的健身俱乐部，有没有私教、打不打高尔夫都成为了阶级地位的象征。

在身体的阶层想象中，与身体特性相关的符号消费粉墨登场。身体的阶层化的断裂明显，在身体符号化消费的过程中，年轻一代的新精英们难以完成用消费对身体的阶层重构。为了凸显身体的阶层属性，年轻人要么用透支型消费建构自己的阶层认同，要么用替代性消费使虚荣心得到满足。此时，其内心或情绪的压力是不可为外人道的，因此才有了“男女丝”的调侃与自嘲式反抗。

2012年4月13日的《京华时报》报出新闻“两年前嫁给山西首富的影星车晓被爆已于今年年初离婚。车晓发表微博承认离婚，但否认了获得3亿分手费”。有三个变量引发了看客的联想，女星、首富和3亿元分手费，“交换”、“价值”以及“值与不值”成为潜台词。

“高帅富”或自称“丝”都假设了一个相亲场景，暗示在婚姻和情感市场上不同阶层属性的男人受女人欢迎的程度。它仿佛预设了女人对“高帅富”的追求和有钱人在市场中的抢手地位。事实上，具有文化意义的反讽是，年轻人以“丝”自称，嘲讽那些“高帅富”。

在“丝”一词兴起的“百度李毅吧”中，各类跟贴五花八门，要么是向往美利坚的生活、要么是发泄对现实生活的愤慨、要么是对“高帅富”的向往。在丝的眼中，他们喜欢的女性几乎都是只会跟着“高帅富”走的。在网上自称“丝”的男性很多是受过高等教育、有较好工作的年轻人；但是与城市有户口、有钱人和有房子的人相比，他有的只是文凭；缺少优越的家庭背景和现实的物质财富，失败者（丝）形象不仅是身体上瘦小和落魄，还是情感上的自我压抑和被淘汰感。在身体阶层化的同时，情感亦被阶层化了。

情感的阶层化是低层阶段向上流动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它建构的是阶层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文化试图告诉人们这种差异形成的巨大鸿沟难以在短时间内通过文凭、工作以及户口来逾越的。

2006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新结婚时代》是对情感阶层化建构的最好佐证。改革开放后受到了良好大学教育、并在城市中有稳定工作的一代新人，正进入结婚生子的生命周期。出身农村、看似完成了向上流动的男主人公何建国与出身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女主人公顾小西之间，本是高尚和浪漫的爱情，却难以战胜由城乡生活方式之差别带来的两个人和两个家庭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上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并不会因爱情而消除，甚至还会因爱情所带来的美丽幻想而加剧心灵和身体的苦痛。城乡间、阶层间、性别间和年龄间的矛盾和冲突浸入情感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冲突是在日常生活的一饭一餐之中，却残酷地可以决定和影响人的生与死。这个电视剧宣告了阶层间越界婚姻的失败，它如警钟响起，警告那些妄图超界的年轻人，现实是残酷的。来自农村的何建国，即使获得了大学文凭，取得了进入城市生活的钥匙，但是其“乡下人”的身份却无法改变，父母兄弟的血缘关系注定了他流着“乡下人”的血，亲朋好友的往来如一张大网罩住了他的生活。电视剧叙述出来的真理是：城市生活不是拿着文凭和工作就可以进入的，在一整套现代的、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城市的生活方式总是摩登的、文明的、先进的、由财富来说话的，由此更反射出农村生活方式的落后、愚昧和顽固。

《新结婚时代》中有两个层面的叙述值得讨论，一是它说明了日常生活中的精神与身体之不可分，身体的苦痛就是精神的苦痛，它源自于我们对分享精神生活的渴望与不得，这种失望与身体融为一体，在流产、不孕、离婚甚至是死亡之中备感人生的无奈。另一个是它说明阶层边界、年龄边界、脑力与体力劳动的边界、性别边界和城乡边界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等级系统。年轻的知识女性顾小西拿自己的爱情和社会地位来抗衡传统的城乡之别，下嫁来自农村的丈夫。其结果是生活给了她最大的惩罚，她失去了爱情、失去了孩子、还失去了母亲。而她的父亲，一位老年城市知识分子，在丧偶之后，合情合理地娶了来自乡村的年轻女人，此时他获得的不是惩罚而是奖赏，他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年轻女人照顾而安度晚年。男性的、知识分子的和城市人的生活秩序成为当今社会最合法的秩序。情感是具有阶级和阶层属性的，情感的等级是由传统男性精英来定义，并将其置于最高的等级秩序中。

2012年上映并获得年轻人好评的电影《失恋33天》，作为“80后”的作品反映的也是他们自身的生活。此时，人们很难在影片中找到几位主人公的出身，曾经被强调的与生俱来的家庭出身被有意隐去，突出的是学历表达的“知识”分化。那位将与“高帅富”结婚的“小妞”，即使口音台湾化、消费奢侈化，但却可以理直气壮地用高消费来嘲笑读书人。大款对婚姻对象的选择则嘲笑了人们一直以来认为最美好的“爱情”，爱情被叙述为累人的、要求不断变化的高级游戏，而这样累人的游戏大款们是“玩不起的”或不愿意玩的。在爱情被嘲笑的同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亦被嘲弄了。剩女们之所以“剩”，不是因为她们不够好，而是她们的情感需求过于美好、无法商品化。当爱情不能被商品化时，她的命运就只有被贬低、被嘲笑了；连带着把渴望真爱的年轻知识女性一起贬低和嘲笑了。

依从于商品逻辑的身体塑造

身体和情感的商品化和阶层化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德国社会史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用“教养”、“文化”、“文明”等概念来论述“文明”使人类行为发生的特殊变化以及不同阶层间的互动。德国的贵族有一套做法来炫耀自己的高贵地位和贵族出身，教养通过不同文明的生活方式区分了阶层边界，最终演化成为民族性。法国则不同，法国市民阶层的发展是在于市民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和中等阶层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较早地被宫廷社会的圈子所容纳。宫廷贵族的做法不再在君主统治中起决定性作用，也不再成为阶层之间严格的界限。社会对待身体和情感的方式既是被阶层关系所界定，亦在界定阶层关系。

中国的社会转型出现了阶层间的流动，当城乡关系可以借助大学教育来改变身份时，大学教育建立出的新的阶层身份打破传统的城乡之隔，那么新的分层机制能动地将文化、将生活方式创生出来，而身体和情感皆成为表达其阶级和阶层身份的工具。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国家精英》中，深入地揭示了在权力场中不同类别资本的再生产策略。他用了“繁衍的策略”来分析家族如何透过鼓励晚婚或独身来保证家产的未来。用“继承的策略”来确保家产能够代代相传。利用婚姻来建立阶层内部自我保护的网则成为变迁社会中重要的一课。这意味着那些力求社会结构固化的力量一定会透过各种方式来捍卫自己的阶级属性，因此，建构身体的品位与联姻成为固化其社会阶层地位的不二选择。

事实上，文化一直是建构我国阶级和阶层结构的重要方式。计划经济体制下对阶级身份的建构亦是身体化和情感化的。毛泽东时代我们不仅要消灭阶级差异，还要“缩小”和“消灭”城乡间、工农间和脑体劳动者之间的“三大差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打破这三大差别的实践行动。日常生活层面中城乡通婚被鼓励，“门当户对”的选择被批判。经过改造人们之间的身体差异被消灭，知识分子不再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城市少爷和小姐，都被塑造为“钢铁战士”和“暴风雨中的海燕”。

30年，历史发生了逆转，电影、电视、小说等文本揭示了日常生活中阶层间、城乡间、脑体劳动间和性别间的身体与情感差异，阶级的和阶层的身份边界从隐性到显性、从有意的揭示到被广泛消费。文化以符号方式建构出新的阶层属性——“穷人”与“富人”的两极，富人的炫耀消费成为电视上的豪华汽车、高档住房和男人身边不断变换的漂亮女人。而穷人的生活则是不断地为生活琐事争吵和与财产相关的六亲不认，“贫贱夫妻万事哀”又一次成为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工业社会是靠财富和金钱来衡量的阶级关系，暗含着生产资料的剥削关系；那么在消费社会中，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剥夺是用文化来对身体和情感进行剥夺，情感由财富和消费来定价。“剩女”和“丝”的隐喻最好地揭示出阶层身份的本质——没有财富的身体和情感面对的将是不断被累积起来的心灵的失败体验。

社会阶层的身体化和情感化的社会后果是严重的，它是更为深层的社会断裂和社会剥夺。当一个民族只知用财富来衡量一份好的生活，并乐于在文化层面上建构这样的标准时，它剥夺的将不仅仅是身体与情感，而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和尊严。

身体和情感的阶层化意味着所有的人皆是失败者（LOSER，丝）。当身体和情感作为一个标识阶层的工具时，哪个阶层的人都已经无法再享受和获得“纯粹”的情感生活。如今我们否认纯真爱情的存在，是因为所有的爱和情都可以明确标价了。在商品化中我们失去了表达情感的手段和能力，因为所有手段都是物化的、商品化的。一次约会、一场电影、一次聚餐以及情人节的浪漫都由钱来支持，没有金钱人们就毫无安全感。

对那些已从乡村进入城市的知识青年来说，高等教育并没有使其拥有房子、车子和一份稳定的工作，情感的无望和无处安置的身体，一次次工作和爱情的失败经验，积累出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当青年人、有知识的青年人看不到生活的未来、看不到社会的财富增长与发展同自己的关联，失去了梦想时，我们的社会也就缺少了发展的动力。

我们曾经自认是知耻的文化，而当人们失去尊严，富人剩下的只是钱，穷人则连钱都没有剩下时，人的尊严会在哪里？当亲人之间为房产大打出手时，人们的“脸面”又在哪里？人们的孤独和悲哀又置于何处？如同《失恋33天》中王总送给黄小仙的那把大提琴，想象它如诉如怨的声音，代表着人生努力的一种失败。王总以为妻女是要过有钱的生活，所以忘我的努力，把钱挣来了，老婆女儿却离开了，因为女儿要的不仅是财富，还要亲人的“陪伴”和心灵慰籍；可是在为财富奋斗的过程中，谁有时间来陪伴妻儿呢？无论是大款的婚姻、还是王总的情感、抑或是黄小仙和“王小贱”相互安慰的爱情都带着苦涩和符号意义，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对金钱和更好生活的追求已经使得我们的情感和疲惫的身体无处安放。

当我们的身体和情感依从于市场与商品规律时，抑或我们的身体和情感亦是商品时，对阶层地位的追求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庸俗而乏味，这一可怕和残忍的现实确值得好好警醒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