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称,“若问谢雪红对后世的台湾有什么启发?就必须回到1928年台湾共产党创立时的初衷:台湾民族、台湾独立与建立台湾共和国。如同她的遗言:你们必须坚持战斗下去,最后胜利是属于台湾人的!”
认为台共的初衷是台独,就像认为中共的初衷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苏共的初衷是俄罗斯称霸全球一样。
当然我知道现在是有很多人是这么理解的,在习总书记“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基调下,这是最稳妥的调和方式。
依靠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我们的生产力大幅提高,并于2010年复兴指数达到62.74%,虽然和87.53%还有一段距离,也是可喜可贺的成就。
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还真有点小激动呐,就是不知道下面这些黑历史该怎么解释了:
一、“武装保卫苏联”
1929年7月,有鉴于红白两色帝国主义(俄日)在中国东北渗透日甚一日,形势危殆,“少帅”冲冠一怒,决定收回中东铁路,导致苏俄出兵,东北军一触即溃,结果丧师失地。后经美国调停,订城下之盟,恢复了苏俄原有权益,苏军撤出东北,占领的黑瞎子岛却不还了。
史称中东路事件。在苏联“侵略”中华民国的形式下,中共反而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至今还作为果粉等黑一共的黑材料。
二、第三国际党员
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
6.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不仅要揭露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
......
18.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某国家的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支部)。
三、爸爸党的经费
根据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三大的相关信件、报告和张国焘1929年的回忆可知,中共自正式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全面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援助了。按党章,党员固然需要交纳党费,但是,由于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照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方法,把自己变成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骨干党员大都是以党的事业为职业的,因而也必须要靠党来解决生活经费,没钱可交。结果,从中共二大以后,党费就收不上来了。此后,共产国际即开始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预算,按月向中共党、工、团等组织提供固定的活动经费。有特别事项,则还需要提供各种特别经费。随着党员人数的日渐增多,这方面的经费提供额度也日渐庞大。到1927年,各项经费加起来,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已不下100万美元之数了。
在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理想下,民族自决民族解放运动仅仅是共产国际的一种策略和手段,用以牵制和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同时团结统战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
最终还是服务于共产党(第三国际支部)夺权,夺权之后干什么?消灭国家、消灭民族对立,在全球层面建立公有制社会。
也就是说
四、从帝国主义下独立,是为了在社会主义下统一
实际上就算是联邦制,列宁也不怎么喜欢。
早在1903年2月,列宁针对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提出的“将来自由的俄国必须建立一个联邦制的共和国”的主张,明确指出“鼓吹联邦制和民族自治并不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提出这类必然导致要求成立自治的阶级国家的要求,也不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所有民族中尽可能广泛的工人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以便在尽可能广阔的舞台上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1913年10—12月,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进一步阐述了反对联邦制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有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始终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在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还有比如说
“觉悟的工人是不宣传分离的;他们知道大国的好处和广大工人群众联合起来的好处。但是,只有在各民族真正完全平等的情况下,大国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而各民族的这种平等,就意味着享有分离权。” “……我们想建立大国,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没有分离自由,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愈接近充分的分离自由,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
后来出于现实考虑,联邦制作为一种妥协被列宁接受,但依然表示
“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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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两学一做时间:
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资产阶级通过煽动、强化民族主义来把国内矛盾向外转移......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成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列宁《国家与革命》
是的,我在批判台独分子抽掉共产党领导人的革命内核,并将革命先辈包装为民族主义分子的丑陋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