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世纪进入到第二个十年，一二线城市和东部地区的有限观众和小镇青年完成了票房的交接棒之后，被甩在后边的并不是小镇青年，而恰恰是中国电影本身。

猴年新春伊始，春节档票房再次传来捷报：6天的春节假期，全国电影总票房达30亿元，同比增长66%。如果数字本身过于抽象的话，换一种表达可能更为直观——从初一到初三的近17亿票房，甚至超过了2005年全年的票房总额。的确，即便当年的电影人对未来有着怎样的美好憧憬，也绝不曾料想会有这样炫目的轮回。

因此，当21世纪进入到第二个十年，在这突如其来的票房神话，或者说在中国电影一而再再而三被调高的调门面前，也使人们不得不开始思索，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如此持久的票房亢奋？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每每都会在票房的庆功宴上被不断提及。一个原因是随着商业地产向三、四线城市包括县级市的渗透和下沉，中国电影的影院数量、屏幕数量依然在继续膨胀，今年春节档，三、四线城市包括县级市的票房增速甚至超过了100%。另一个原因是在线购票在眼下已成为中国电影观众消费电影的第一入口，今年初一的线上出票比例高于80%。而这二者的共同指向，就是当下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小镇青年，其也被视为中国电影新的观众、新的增量，代表着中国电影的未来。

小镇青年最初进入公众视线，还是2013年夏天前两部《小时代》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小镇青年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悖论特征在那时就开始初步充分显现，并随着这几年的发展逐步清晰。一方面，小镇青年成为率领中国电影票房攻城拔寨的先锋队，尤其是一直被认为事关中国电影脸面的国产电影的票房占比，事实上完全是由小镇青年来捍卫；另一方面，小镇青年又成为了中国电影内在品质裹足不前的替罪羊，特别是当讨论诸如IP等事关中国电影的实际文化工业水准的话题的时候，小镇青年和这些概念都被赋予了某种原罪式色彩。因此，如何辨析小镇青年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同时也构成了认知当下中国电影的核心关键。

然而，如果仅仅从上述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出发，远不能充分触碰、描摹小镇青年的清晰面庞，因为这种实际上已经沦为周期性数据更新意义的初级分析，仅仅是理论化剖析小镇青年的基本必要条件，作为今天中国电影新的增量、新的观众的小镇青年究竟从何处而来，将向何处去？是这种初级数据分析所不能回答的深层次问题。

小镇青年，顾名思义，就是指那些分布在三、四线城市包括县级市，从东部延展到中西部地区的广大青年观影群体，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明显有别于集中在东部地区的一、二线大中城市，虽人数有限，但相对多年龄段的电影观众，是非常典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由于区域、城乡、阶层发展不均衡和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而且是专属于中国电影院线制改革后的产物。因为在中国电影院线制改革之前的历史阶段，小镇青年并不是突出问题；或者说，是因为在那个历史周期内的小镇青年和今天的城市观众一样，还享有相对均等的文化消费权力，电影也还是一般可以共享的文艺形态，在剧场、在露天观看电影是一种非常普及的群众文化活动。新中国电影与旧中国电影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不是只局限在上海、北京、长春等少数大城市的极其有限的生产、发行、消费的机制和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在全国自上而下的建立起了与省、市、县各级行政单位平行的电影发行公司，并几乎覆盖到全国各地的每一个角落。这也是为什么1979年居然可以创造出293亿人次的中国电影观影人次的最高纪录，这在世界电影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票房继续高歌猛进的2015年，尽管12亿人次相比上一年度有着50%左右的惊人增幅——与1979年相比，仍然实在太过沧海一粟。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在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的观影人次急速下降，1991年的观影人次已从1979年最高峰的293亿下降到144亿，到了1992年又急跌至105亿，呈现出断崖式下滑的趋势，原有的省、市、县的垂直式的发行、放映模式开始分崩离析——中国电影必须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这就是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史前史。

真正的问题在于从1993年拉开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序幕，到2015年中国电影突破400亿票房并剑指世界第一，小镇青年在差不多长达20年时间里，压根不被视为中国电影的潜在观众，相当多的三、四线城市干脆连一家影院都没有，更毋宁说广大县级市。而且新世纪院线制改革以来的中国电影，也只创造出了宫廷、武侠、冯氏喜剧等屈指可数的几种经得住考验的类型，还仅仅只能满足一、二线城市和东部地区的有限观众的情感和经验，毫无疑问这和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市级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小镇青年的情感和经验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也就是说，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小镇青年事实上都不具有做为电影观众的基本文化权力。因此，仅仅将中国电影的内在品质的缺失的原因，归咎于已经缺席太久的小镇青年，就不仅显然是一种来自地域、城乡、阶层差异的歧视和傲慢，更是掩盖了中国电影自身的结构性缺陷——当新世纪进入到第二个十年，一二线城市和东部地区的有限观众和小镇青年完成了票房的交接棒之后，被甩在后边的并不是小镇青年，而恰恰是中国电影本身。中国电影从现在到可预见的未来，尚只能用品质不高的文化产品来迎合小镇青年，还远远不具备为小镇青年打造精品的文化工业能力，这才是中国电影所必须直面的尴尬困境。

当前被电影界和媒体所通约使用的小镇青年概念的最大误区在于，其为公众呈现出了有大量小镇青年忽然涌入影院的错觉。事实上，2015年的影院上座率仅15%左右，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从2007年开始，影院的平均上座率其实就没有太显著的变化。同样，也并非只有上座率长时间持续低迷，在生产领域更是长期以来一直有相当一部分院线影片无法收回成本，在发行领域则始终有五成左右影片压根不能进入院线。这充分说明，院线制改革以来的中国电影，它的生产、发行、放映等几乎所有领域的顶层设计，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都遭受到了严峻的时代挑战。很遗憾，如礼花般绚烂的票房神话——市场规模的阶段性放量增长，尚没有为中国电影的长期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依然只是横向的摊薄式的扩张路径。在这个意义上，小镇青年浮出历史地表不过是这种时代症结的最深刻体现。

综上，百亿票房年代的中国电影，其实只不过是复制了改革开放以来GDP发展模式的老路，中国电影产业的特殊性并没有超脱出中国经济的普遍性，每年数百亿的高票房依然不过是通过将小镇青年吸纳到特定产业结构中，这种放大渠道来增加市场规模的红利的产物，不过是典型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只要中国电影产业的票房增速也就是产值增速，落后于影片、院线这些产能增速，那么小镇青年作为中国电影的新增量、新观众的意义，恐怕就再也不是今天的缥缈谈资，既不再是票房的先锋队，也无法再做中国电影内在品质的替罪羊。所以，如若在未来十年左右我国文化产业整体上扬的战略窗口期内，不能完成以上述领域为表征的自身的结构性调整，也就是不能解决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的小镇青年问题，不能为更多区域、城乡、阶层的小镇青年提供更多具有现代文化工业基本品质的影片，中国电影自身的发展前景将难言乐观。因为，假如当前由区域、城乡、阶层发展不均衡和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审美差异，在逐步扩大的对外开放进程中，一旦被文化工业体系相对完善的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外国电影摸准了节奏，那么，小镇青年将会是谁的电影的新增量和新观众？他们将向何处去，将是谁的未来？这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将意味着什么？恐怕就远不是小镇青年自身的悖论，而是对中国电影的长期历史拷问。

中国艺术研究院 孙佳山

本文转自原创微信公众号：媒介之变（mediachan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