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非典型政客冲破传统体制束缚的现象，除了文章作者所述的原因之外，还应注意到经济危机下，传统的左右翼政党轮替都不能解决问题，导致选民对传统的政治格局、政党灰心失望，转而寻求体制外力量。

作者：王陶陶

近年来，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政治变局，正发生在全世界的政坛。

在美国，以特朗普、桑德斯为首的非典型政客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对建制大佬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欧洲，极右翼的德国备选党、英国国家党以及瑞典民主党迅速崛起，剧烈撞击了现有的政治秩序；在中东，伊斯兰国平地而起，打散了原有的地区地缘格局；在香港和台湾，学生及民众组成的草根团体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凡此种种，全球各地比比皆是。

政治素人柯文哲特朗普等人的迅速崛起，在以前绝对不可想象

事实上，这一系列瞠目结舌的政治大变局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对政治生态本身的深远改变。没有这种改变，以下情况将很难发生：

特朗普将会像以往的反主流政客一样被媒体无情地彻底污名化，在民众眼中变成一个真正的小丑；桑德斯将会像以往的浪漫政客一样被媒体刻意忽略，从而被民众忘掉；欧洲的极右翼将不可能将他们的非主流政治主张在欧洲广为传播；伊斯兰国终究会沦为基地手下一支被呼来喝去的打手；而香港和台湾的反体制运动，也只能小打小闹而难成气候。

那么，一个必须被回答的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为什么社交媒体能够改变政治？并使得我们一贯熟悉的政治生态竟然变成了大家前所未知的新事物。

要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切实认识到社交媒体对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和能力的深刻改变。

在社交媒体之前，普通民众事实上并不关心政治，这不仅仅是因为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政治相距甚远，更是因为民众关注政治的成本很高——需要民众在紧张的金钱和时间中，花钱购买报纸，浪费时间看政治新闻，还得花费很大力气去组织人群聚集起来以产生政治影响——这些都是普通人所不能承受的。因此，除非特殊情况出现，民众对政治是天然钝性的。

更重要的是，民众不仅参与政治成本高，而且其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相当有限。一般来说，他们所能得到的信息大部分都是经过媒体修饰过的，因此，他们的政治倾向某种程度上，也很容易被传统政治力量所主导。不过，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出现，这一切被彻底改变了：

以往篇幅冗长的新闻被缩编为几十个字；以往花费高昂、携带不方便的报纸和电视频道变成了免费、随身推送的讯息；以往需要能几百个人坐在一起才能相互交流的政治会商，变成了轻轻一点就可以形成的网络兴趣小组；以往需要几十万人共同聚集后才能产生政治影响力的集会游行，变成了随手可见的成千上万条愤怒或兴奋的留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交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政治生态。这一新技术使得民众能够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且很可能使得政治生活极化，并加速政党和政客的推陈出新。

随身推送信息和点发射能力的提高，使得民众对政治的敏感性和组织能力，大大提高

首先，互联网社交媒体迅速降低了民众参政的成本，导致政治能够通过网络深入民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最终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政治敏感性和参与度。这使得民众绕过传统的代议制度，通过网络表达出海量的支持或反对意见，直接对政府施加压力并进行监督成为可能。

例如，在台湾318学运、反课纲运动、香港反国教运动、欧洲死难儿童照片事件等政策议题中，民众通过社交媒体集聚的民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同时，事实也表明，随着民众网络民意力量的加强，以往左右民意发声的传统媒体影响力将逐渐式微，而代议制度下议会的政治价值也将因此削弱。这也意味着以往凭借媒体和议会影响政局的上流阶层的政治力量，将很有可能走向没落。

另外，由于政治参与成本急剧降低，也使得底层民众参与政治的能力和热情大大增加，这很可能导致政治生活出现极端化趋势。

由于底层民众大多数属于当前体制中的失意者，他们对现存体制很难抱有好感。他们迫切希望迅速改变，往往不惜诉诸于极端措施。因此，在底层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的情况下，政治光谱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极端化，而目前台湾、香港、美国、欧洲的政治趋势也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需要注意的就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出现极大地降低了政党和政客成长的门槛，使得政党和政客的快速崛起和没落成为可能。

互联网社交媒体不但降低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成本，也降低了政党崛起的门槛：一个Facebook帐号就可以迅速拢聚大批政治上志同道合之人；一条信息的群发和转载就可以迅速扩散自身的政治理念；而一个政治上的无名之辈只需要上一次头条就可以立刻变得妇孺皆知。

于是，历史上第一次，政治团体组建和壮大的成本变得如此低廉，以至于一系列新的政党或政客竟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一夜”崛起，并以可见的速度成长为可以和老牌大党或政客相匹敌的存在——如台湾时代力量（黄国昌）、香港本土前线（梁天倚）、香港学民思潮（黄之锋）、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及美国特朗普等。

不过政党和政客快速崛起必将大大加速政党和政客的推陈出新，也将导致政党和政客的快速过气，这是政治生态的必然结果，毕竟“喜新”就往往意味着“厌旧”。

所以，综上所述，社交媒体对政治的改变程度，将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报纸和铁路对政治的改变。

在一次大战中，欧洲的贵族政客们为了赢得战争，几乎动员了一切力量：他们让妇女走进工厂，这催生出了女权主义；他们将殖民地士兵送进战壕，这点燃了亚非独立运动；他们把农民和工人训练成士兵，这激发出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而这些也最终彻底埋葬了古老的贵族政治。

同样，社交媒体下的网络政治，也将深远改变这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传统的政党格局将被迅速冲破，新的政党将破土而出；昔日的政坛大佬将很快威风不再，新的政治素人亦将如红日般冉冉升起。在台湾、在香港、在美国、在欧洲，类似的政治现象正在发生着，并将继续发生下去，而这些绝不会是历史的偶然。

历史的车轮将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快速前进着，我们无法预知遥远的未来。不过，总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那些无法适应时代的旧事物，将被历史无情碾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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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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