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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同样的计划生育政策，广东、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生育率远远高出汉族其他地区，而东北虽不以计生手段严格著名，却成为世界最大的人口塌陷区？

 

文｜史祥莆

 

什么样的地方生育率更高？我们的经验是，越是贫穷的地方，生育意愿相对越高，而城市化率高的地方，生育意愿相对更低。

 

但是，开放“单独二胎”前半年，广东省共有 105527 对夫妇提出申请，约占全国总数十分之一。广东实际生育率和体现出的申报热情，与它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和人均收入上的排名，显然不符合前述经验。

 

如果仔细分析广东全省的生育数字和申报数字，还会发现更有趣的现象：广东省内不同地区生育率存在显著差别，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府白话地区，生育率低于全国水平；沿海的潮汕地区（东部）和湛江地区（西部），以及北部山区则有极高的生育率，这几个方言区人口虽只占 20%，但他们的生育贡献，使广东全省的生育率与其城市化率和经济水平不相匹配。

▍全国各省平均活产子女数，颜色越深数值越高。广东全省平均活产子女数正好居于全国中间水平（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

 

尤其突出的是潮汕地区：2014 年底，中国共 13.68 亿人口，具备单独二胎生育资格的夫妻有 1100 万对。按相同比例换算，500 万人口的潮汕地区应有四万余对夫妻可合法生二胎，但实际上只有一万对夫妻符合要求。

▍广东各民系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表（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

 

一省之内出现非常明显的生育率差别，广东并非孤例。福建省操闽南语的泉州、漳州生育率明显高于福建人口占主流的闽东语地区，客家人比较集中的闽西也有很高的生育率；在浙江，温州南部的闽语方言区，生育率也显著高于浙江主流的吴语区。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育率显著高于汉族地区，这是不同计生政策的结果，而东南沿海的粤、闽、浙出现内部生育差距，似乎是独有现象，而且它们也明显不符合越穷越生，越是城市生育率越低的经验，譬如汕头的金平区是传统市中心，平均活产子女数为 1.75，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过去二十年来，“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这个标语，不但刷在每个乡村的村头，甚至连猪圈的围墙上也不会遗漏，但基本国策的执行，为何在这些地方打折扣？

 

失效的激励机制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长期以强力推行本身就说明，居民的生育意愿不是生育率的决定因素，地方政府对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才是。

 

由于城市户籍居民一切关乎生计的资源——工作机会、薪资、住房、社会保障，长期都被纳入国家计划体制，所以城市非常容易实现立竿见影的计生效果，而农民的生计很大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采取特别严厉粗暴的手段，也难以达到相同效果。

 

下面这张《经济学人》的计生执行力度图，颇能体现出这个规律。

 

中国东部城市化率较高地区，计生政策执行力度明显强于内陆和西部地区。湖北虽处中部内陆，但城市化率高于全国水平，计生力度居第一梯队；广东、福建明显是这张图中的异类，如果不是浙江南部的闽语区在浙江全省实在不成比例，很可能浙江也会从第一梯队中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城市化率排位并不突出，却是全国计生模范省，曾向周边兄弟省份传授推广计生操作经验，有些地区还甚至出现过“百日无孩”运动。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计生工作人员正在为村干部讲解《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既然生育率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而执行力度又取决于激励机制——对官员来说，最大的工作动力就是升迁，如果两个地方官员升迁流动的意愿存在明显区别，那么，这套激励机制就会出现明显的效用差别。

 

官员到达一定级别后，要继续升迁进阶，往往需要流动外放，这对绝大部分地区的官员来说，完全不会对追求进步构成影响。但是，由于生活习惯和经济水平的巨大差异，南方部分富裕地区的官员，对调到语言文化迥异、生活水平较低的外省，普遍缺乏足够热情。

 

这种升迁进阶意愿的地域性差别，造就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人们普遍认为，广东、福建、浙江的官员，对统计经济数字热情明显低于其他地区，甚至他们不但不喜欢玩数字掺水夸大政绩的游戏，必要时还会少报一些。

 

广东尤其特殊。1980 年试行税制改革，广东获准实行“财政大包干”，即“划分收支，定额上交，五年不变”。因此，1980-1985 年，全省每年只需上缴 10 亿元税收给中央，其余全部自由支配。1985 年第一期包干结束后，上缴定额更是从每年 10 亿降至 7.78 亿。

 

长期自收自支助长了广东一贯存在的两级地方主义：省一级早已习惯不依赖中央财政，而地市一级由于民系文化差异巨大，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官员流动，广东逐渐成为人事孤岛，贡献高级干部的数量与其长期排名第一的经济大省地位完全不符。

▍一般来说，经济大省、边疆地区官员地位较高，也更容易出干部，广东是唯一例外

 

弱政府，强宗族

 

计划生育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一方面激励机制对广东等地的基层官员效用非常有限，导致执行力不足，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特殊的社会结构，又使其执行难度远非中国绝大多数地方可比，这就是粤、闽、浙三地部分地方的强大的宗族社会传统。

▍宗族社会强盛地区数字普遍较高（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

 

这些地方的宗族社会是近千年来北方移民南下，长期土客冲突竞争的产物。最典型的代表是潮汕地区，它保留了中国最完整强大的宗族社会。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潮汕平原交通闭塞，自明代起即聚族而居，形成了强大的宗族体系，同姓大村动辄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宗法、祠堂、族学、公田、家谱一应俱全。

▍宗族社会甚至影响到了潮汕村落的地理布局，图为潮汕地区典型的“驷马拖车”院落

 

独立于外界的语言文化，使得在潮州、汕头、揭阳三个地级市构成的大民系中，即使异地任用，官员也大多只能内部互换——揭阳人到汕头做官，汕头人去潮州做官，潮汕文化圈之外的干部很容易被排挤架空。而本地官员不但难以对抗宗族，还易受宗族力量掣肘。

▍广东民系分布图

▍部分潮汕籍汕头市长

 

中国是个典型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但粤、闽、浙部分地区却是罕见例外，宗族社会强大的动员力和向心力，使这些地区基层政权官员面临的社会抵抗远非其他地方可比，即使是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中国各地的地方官都有用蓝铅笔在地图上规划城市的魄力和能力，但潮汕是个例外。

▍潮汕地区的“群体性事件”

 

宗族社会对潮汕地区物理空间的塑造和影响，并不只是留下了格局特殊的传统村落，由于忌惮宗族的动员能量，地方官不敢轻易拆迁，导致潮汕不但没有宽阔笔直的大马路，甚至没有可供大规模建设使用的公共用地，规划中的海湾新区，480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大部分要靠填海造陆解决。

▍由于腾不出城市用地，“厦深铁路”经过潮汕地区时，只好选择“绕开”了潮、汕、揭三市

 

发展经济时，地方政府在宗族力量面前都会如此挠头，计划生育这种可被视为灭人香火的事，执行难度自然可想而知。在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采取暴力手段计生，遇到的抵抗最多是其直系亲属，但在潮汕这样的地区，则会遇到整个宗族系统的机体抵抗。

 

在对抗计生上，它并不仅仅只罩着村落范围之内，甚至还会为早已离开村落的宗族成员继续提供全天候的庇护伞：潮汕人很容易发现自己熟识的公务员竟然有三个孩子，而其中两个孩子的户口都在非公务员亲戚家里。

▍公安口径数据明显高于计生口径——超生落户普遍（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

 

广东省卫计委曾公布数据可以提供佐证：开放单独二孩以来，生育率较低的广州、深圳和佛山申请数最多。而潮汕地区却几乎垫底——不申请不是因为不想生，而是因为在宗族的有效庇护之下，他们已经习得了生育无需特意获得政府许可的普遍观念。

 

东北何以成楷模

 

从生育率上看，东北是中国最当之无愧的计生模范区。

 

由于长期卓有成效的计生执行，东北三省生育率已经低于新加坡和香港，成为全世界最突出的人口塌陷区。

▍2010 年世界总和生育率与中国各省区对比，中国东北三省均低于 0.8

 

在落实计生政策时，东北同时又是罕有粗暴案例发生的地区，执行效果特别好，同时又很少出现“过火行为”，是因为落实国策时，东北地方官员拥有远远高于同行的工作技巧吗？

 

与东北做得同样好的，其实还有上海、北京、天津这样的地方。

 

东北之所以集体成为计生楷模，最关键的原因或许在于，它和上海、北京、天津一样，是更容易严格执行计生的地区。

 

东北是与粤、闽、浙部分地区截然相反的另一种典型社会结构。东北 1949 年以前城市化率就已过半，遥遥领先全国。东北的城市农村都迥异于关内，它所有城市的基本形态，都只形成于 1949 年之前的几十年时间。

 

典型东北城市是靠某个集中的工业门类甚至一两个大型企业的人口吸附效应形成的，它天然容易被改造为全体居民纳入统一计划体系的社会，每个原子化的个体，从出生到火化的全部流程都交由国家，管理成本极为低廉。

 

城市如此，农村亦然。东北农村村落的形成，亦普遍形成于半个世纪之内，完全没有南方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复杂自治架构，相比南方宗族社会绵延不绝枝繁叶茂的家族谱系，多数东北家庭从内地迁出时间之短，根本无从衍生出大家族，甚至祖辈妇女多半没有与婆婆交手的经验。

▍东北三省是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地区，在著名婚姻情感广播节目《叶文有话要说》中，主持人和听众的共同特点是嫉恶如仇，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跟他离！”

 

东北短期形成的特殊移民社会，仰赖于特殊的时代和技术背景——其人口分布与铁路交通线的分布高度相关，完全不存在东南地区犬牙交错但又界域分明的复杂民系，至多可以被视为一个有共同方言和习惯的大民系。

 

农村的社会基础，使得东北农村社会的集体化改造也远比关内容易，更何况东北还有大量半军事化运营管理的国营农场。

 

东北由此成为全中国社会主义成分最纯的地区。自然，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计划生育确立为国策之初，其执行起来的难度都大大低于关内，只有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可比。

 

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东北依然延续了这个巨大优势——奇高的国营经济比例。截至今年，辽宁省的国有经济占比超过 30%，吉林省超过 40%，黑龙江省超过 50%，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意味着直到今天，东北人如果不离开东北，很难找到体制外的生存机会。在扣工资、奖金、降级、开除的多种制裁手段下，双职工夫妻几乎不可能敢超生。

 

生育观念上，东北人也很容易被改造，他们不会有来自祖辈强大的延续香火的压力，反而可能因为多生而横遭白眼——单位大院总是在所有方面倾向平均主义。

▍典型的东北国企大院

 

长期高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东北形成了中国最稳定的独子文化，这与至今保持着多子文化的潮汕地区、闽南语地区、客家语地区形成了强烈对比。

▍东北部分城市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表（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

 

在宗族文化强大的多子文化中，往往会按孩子的长幼序列有不同的培养策略和责任塑造，这种被视为必然的传统，根本无需担心子女如何看待公平问题，即使中等收入之家生育第二、第三个孩子时，既无经济之忧，也不必担心亏欠孩子。

 

而全民独子文化中，孩子成为家庭的核心，甚至是成年人幸福的源泉，如果生育二胎，公平问题反而变得突出且棘手；父母会不计成本地投入资源，正常收入的家庭很难比照第一个孩子的资源养育二胎，有生育二胎意愿的父母会因此担心亏欠孩子。

 

适应多子文化的儿童会视兄弟姐妹为玩伴，并由此习得社交能力，而在独子文化中成长的儿童会在教育机构学习社交，并把家中的兄弟姐妹看作资源的瓜分者和亲情的竞争者。

 

所以，独生子文化一旦维持一代人以上，就很难迅速逆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突然放开，也很难克服一家三口核心家庭的惯性。

 

所以，这对东北意味着，即使放开二胎，甚至奖励二胎，已经形成的生育文化的惯性效应，也会使得东北的人口塌陷被扭转，雪上加霜的是，与东北低生育率相伴的是育龄人口的大规模流失——以东北在中国的人均收入排位，它本不应该有如此规模的人口流失。

 

按照目前的速度，要不了多久，东北又会变成一百年前“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神奇土地。

 

当然，东北的人口塌陷也带来了一个意外效果，东北是中国今天房价下滑最厉害的地区，所以，理论上挽救东北人口或许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如果中国其他地方能始终维持房价上升，总会有一天大批年轻人会为了买房子而迁居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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