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一个革命主体危机的幽灵在共产主义者头上盘旋
江津的梅菲斯特
按:本文是分享姜辉《当代西方工人阶级研究》的线下讲座的演讲整理稿,并略有调整。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第一次有了先锋队的理论,又有了可以依靠的无产阶级,两件厉害的武器集合在了一起,本该给革命带来更多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白学的正确用法
一部二战以来的当代左翼历史,就是一部苦苦寻找革命主体而不可得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分人苦苦等待必将出现的“觉悟的工人阶级”但始终没有等到,而另一部分人等不下去了苦苦寻找新的革命主体也没有找到,于是两边不断撕逼却撕不出个结果的历史。
一、陈旧的“新争论”
从2013年至今,大陆左派陆续爆发了一系列理论争论。比如白领是(脑力)无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主要动员或者依靠哪个群体?应该如何动员群众?YCA在参与这些争论的过程中,陆续发表了《是脑力无产者,还是小资?》、《漫谈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层》、《阶级政治是成分政治吗?》、《学生、工人、农民——漫谈TG历史上的群众运动》等文章,此外还有些内部争论,已经从YCA分裂出去的人也在微博上散布过。
对于多数排斥社会科学新发展(并斥之为资产阶级学术),也不关心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大陆左派来说,其争论的内容显得十分新鲜,有惊世骇俗之感,持正面评价的往往也称之为“理论创新”。实际上,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新鲜,是欧美的马克思主义者内部都争论过的东西。今天这些议题在中国再争论一遍,无非是说明中国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变化逐渐赶上了欧美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在逐步跨入后工业社会。
(一)广义、狭义工人阶级之争
“狭义”工人阶级定义把工人阶级限定为生产劳动者或者工厂工人,而白领被定义为“新小资产阶级”,“广义”工人阶级定义把所有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都看做工人阶级,在这个定义中,白领就属于“脑力工人”了。
“狭义”工人阶级定义的代表是希腊共产党党员尼科斯·普兰查斯。他虽然承认所谓“新小资产阶级”是“靠工资谋生”的雇佣劳动者,但认为他们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群体(即他强调“生产性”),而具有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权力崇拜(强调政治上的态度),对工人阶级“行使具体的权力和统治”。普兰查斯主张对“新小资产阶级”中比较接近工人阶级的低级白领、办事员、低级工程师和技术员结盟,“团结和改造”他们。[i]
“广义”工人阶级定义的代表则是英国共产党社会学小组书记艾伦·亨特,他的《划分工人阶级的理论和政治》一文,对普兰查斯阶级划分的理论方法进行了全面解剖和批判,他批评普兰查斯是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根据的经济主义分析。
(二)安德列·高兹“新工人阶级论”
安德列·高兹,萨特的学生和亲密战友,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之一。20世纪60年代提出“新工人阶级论”,高兹敏锐地观察到,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由专家、技术人员、教师、科学家、工程师、学生、学者、新闻记者、科层管理人员、受过训练的白领工人、青年、知识分子、黑人和外籍劳工等组成的新中间阶层正在崛起。他把这个阶层称为“新工人阶级”。
区别新旧工人阶级的核心在于,这个群体受过教育、薪金丰厚,自主意识、自治心理增强,不同于传统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现象,因此他们革命的动力不再是旧工人阶级所面临的物质匮乏,而是克服异化和厌倦,追求劳动和生活的意义和创造性。
即,不是因为活不下去,而是想获得更好的生活而革命。
但是,安德列·高兹又发现,虽然“新工人阶级”有激进的一面,但他们脱离生产劳动和工人运动,又有相对保守性。于是高兹又放弃了将高技能工人作为革命依靠力量的观点,转而提出“非阶级—非工人”论。
(三)、安德列·高兹“非工人—非阶级”论与新社会运动
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让高兹认为,科技知识分子(或者说“新工人阶级)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倾向于保持现状。而农民、学生、少数族裔、妇女、LGBT和环保主义者逐渐上升到社会变更的显要位置。在1968年后,高兹便放弃了“新工人阶级论”,转而从新社会运动中寻找新的革命主体,希望把革命的领域从生产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范围,从“生产革命”扩大到“文化革命”[ii]。
争论白领是小资还是无产者,还能解释为是由于马克思原著定义不清晰、措辞不严谨、说法前后经常变化所带来的“经学争论”。到了安德列·高兹这里,就非常明确地表现为寻找新的革命主体了。
而所谓“革命主体”,其本质并不是身份,而是“议题”。一位妇女、一位同性恋当然可以同时是工人或者无产阶级,但由于西方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社会结构、无产阶级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动员工人的传统方式(比如工会、集体罢工等)已经难以有效动员群众,或者即使动员了他们,也只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斗争。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寻找新的“革命主体”,也就是新的社会议题来动员群众。
二、后工业社会、后福特主义、后现代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不同的理论家抓住不同的特点进行概括,命名为后工业社会、后福特主义、后现代社会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等等。
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十分重要且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一)无产阶级的白领化与知识化
传统工业工人数量持续减少,新兴工业工人数量逐步增加;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逐渐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大幅增加。在新科技革命推进下,西方国家产业结构以传统工业为主导的产业逐渐被以知识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所代替,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转化。电子信息、网络工程、通信工程、生物工程、新材料工业等新兴产业从传统工业群中分离出来。能源、原材料等成本消耗巨大的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大幅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它的产值与就业人数逐渐超过物质生产领域的产值与就业人数的总和,继而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由知识经济所带动的诸如金融、保险、证券、咨询、会计、信息、文化、教育、旅游等大量服务部门的第三产业劳动力,已成为就业人数最多和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早在1970年,美国非物质生产部门在非农就业人数中的比例就达到了三分之二[iii]。
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化,美国大学的入学率1980年达到56%,1995年达到81%,在年青一代中普及了高等教育。大量的劳动已处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更多的劳动者成为生产的监督者、协调者和操纵者。相应的生产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方式也发生变化,从人们从大机器、工业车间流水线上的集体劳动变为远程的、分散的、个性化的劳动。
(流水线集体劳动的场景,但已逐渐式微)
(化工生产控制中心,即使仍然是物质生产部门,由于化工行业的特殊性,一般是无人生产线,全部在生产控制中心,通过电脑和网络进行控制。)
(多数白领在工作中各管一摊)
在这个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新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迅速成长与壮大,成为主要职业群体与阶层。传统的“白人男性蓝领”形象(1962年法国三分之二的就业人口是白人男性)逐渐边缘化,较为一致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也就趋于消失,无产阶级内部利益的复杂化和多元化。
(曾经同质化的无产阶级形象:白人男性蓝领)
(这当然是现代无产阶级,毛主席视察武钢)
(这也是现代无产阶级,刘少奇接见掏粪工时传祥)
(又或者……)
下面两段都是(一部分)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一个普通人实在很难发自内心地认为他们是“同一个阶级”,而他们之间也很难自发地认为对方是阶级兄弟。
1、帝都金融民工装腔指南|金融|金融民工|装腔_新浪财经_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zl/money/20131206/091117551302.shtml
金融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民工心目中的高富帅集中营。英蓝1楼,星巴克,金融民工心目中的装逼集中营。
只要有空,金融民工都会来到这里,穿上已经洗的发亮的工装,点上一杯82年的Latte和一块入口即化的蛋糕,再找上一个靠窗的座位,翻开昨天刚到的 盗版CFA NOTES,细细品读起来。如果恰巧碰上熟识的金融民工,则正好可以一起探讨近期的学习心得:谈笑间,言必称习办,克强。
吃完走出大厦,金融民工感觉自己像刚冲满电的马达,能量爆棚,忍不住对着天空大喊一句"加油!"。然后径直走进了对面的新盛大厦。
2、工厂卧底,深度调查,“杀马特”级农民工APP机会何在?-虎嗅网
http://www.huxiu.com/article/127399/1.html?f=index_feed_img
1)操作绑卡邮递等,对多数人复杂,且大家因为不熟悉操作,还面临对安全的怀疑。
2)晋江不少工资卡直接是晋江农商银行,支付宝都加不进去的这种。所以最后都是微信红包直接充话费了。
3)大家并没有多样性、冲动性网购需求,说白了还是没钱。镇上夜市足以满足低价消费需求,真正能买得起的产品在网上的质量不会比线下好。东莞比较明显,产品集散地,线上线下差别不大。
(二)经理革命
在苏联发生官僚膨胀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则发生了“经理革命”,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加速分离,主导企业甚至经济社会的权力将逐步由股东转移至经理阶层。
最近的王石华润之争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王石朋友圈:华润彻底否定万科管理层,遮羞布全撕去了
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6_06_26_365446.shtml
目前,两家公司总持股比例已经接近40%,万科的重组方案能够获得股东大会三分之二通过几乎没有可能。
自2000年华润替代深特发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以来,王石一直视华润为最好的大股东,华润对万科的帮助,体现在公司治理结构、股权分置改革等各个方面。一位地产大佬曾说过, 16年来,华润不仅几乎没有干涉过万科的经营和管理,还多次在关键时刻帮助万科。这种和谐的大股东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万科建立了业界领先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和现代管理制度。
事实上,自2016年3月,华润首次公开质疑万科引入深圳地铁集团以来,这一突然反转态度,首次彻底打破了华润与万科维系了近16年的和谐。
公司的快速发展需要引入大量资本,但大量引入资本势必稀释创始人的控制权。马云的办法是合伙人制度+绝对控股从淘宝网拆分出来的支付宝。通过支付宝这个关键少数撬动对淘宝的控制权。王石的办法是引入做甩手掌柜的央企华润,依靠和华润高层的良好关系确保了自己对公司的实际控制。以极少数股份掌控公司的管理层,需要弱势和分散的投资者(万科最大股东持股不超过25%)、巧妙的股权结构设计(2013年阿里巴巴拆分出支付宝至于马云个人名下)、复杂的关联交易利润套现(比如弄几个空壳公司让万科几百几千亿的收购一下)。
超级经理人现象是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日益分离的晚期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这些超级经理人的利益与投资者有所矛盾,王石与更换了管理层的华润的矛盾是这种必然矛盾的偶然体现。投资者希望公司股价上涨,分红多多。而打压本公司股价,尽量减少分红,让利润留在公司账上,爬次山花个三百万,这才符合超级经理人的利益。
不仅是高级经理人,中下层企业管理人员也大幅度扩张。1945年美国男性管理人员(包括经理在内),占男性劳动者的9.2%,1957年这一数字达到26.2%,1970年是40%。英国企业内的行政管理人员,1951—1961年经理与行政管理人员增长了1.5倍,1961—1981年又增长了96.3%。他们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扩张了新中产阶级的数量。
这种扩张,部分地可以用全球化条件下的跨国集团的“总部经济”来解释,但只能解释一小部分。跨国集团海外子公司的管理工作并非由母国总部远程操作,也是在当地直接雇佣会计、人事、运营等等。
就我个人从事管理工作和企业实践的经验来说,管理人员数量是随着企业规模加速度扩张的,是分工复杂化的表现。十人规模的公司,老板亲自担任经理,也不需要分设行政、人事、会计等职务,公司一共两个层级,超级扁平化。100人的公司,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要单独设置部门,并且有了各部门经理还不够,还要有总经理对各部门经理进行监督,一般三到四个层级。500人的公司,则不仅后台管理部门内部要设置二级部,总经理配备副经理,资本所有者要通过董事会、监事会相互制衡保障“最终决定权”,生产部门也要设立班组长或者主管来提供组织性。
海尔总裁张瑞敏:裁一万中层不多,不裁就会死
http://www.guancha.cn/Industry/2014_06_27_241641.shtml
曾拜访美国通用汽车,对方表示企业内部有14级层级
除了分工复杂化之外,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意味着委托代理人问题的加剧,为此必须要设置监督机构来监督行政管理工作者,而监督者本身也是被雇佣的人也需要人来监督这些监督者。
中纪委决定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_网易新闻中心
http://news.163.com/14/0312/03/9N3TFGU200014AED.html
中央纪委已决定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加强对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执纪监督,用铁的纪律打造过硬队伍,努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纪委监督干部,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监督纪委干部,至于谁来监督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企业中也是一样的,班组长监督员工,HR监督班组长,HR总监监督普通HR。庞大行政管理体系内部互相监督的需要会指数化加速后台机构的扩张。
(三)工人阶级的生活明显改善
这一点不需要细讲。战后,西方国家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无所不包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强大的再分配制度,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集体工资协商制度,普选权、结社自由、罢工权等等,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这些改良并没有提高革命的积极性,相反作为制度性的泄压阀,使得革命缺少合法性。没有形式民主、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和罢工自由的情况下,工人上街就是代表人民,有了形式民主和政治自由,任何人上街都只代表自己,占领华尔街运动再喊自己代表全社会99%的人也没用,大选的得票率才算数。
(四)新自由主义与非组织化的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福特制的经济生活模式,特点是流水线作业、低技能工人、劳资集体谈判制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福特制生产方式,产生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相对同一化、同质化,工人的高度集中(一个厂区几万人),为统一的工会组织和工人集体行动创造了前提条件,容易塑造普遍的工人阶级意识,但是福特制下比较充分的改良措施,也使得工人阶级并没有革命的欲望。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停滞通胀”对于传统的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制度受到挑战,随着里根和撒切尔的上台,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为了适应高度全球化的生产方式,提倡更为灵活和更适应复杂竞争环境的生产体系。这种体系提倡弹性用工,非全日制就业人数增加;蓝领下降,白领增加,导致工人阶级在生产上的分散(一个富士康厂区有几万人,一家咨询公司呢?);削弱工会,工会会员人数和入会率大为下降,集体谈判作用下降;女性和外籍劳工比例增加。工人阶级内部的多样化,侵蚀和瓦解了原有的工人阶级共同体,从福特制下“组织化的资本主义”走向“非组织化的资本主义”。
在这个非组织化的资本主义中,虽然因为削弱了福利制度和国家干预,带来了工人阶级抗争性的增强,但是由于强化了无产阶级内部分化,也导致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无产阶级内部矛盾
虽然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速度远比不上资本的跨国流动。但是依然对发达国家原本封闭的、同质化的、较为团结的工人阶级产生了冲击,强化了工人阶级内部矛盾。
在美国,1970年,移民工人占全国劳动力的5%,到了2010年,美国劳动力中有2310万外籍人口,占美国总劳动力的16.4%[iv]。欧洲更厉害,当前欧洲约有7000万国际移民,占欧洲人口的9.5%,占整个世界移民流动量的32.6%。欧盟地区的移民人口3180万,占欧盟地区人口的6.4%[v]。
移民工人的就业领域两极分化。一部分移民工人明显集中于搞技术工人的产业。比如关于美国2010年移民就业行业统计显示,在信息技术和高科技制造业就业而移民工人占全部工人的23%。另一部分移民工人则集中在“3D”行业,即肮脏、危险和要求苛刻(dirty,dangerous and demangding)的工作部门。
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工会组织为了维护就业和工资水平,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对本国资本外流,反对别国劳动力进入本国的劳动力市场,排斥移民工人。
外媒:中国铝出口激增 美国工会请愿要求开征高额关税 - IBTimes 中文网
http://www.ibtimes.com.cn/articles/48359/20160420/235699.htm
据美国《纽约时报》2016年4月19日报道,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涵盖进口铝等事宜的请愿书,以促使美国政府对进口铝全面开征高额关税,理由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有增无减”。
于是大量的工人选票流向排外的极右派,类似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这种一边明确打出排外主张,一边以“白人男性蓝领”作为基本盘的政客,并非孤例。
如在法国,由于共产党不对外来工人采取强硬抵制态度,一些原来支持共产党的工人转而去支持那些强硬抵制和排挤移民的极右翼政党。在德国,莱茵-鲁尔工业区的100多万工人抛弃了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转而支持基民党;在意大利,在米兰、都灵等传统工业地带,共产党也逐渐失去工人的忠诚支持。
(六)左翼运动的主题转换
左翼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历了从“反对工业资本主义逻辑”到“反对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主题转换,即兴起了“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
所谓“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泛指70年代以来形成的反战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性少数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等。这些运动的动员方式、动员主题都和传统的阶级政治话题无关,不是按阶级动员,而是按性别、族群来动员。
“这些运动并不是由生产关系直接构成的,它们导致了对社会阶级、政治矛盾和文化经验界限的重新划分。”[vi]
“是什么取代了阶级(话题)?”是左翼的新政治话题取代了阶级话题,而不是右翼的话题取代了阶级话题。
“传统的‘左—右’维度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虽然人们还提及左的或右的,但它们的含义却不同了。”
(七)“阶级投票”的衰退
所谓“阶级投票”,就是社会阶级和政党选择之间的相关性。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各阶层对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差距明显缩小。
关于“阶级投票”的下降,有多种解释,包括工人阶级中产化、左翼政党政治纲领中间化等老生常谈。我个人认为最值得关注的一种解释是“认知动员论”,实际上它不仅可以解释阶级投票下降,也可以解释台湾的民进党成功依靠新媒体战胜依靠基层桩脚的国民党。
“认知动员论”认为,传统工业社会整体的教育和政治信息获取水平仍然较低,多数选民只能根据个人从属的比较封闭的小社会环境来选择政党,因此工会、农会等基层桩脚就有较强的选票动员力。而随着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发展,选民的选择越来越独立于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电视、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政治宣传和鼓动日益绕开桩脚进行。在这个过程中,选民的选择未必更理性,但是更独立于个人
的社会关系网。
这一代只会讲广东话的华人,如何助选希拉里? - 选·美 iAmElection - 知乎专栏
https://zhuanlan.zhihu.com/p/21322347
6月4日上午,希拉里·克林顿在加州奥克兰城的竞选总部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年纪大约五六十岁, 不会说英文,国语也不太懂,彼此之间只用广东话小声地交谈。这群老人大多来自广东,几十年前移民到美国,现在大多已经取得了公民的身份……
和老人们交谈后发现,他们都来自“国际服务业雇员工会”(Service Employee International Union)下属的旧金山家政员工工会,在工会的组织下前来为希拉里助选……
曾阿姨说:“我们做家政的现在都是12块钱一个钟,工会告诉我们,希拉里要把最低工资提到15块钱一个钟,所以我们就支持她。”当被告知另一位候选人伯尼·桑德斯也会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5元时,两位阿姨面面相觑,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
由于不懂英文,王阿姨请记者帮她把需要填写的“电话访问结果登记表”翻译成英文,当记者告诉她最后一栏表示该选民支持共和党的时候,王阿姨不好意思地问到:“小妹妹,那希拉里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啊?”
对于这些语言不通,没有其他途径来了解美国政治的老人来说,工会的决定几乎就是自己的决定。曾阿姨告诉我们:“她刚来美国的时候各种繁琐文件全是工会帮忙翻译的,所以帮着工会做义工是知恩图报的事。”许多老人都表示,他们每次都会在大选中投票,而老人们投票的对象,几乎也都是工会支持的候选人……
这或许正好反映出了华人群体目前碰到的一个困境:与工会紧紧抱团的华人投票的次数更勤,然而他们的选择受工会影响巨大,缺乏自主性;和工会联系松散的华人更容易形成自己的判断,然而没有工会的推力,他们自主投票的动力却不足。
由于基本上是文盲(美国公民但不懂英语),同时工会提供了一个垄断信息源的封闭小社会环境,事实上在局部制造了人身依附关系,于是工会便可以做到对这批人屏蔽桑德斯的存在,让你选希拉里你就选希拉里。
像这种不懂标准语言,只能依靠工会等封闭小社会环境提供政治信息来源和(投票)决策依据的群体,在今天(的美国)当然是绝对少数、绝对边缘化的群体,但如果把时间推到1925年呢?
那时候“炉边谈话”还没有出现,电视辩论也没有出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历史上的左翼政党依靠层层基层组织动员群众,然而今天这样的条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消灭得七七八八,左翼政党在动员方式上如果不能及时转型,就会陷入持续性衰落。
作为正面例子的,则是最近埃尔多安依靠互联网动员没有一盘散沙的普通群众支持者挫败政变。
如何评价 2016 年 7 月 15 号晚土耳其发生的军事政变? - 马前卒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541497/answer/111489867?from=profile_answer_card
阿拉伯之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互联网推翻政府的运动。
土耳其政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互联网保住政权的运动。
叛军在行动一开始就占领了广播电台、电视台,封锁了海峡大桥,把传统的人群沟通方式都控制了,结果埃尔多安用推特号召支持者上街,困住了叛军,压住了叛军的声势,避免了其他心怀不满的军队投向叛军。这是埃尔多安的决胜手。
真正可靠的,是这15年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和那些认同温和伊斯兰化的市民,但这些人很分散,没有强大的组织。在前互联网时代,这些民众几乎不可能迅速汇集成几十万人的群体,在所有道路上困住叛军。他们最多是几十人一伙,在路边愤怒地挥手扔石头——这会被有组织的军队轻易突破。只有互联网这种新型媒体才能以最低的成本把他们动员起来。
(黑一句:反动的埃尔多安都知道用互联网动员没有组织进任何团体里的群众,许多左翼却沉浸于手工业作坊式的师傅带徒弟的“传教”方式,并美其名曰“实践”。)
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对传统的阶级划分和阶级结构产生了很大的挑战,对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个人认同、组织能力、革命性改变了很多,进而也不得不改变相应的政治动员模式,在相应的探索(或者反对探索)中,左翼的理论家不断地对动员对象和动员方式进行反思。
三、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危机
这种反思进行到深处,必然在理论上动摇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产生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危机。上文我们讲的高兹的“新工人阶级论”、“非工人—非阶级论”只是这个危机的序幕。
什么是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主体地位”,也就是革命的领导者和运动人员构成的主体。这种历史地位和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工人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状况所决定的。
“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的预示出来了”[vii]
“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viii]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ix]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长期的工人阶级不革命,左翼势力的低迷,这种经典著作中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就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具体有以下观点:
(一)工人阶级消失论、衰退论
这类观点实际上还可以分为三种。
1、数量上的消失。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将“工人阶级”定义为体力工人,作为蓝领工人的“工人阶级”的急速消失。
2、革命意愿的消失。即强调工人阶级不革命、不激进,从自为的阶级蜕变为自在的阶级,满足于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进行经济斗争。特别是受到生产自动化的威胁,而将雇佣的稳定性作为第一要求。
3、革命能力的消失。
(1)如安德列·高兹认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分工产生劳动的碎片化,作为螺丝钉的工人根本不能掌握现代生产方式,从而不具有历史唯物主义上的先进性。
(2)“非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削弱了工人阶级的行动能力,产业工人组织性强但是比例和数量下降,白领工人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分散而缺乏组织性。工会入会率下降,分属不同族群的工人互相怀疑和敌视(想想特朗普的基本盘是谁)。“基本上不存在一个团结一致的、能够与国家和资本家进行议价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非组织化过程中,工人阶级在规模、资源和集体性上落后了”[x]。
(二)工人阶级被同化论
“工人阶级被同化论”强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各项权利的获得,其革命的激情和目标已经消失,逐渐认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体制,内在地同化、融合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了。认为工人阶级变成在经济上享受资本主义的繁荣舒适、在政治上肯定和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在思想上完全被“主流的”思想文化所主宰和操纵的消极保守的阶级。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反革命与造反》
典型代表之一,是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著有《单向度的人》和《反革命与造反》等作品。
繁荣的经济缓和了社会矛盾;机械化使得奴役变得隐蔽,减轻了工人的劳苦;政治制度将对立阶级调和统一在一套系统中;对立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同化了起来。
“如果工人和他们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泳衣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xi]。
实际上《单向度的人》中的这段话可以延伸一下,比如:
“如果年青一代无产阶级和王思聪打着一样的游戏,而老左派认为吃pizza都是小资气的表现,你说他们会打心眼里认同哪一边?”
2、拉尔夫.达伦多夫用“阶级冲突制度化”和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来阐述工人阶级的被同化。
资本主义将劳资斗争合法化、制度化,进而保持在经济斗争(劳动时长、工资高低、工作条件好坏)的程度上。使得这种冲突不上升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德国工会就是非常典型的阶级冲突制度化的表现,后面我们会再专门讲。
他还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分化为熟练技术工人、板技术工人、无技术工人等等,他们在工资水平、生活条件、社会地位和声望方面都不同,利益要求也不同,经常地互相冲突和对立,要把他们团结起来,已经十分困难。
(三)工人阶级到哪儿了
1、中产化模糊了阶级。收入是直观的,而阶级这种生产关系概念则是抽象的。欧美国家普遍的中产化(收入提高、福利健全)模糊了工人阶级的认同。
2、全球分工问题。全球化条件下,产业链在全球层面布局,制造业从欧美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局部(欧美)产生了蓝领工人消失的情况。
3、工人内部的分化。核心工人、边缘工人,全日制工人、兼职工人,有编制的、没编制的、是否受工会保护等等。所谓组织化工人阶级的终结)
4、资本主义不断制造中产又不断消灭中产
新兴产业发展快速、利润高,能够提供较好的待遇,同时由于发展快人才紧缺,也必须给员工提供高待遇。但是资本的快速涌入,填补市场空间之后,竞争日趋激烈,单个行业的利润率总是存在下降趋势,加上相关人才加速培养,该行业的人才也就面临贬值。不断产生的新兴行业早晚也会变成夕阳产业,产业的周期也就是中产阶级不断产生又不断被消灭的过程。
除了产业周期的因素,还因为白领的去技能化。管理体系的膨胀,实际上意味着白领工作也高度分化进而流水线化,其工作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实际上在向蓝领靠拢。机械性操作的工作是很难保持高收入的,因此这个因素也导致白领的无产化。
从失业率数据来看,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失业主体逐渐从蓝领转为白领。到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中,白领工人的失业人数已经比蓝领工人多处数万人至十余万人,到了现在。。。
(五)本书的反思
1、数量方面。当我们在讨论体力工人的数量、比例的下降时,我们默认为了曾经存在一个体力工人稳定占人口多数的时期。但是本书认为,在发达国家,除了英国外,从来就没有别的国家体力工人人数构成劳动人口中稳定多数的时期。“那种有绝大多数体力工人可以动员起来支持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条件几乎根本没有存在过”[xii]。
2、革命性和组织能力方面。
一是阶级认同感和阶级归属意识下降。工人阶级内部的利益多元化、分层化、差异化瓦解了“普遍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彼此之间互相冲突与竞争。全世界无产阶级远没有联合起来。
二是难以形成强大的具体组织和行动能力。这些上面都已经讲过,不再赘述。
四、工联与共产的本质矛盾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
——列宁 《怎么办?》
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国家政权之前,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彻底巩固自己的统治、确保资产阶级不致复辟之前,共产党在其有组织的队伍中通常不会有很多的工人。
——《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M]. 1988年11月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698—708页
列宁时期就已经很明确地认识到,从工会的经济斗争、工会的角度出发,无法自行演化出政治上对共产主义的要求,而只会发展为工联主义,要求保护工会会员的利益,将斗争局限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的经济利益诉求上。这是由于工会的起源(往往是少数高技术工人垄断就业机会的行会组织)、性质(保护会员利益而非整个无产阶级利益的组织)和斗争手段(通过垄断就业机会、阻止其他工人使用生产资料)所决定的。
既然工会不能自发产生共产主义思想和追求,那么列宁对于工会的定位就是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而不是产生党的土壤和根。
党的土壤是无产阶级,但不是工会。
列宁主张先锋队从外部渗透、打入这些组织,通过这种外围群众组织灌输主张、施加影响并动员群众。工会之于列宁,就如同帮派、封建行会之于列宁:落后、不会自发产生社会主义,但可以动员群众,应当去领导和掌握。
我们观察几个发达国家工会的情况,体会一下工会的工联主义。
(一)工会与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
1、美国工会的就业信托性质,恩主庇护关系
美国全国约有100多个全国性工会,基本上是按行业或产业原则组织工会的。美国工会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组织系统也比较松散。
美国主流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是共生关系,在劳资关系中,美国工会承担“就业信托”的职能。根据工会和资方的具体的劳动协议,有些雇主必须通过工会招募一定比例或全部的雇工,工会领导层掌控公认的就业渠道。“即使协议里没有要求资方通过工会招工这一条,只要工会不闹事,老板们也常常乐得让工会代其招募、管理工人。这样,工会就成了一个就业信托。”[xiii]
也因为如此,美国工会“领导和会员的关系变质为恩主庇护关系”。“行业工会的原始性和‘就业信托’的定位使得掌握了‘工会就业’机会的工会领导与得到就业机会的工人形成庇护关系。领导给成员恩惠,成员向上级献忠。这样的体制不能促进工人间的横向团结。用费奇的话说,‘美国两万多公会更像是半独立的封建领地,而不像是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务工组织’”[xiv]
2、法国五个钦定工会的法律特权
法国写入《劳动法典》的工会有法国总工会(CGD)等5个,这5个工会实力比较强大,并且法律赋予它们与政府进行对话和谈判的权利,其他公会则不具有这项权利。
3、作为集体谈判代理人的德国工会
德国企业中不设立工会组织,德国工会是通过企业工人委员会和监事会两个机构的运作发挥作用的。德国的劳资谈判由行业工会代表雇员、雇主组织代表雇主进行。这种行业工会同雇主组织之间的劳资谈判模式是德国工会发挥作用的一大特点。
在工会和雇主联合会协商签订的劳资协议期内,双方有遵守规则,保持和平的义务,属于伙伴关系,劳资协议到期后,工会代表职工的诉求没有得到雇主同意,才可以组织工人斗争、示威、游行或罢工等[xv]。
罢工必须遵循必要的条件,才被认为合法,主要是:“罢工必须由工会来组织,供人们自发罢工被称为野猫式罢工,无论其目的如何,都是非法的”;“集体合同以外的事项不能成为罢工的要求;集体合同有效期内,协议规定的事项不能成为罢工的项目;政治罢工(也就是那种直接反对国家的罢工)和公务员罢工都是非法的;罢工不能有暴力行为,否则工会要承担罢工造成的破坏的法律责任。”[xvi]
在这样的制度下,德国工会更像是扮演谈判中的代理人的角色,而有限的罢工权力更像是一年一度的集体谈判的走过场。并且将这种斗争牢牢地固化在经济领域,绝对镇压政治罢工。
总的来说,一方面受到资本家和政府的进攻,一方面官僚化、懈怠、满足于在合法框架内的有限斗争。让普通群众也没有入会的动力,西方国家工会也就不得不出现会员人数、组织率持续下降的现象。
传统说法称工联主义是工人阶级不成熟的表现,而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成熟的表现,这给人的感觉就是可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然而事实上工联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是互相竞争的关系。工联主义搞得越深入、越停留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斗争中,无法自拔。
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
总结一下,首先革命主体危机的本质是一种“革命焦虑”。是在和平年代,换了各种办法都没有成功革命所带来的理论危机和焦虑。迄今为止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利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在世界大战中崛起壮大。比如苏联是利用一战进行兵变,毛事农民运动+割据战争,并在抗日战争中壮大。就连法国共产党,也是在二战的抵抗运动中壮大的。
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又有形式民主,便只能进行选举上的斗争。而在选举中,共产主义政党总是要面对民主社会主义悖论:
1、要么意识形态鲜明地只代表体力工人,但由于不占选民多数、无法获得多数选票而无法当选。
2、要么试图扩大基本盘,增加选票,但模糊了意识形态。
无产阶级的内部分化,使得左翼政党要获得多数群众支持,必须尝试推动多个议题,发动多元主体,西方左翼提出用多元革命主体取代单一革命主体有其合理性。但是难点也很明显,就是这多种主体的内部矛盾。
对于多元主体动员的方法,比较成功的是毛时代,农民、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学生,都有很大的不同,但由于有先锋队的统一领导,和务实的精神,比较融洽地同时动员这些很不“兼容的群体。具体可参考网站另一篇文章《学生、工人和农民 —— 漫谈历史上TG的群众运动》。
同时,资本主义对于任何一种具体的现实矛盾,都可以包容并解决,任何一个群体,都不是不能收买。只是同时加剧其他矛盾,不能消化所有矛盾,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对先锋队的政策灵活性的要求,随时根据形势转换发动对象。
比如说蓝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一度让蓝领实现了工人贵族化;白领,天生的中产阶级;本国工人,工贵化有目共睹;女权,北欧是个好榜样;环保,毋庸置疑;农民,普遍的地主化。
如果先锋队沉浸于固化的意识形态中,不能灵活调整自己的动员对象,就会快速地持续性衰落。
另一方面,是否动员一个群体和他们自己想不想革命没什么关系。毛泽东动员的农民群体非常落后,阶级观念淡薄、乡土观念重,但是毛抓住了时代的特点,就能很好地为我所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苦苦寻求革命主体,实际上是寻找动员对象,但是哪一个群体比较革命,不同的群体有什么特点特征,时代环境条件如何等等,都只是外部条件。没有一个去使用和依托这些条件的主体,对于外部条件的考,其就要大打折扣。
所以,我们不禁要思考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更要思考谁是“我们”。
[i] See N.Poulantzas :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Verso,1974
[ii] Andre Gorz :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London: Pluto Press,1982,p.75
[iii]陈招顺:《美国就业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外国经济参考资料》,1983年,第53页。
[iv] Audrey: Immigrant Workers in the U.S. Labor Force, March 15,2012,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2/03/15-immigrant-workers-singer#1
[v] United Nation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in Europe.
[vi] Scott Lash and John Urry: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Blackwell Publishers,1987.
[vii]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viii]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581页
[ix]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半,第1页。
[x] [美]斯科特·拉什、[美]约翰·厄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xi]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8页。
[xii] Christopher Pierson: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Polity Press,1995,p.16
[xiii] 严海荣:《美国劳工运动中的病症》,《读书》2006年第11期,第92页。
[xiv] 严海荣:《美国劳工运动中的病症》,《读书》2006年第11期,第93页。
[xv] 马丙丽:《德国工会协调劳动关系机制借鉴及启示》,《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28页。
[xvi] 林燕玲:《工会:市场经济的调节器——从国际化的“陷阱”看德国工会》,《人力资源》2006年第22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