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镇“混混”研究

（1981-2006 年）

按：本文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专业黄海的博士学位论文。本文将湖南省北部地区红镇作为田野个案。以曾好义和陈根生为代表的红镇“混混”为结点，对乡村社会“混混”之生命史与越轨行为进行展示与剖析。以展现在1980 年代以来，乡村社会所经历的重大社会变迁中乡村秩序所发生的种种盛世抑或“乱世”的蜕变，并进而考察乡村社会的道德与话语变迁、秩序和权威变异，尝试理解 20 年来乡村社会灰色化变迁的某种逻辑。

全文216页，仅摘录部分段落，供读者们体会一二。

红镇是地下赌场的重灾区，由于地处三省交界，上规模的地下赌场就达到 20 几个，而且异常猖獗。2005 年12 月，华子所在的派出所得到举报，在镇里与江西交界处的一处赌场里有数十人在聚赌，涉赌资金几十万，派出所出警抓捕，当场抓了十几个人，但开赌场的“老板”当场抗法，并带领几十个赌场“马仔”对警察进行围攻，6 个警察都被打得头破血流，被迫把抓的人释放，缴获的赃款归还，才得以脱身。此事被当地派出所作为聚众暴力抗法的典型上报到县里。一位主管领导批示三点意见：首先一定要稳妥处理，其次要稳当处理，第三必须要谨慎处理，最后要确保稳定。批示的意思是模糊的，但对于警察们来说却是再明确不过的。最后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是：没有赌徒受罚款乃至拘留的处罚，殴打警察的人也逍遥法外，事情不了了之。华子则和他两个同事在医院里躺了整整 3天，医药费还要自理。此事发生后，当地的赌场越来越猖獗，开始在公路两旁公然聚众开赌，派出所的警察则闭门自修，明哲保身，得过且过。

2006 年 6 月，红镇派出所在与县交警队的一次联合查车行动中，查获了 10 几辆黑车与赃车，并连带破获了一起在 2002 年发生的摩托车抢劫案。这起发生在红镇黄村与邻村的乡间交界车路上的摩托车抢劫案，是红镇的三个“混混”所为。案件侦破后，犯罪嫌疑人的抓获很是顺利，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村民的态度却很是耐人寻味。

抢劫案件的主谋是红镇坪村的陈应评，村民们称之为“癞子头”。此人 30 出头，表面上一直在镇里无所事事，但知情人却都知道他一直在陈根生所开的“地下赌场”中负责看场子，号称陈根深手下“四大金刚”之首。“癞子头”因为吸毒缺钱花，想弄点外财，就主谋策划了这次抢劫，并将被抢的事主殴打致伤，然后将摩托车弄到县里销赃。红镇黄村的曾奇正是年 18 岁，为此案的协从者，是“癞子头”的小弟，在“地下赌场”中当“马仔”，参与抢劫完全是因为听命于“癞子头”。而红镇 20来岁的艾文斌则负责放风。尽管案子拖了 3 年多直到2006 年才破，但处理结果倒是很快就出来了，“癞子头”在红镇派出所交了 4000 元罚款，外加 1000 元对被抢事主的医药费赔偿后被释放，家里有个亲戚在县城当局长的曾奇正被行政拘留 15 天后，也被放了出来，而无权无钱，负责放风的艾文斌最后被判了有期徒刑 6 年。

“其实谁都知道，这件事的主谋就是‘癞子头’，艾文斌就是一个顶黑锅的，没办法，谁叫他跟这样一帮人混，我们都知道他有冤，可有什么办法呢？这帮人不好惹，我是不敢站出来说话的，轻点的可能毒死你的鸡鸭狗什么的，重点的可能搞你一顿，在床上躺上十天半月的。派出所？派出所有什么用，抓罚款搞创收就有用，靠他们调查清楚，想都不想，你又不是领导干部，派出所凭什么多一事？所以我看啊，艾科学最后也闹不赢，也不会闹好久的，他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其他崽女想想，总还得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吧”

以上经验材料来自 2006 年 6 月 20 日笔者对村民艾科学的访谈。

随着政府加大对“地下六合彩”的打击力度，曾好义一方面学会做人，时刻准备让派出所“罚款”，另一方面缩小买码的范围，将以前相对明面的买码路径变得更加隐秘，而自己的堂兄弟曾四喜就成为其手下可靠的“报单者”，堂侄子曾宏为、曾奇正则是其手下的“催款人”。

“还是自己的亲戚靠得住些，虽说政府说‘买码拘留，写单劳教、坐庄坐牢’，怕是怕，但我也不是蛮怕，因为只要近单下注的渠道隐秘，靠得住，别人很难抓到证据，除非码民告发我，告发我的前提是我不给中了奖的他们兑奖，但我只要控制得好，赚的比赔的多得多，怎么控制呢？如果明显这一期下注的号码太集中，而且很有可能中奖，我就请人造声势，透漏一个不可能中奖的号码，所以一期下来，我基本上只赚不赔。但我这碗饭不好吃，我一直说吃‘码饭’就是吃‘风险饭’，一是农民下注都是首先下的空注，不用现金的，如果事后码民输了赖账我很难收回来，二来人总有计算失误的时候，万一真的哪次被很多人中了大注，我又赔不出来，那就只能跑路了。

对于这种现象，镇里有两个土改时期的老党员义愤之下，在 1991 年联名给当时的县委书记写了一份报告。这份错字屡出，而且注定没有回音的报告，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一部分黄村村民从自己眼里看到的村庄。现将原文部分摘录于下：

关于当前社会风气现象的报告

1、青年一代教育方面。比如不务正业、好逸恶劳、通宵达旦打麻将，偷鸡摸狗，赌博，派出所抓了罚款又放，年轻人现在都不晓得作田了，田不耕，土不种。

2、对整个村民来说，缺少政治和国家观念，更没有集体观念的宣传教育，以至有很多国家政策任务，在农村落实不下去，越来越多的村民都想一夜暴富。

3、干部要不发动不明真相的 P（部）分群众公开对抗上缴，要不有意鼓动 P（部）份不明来历，不清白（正经）的流子完成上缴任务。

4、农村的基本建设告（搞）不起来，该出钱的不出钱，该出力的不出力，由此造成农村基本建设面貌改变迟缓。

5、清水牙（衙）门不清，已成为事实。

此材料来自村民曾发定保管的报告。

转眼到了第二年 1993 年，本想着坐地生财在卖粮中赚一笔的曾好义虽然弄得一身狼狈，但却在和“混混”的第一次合作当中看到了未来的前景。在酬谢完陈根生后不久，曾好义又摆了一桌酒席，正儿八经请陈根生过来谈合作的事情。曾好义答应以镇电管站的名义，聘请陈根生等人作为工作人员，并发统一制服，条件是要求陈根生帮他催缴电费和制止偷电，作为酬劳，收回的欠缴电费，对偷电人的罚款费分陈根生一半。

不久曾好义就找了镇政府，镇里开始不答应曾好义聘请这些“混混”的要求，但在曾好义的一笔“孝敬”之后，镇政府终于以镇电管站的名义在镇里的大街小巷和各村贴上了告示，今后凡是欠缴电费的一律按 1 个月 5%的比例加收滞纳金，凡是偷电的一律一次罚款 200 元，而且默许曾好义以个人的名义请陈根生等人帮忙，制服也由曾自己提供。拿到“尚方宝剑”的曾好义立马跑到县武装部的劳保用品店，买了几套迷彩服，发给陈根生作为工作服，帮着收欠缴的电费和征收罚款。

晚上是舞厅的“马仔”，白天可以摇身变为半个“公家人”，这让一向在村民前还有点心存自卑的陈根生与“定蛮子”、“癞子头”一下子得意起来。平心而论，这帮人在帮着曾好义收电费和罚款时，确实一丝不苟，不折不扣。但行为方式却是对村民们该骂的就骂，该打的就打，而且打起来特别狠，一点都不讲情面。村民们刚开始不知道陈根生等人的底细，以为真的是镇里聘请的工作人员，一个个敢怒不敢言，老老实实地交齐电费，补足罚款。偶尔有怀疑的村民跑去质问镇政府，却被镇里一推二五六地以“不清楚”为由打发了。一年下来，曾好义的收入增加不少，除去上交镇里和陈根生等人的开支后，当年净赚6000多元，陈根生也在年底拿到了2000元的大红包，皆大欢喜。

陈根生在舞厅大打出手的时候，红镇镇政府上下正为贯彻中央的分税制改革而忙得焦头烂额。广东的投资老板被打回去了，镇里的一位党委委员被打伤了，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让镇政府有点措手不及。投资商被打跑了也就算了，追也追不回，但镇里的领导干部被一群“混混”给打了，这种事情实在是太伤政府的面子，不容姑息。因此，本无暇太多顾及这件事情的镇政府还是迅速做出了反应，派出所本来在当夜给陈根生等人做完笔录后就把他们放回了家，三天后却又如临大敌似的警笛声声全所出动，将他们四个人全部抓获。镇里要求的处理结果很简单：将陈根生等人扭送县拘留所，等待法医验伤结果出来再行定罪。不过有了经验的陈根生倒并不是很紧张，在派出所被铐了一夜之后，就有板有眼地学会了父亲陈义门的“打点招数”，向派出所“孝敬”3000 元罚款后就把工作做通了,最后“癞子头”一个人顶了罪，被治安拘留 15 天，而陈根生受到的处理结果是：向受伤的江党委赔礼道歉，赔偿医药费 3000 元后被释放。

在李国华的眼里，上访由于这帮“混混”的参与而改变了性质，他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个处于弱势的农民，而是一帮“混混”与“刁民”。盛怒之下，镇里的态度变得进一步强硬，并决定“打蛇打七寸”，首先制服曾好义与陈根生。1998 年 10 月 31日，镇政府以曾好义拖欠上缴款680 多元为由，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气的曾好义找了李国华，要求镇里将近几年的农民负担逐项公布，才愿意把上缴款结算清楚。李国华一句“镇政府的处罚决定是铁案，要你交多少就交多少，少讲一点废话”，就把曾好义打发了。发动起来的国家机器效率是惊人的，11 月2 日县法院对曾好义下达《执行通知书》和《行政裁定书》，要求其在 11 月 15 日前履行 680 多元的上缴款任务。11 月 17 日，县法院行政庭出动两台警车，数名法警，将没有交款的曾好义戴上手铐，实行行政拘留 15天，并要求曾好义的家人拿 3000 元罚款去领人。同一天，镇派出所以“长期寻衅闹事打架，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将陈根生同样实施罚款 4000 元，治安拘留 15 天的处罚。镇政府则趁热打铁，连续几天出动宣传车，把曾好义与陈根生的被拘留事情在全镇范围内进行宣传张贴，希望广大村民与这帮“混混流氓”划清界限，不要受其蒙蔽唆使。

因为，和镇政府一样，县公安局只负责所里 60%的工资发放，其余 40%的民警工资和福利必须靠派出所自己抓罚款维持。而且这 60%工资发放的前提是派出所必须每年完成上交县公安局 20 万的创收任务，以至于派出所不得不一直处于“以违法养执法”的状态。为了调动派出所的催缴积极性，罗建军和派出所商量后，将派出所民警的福利支出打包放在镇里的催缴任务当中，这样派出所帮镇政府征收上缴就不再是义务工，而是可以直接给自己带来福利的行为。因此，派出所一改以前镇里无法指挥的态度，与镇政府开始了亲密合作。

不过为了消除“暴力行政”收取上缴的恶劣影响，罗建军还是试图尽量减少“混混”收取上缴的机会。他想到了与派出所紧密联合完成征缴任务。令他高兴的是，只有6 个警察的红镇派出所，负责包括原来撤区并乡前的 6个乡，180 多平方公里的治安，虽然在维持乡村正常秩序方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帮助镇政府催收上缴却是不遗余力。不过，这种行为显然比“混混主政”的危害性更大。2000 年 5 月，为配合县里的公安警察集体换装，派出所换装后的警察在镇里统一组织下，在各村道上列队行走，进行警民一家之类的宣传，县里来了一位公安局的副局长观礼，但围观的群众并没有如领导所愿，进行鼓掌欢迎之类的行动。相反，三三两两围观的村民不时爆发出喊声：

“这下可好了，你们这些人，以前是披着个绿皮，黑着个良心作黑狗子，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部是黑的啦！”

警察们一个个脸红耳赤，尴尬不已，而在场的局领导则更是恼火，回去后将派出所所长大骂了一通。不久，受换装风波影响被县公安局强力约束的镇派出所中止了和镇政府的合作。罗建军只能更多地依靠曾好义与陈根生这样的村干部来摆平村民，强行拖粮捆人罚款是常有的事。“要钱不要命”的村民，在对付镇政府时充满了使用“弱者的武器”的智慧，但对这些更不要命和更不讲规则的“混混”，却失去了集体抗争的勇气。随着全能主义政治治理模式的逐渐解体，政府与村级组织已经很少能对农民的日常生活施加制约性影响，而且农民并不惧怕政府和乡镇干部，因为政府始终代表正规的权力，有基本的行为规范。但 “混混”的暴力威胁与不讲规则的阴影却让村民们被压服。如此一来，村民们都说这样下去，就只会苦了几个老实人，于是纷纷开始对“暴力的武器”既畏惧又效仿。

而“地下六合彩”与权力“挂钩”，更是消解和侵蚀着已经脆弱的基层组织，并进一步造成农村政权行政能力的弱化。如 2003 年乌镇派出所门前围了几百人，原因是有码民买码时中了近 20 万元钱，奖金却无法从写单人那里兑现。后来在追查此事时，查明乌镇派出所某副所长自己充当黑庄，能赚钱的时候就赚码民的钱，不能赚的时候就以执法者的面目对码民进行罚款。愤怒的村民将其扒光衣服吊在树上打，县里出动武警部队和 10 几辆警车的警察前来解决事态。结果警车全部被砸得稀烂，并被推翻到农田里，狼狈不堪。华子也正是在此事件之后无法再在乌镇派出所立足，转而来到红镇派出所。

当晚同样不眠的还有曾好义与陈根生，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地下黑庄们。曾好义因为吃了大笔单惧怕码民催收奖金而惶恐不安，陈根生则庆幸由于曾好义的吃单，使得自己不用承担过于庞大的码金。而当天晚上，害怕码民追债的曾好义，来到镇派出所自首自己的写单行为，检举了陈根生的地下黑庄，并愿意接受处罚。正苦于由于码民掩护而毫无头绪的派出所当即查抄了陈根生。最后的结果是作为写单者本应接受劳教处罚的曾好义，因为自首情节和举报有功，被处以 5000 元罚款免于劳教。而作为地下黑庄本应坐牢的陈根生，由于镇党委书记罗建军的力保，被处以 5000 元罚款并拘留 15 天后免于刑事起诉。第二天从发财梦中醒过来的码民，才发现自己空欢喜了一场。派出所在得到曾好义的“孝敬”后隐瞒了“吃单”的真相，而将不兑现码金的“污水”泼向了陈根生，并警告码民们，谁要是领取码金，就证明参与了买码，要处以拘留的处罚。码民们除了愤怒与谩骂之余，却发现单个的自己根本没办法对抗派出所与陈根生，只能无奈地吞下了这杯自己酿制的苦酒。曾好义虽然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但总算成功规避了码民们的骂声与巨额奖金的兑现，而陈根生则被曾好义阴了一把，却又没法把买码过程中的种种黑幕跟码民们说清楚，只能私底下对一部分比较“强悍”的码民兑现了奖金，并暂时将曾好义这笔帐记下，等着来日报复。

曾好义对此的解释是：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能够赚 1 元钱我就愿意送出去8 毛，钱不是一个人能赚的，一个人想独赚大钱，那反而一分钱也赚不到。你是个读书人，不明白其中的道道。什么事情大家场面上都要过得去，对不对？派出所那里也不吃亏，我这里总归是不会让他们吃亏的，他们每年总能抓一些庄家，弄点罚款，还能在工作总结中应付上面，这样子大家都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像陈根生那样，总想着一个人吃独食，是要不得的，要吃大亏的。”

精心准备的“地下赌场”打击活动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抓捕不成功还遍体鳞伤的当地派出所将此事作为聚众暴力抗法的典型上报到县里，请求县里严惩打人凶手，并对此事做出严肃处理。县里一位主管领导对派出所的上报材料批示了三点意见：首先一定要稳妥处理，其次要稳当处理，第三必须要谨慎处理，最后要确保稳定。批示的意思是模糊的，但对于警察们来说却是再明确不过的。最后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是：没有赌徒受到罚款乃至拘留的处罚，而殴打警察的人也逍遥法外，陈根生继续在“地下赌场”中攫取财富，事情不了了之。华子则和他的两个同事在医院里躺了整整 3 天，医药费还要自理。此事发生后，当地的“地下赌场”越来越猖獗，一些村民甚至开始在公路两旁公然聚众开小型赌场，隐隐有将地下变成公开的态势，派出所的警察则开始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混日子。

“地方的一个小小的镇派出所根本就不是地下赌场的对手。那些地下赌场我们不是不知道，却根本不能管。一是自己人手少，只有 6 个人，而对方是好几百人聚赌，光打手马仔就 10 几 20 个，甚至几十个，发生起冲突根本不是对手，二是对方一路有放哨，甚至派出所门口对面的餐馆都常年有几个人盯着，我们这几张脸地方上基本都认识，往往警察一出动，那边的赌场就立刻得到了消息，赌场马上就散了，三是某些领导不正经，有时候直接打招呼给派出所不要去抓赌场，可能是自己参赌或参股。而且派出所现在都还不是吃皇粮，工资和福利全部靠自己解决，每年要上交给县里 20 几万，所里 6 个人平均每人起码要完成 4 万一年的罚款创收任务，没有完成就工资都没得发。所以每个人每天要不就是懒洋洋地呆在办公室喝茶，要不就是拼命完成创收任务，哪里有什么时间来走访民情，调解纠纷，处理案件。现在的农村就是权力、金钱和暴力说话算数，什么法律，基本上毫无威信可言。”

你想找死啊，你只要一惹上他们，10 几把杀猪刀就砍过来了，我们 2 个人还不够他们砍的。这里没人怕警察，相反警察怕混混，村民们都知道警察只能吃得住老实人，强悍的根本动不了，而且就那么几个人，也根本不敢动。小赌场我们还能抓，还能弄点创收，大赌场越大越安全，越猖獗越安全。冒着危险抓了他们，县里就会抢着要求处理，因为有大笔的罚款。如果没抓住，丢脸是小事，挨打了还要被上面以保稳定为由不了了之，医药费还要自己出，跟你说穿了吧，就算抓了，上面总有七七八八的人打招呼，反正是上面得利得面子，底下我们这些小警察就背收黑钱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