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强击战鹰

序言

大家好。今天是十月革命胜利99周年的日子，作为义务教育内历史课的必学内容，相信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对这场革命有所了解。不过在今天这个特殊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作者要和大家谈的，是在这个广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中，那鲜为人知的一部分——为十月革命而斗争的中国人民。

当然，由于作者的水平所限，文章难免错漏，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初识

作者最开始知道有为十月革命而斗争的中国人，并不是在历史课本上，也就并不是首先了解到那广为人知的历史——李大钊那样的进步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声援。

在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推荐书目中，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苏教版语文书初一内容里，也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内容节选，于是语文老师就顺理成章地让我们购买全本并阅读了。

然后我就在该书的第一部第7章中，看到了这样一段故事：

　一个晒得黝黑、两眼通红的中国人，只穿一件衬衣，身上缠着机枪子弹带，两手攥着手榴弹，根本不找掩蔽物，一个劲猛追过来。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红军战士，端着一挺轻机枪。这是打进城里的第一支红军队伍。谢廖沙高兴极了。他奔到公路上，使劲地喊了起来：“同志们万岁！”
　　他出现得太突然了，那个中国人差点把他撞倒。中国人正要向他猛扑上去，但是看到这个年轻人这样兴奋激动，就停住了。
　　“彼得留拉的兵，跑到哪里去了？”中国人气喘吁吁地冲着他喊道。
　　但是，谢廖沙已经顾不上听他的。他迅速跑进院子，抓起逃兵扔下的子弹带和步枪，追赶红军队伍去了。他和这支队伍一起冲进了西南车站，直到这个时候，红军战士们才注意到他。他们截住了好几列满载弹药和军需品的火车，把敌人赶进了树林，停下来整顿队伍。这时，那个年轻的机枪手走到谢廖沙跟前，惊讶地问：
　　“同志，你是打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就住在城里，早就盼着你们来啦！”
　　红军战士们把谢廖沙围了起来。
　　“我认得他，”那个中国人高兴地笑着说。“在我们钢冲进镇子里的时候，他高喊：‘同志们，万岁！’他是布尔什维克——我们年轻的好同志！”他拍着谢廖沙的肩膀，用半通不通的俄语夸奖他。

第一次读到这里时，作者就很是奇怪：怎么在苏联的战场上，会出现有中国人呢？

但作者当时连苏联、苏俄和苏维埃俄国都分不清，更别提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了。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就没能找到。可这份疑惑，却一直埋在本人心里，还随着本人反复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逐渐加深。

直到去年年底，作者在军事贴吧里翻贴时，无意中解开了这个困扰我数年的疑惑：

　在内战期间有许多其他旅俄华工也参与了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行动。 他们当中许多人除参与后勤工作外，还有相当一批人加入了正规军。据苏联学者统计，1919年在苏俄红军、游击队及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行为非常委员会）中服务的华人达４万人；而以后在所有红军部队中，由中国人组建的部队不少于３个团、５个营及７个独立连，人数大约有５万多人。

那时候作者才知道，原来有数万以华工为主的中国人，参加了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苏俄内战……在此之后，我就专门留意这方面的资料，并在不久前成功找到了有关书籍……

所以，接下来主要谈论的，就是这鲜为人知的华工们。

二、华工！华工！

说到这些参加苏俄红军的中国人，就不得不从他们之前的身份——华工说起。

我国历史上的“华工”，并不是“中国工人”的简称。它既不同于我国古代出国卖艺的手工匠人和小商贩，也不同于今天的中国工人。它有着特定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含义。概括地说，华工是近代史上为生活所迫，自愿前往或被人拐骗、招募到国外谋生的中国人。因此，可以说华工是华侨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并非一般的侨民，而是指那些在国外受资本主义剥削和奴役，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中国人。就其阶级内容来说，华工是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它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与掠夺中国的产物。

为方便阅读和转载，以下资料均以文字格式放出，出处会在最后列出并分享。

欧洲资本家贪婪的魔掌现在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无怪乎出现了瓜分中国的议论。如果按照真实情况，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对华战争》（1900年9-10月） 《列宁全集》第2版 第4卷 第319-323页

在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史上，华工是中国人民里，饱受帝国列强侵略与被压迫民族之苦的代表性人群。赴俄华工更是所有华工中处境最为悲惨的。

十月革命前的世界，还处于资本主义掌控全球、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黑暗年代。不管在沙皇俄国的哪里，华工们都被当成“苦力”、“猪仔”和“黄种奴隶”。

人口贩子会将华工们关进圈养牲畜一般的闷罐车或轮船，然后将他们贩卖到俄国各地。工地总管将他们当成会干活的消耗品，对他们的死活毫不在意。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哪怕在辛亥革命后，也对此不敢过多插手。

在环境恶劣的货车车厢中，一批批赴俄华工们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幻想，经过铺满华工尸骨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被送到俄国各处。迎接他们的，却是与合同上完全不同的待遇，以及与奴隶没什么区别的生活。

我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从来不知道的国家。“一天两块羌帖”这句话，像钉子钉牢在我心中，我一家人的温饱幸福都似乎有了着落。
　　然而，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在满洲里附近的一个车站上，有一个留辫子的中国人好心地告诉我们说：“到俄国煤窑去干活不好，整天不让上来，弄得眼睛都瞎了，并且外国警察看得紧，跑了就抓！”这个善良的人，当时就被工头抓住了，但是他的话却在我们中间引起了波动和恐惧，还挨了一顿痛打。这以后，工头们对我们的看守就更严了，到站时不让走远，以至于根本不让下车，想跑也跑不掉了。

赴俄华工们被像是赶牲畜一样，在招工人驱使下，到处更换工作地点和工种。有些招工人还将骗来华工榨取的差不多后，把他们转卖给别人，当人口二道贩子。

1916年5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东北一片混乱，季寿山被骗到俄国当了华工，开始了他漂泊无定的异国生涯。他被骗去俄国后，先被派到穆尔曼斯克修铁路，后到亚美尼亚的埃里温市挖水沟。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万华工还被沙俄政府送到前线去当炮灰。这些华工大部分在机枪、火炮和铁丝网组成的地狱中横尸沙场，仅有极少数逃回了后方。

即使赴俄华工们领着最微薄的工资，也还要时刻小心被监工用各种手段骗去。许多华工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年，才拿到合同规定上一个月的工资。

那些工头还撺掇工人们赌钱，他们抽头。有些工人从赌博场出来，把刚发的几个钱都输光了。

赴俄华工们的劳动环境不仅极为恶劣，还在劳动时也饱受民族压迫之苦：

建设摩尔曼铁路的华工处境更加悲惨，华工们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以下的酷寒，日夜三班加紧施工，许多人冻掉了脚趾头。他们不仅要受监工们的侮辱和打骂, 就连工地上的参加施工的德、奥战俘也常常打骂华工。
　　这里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一年四季阴惨惨的, 到冬季一连几个月见不到太阳。 许多人吃了当地有毒的水以后中毒死掉。根本吃不到新鲜蔬菜，只能吃到少量干菜，许多人的牙齿吃坏了。他们住在土窑里，没有劳动保护，更没有医疗帮助。

在当年旅俄华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这样讲述了革命前华工的情况：

　“这里的生活条件、工作和气候对中国工人来说都是致命的……他们的生活是艰苦的和悲惨的, 生活的艰苦又由于他完全处在包工头和警察的监视之下而加重。工人们受骗了，因为当初曾向他们保证有工作，有工资和与他们的祖国完全相同的生活条件。但是，这些中国人既不能回国，也无处申诉，又不能提出改善生活待遇。他们被看作黄种人，看作一种买来的商品，看作奴隶，他们在沼泽、在森林被枪杀、被折磨、被监禁、忍受饥饿之苦。中国苦力病倒了，神经失常了，也没有人来过问。中国政府无力通过自己的外交代表采取措施改善自已国民的命运 （而且'外交官先生'既没有时间、也不愿意为解决这些纯粹外交性质的问题而自寻麻烦）。华工们就在这种条件下生活、工作和渐渐死去，他们以为他们将完全看不到黎明，也许将永远见不到祖国的亲人、宗祠和祖坟……”

也不是没有华工敢去反抗。

华工虽吃苦耐劳，但他们是人，是具有光荣起义传统的中国人民，而不是没有脑子的机器。可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还能依靠铁路快速机动的沙俄军队面前，这些手持简陋武器的华工起义者们，又能翻得起什么风浪？

乌拉尔矿区的阿拉伯耶夫斯克矿山工厂又发生了更大的事件。在这座矿山工厂的一个木材加工厂有两千六百名华工，他们向厂主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要求，然而，华工们的合理要求遭到拒绝，他们的领导人被解雇并遭到逮捕。
　　1916年5月25日有一百名华工罢工，要求释放他们的领导人，第二天整个伐木场的两千六百名华工全部参加。罢工工人同俄国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华工开了枪，一人当场死亡，八人受伤。但是，华工们并未屈服，他们手持斧头和石块同警察搏斗，直到把警察赶跑。
　　当地政府十分恐慌，“黄种人暴动”的消息一直传到首都。最后反动政府派出了大批军队将全体华工团团围住，逮捕监禁多达二百六十人，占全体华工总数的十分之一。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不止发生了一次……

赴俄华工们就这样用自己惨痛的经历，切身体会了什么是帝国主义国家，什么是民族压迫，什么又是阶级剥削……

可华工们并非走投无路，他们在血泪中逐渐认清了真理，明白了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而革命的风暴，也愈演愈烈……

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华工！

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工人阶级一直是革命斗争的先锋军。旅俄华工更是其代表。

早在推翻沙皇专制的二月革命前，就有旅俄华工投身了革命事业。他们和俄国工人阶级一起，团结在了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周围，为反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

二月革命之后，旅俄华工们逐渐开始参加赤卫队，并积极参参加各种革命的示威游行。

　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巴库、叶卡捷琳堡、彼尔姆等许多城市的反对临时政府、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民主的示威游行队伍中，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倾听列宁发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伟大号召的人海里，在平定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的战斗中，在攻打冬宫的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到处都留下了旅俄华工的足迹。

这一切，是与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所分不开的。

俄国共产党人不仅在起义成功后，废除了所有沙皇俄国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承认了全世界不分大小、不分先进或落后的民族自决权。还对沙皇政府种种掠夺、剥削和杀害华工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沙皇俄国政府正是靠剥削华工大发其财，他们对华工施展了种种鬼蜮伎俩，从欺骗、毒打到杀戮。
——《乌拉尔工人报》1917年10月8日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作为俄国工人阶级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对工人阶级兄弟——华工的处境非常关心。救济事业部门立即拨款了几千卢布给华工组织，交通部门给予了华工组织免费遣送华工回国的权力，粮食部门给各地华工大量发放购粮证明，还为许多华工办理了户口。

并且，苏维埃政权还宣布并执行了这样的法令：

1.雇主与工人之间和包工与工人之间所订的合同，凡与苏维埃政权颁布的法令及对工会规则有抵触者，一概作废；原有的包工制度，完全取消；
2.将愿意回国的工人遣返回国，对愿意留在俄国工作的工人通过主管机关安排工作；
3.留在俄罗斯工作的工人应在工资、工作时间、医保、保险各方面享受与本地工人相同的平等待遇。

因此，有大量的华工参加了赤卫队（注：苏俄工农红军在1918年2月建军）。下面的商堂方就是一个例子。

华工商堂方在十月革命前就在彼得格勒的一家工厂做工，在工厂组织工人赤卫队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乡刘永山、赵强请等人都积极报了名。
　　商堂方回忆说，“因为工人赤卫队的章程里这样写着：‘工人赤卫队以保护全体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为己任。部分性别、年龄和民族的区别。’，‘不分民族的区别！’……这句话尤其使我感动。这就是说，我认为，现在将不存在白种人和黄种人的区别。”他每天和俄国工人一起巡逻、执勤。有一天，商堂方正在站岗，一位素不相识的工人模样的老年妇女向他走来，于是就发生了下面这样一段对话：
　　“你在这儿干什么？伙计！”
　　“保卫工厂”
　　“你为什么保卫它？难道它是你的？”
　　“我的，你的，全体人民的！”
　　“这么说不错，祝您值勤顺利！同志！”
“同志”这个词对像商堂方这些昔日的“黄种奴隶”来说，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在距离彼得格勒较远的地区，革命力量较为薄弱，所以这些地区华工们觉醒的速度要慢一些。下面在乌克兰地区做工的齐杨戚就是一个例子。

　齐杨戚回忆说：“一开始我们弄不起激动俄罗斯的事件，但是后来就懂得了。出现了用中文写的传单，宣传员也常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讲的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叫李满堂。
　　宣传员说，布尔什维克是保护人民的，他们要把政权交给人民。他们对人民一律（平等）看待，俄国人、中国人对他来说都是一样……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关心。我们关心谁将获得胜利，是立宪民主党人，还是苏维埃？
　　那时候，我们把一切拥护沙皇、富人和旧制度的人，就叫做立宪民主党人，把一切拥护人民、拥护革命的人，都叫做苏维埃。”
　　“十月革命爆发了，我们非常兴奋的是，人民占了上风。当我们看到，有人从四面八方向人民政权进攻的时候，我们明白，必须保卫他。”
　　不久，齐杨戚和许多华工一起参加了工人赤卫队。

在惨烈的国内战争中期，还有华工参加赤卫队。

　1919年初，根据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地下委员会的指示，叶卡捷林诺斯拉夫铁路机车库的工人组织了工人赤卫队，出没在白匪军的后方。一次，在古利亚依一包列车站，赤卫队员发现一列载有一百八十多个华工的火车停在一条岔道上。这些华工是“伊万和索菲亚煤矿”的工人，已经三个月没领到工钱，而且白匪军还抢走了他们的一切。当这些中国工人了解了这支工人赤卫队的情况，明白了他们是捍卫穷苦人的利益的时候，华工们立即毫不犹豫全部参加了红军。

不过还记得当年有个比较神奇（现在看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正规红军的组建才比较缓慢，在1918年初才开始......

差不多讲完了华工赤卫队员的代表性故事，接下来就谈谈正规红军里中国战士们的故事。

四、俄国“中国红军”的组建

图1、《高加索的烽火》——前旅俄华工、苏俄红军战士季寿山的回忆录
1918年是苏俄处境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年的上半年，帝国主义干涉军与白卫军互相勾结，向苏维埃俄国发动了全面进攻。至该年夏天，苏维埃俄国四分之三的国土已经沦陷，其中更是包括主要的粮食产地——乌克兰、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苏维埃政权不得不进行战争总动员，将苏维埃俄国变成了一个大军营。并采取了著名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严峻的形势，向全体人民，包括旅俄华工在内发出了紧急号召：“立即拿起武器参加战斗！保卫人民的苏维埃政权！”

于是，大批华工参加红军，一支支红军中国部队组建了起来。

彼得格勒是十月革命之城，也是国际无产者之城。在这里，组建了首批和大量的红军国际部队。其中当然包括红军中国部队。

《武装人民》报的记者来到中国战士的驻地采访中国战士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指出这里的景象已经不是这栋楼房的前居住者——宪兵，这些沙皇制度的卫道者们所能想象的。
　　记者写道：“在战士的休息时间，记者好奇地来到了营房。如今这里完全是一种生气蓬勃，令人感到的景象：有几个中国战士围在一起说俄语，学习时他们总是努力先学习革命口号：‘无产阶级万岁！’一个人用心地重复着。
　　‘打倒资产阶级！’这是另一个人在吃力地学着发音，一边笑着转向我说：‘好难学的俄国话！’
　　在另一个地方，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中国人正在饶有兴趣地凝视着面前一张小姑娘的照片，一边用笔在纸上写着什么。这是她的小女儿，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他在给她写信。这位中国战士写到：一旦所有凶恶的阔佬财们被打倒，他就将回到她那里去，给她带回去许多许多好东西。也许她现在还不知道吃饱饭的日子会是什么样……
　　在营房的另一个角落，有五、六个中国人正在哼着一支悲戚、单调、节奏慢又长的歌，就好像这些‘龙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的奴隶们从前生活的那样。在那里，资产阶级从工人身上榨取出比别的国家的工人更多的血和汗。
　　在红军战士床铺间的过道上，指导员和值班员张永骏正在严格地查看室容和卫生情况……不久，这个中国营将同俄国兄弟一起投入战斗。”
　　记者接着写到:“中国国际主义红色营，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奇迹，这是革命的巨大破坏力和革命的伟大创造力的证明，这是全人类国际团结思想必将胜利的象征。”为保卫红色的首都，根据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支中国人的部队不久即开赴前线。
　　1918年9月5日的彼得格勒《武装人民》报也写到：“革命创造了奇迹……旅俄华工拿起了武器，组织了国际主义者的队伍，他们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在他们的黄皮肤下面流着红色的无产阶级的鲜血；他们黄色的胸膛里一颗勇敢的心在和世界无产阶级一起跳动；他们黄色的手高高地擎着国际歌的红旗。”

在乌拉尔地区，华工们也积极参加红军：

　俄国工人对李洪强说，白匪帮助有钱人。李洪强是个穷汉，他不喜欢富人，于是他参加了红军，当上一名志愿战士。他希望凭力气一直打到黄河之滨。就这样，李洪强在布留赫尔领导下，参加了许多次战役，直到同东方战线的红军会师。

不过看到这位战士表示要从乌拉尔凭力气打到黄河……笔者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

言归正传。乌克兰地区的情况就相比之下要差一些了。前文已经说过，这里远离革命中心，革命势力较弱。但幸好这里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孙富元。

孙富元是东北人，还是贫苦军人家庭出身，政治可靠、基础扎实，担任红军中国部队指挥员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在十月革命后，他向组织主动申请组建红军中国部队，并很快得到了批准。

虽然乌克兰地区远离革命中心，是俄国反革命势力最强大的地方之一，但在十月革命前后，这里华工的处境极为悲惨：饥饿、失业、 流浪……他们远离祖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广大旅俄华工痛恨沙皇政府，同情革命，支持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因此， 孙富元组织中国部队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孙富元说：‘我们决定组织中国人的红军队伍，谁想参加就可以报名。’
我问：‘要我们干什么呢？’
‘应该战斗，’孙富元回答说。‘伟大斗争的时候到了，你们和你们子孙们的命运就取决于俄国的工农政权是胜利还是失败。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孙富元的这番话说得很对，我们都十分信服……

（于是这里的大部分华工都加入了孙富元指挥的中国支队）

　雅基尔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谈到孙富元（俄文名瓦西基）率领中国战士们加入这支红军部队的有趣经过：
　　“在一个非常难熬的夜里，当时我正在支队值班……
夜里，乏味地听着稀疏的炮声、机枪声，我已经精疲力竭。在那艰苦年代的最初几个月中，又有谁不是这样呢？
　　临近清晨，有人会第一百次把你叫醒。前线的夜晚算是平安地过去了。刚睁开眼睛，我发现面前站着一个身穿蓝色女上衣的中国人。他说出一个字：
　　——瓦西基……我是瓦西基……
　　——你要干什么？——我问到。
　　——中国人需要？
　　——中国人对你怎么样？——我又问到。
　　他总是重复着自己的话：中国人需要？
　　我听不懂他的话，也不明白他说的‘杰格那尔姆’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当时人们都说，可是没有一个人明白是什么意思)）
　　两个小时过去了，那个中国人走进司令部，还打手势叫我们到院子里去，我们一出门才明白：院里整整齐齐地站着四百五十个中国人，他们按照‘瓦西基’的吆喝声，集合起来，据判断，也许是‘立正’。……
　　“我们人很少，枪很多，没有拿出来。于是我们决定，这些人都留下来，他们哪一点儿不够一个战士？后来证明，他们是一些多么出色的战士！……他们穿上鞋，穿上军装，扛起枪，你再看……简直漂亮极了。就这样，我奉命去指挥他们，并派我们到破旧的蒂拉斯波要塞去防守。

作者推测，这个“杰格那尔姆”应该是中文“加入你们”……孙富元想说的是“中国人要加入你们”……语言不通是多么蛋疼的事情啊……

……

综上所述，和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一样，这些新参加苏俄红军、与俄国同志并肩作战的中国战士们，并非一开始就怀有“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之类的远大理想。他们只是想要活下去，特别是想要更好地活下去，而共产党人们则实现了他们这个愿望。因此，当自己的美好生活遭到威胁，当反革命分子要让他们回到过去奴隶般的生活时，只需要组织发出号召，那么就将有千千万万的翻身穷苦人加入为革命而战的大军中去。

不同的是，比起中国那样的“武装的革命 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革命势力一开始就必须组织革命军队进行战斗。有一个长期议会斗争与罢工游行示威斗争过程的俄国革命，就让工人们在后来保卫革命时显得更加有觉悟了。

这一部分的最后，还有个参加红军的华工数量问题。由于苏俄内战年代久远，并且内战局面混乱、难以统计具体人数，所以苏俄红军里中国人的数量一直是个谜。但根据相关文献和回忆录的记载，在红军正规军中约有10万左右的中国人，还有差不多人数的中国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所以，据可靠推测，在苏俄内战期间，为保卫苏维埃而拿起武器战斗的旅俄华工人数，总共应在15-20万人左右。

五、战斗！觉醒的华工们！

　1919年7月15日，维利卡卢加苏维埃《消息报》在一篇题为《英雄》的通讯中报导了西部战线一个中国机枪小组的英雄事迹。
　　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一个红军狙击团的部分连队被白军包围，除了机枪排的几个中国红军战士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这几个身负重伤的中国战士仍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就在白军冲上来的时候，他们面对敌人“全体昂然挺立，相互开枪……”
　　这些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姓名的中国战士，为了苏联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履行神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使命而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该报写到：“这种英雄主义的典范，只有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进行的国际主义的斗争中才有可能。中国人远离自己的祖国，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革命事业——难道这不是革命对一切资本主义偏见和流毒的胜利吗？……无名英雄们，你们将永远活在俄国工人、农民们的心中！”

这样的评价，我相信上过义务教育、学过《纪念白求恩》这篇课文的朋友们也应该比较熟悉。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
　　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
——《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

千千万万翻身华工们的英雄事迹，远不是一篇长文就能说清的。因此，作者在本章就列举一下国内战争各战线比较鲜为人知的中国英雄。那些著名的红军中国英雄和红军中国部队，将在下几章里介绍。

1918年上半年，在红军解放了北方之后，干涉军来了。他们先后登陆了苏俄北冰洋的两个沿海城市——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并在打到距离彼得格勒两三百公里的地方才被红军挡住。这就形成了国内战争中的北方战线。

北方战线有大量的华工，主要是被派去修筑铁路的，他们的待遇极差（前文已经说过，在这里就不多提了。）……所以，当插着红旗的列车从彼得格勒一路开到摩尔曼斯克，十月革命的浪潮一路涌到最靠近北端的城市，干涉军又紧接着入侵了苏维埃俄国时，大量的华工拿起了武器，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

　红军战士们还将永远怀念着另一位中国英雄，他的名字叫李万。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李万所在的部队被敌军压迫到一条大河岸边，红军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必须将这里的紧急情况通知对岸的友军。没有船只，只能游过河去，而当时的河面已开始结冰。为了挽救这支处境危急的红军队伍，李万毫不犹豫地脱下衣服，向战友们挥了浑手，便毅然眺入刺骨的冰水之中。他冒着敌人雨点般的子弹，使劲地敲碎刚刚结冻的冰块，忍着冰凌刀子般的剌痛，奋力游向对岸……他的红军连队得救了，但是中国英雄李万却由于负伤过重流血太多而牺牲了。

西北方面在苏俄内战早期战斗的较为惨烈。这里距离革命中心彼得格勒很近，可这里也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容易策动反革命叛乱。

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的红军中国英雄团体，便是在镇压反革命叛乱时产生的。

—场猝发的、激烈的巷战开始了。叛军集中全部火力进攻市中心的“萨沃依”旅店，这是一座坚固的石头建筑，市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这里设立了司令部。在守卫司令部的红军中就有中国国际支队的一个小分队，当地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和一些布尔什维克党的 干部也被围困在里面。叛军动用了包括机关枪、野战炮等火炮在内的各种轻重武器，向这座建筑物猛烈射击。这场力量极为悬殊 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楼内守军大部牺牲，但是司令部门口活着的中国战士们仍在顽强抵抗。他们和外面的一切联系都已断绝，又都负了伤，伤口淌着血，子弹也打光了。当敌人潮水般地向楼内冲进来的时候，他们拖着受伤的躯体，用尽最后的气力同叛军进行肉搏战，直到全部壮烈牺牲……
　　四天之后，红军重新解放了这座城市。戈梅利市为死难的烈士们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只是，要辨认在这座建筑物里牺牲的战士们的尸体已不可能，因为这个中国支队的战士全部英勇牺牲。最后只好在这座友谊墓的花冈岩纪念碑铭文中牺牲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字后面加上“和九位无名英雄”的字样。

作者不禁想起了一句话：“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与世长存。”，这是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的墓志铭。

在西南战线，参加了红军的华工们也表现的十分英勇。苏俄红军指挥员雅基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描写了国内战争早期，红军撤出乌克兰时，他所在部队中国战士们的表现：

　“他们（指中国红军战士）的掩护工作组织得十分出色，中国人——坚强、无所畏惧。自己的弟兄在战斗中牺牲了，他连眼睛也不眨一下：走过去，给自己的兄弟合上双眼，仅此而已。然后就在死者身旁蹲下来，口袋里装着子弹，镇定地把它一颗接一颗地射出去。只要他知道在他面前的是敌人，那么这对敌人来说就不妙了，中国人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另一位苏俄红军战士则回忆说：

　“中国红军战士的小组就象上足了发条—样，冲出密集的散兵线，两个人一组迎着猛扑过来的哥萨克疾 驰而去。中国同志们似乎是在去送死，伹是几秒钟之后才看出他们 的策略t每两个冲向敌人的中国红军战士中的一个，好象故意把自己送到哥萨克的马刀之下，但却出其不意极巧妙地蹲了下去，用步枪把敌人的马刀挡飞到一边，这时第二个中国红军战士冲向敌人的骑兵并用刺刀把他们杀死。和他们并肩前进的水兵也学着中国人的样子，两个人一组向哥萨克冲过去……”

这样的英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枪炮声接连不断地传入耳内，只在黄昏后才渐渐安静下来。士兵们则趁此有的“通枪管”，有的打“野味”，也有的人“偶然走火”或出于胡闹才打枪。
　　据一位军事专家的精确计算，士兵一天乱打枪平均起来要白白耗费二百到二百三十万发子弹。这种不负责任的胡乱放枪的行径确实是一种令人蒙羞的行为，这些战斗在草原上的部队，因为没有建立起自觉遵守的铁的纪律，各个团里也缺少觉悟性很高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所以迅速地改变这种现状，使之形成新的作风，建立新的组织形式和开创新的局面是十分困难的事。
　　几天后伊万诺沃-沃滋涅先斯克的工人支队到达了乌拉尔斯克。可是，当这些头上戴着各式各样的、嵌着大红星帽徽的支队战士奉命去执行护城任务时，却经常时不时地遭到不明方向的暗枪的袭击。这是“自由”农民团的红军战士干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开进城来的纺织工人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使他们不再能浪荡不羁了。费多尔遇上的另一个红军士兵，头上顶的是一辆竹编的婴儿车，可能拿去引火或者仅仅是拿它开开心，这样的事很多，好像什么都能成为战士们的玩具。

诸如此类的逗逼事件，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所以白卫军中将才会在他的回忆录里这么说。
同时，他还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过中国人。

最后我们又碰上了正规的和顽强的红军步兵，尽管暂时确实是由外来人组成的，但这些外来人是中坚力量，依靠他们可以进行部队的正规化。
　　然而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长处是克服了红军中无政府主义和为所欲为的趋向，使秩序和纪律在组成红军的自由逃民中扎根，加强了指挥人员的权力，在众多普通的战士和指挥人员中培养完善自己的志向。
　　白军的指挥人员忽视了敌军中的这个过程，没有賦予它应有的意义。
　　在这一时期，我们不懂得吸收拉脱维亚人和中国人只是组建正规军的第一步，只是把军队抓在乎里并依靠这一可靠的力置在红军中确立秩序、纪律和正规化的手段，不懂得异族人的部队和共产党人的支部在团队中起的就是志愿军团队中军官连所起的那种作用，而只是愚蠢地大肆宣扬中国人和拉脱维亚人的残酷和被交给异族人统治的俄罗斯人民的苦难。
——《多斯托瓦洛夫谈白卫军在国内战争中失败的原因》（1922-1924）
　　注①：多斯托瓦洛夫，全名叶夫根尼·伊萨阿科维奇·多斯托瓦洛夫，前白卫军中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后与科尔尼洛夫将军关系甚密。十月革命后，先在克里木，后在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军队中参加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在苏维埃政权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后流亡西方。

看到了中国红军战士的英勇，可什么是文中所说的：“不懂得异族人的部队和共产党人的支部在团队中起的就是志愿军团队中军官连所起的那种作用，而只是愚蠢地大肆宣扬中国人和拉脱维亚人的残酷和被交给异族人统治的俄罗斯人民的苦难。”呢？

看下图的白军宣传画就知道了：

白军针对红军里中国官兵的妖魔化宣传（图中留着鞭子的自然是中国战士，而那位“红色怪人”则是时任红军总司令的托洛茨基）这图意思大概是：托洛茨基依靠中国人和水兵屠杀俄国人。

总之，旅俄华工们如此英勇地为革命而战，肯定是十分瞩目的。

于是就像八路军在侵华日军后方大规模展开游击战，弄得日本帝国高层又恨又怕，都去通过外交手段尝试联蒋剿共了一样。各帝国主义国家也使用了外交手段来打击旅俄华工。

华工参加红军为保卫苏维埃俄国而战斗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使各帝国主义国家极端恐慌。1918年9月28日，日、 英、美、法、意、比、葡等七、八个国家的驻华使节曾联名就此事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而且，白匪军和干涉军还用非人的手段屠杀中国人。

　旅俄华工坚定地支持苏维埃政权，引起了白匪军仇视和恐惧，因此他们对参加革命的华工表现得格外残忍。邓尼金下令将所有被俘的中国人一律送交军事法庭。有的中国战士被他们俘虏以后，受尽肉体上的折磨，然后为他们夹在马队中间游街。有人支持不住倒在地上，白军就会立即用乱刀将他砍死。
　　李富清曾经回忆在1918年夏天同白匪哥萨克战斗后所见到的惨象：
　　“……路边、田野、村子里，到处是被敌人残杀的红军尸体；野狗在啃啮人的肢体，乌鸦在啄食人的肌肤，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沿途的树上和木粧上吊满了中国战士的尸体，有的耳朵被割掉了，有的眼晴被挖掉了，有的舌头被割去了，有的肚子被戥穿了，肠子拖在地下，有的手心和脚踝上都被粗铁钉钉在木桩上。当时天气非常炎热，苍蝇成群地在尸体上嗡嗡乱飞……在这些尸首旁边，大部分都写着标语。……标语的内容大都是：‘这是红军的下场！ ’‘布尔什维克完蛋了！’中国战士们看到这些，又气愤又哀伤。部队一边前进，一边收尸，一路上共收了二百多具中国战士的尸体
白军不仅残酷虐待中国战士的俘虏，而且还惨杀无辜中国老百姓。1919年2月，在梅利托波尔，白匪分子共杀死来自湖北和山东的华侨五十多人，其中有妇女十一人，儿童二十三人。

这样残忍的行为，让作者不禁想起了土地革命战争时，蒋匪军对红军俘虏和苏区人民犯下的罪行。

在巴尔达的战斗中，中国支队政委郭万清受伤后被白军俘虏，白匪军对他施以种种酷刑，百般侮辱和折磨， 郭万清始终坚贞不屈，最后白匪把他杀害，并将尸体肢解、剁成碎块。

但这还不是全部.......

　滨海省是旅俄华人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的中国人在革命前饱尝了沙俄统治的民族压迫之苦，他们的社会地位连流犯还不如。1918年初日本人来了以后，滥杀无辜，对当地的中国人尤其残暴。当时这一带瘟疫流行，日本人乘机四处捕杀中国人。华工郭玉成回忆说，日本人开着大卡车到处去巡逻，车上站着几个长着满脸横肉的日本鬼子，穿着白衣服，戴苕白口罩，手里拿着一个大铁钩，看见那些衣服穿得比较破烂的中国工人，就一钩子将他钩住，拖上车去，说他的身上有传染病，要拉去活埋。许多华工就这样一车一车被拖到郊外活埋了。有些华工还被浇上火油活活烧死。
　　“有一次，我就亲眼看见这样一辆卡车，被捉上去的华工象柴一样迭着，一个压着一个。车子开过去，车厢内传出悲惨的叫声，路上洒下了殷红的鲜鲜血。一时，海参崴的街上都变得冷冷淸清的，没有事谁也不敢到大街上去。
　　那些杀人魔王看见在大街上抓不到中国人，就在每天早上天刚裴蒙亮的时候，把车子开到工人宿舍去砰砰啪啪地把门踢开，一钩子一个把他们都钩出来，拖到车上去了’。

在西伯利亚，日本干涉军和白匪军也同样残暴。

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反革命势力除了日美等帝国主义干涉军外，还有高尔察克匪军、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反动的哥萨克首领谢米诺夫和卡尔梅柯夫匪帮。他们相互勾结，为非作歹，在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政策。日本干涉军尤为残暴，他们有时把整个村庄烧毁，不许一人逃出；有时把数百农民抓起来集体枪杀。日本干涉军对中国人和朝鲜人特别残酷，抢劫他们的店铺和财产，烧毁他们的房屋，而且对他们施以种种酷刑。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荒原上，到处可以看到被残害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尸体。
　　1919年8月在阿穆尔铁路第724会让站的一间浴室中，日本人一次烧死十二个中国工人。同年9月，在阿穆尔省的丘耶夫卡村，日本人残暴地用军刀将十三个中国磨坊工人的头砍掉。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当地的白匪军也肆无忌惮地屠杀无辜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在哥萨克首领卡尔梅柯夫统治时期，仅哈巴罗夫斯克一地白匪就枪杀平民六千人。
这简直和南京大屠杀时法西斯日军的手段一样……

事实证明，封建残留严重的反革命军队，在手段残忍的程度上都是极为相似的。不管这是俄国的白匪军队，还是日本的法西斯军，又或者是中国的蒋匪军，全都是一路货色！

然而，敌人残暴的手段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没能吓倒中国人民，更别想吓倒中国革命先锋军的代表——旅俄华工！

面对各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政府如此巨大的压力，广大旅俄华工不妥协、不动摇，1919年11月29日，莫斯科的中国战士们召开大会，讨论中国政府和协约国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华人红军的态度问题，会上华人红军负责人鲁义文、张海辰先后讲了话。最后大会通过了一项洋溢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斗豪情的决议，决议写道：
　　在俄国组织中国国际主义红军部队，完全是由旅俄华工组织自己首先倡议、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指挥而且完全由中国人中的志愿革命者组成的。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在协约国的暗中怂恿下对中国人进行的任何诬蔑、威胁、任何残暴行径都吓不倒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将为从资本家的压迫下解放所有被压迫民族和为世界革命而流血。”

作者认为还应该“感谢”白匪军和帝国主义干涉军的屠杀政策，因为这样，红军的宣传更好做了。

下面是西伯利亚的红军游击队征兵的过程：

　他们问我“从前干过什么？”
　　我回答说： “当过兵。”
　　他们说“如果你愿意，就跟我们走吧。你帮助我们，我们将来也会帮助你们的革命。”
　　我联络了三十多个中国雇工，对他们说：”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开始，俄国人也在革命，他们推翱了地主和资本家，再也没有人压迫人，他们需要帮助。日本人和哥萨克来了，他们碰见中国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杀，最好还是加入游击队。”
于是大家都决定去参加。

然后是1920年中国红军战士的一封信：

　　“我们将全力支持人民的苏维埃政权，将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流尽最后一滴血。中国公民拿起武器帮助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政权，因为我们看到，只有俄国无产阶级打开了人民的眼界，使全世界投入反对资本的斗争，只有在那时真理与和平才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诅咒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谢米诺夫匪帮，我们将把他们彻底消灭！”

他们完成了信中的誓言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六、著名的英雄们

1、任辅臣与中国团

在我们战线上作战的中国团，以其坚强和极端坚韧不拔的品质而著称，他们曾夺取彼尔姆城，血战阿拉塔伊，后又多次将敌军击溃在都拉河和上都拉一带。光他们缴获的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了。中国团是我们战线上最好最受欢迎的红军部队。
　　——1918年9月1日《乌拉尔工人报》

　　中国部队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的部队……中国团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战斗力，在于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在于官兵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

　　——《共产主义者报》
“任辅臣！我们苏维埃军队中的一只红鹰，一只直冲云天的红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

任辅臣和他指挥的中国团，这支部队几乎是国内战争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任辅臣指挥的中国团刚成立，就投入到了保卫阿拉伯耶夫斯克矿区的战斗。接着该部队又一连打了许多胜仗。并在打赢了一次大规模歼灭战而受到上级的嘉奖，此后中国团被称为“中国英雄军”。中国团的名气越打越大。提起它，白匪无不闻风丧胆。提起它，红军指战员无不赞美。提起它，华工们就想参加这支英雄部队。

中国团的上级指挥员在报告里这样评价它：

　“在上图里耶方面最近的几次战斗中，中国团表现得尤为顽强，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团数次陷入敌人的环形包围之中，可是它每次都凭着自己的顽强、组织性、革命纪律和指挥员的指挥，用炮火和刺刀为自己开辟道路，撤出包围并进入新的阵地。因此，敌人企图占领维亚车站和下图林斯克工厂以便对我军后方的戈洛布拉哥达茨克车站构成直接威胁的企图都被中国团的顽强精神粉碎了。中国人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勇敢顽强，头脑冷静，形势越险恶，他们的军事纪律性就越强……"

可惜的是，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由于遭到敌人重兵集团的包围，中国团在突围的过程中几乎被全歼。其余部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也全部牺牲。

　任辅臣同志在中国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把自己在中国人中的全部威信都贡献给为苏维埃俄国服务。他组织的中国部队是我们战线上一支最坚强最可靠的队 伍。作为一位忠诚的世界革命战士，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他对 伟大事业的忠诚……纪念这位异国人民的儿子，纪念任辅臣同志。他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事业，他将永远活在革命战士的心中。
　　——《公社社员报》

2、包其三和中国营

上图为包其三本人，其毛瑟手枪为基洛夫所赠

1918年春天，以包清山为首的100多名中国劳工，在北高加索的弗拉季高加索成立了中国支队，它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南方地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它刚成立时，为了迷惑敌人，红军故意谎造了这支部队的人数。结果就被当地群众以为是“列宁从莫斯科派来的中国赤卫师”。但在后来在战斗中，包其三指挥的中国营的表现，对于这个传闻中的称呼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当这支中国部队在北高加索重镇弗拉季高加索成立时，阿斯特拉罕边疆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基洛夫亲临这支部队表示热烈祝贺，并亲自授予中国支队一面红旗；还将一支毛瑟枪赠送给中国独立营营长包清山。

在中国营成立后，就立刻投入了保卫该市的战斗。8月1日，城外防御被突破，白匪军打进了城内。在此之后，中国营的指战员们简直把中国营真的变成了“中国赤卫师”：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中国营战士们为保卫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浴血奋战，他们的动 人事迹至今为人民铭记不忘。中国营有十五名战士守卫着城防司令部大楼，它已经被白匪军团团围住，白匪军向他们高喊：“中国人，投降吧！反正你们活着是跑不出去的！”中国战士便用子弹作了回答。他们清楚地知道，“最重要的是勇敢和坚定，一个勇敢的战士能顶得上一个排，两个勇敢的战士顶得上一个连，三个或四个这样的战士就能顶得上一个营”。就这样，几百名白匪军对这十五个中国人束手无策，中国人在大楼里坚持几天之久，直到最后胜利也没有一个人投降。革命胜利后，这座大楼仍然保存完好， 当地人民把它叫“中国楼”。

3、列宁的中国卫士——李富清

画像下的俄文写着：李富清，基辅地区的伊万诺夫游击队队员，斯莫尔尼宫和克里姆林宫卫队指挥长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华工得到列宁的极大信任，70多名华工曾在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担任保卫列宁的卫士。李富清，一位来自辽宁沈阳的华工，便是70多名华工卫士中的一员，他还担任过列宁卫队的小组长。

在彼得格勒担任列宁卫士期间，每次执勤，李富清怕惊扰列宁工作，他都带领其他卫士，在列宁办公室外面的台阶下站岗、放哨，并且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一次，一名卫士想打咳嗽，怕影响到列宁工作，硬是紧捂嘴巴，走出很远才咳出声来。

列宁很关心这些来自异国的卫士，曾多次和中国战士拉家常，问他们生活是不是习惯，吃的、住的好不好。列宁为了和华工卫士进行语言交流，还抽时间向这些卫士学习“您好”、“吃饭”等日常汉语。为了提高中国战士的俄语水平，列宁特意派了一名教师给他们上俄语课，并向他们赠送了俄语课本。1923年5月，李富清被选送莫斯科军事学校，接受正规的军事培训。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李富清作为军校代表为列宁守灵。

后来，李富清经过艰苦卓绝的路程，终于返回了中国，并在1949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4、齐杨戚

还记得前面那位“把一切拥护沙皇、富人和旧制度的人，就叫做立宪民主党人，把一切拥护人民、拥护革命的人，都叫做苏维埃”的华工齐杨戚吗？

他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参加红军后，转战于国内战争中的北高加索、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库班等西南部战场。

　在长期的战争经历中，齐杨戚认识到一个道理，即光是资产阶级是组织不起军队来的，因为他们是少数人。他想，就是波兰白军中也有工人和农民，他们是不会愿意为资产阶级打仗的。齐杨戚回忆起他亲身经历的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我押送一个波兰俘虏去司令部。路上他用俄语问我：
“中国人，你为什么帮俄国入打仗？”
　　我回答说：“我是在为工人的事业战斗。在俄国，工人推翻了沙皇、资本家，打倒了骑在他们头上的老爷们，这难道不好吗?’ 这个波兰人想了一下说‘好！’”
　　我又说：“如果你们那里也这样干，难道对你不好吗？”
　　他又想了一下答道：‘那当然好！’
“我们中国要是没有资产阶级也能好。”我说，“但是我现在不在中国，我是在俄国。我在帮助俄国工人，然后，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将帮助我们。可是你却在同俄国工人打仗！你自相矛盾，你没有觉悟。”
　　这个波兰人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答道：“好样的！中国人。 你说得对！”

之后，齐杨戚又参加了苏波战争。

齐杨戚还回忆起这样一段往事：在对波兰白军的作战中，齐杨戚所在的部队乘胜前进，经过了波兰全境，一直打到西部的波德边境。由于后面出现了波兰白军，后退已不可能，和兄弟部队也失去了联络，没有办法，只好越过边界进入德国。
　　这件亊发生在1920年8月。德国人立即将这支一万二千人的红军部队缴械，关进收容所，其中大约有五百个中国人。德国军队把中国人和俄国人分开看守，还派来不少说客，千方百计地引诱中国人留在德国。
　　他们说:“干嘛帮助俄国人？留下来吧！给你们找工作，给你们发德国护照。在我们这儿你们会生活得很好，不会象在布尔什维克那里。”
　　为了向这些中国人显示只要他们愿意留下就将生活在多么美丽的城市，德国人甚至特地把他们送到柏林去游览。可是，无论德国人耍什么花招，这五百个中国人竟然没有一个同意留在德国。
　　齐杨戚回忆说:“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另一种观点来观察一切。我们为什么要去一个工人是最下 等人的国家生活？在那里，中国人又是最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可是当时的俄国是什么样子呢？那里有苏维埃政权，那里的工人自己当家作主，那里没有隔闳，大家都是平等的。”齐杨戚和他的战友们最后又回到了俄国。

八、远东游击战

白天战斗在沃洛恰耶夫卡，
深夜进攻斯巴斯克。
一切变成神话一般，
千年万载永流传。
——《远东游击队之歌》（又名《跨过高山，越过平原》《沿着高山、沿着平原》）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lZuhIT5D3E/?spm=a2h0k.8191414.clZuhIT5D3E.A

 

　　当你听到这首广为流传的苏联歌曲时，可曾知道参加沃洛恰耶夫卡战役的远东游击队员中，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红军游击队员？

　　1922年2月，中国人的红军部队及游击队一起胜利地进行了沃洛恰耶夫卡战役，14日解放哈巴罗夫斯克，10月25日解放符拉迪沃斯托克，国内战争和反干涉战争在远东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人民在远东地区对游击战的支援也得到了高度评价：

　　苏俄人民的斗争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1920年1月，俄共(布)远东地下委员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 ……参加了 1919年的游击战争……除了直接参加战斗之外，他们还在各地给游击队以食物和烟草等帮助，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人的同心同德，在该地区整个斗争期间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一次中国人背叛和拒绝接待游击队的事件发生。”
　　这是旅俄中国人支持苏联人民革命事业的最真实的记录和评价。

九、华人革命组织

和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一样，旅俄华人也有自己的组织。不同的是这些组织成立较晚，在1910年前后才逐渐出现，还主要集中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随着旅俄华工的急剧增加，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成千上万的华工被掠卖到俄国各地，在俄国的欧洲部分也开始出现旅俄华人组织。

初期，这些组织主要是纯商业或华侨事务性质的。但到了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社会底层的广大旅俄华工与俄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时候，旅俄华工们就有了自己的革命团体——旅俄华工联合会。

联合会的创立者，是最早参加第三国际的中国人——刘绍周（又名刘泽荣）。

　　1917年4月，他在彼得堡联络中国留学生，组建了中华旅俄联合会，他被选为会长，1918年底改名旅俄华工联合会。仍任会长。为解决旅俄华工生活的困难和遣送回国做了大量工作。其间，从1919年3月至1920年8月，他被邀请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第二次代表会议，曾三次受到列宁的接见。

并且，旅俄华工联合会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历史学家是这么评价它的：

　　旅俄华工联合会的活动在苏联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的建立及其在保卫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伟大斗争中所作的重大贡献表明，近代中国无产阶级从它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就表现出博大的胸襟和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情怀，在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还没有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获得解放的灾难岁月里，她的一部分儿女就在异乡为异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浴血战斗了。

除了旅俄华工联合会之外，还有许多的华人革命组织。

　　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不仅在旅俄华工中成立了群众性的革命团体，建立了一大批红军团队，而且还出现了旅俄华人的共产党组织，不但在地方在红军中建有党的支部，还成立了 相应的党中央机构。旅俄华人中的共产党组织在领导华工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和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组织华工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等许多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它成为旅俄华人群众团体、红军团队的组织者 和领导者。此外，它在对中国的革命宣传、促进俄共（布）同中 国的革命团体尤其是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联系、对中苏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并对早期中苏两国关系都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在苏俄的活动 是俄共（布）历史上的重要一页。

十、其余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的援助

广为人知的李大钊等人声援十月革命就不详谈了，

　　在乌克兰，那些没有参加红军的华工也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给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以大力支持。他们自动组织起“护矿队”、“护厂队”，保卫工厂和矿山。顿巴斯矿区的华工提出“白军来了不做工”、“不给白军当兵”两个响亮的口号。在这里的高尔尼亚茨克矿井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1918年初冬，白军来到矿区，召集华工当兵，但是没有一个人报名。华工队长尚真站出来说:“我们是中国人，是按照两国的合同来这里做工的，不是打仗的，我们不当兵！”白军无奈，最后把五十名华工逼进铁皮火车，将车厢反锁，他们企图用寒冷和饥饿逼迫华工就范。华工们忍着饥饿和寒冷，互相鼓舞，尽管有人昏过去了，但仍然没有一个人屈服。直到第四天晚上，白军拿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们都放回矿井。

而中国国内和俄国国外的中国人民也对十月革命进行了支援。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日本也参与干涉并趁机扩大在华利益。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中日防敌协定》，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卒。《协定》签订之后，段祺瑞就派遣军队，尾随日本军队，向西伯 利亚进发。段棋瑞政府的反革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议。当时，留日中国学生最先获得了这个秘密《协定》的消息。 他们组织了救亡团，展开各种宣传活动。由于日本窖察的阻挠，学生们便罢学回国，以请愿、集会、宣传联络等方式，继续坚持斗争。在他们的告同胞书中说：“我同胞乎，速起反对密约，速起反对密约，头可断，血可溅，此约不可认也。士农工商，其各奋起协力”。他们的行动在中国人民中发生很大影响。五月二十日，北京大学救亡会全体学生两千多人集会，留曰学生发表演说，全体学生决定与留日学生一致行动。

《中日防敌协定》

http://www.ccmedu.com/2009/YouthDay/Event/lujunxieding.html

　　一九一八年，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在坊约国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网罗在中国境内的俄国反革命残余分子，拼凑了一个所谓“远东政府”，自命为“全俄政府总裁”，继续负隅顽抗。一九一九年，霍尔瓦特利用中东铁路，支持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叛乱，反对苏维埃政权。中国 人民对这伙反革命早已深恶痛绝。
　　为了打击俄国反革命残余势力和支援苏维埃政权，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九日，哈尔滨及其 附近的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第二天，中东铁路所有站、段的工人都参加罢工，全线停车。霍尔瓦特接济髙尔察克的运输线被切断了。满载着军事物资的列车塞满了绥芬河车站。从西 伯利亚败阵下来的一群群捷克兵团士兵停留在满洲里，无法运走。这次罢工坚持了一个月，直至八月十九日，在霍尔瓦特调来大批讨伐队后，才被血腥镇压下去。但是，中东铁路工人反对俄国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在红军粉碎高尔察克匪帮之后，霍尔瓦特也被赶下台。

最后，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此做了深刻的总结，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 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 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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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分享（《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为苏俄而战的中国志愿军》+《十月革命史》+《中国战士同志》+《高加索的烽火》）：
百度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hswRv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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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个中国红军战士纪念碑的资料：

还有一位留俄学生写的有关该纪念碑的文章《俄罗斯为这群中国籍士兵立碑：外国人都没忘记，我们怎能不知道？》

http://www.dian321.com/lishi/8716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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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8更新

补充番外——包其三部下季寿山同志后来的故事：

1924年一月，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接受了我的靖求，吸收我为光荣的党员，当我站在镰刀錘子的红旗前，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前宣誓时，我的心情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 眼泪不由自主地直往下落，我想到我们苦难的祖国，想到声的父亲和兄弟……现在苏联政权巩固了，久经锻炼的布尔什维克党更加强大了，正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走向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可是我的祖国革命还没有胜利。我凝神望着眼前的红旗，望着窗外高加索的群山，望着苏维埃土地的上空，那蓝色的 、广阔的天空。这里的天空和祖国的天空是紧紧相连的……这插在高加索山上的红旗，我的父亲和兄弟，我的亿万同胞，也会远远看见！让红旗的光芒，照遍我们祖国，照遍全世界！
——我想，这就是我的誓言！
……
1954年，我从苏联边防军中退伍，立即回到我亲爱的祖国。这一个光辉灿烂、前途无限的祖国，一个充满着生命活力、正在快步向共产生义社会迈进的祖国。我回到祖国，参加到前进的激流里，我要用我晚年的精力，在这个伟大的激流里，扬起一星浪花！我常常站在北京的新建的高楼上，向西北遥望，我似似乎远远看到高加索的群峰，在在霞光中闪光。我的祖国——中国，我的第二故乡——苏联，你们已经在我心中融和成为一个坚不可破的信念，这就是——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胜利！
……
1982年9月16日，《人民日报》曾在显著位置郑重地发布一则“我党优秀党员、国际主义战士季寿山同志逝世”的讣告。文中热情而严肃地称颂他在苏联的国内战争、卫国战争和战后的建设中，曾多次立功受奖。回国后，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作风正派，艰苦朴素，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

至此，最后一位能找到文字记载的苏俄红军中国战士逝世。苏俄红军中国战士们的故事到此结束。

但他们为人民做出的贡献，永远存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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