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祁昊天

美国当代民兵组织是多种右翼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体现，如白人至上、基督教义至上（尤其是福音派的霸权地位）、无政府、地方武装自治、反枪支管制、反税收、反堕胎、反纸币、反女权、反伊斯兰、反国际主义等等。

在刚结束的大选中，民兵组织坚定支持特朗普。不过这也只是一时盟友，因为在民兵组织的眼中，联邦政府永远是防范对象和潜在暴政源头，“把骑在我们背上的联邦政府赶下去”始终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2016大选年，美国各种矛盾全面爆发，民兵组织也卷入其中。10月曾试图武装占领马卢尔国家野生保护区并于今年初被捕的俄勒冈民兵组织首领邦迪兄弟获判无罪，一时间右翼选民士气大振。对奥巴马“社会主义”政府的愤怒以及希拉里上台的恐惧，已然成为全美民兵组织新一轮动员的基础。选战最后一周，大量保守民众开始抓紧采购枪支，民兵组织也开始“厉兵秣马”。不少民兵组织扬言，如果希拉里当选，他们将进行武装抗议、维护治安。

 

2016年，邦迪兄弟之一的莱恩•邦迪在波特兰茅特诺马郡拘留所。

特朗普的胜选，一夜之间释放了右翼的不满与焦虑。但在鸣枪相庆之后，他们又将何去何从，会不会像前几次共和党当政一样归于平静？未必。美国的左右与种族冲突已愈加公开化、街头化、暴力化。心怀恐惧与不满的不仅是右翼白人。大选后，支持特朗普的白人被黑人殴打，反特朗普游行则招致枪击，种种乱象似乎都昭示着，社会矛盾武装化的危险并不会随着民兵的胜选欢呼声而消散。

民兵运动溯源：从捍卫独立到右翼武装

美国的民兵传统根植于宪法精神，特别是第一修正案（言论宗教自由、政教分离）、第二修正案（民兵管理、持枪权）、第十六修正案（政府征税权）。此外，也源自立国前后一直存在的地方自治与武装自保传统。

自带武器干粮的民兵，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功臣。美国宪法起草过程中，民兵是否受联邦政府节制成为争议焦点。作为妥协，联邦战时可以征召各州民兵，但平时的管辖权则由各州保留。到了19世纪3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安全形势的改变，最初的义务民兵制开始受到抵制。40年代，多数州新建“有组织民兵”，而原有民兵则成为“非组织民兵”，仅作为名义上的州武装。

进入19世纪后半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战争结束以及海陆扩张，美国联邦与各州之间的权力分配也发生了改变。1903年的《民兵法案》使联邦政府获得对“有组织民兵”更直接的干预权，进而催生了国民警卫队的雏形。一战期间，国民警卫队正式并入陆军。而“非组织民兵”则成为右翼意识形态的军事体现，直到今天。

20世纪早期，民兵与3K党及其衍生的准军事团体有千丝万缕的关联。30年代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美国出现了如“银衫军”这样的准军事极右组织。冷战初期，民兵组织以应对“共产主义入侵”和“第五纵队颠覆视”为己任，但随后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领域淡出，转为对内的族群、宗教、政治运动。

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风生水起，带来了白人的反弹和“爱国者运动”。而后者便是美国当代民兵运动的基石。此后诞生了大量的民兵组织，如基督教爱国防卫联盟、圣约组织、利剑组织、上帝之军、德克萨斯应急后备军、白人爱国者党等等。联邦政府为黑人权益背书，令他们备感震惊，此后华盛顿在枪支管制、堕胎、货币等方面的政策更令他们认定，合法政府已然沦陷。

当代民兵运动：敌人来自国内、来自上层

1970年，俄勒冈出现了“郡权组织”（取意自1878年的《地方民团法案》，拉丁文为Posse Comitatus Act，“郡的权力”），影响力在80年代遍及太平洋西北沿岸与大平原地区各州。该组织认为，美国人民对于合法政府的本质存在误解，被主流宣传误导了，没有认清联邦政府非法攫取合法政府地位的事实。“郡权组织”崇尚高度地区化、接近无政府状态、依靠郡县警长维持本地安全与自治权的政治形态。

经过郡权思潮的洗礼，民兵运动在1990年代达到了高峰，反社会、反政府的倾向愈加明显。先是关于共和党老布什政府“新世界秩序”的阴谋论，后有1992年爱达荷州红宝石岭和德州瓦科的武装冲突与伤亡，继而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办公楼爆炸。那次袭击夺去168条生命，也让民兵运动与国内恐怖主义挂上了钩。

民兵运动的防范对象不限于民主党政府，但民主党因其枪支管控等立场始终是更主要的敌人。小布什主政的八年是民兵运动相对收敛的一段时期。奥巴马上台后，出于对政府限枪政策和地方权力被剥夺的恐惧，民兵组织再次迅猛抬头，从奥巴马执政初期的40余个增长到近年的接近300个。由于人员结构不固定，美国民兵总人数并没有可靠数据，各种估计从1万多到5万以上不等，每个民兵组织从数十人到数百人。

 

来源：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

民兵组织认为，联邦政府不仅骑在人民背上，还将手伸进了人民的腰包——为了剥夺人民的持枪权（亦即自卫权和自由），联邦政府制定了一揽子计划，而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国内事件，更是精英们所谓“新世界秩序”阴谋的一部分。

民兵运动的崛起：恐惧与仇恨

关于民兵运动崛起，常见的解释主要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着手，但这类观点存在问题。如认为经济形势不好，其实民兵运动风生水起的1990年代，美国经济运行良好，通胀率与失业率双低；又如认为农业人口为运动主力，其实大量民兵成员是城市和郊区居民；再如经济底层论，其实民兵成员并不是美国“穷人”。

或许，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更恰当的切入点。如女性获得政治权力的程度与民兵运动活跃性的关联便很大，女权运动最弱的州也是民兵运动最活跃的州。考虑到“男性至上”这个文化基础，民兵们对于希拉里的厌恶甚至恐惧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类意识形态仇恨与恐惧的传播，支撑着民兵运动的发展。

与此同时，一张巨大的右翼网络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来，包括传统的录像带传播、短波与卫星电台、公共设施宣传单，以及新生的网络、社交媒体。一些流言传播了数十年始终颇有市场，如美国联邦政府在无人地带建立集中营关押右翼异见分子。

加上一系列事件的催化（如1992年洛杉矶暴动、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1993年《布雷迪法案》、1994年攻击性武器禁令等），原先处于社会边缘的民兵运动开始走入主流人群。1995年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后，当代民兵运动的政治诉求开始广为人知，其政治议程覆盖从温和保守到极右势力的大范围光谱——除了枪支问题，还包括反对纸币、反对联储系统、反堕胎、反移民、支持私有财产、支持家庭学校、反对政府插手医疗药品系统等等。

不过枪支问题始终是核心。“百分之三运动”是与民兵组织交叉的运动，他们相信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真正投入战争的殖民地百姓只有全人口的百分之三。虽然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是该理念大有市场。民兵运动坚信即便只是一小群人，只有手里有枪便可以推翻暴政。全美50个州都有“百分之三组织”，总共超过300个，而活跃的民兵组织也有接近300个，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重叠。

政府的两难与安全困境

美国政府与民兵组织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政府会允许非政府准军事组织的存在？这涉及民兵运动的具体行动范畴。民兵的日常包括公开集会、秘密集会、出版传播、游行、军事训练等等；再就是极端案例中的行动，如与地方或联邦官方机构对峙、占领公共设施、私造非法武器与爆炸物等。对于日常游行和军事训练，联邦和各州政府是不予干涉的，虽然管制措施在1990年代几次恶性事件之后有所加强。

政府面临两难处境。对于并不违法的集会、游行、训练等活动如果过于严苛，会破坏政府与民兵之间本已脆弱的互信，甚至引发民兵运动的反弹。出于类似的考虑，甚至3K党这种臭名昭著的组织也未被取缔。但如果不加以监督、限制，这些并不违法的日常行动却可能成为极端暴力活动的基础，尤其是在人员招揽、训练、装备等方面。事实上联邦执法机构，如FBI，已将极右翼白人反政府组织列为最具威胁的国内恐怖主义源头。

所幸政府与民兵的对峙，多以和平方式及民兵的妥协而告终。这也是美国政府不肯迈出更加决绝的一步——严格管制甚至取缔民兵组织——的一个原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美国的立国精神和对宪法修正案的不同诠释面前，这一步终究是政治不正确的。

根据历史经验，民兵组织的活跃度会随着民主、共和两党的执政分别出现上升和回落。但是2016年大选所暴露的恐惧、仇恨与裂痕，也许意味着未来几年民兵运动不仅不会降温，反而借着极右势力的抬头而壮大。

一种类似“安全困境”的局面已经隐约出现。左右民众、不同族群之间的不信任甚至仇恨、特朗普反对者对美国未来走向的恐惧，也许将催生出左翼版本的有组织武装。如此则必然进一步刺激右翼民兵运动。1960年代民权运动前后，白人右翼团体对于枪支的态度便是前例。他们那时的态度与如今完全相反，强调管制与秩序，因为担心黑人在拥有枪支之后成为更大的威胁。

美国基层政治冲突的武装化，并非没有可能从单方演变为双方甚至多方。特朗普终究不是右翼白人的“王”，美国民兵要的安全与自由只有枪杆子里才能找到。

本文转载自：

美军祁观︱枪炮与自由——美国民兵运动今昔_澎湃研究所_澎湃新闻-The Paper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3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