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怖袭击震惊世界，在义愤与行动之余，我们有必要对近年来世界秩序当中的乱象做一些更深的思考。

策划此次恐怖袭击的“伊斯兰国”（IS）能够发展壮大的原因，内在于穆斯林世界的一些结构性困境，所以即便IS因此次袭击走上末路，但结构性困境并未化解。

同时，此次袭击,可能令日益去政治化的西方世界，重新直面深刻的政治问题，并行动起来；而美国和欧洲在此过程中可能呈现出很不一样的历史责任。

再及，我们对于未来的世界秩序，也许需要换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

一、穆斯林世界的结构性困境与“伊斯兰国”

穆斯林世界在现代面临着一系列的结构性困境，这主要是因为它对波兰尼意义上的“脱嵌”世界难以应对。

在近代以前的世界中，无论在何种宗教-文化主导的世界，都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等各种要素彼此紧紧嵌合在一起，宗教观念及教区设置等则为这些嵌合的结构进行一种正当性的辩护，社会处在一种稳定而又停滞的状态之中。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远洋贸易改变了这一切，经济的力量脱嵌于此前紧密嵌合的总体结构，它进一步改变了社会组织的逻辑，改变了军事活动的逻辑，也改变着政治的秩序，改造着人们的观念结构。西方世界就此陷入了严重的动荡之中。

此后，人们做了各种驯化“脱嵌”世界的努力，在观念层面上，这些努力逐渐凝结为格劳秀斯及其后继者的国际法权学说，它将全球纳入具有普遍性的法权秩序当中，并从政治实践中建立起规范各政治行为体的国际条约体系；以及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说，它为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经济，以及以全球为单位的自由贸易进行了完美的辩护，并从中进一步提炼出伦理价值——自由经济将最终带来人类自由水准的普遍提升。以超越单个文明区域的全球法权秩序为基础，世界“再入嵌”，建立起现代秩序。

这个驯化的过程由于必须建立起跨文明的普遍法权秩序，所以它走向了对于形式正义的追求；实质正义（终极的实质正义必定是基于某种意义上的“信仰”）则被还原到纯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世俗化是大势所趋。西方世界历经数百年完成了对脱嵌的驯化，在此过程中崛起并对外扩张，非西方地区被裹挟入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被动地进入了“脱嵌”的过程。

穆斯林世界也正是在这里遇到了困境。伊斯兰教是对于世界的全面解释以及对于生活的全面指导，所有的一切都被嵌合在一套完整的解释体系当中，整合为通贯的实质正义，其嵌合性比任何其他宗教都更为深刻，这使得它难以应对“脱嵌”的世界。我们于是便看到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困境。

在政治层面，穆斯林国家都面临着正当性的残缺。

一方面，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而形成的，其国界的划分基于此前的殖民历史，以及大国的交易，而没有什么历史基础。因此这些国家本身的正当性便是存疑的；更何况在伊斯兰教义看来，国家这种人为的建构物，本身便无甚价值。

另一方面，既有的国家，其政权的正当性也是存疑的。世俗化和民主制这两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在穆斯林国家却处在两难困境当中。民主选举，则上台的往往是宗教性政党，世俗化遭遇挑战；坚持世俗化，则其担纲者往往就是以军队为后盾的强人统治、威权政体。穆斯林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始终要面临大国政治的约束，对于大国来说，在世俗化与民主制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天平便偏向了世俗化的一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等国都有过若干次军人政变推翻大选选出的宗教性政党主导的政府的经历，而西方国家对此都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但威权政体既违背了伊斯兰教义里面对于平等的要求，更违背了教义对于统治者的要求。于是，这些政权便从各种角度有着政治正当性的残缺，民众心中郁积着深层次的不满。

在经济层面上，从通行的衡量指标来看，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效率相对于西方世界与亚洲国家而言是比较低的，这既有穆斯林自身的经济伦理所致的结果，也有近代以来殖民经济体系所致的结果。就经济伦理而言，基于清教伦理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理性化经营、利润导向，以及将各种经济资源做同质化还原来理解，如此则各种经济要素市场化的程度高，相应地经济效率也更高；但是这种经济伦理忽视了“人”的需求，“人”被抽象化为劳动力要素，人的更复杂的精神与道德需要则被屏蔽在外。而清教以外其他文化的经济伦理，将“人”的需求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是如此，只不过它们对于何谓人的需求的界定会有区别——其经济效率势必会低于清教资本主义经济。通行的经济指标是否代表衡量经济的恰切标准，是另一个问题，毕竟通行的指标里也没有作为道德动物的“人”的地位；但无疑通行指标可以较好地反映硬件意义上的综合国力，效率的不足意味着通过经济手段化解社会矛盾遇到瓶颈。

就殖民经济体系的影响而言，穆斯林世界长期作为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地，在世界贸易体系当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石油国家是特例，但穆斯林国家不都是石油国家，并且石油国家也受制于国际资本市场。殖民经济体系的影响往往还会留下另外一个特征，就是飞地经济，亦即几个大城市的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有着高度联系，成为一种经济飞地，大城市之外的地区则仍处于传统经济当中，国家内部经济呈现二元化撕裂的状态。而经济飞地的各种发财机会又往往被威权统治者所控制，以及用来拉拢支持者，经济层面的撕裂便进一步地加重了政治层面的合法性残缺。

再从社会层面来看，传统经济与传统社会结构及道德体系是高度嵌合在一起的，但飞地以外的传统经济地区也会逐渐遭遇到现代经济的渗透并开始解体，相应地传统社会与道德也会逐渐解体。这个过程在日趋加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从传统社会结构当中抛出，却无法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陷入困境；传统的道德体系对他们的约束也逐渐失灵，失业游荡的青年人更加无所适从。这与前面所说的政治正当性的残缺、经济层面的撕裂等等结合在一块，带来了怨恨，蕴含着深刻的动荡基础。

这些结构性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穆斯林世界，在第三世界国家很常见。但局中人如何理解这些矛盾，则与不同的宗教-文化态度紧密相关。伊斯兰教当中既有温和向善的面相，又有激烈决不妥协的面相，哪种面相会呈现出来，要看它是在怎样的一种社会结构当中运行。在传统社会的嵌合结构中，伊斯兰教劝人向善、友爱世人、热爱和平的一面会凸显出来。但是在被抛离于传统社会结构、孤独绝望的年轻人当中，决不妥协的面相便会更有吸引力，这个面相在告诉他们，即使全世界都抛弃你了，神仍然与你在一起，他永远不会抛弃你。

马克斯·韦伯在研究犹太人时曾提到过“贱民民族”这样一种精神结构。所谓贱民民族，是指一群坚信自己是选民的人，神对其命运的许诺甚好，但其在现实当中的处境却是甚糟。虔诚的信徒坚信神不会错误地许诺，自己的信仰也不会有错，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世界错了，需要将错误的世界改造为正确的秩序。在那些决不妥协的年轻人身上有着同样的精神结构，我们可以想象，发誓要推翻现行秩序、期待着善恶终极大决战的“伊斯兰国”对他们会有何种巨大的吸引力。

“伊斯兰国”所遵奉的原教旨主义，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9世纪的宗教领袖罕百里，他开创了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罕百里派，成为嗣后所有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当时阿巴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马门哈里发正力图用暴力强制推行自己所钟爱的神学派别，其更深层目的是以此来掩盖自己得位不正之事。暴力强推的办法与正统伊斯兰教所推崇的强烈的平等主义相矛盾，后者坚信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只应服从安拉的命令，每个人都要对神负责；而马门的做法则隐含着对于神意的窃据，要求每个人对哈里发负责。罕百里要极力对抗哈里发的残暴统治，但哈里发是先知在世间的继承人，罕百里及其支持者反抗哈里发显然是没有正当性的，除非能够找到比哈里发还要高的正当性来为自己辩护。这个更高的正当性只能是来源于神，神意在古兰经和圣训里，于是罕百里要求信徒严格地依照经训来行事，绝不可依凭自己的理性妄揣神意以致窃夺神的位置，否则只能带来邪恶的专制。由此可以看到，原教旨主义在其起点上，是弱者赖以反抗强者的精神武器，而不是通常所想的冥顽不灵愚昧落后。

对于“伊斯兰国”所诉诸的群体而言，他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感受到巨大的不公，但却无能为力，在他们看来，现实世界就是个暴君。这些挫败者为自己寻求意义感与出路的努力，呈现为一种“贱民民族”的精神结构，形成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敌视。

反过来，一方面现实太强大了，一方面贱民民族必须（至少是自视为）加倍虔诚才能支撑起其正义在握的信念，于是，这些人的生存困境逼迫着他们只能选择原教旨主义。他们敌视的对象既包括本国的欠缺正当性的政权乃至国家本身，也包括对伊斯兰世界形成外部压力的西方世界，本质上来说，他们敌视的是现代性本身。同时，由于这些人的理念以信仰为基础，是自我证成的，所以即便是失败也无法令其放弃信念，甚至更会令其获得证成感，相信这正是拯救所必需的一个环节。于是，与其的战争就具有了一种终极性，与通常的战争是完全不一样的。

“伊斯兰国”的动员效力来源于此，但它也正因此而走上了自我否定之路。“伊斯兰国”要彻底否定现代性，但是其反抗的手段却必须借助现代的经济与技术力量；而一旦借助了这些力量，要使其能够可持续地运转下去，则“伊斯兰国”便会变成自己欲图否定的东西了。这使得它的成功便意味着自己的失败；但是它的失败却会诱使它坚信自己必会成功，“伊斯兰国”自身便陷在一个怪圈里。同时，由于“伊斯兰国”庞大的战略目标，它必须使自己能够建制化、定形化，否则无法确保其组织效率的可持续性；但是其原教旨主义的理念要求“伊斯兰国”要保持一种无定形的状态，这里又是一重自我否定。“伊斯兰国”对于外部世界能够构成巨大挑战的力量，在于其大打不对称战争的能力；但是这种战法也要求“伊斯兰国”不能让自己定形化，只有无定形才能让对手无法锁定目标，难以有效地回击，而“伊斯兰国”正在定形化的现实，令其力量也走上自我否定的路数。

原教旨主义的方案在反抗现代秩序的过程中，既无法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方案，也无法不走上自我否定的路径。但是原教旨主义的存在本身，却会构成一个重要的晴雨表，标示着它所处其中的秩序，是否存在着现有的政治-法律框架内无法化解的冤屈。只要这些冤屈能够在既存的政法框架内化解，都会转化为一个法律问题被消化掉，因为原教旨主义的路径成本太高，通常不会被人选择；但无法化解的冤屈的存在，其所引发的怨恨却必会将人推向某种类型的原教旨主义。

“伊斯兰国”的疯狂必须被打击，但同时我们也要反思一下，前面所谈的、作为既存秩序之基础的国际条约体系当中是否存在一些问题。

二、西方世界的困境与欧美的不同历史责任

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在二战后的伦理基础，是普世人权观，它在今天也遭遇到一些内在的困境。

普世人权观预设着对于人权的普遍承认与保障。但是，任何承认与保障，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说得更清楚些，现实的法权秩序需要被具体化为一种财政方案才能落实，这是一重经济成本；而财政方案以税收为前提，税收问题却往往与选票相关，这又构成一重政治成本。

普世人权观预设着正常国家都会在本国付出这些成本，但事实是，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不能、或者是不愿付出这些成本，于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便理应代为付出这些成本，以作为外部世界对其主导地位之承认的补偿。问题是，西方国家是否愿意代为付出相应成本呢？答案是，即使愿意付出，这也是不堪承受之重；而不能或不愿付出这些成本的话，则西方国家对于普世人权观的承诺便堕入虚伪之中，这种虚伪正可供“伊斯兰国”作为反西方的理据之一。

西方国家近年发起了对于穆斯林世界一些威权统治者——如萨达姆、卡扎菲，以及时下正焦头烂额的阿萨德等等——的打击，从法理上可以视作它们推广普世人权、代为付出成本的努力。萨达姆之类的政权在正当性上的残缺，引发国内的反抗，自然是令其倒台的最根本的内因，西方的打击不过顺水推舟。但西方明显对问题没有做过深思熟虑，人权输出的结果，反倒是这些地方的普遍失序。为了重建秩序，则需西方世界付出更大的成本，但它们显然不愿承担如许成本，这就再一次令西方的普世人权观处于被质疑的境地。

巴黎恐袭案后，已经被法国政府拒绝承认的阿萨德，不无反讽意味地向法国表示了哀悼，并说法国所遭受的野蛮袭击，正是过去5年来叙利亚人民一直在忍受的。这一系列事件，以非常尖锐的方式，将如何为普世人权的成本买单这一问题提了出来；或者我们也可换个问法，谁有为普世人权买单的政治意志呢？

说到这里，不得不对权利观念本身再做些辨析。对于权利的来源，会有至少三种不同的认识。权利可能是来自于传统，基于经年累月的社会互动而形成了人们普遍默认的惯例，这些惯例对于人们的具体行为有着实在的约束力，当它被法律化表达时，就成为了“权利”。权利也可能来自于理性，在启蒙时代以来，理性要求将一切都置于自己的审视之下，各种现成事实并不因其作为事实便自动获得正当性，除非它们经过了理性辩诘而为自己争得了存在的资格，思想家们基于理性的建构而确认了一些权利，并以这些权利作为现成事实赖以获得评判的法律标准。权利还可能来自信仰，信徒们坚信自己与神之间的神圣契约，它规定了作为个体的人在世间的义务，也承诺了个体在世间的尊严，人世的法律不过是用来保障神所赐予的个体权利的。

这些不同的权利来源，呈现出的法律外观可能很相似，但是其底层的动力机制是不一样。当然，这些差别并不能通过对于法条的分析而被识别出来，它更多是基于对政治哲学，以及对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即那使得法律能够活动起来的社会心理要素——的分析而被识别。

美国的权利观是基于信仰的。无论是《独立宣言》的开篇处所言，造物主赐予个体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还是美国总统手扶《圣经》宣誓的传统；再如美元上印的“我们信仰上帝”，等等，都在提醒我们，清教精神贯穿于美国的政治哲学与其民情，它以某种方式规定着美国人对于世界的理解，以及对于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理解。它激励着美国人的开拓精神，也带来了美国人的傲慢自负。我们在美国所能发现的令人兴奋的东西与令人厌恶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伴生于清教精神的，无法剥离开来看。以信仰为基础，美国人形成了一种有时显得不合时宜地固执的权利观，它必定对应着一种责任观，权利与责任都是不容置疑的。

而欧陆国家的权利观则基于理性的反思。但是理性反思有一种自反性的效果，任何绝对的东西在反思面前都无法彻底站住脚，它会突破任何禁忌，因为禁忌在本质上是种非理性的存在。于是理性的反思，有可能令权利的扩展突破各种不容置疑的疆界，这种无止境的自由，使得人的创造力可以获得巨大的释放，是艺术得以发展的最重要土壤；但同时它也带来一种相对主义的效果，权利似乎不是那么地强固，在相对主义的情境之下，会缺乏行动的力量。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扎卡教授刚刚在北大做了场题为“欧盟的理想与危机”的演讲，提出，欧洲近代价值的衰落以及政治意志的丧失，从各个领域都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当中，是欧盟危机的原因及表现，便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洞察。

问题到这里就简单了，谁能拥有为普世人权买单的政治意志呢？答案只能是美国。那么为何美国能承受起这种欧洲无法承受之重呢？一种奇妙的辩证在这里又浮现出来了。

欧洲的相对主义虽则无力，却因其突破了各种不容置疑的理念疆界，而走向了实实在在的普世人权实践。最近几个月欧洲对于穆斯林难民敞开胸怀接纳，甚至在巴黎恐袭案之后也并未决意停步，正是一个极佳例证，因为欧洲在理念上无法将穆斯林排除在普世人权的承诺与保护之外。欧洲的这种决策有着深刻的人道主义气质，表达了一种极有价值的道德勇气。但是这种道德勇气的悖反却是，欧洲有可能一方面因此背上负担不起的成本，一方面将恐怖主义问题内在化于欧洲自身，从而令得相对主义的权利观有走向自我否定的危险，成了一种事实上无法普世的普世主张。

美国的力量支撑着普遍主义帝国，面对难民的时候却会呈现出一种防火墙式的格局，墙的这一边是普遍主义法权得以适用的地区，另一边则是不能适用的地区。普遍主义在这种二元格局当中又如何自辩呢？对清教神学有着深刻影响的奥古斯丁说过，恶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它只是善的缺失；对美国来说，墙的两边只不过是善的存在与善的缺失的关系，缺失善的那一边不能适用普遍主义法权，并不是它在本质上不能适用，而是需要等待其完成对善的孕育，在此之前则它是需要被隔离与规训的。这是在某种意义上拒绝普世的普世主张，却使得美国的政治决断所需支付的成本，能够比较容易地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就现实的世界秩序而言，它需要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这要求对各种禁忌的突破；但同时世界秩序也需要有力量维护自身，这又需要一种固执的不妥协。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历史已经做出裁定，欧洲负责勾勒未来美景，美国负责提供当下保护。美国的普世主义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虚假性，需要欧洲为普世主义正名；欧洲的普世主义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虚幻性，需要美国为其撑腰。旧大陆与新大陆，对于世界历史有了不一样的责任。

三、未来的可能性

巴黎恐袭案，本质上来说并不是文明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文明与野蛮有着双重的不对等，一方面是力量上的不对等，一方面是道德上的不对等。

在文明的道德标准下，它会自我抑制对于力量的使用，于是反倒让野蛮一方获得通过不对称战争占优的机会。但文明不是没有力量，它只是需要在运用力量的时候获得充分的道德理据。野蛮的暴行，给了文明以充分的道德理据来运用自己的力量；同时，野蛮的暴行，也使得文明国家做出政治决断所需付出的政治成本降低。文明面对野蛮时，如何能够有效地回击野蛮，同时不使自己因此也堕落为野蛮，也就是说，如何真正地打一场正义战争，这是最深刻的政治问题，也是近些年在西方世界去政治化的氛围下近乎被人忘掉的话题。最近几天在G20峰会上各国对于反恐的密切磋商，北约即将启动的对于“伊斯兰国”的迅猛还击，都证明西方世界已经行动起来；相信对于最深刻的政治问题的思考，也即将复活，它会把更加伟大的东西带回到人们的视野。

基于此，我们可以不出大差错地判断，“伊斯兰国”将走上末路；虽则前文所述它已经开始走上自我否定的道路，但巴黎恐袭案将加速这一进程。然而，即便“伊斯兰国”覆亡了，前文所述穆斯林世界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并未获得化解；同时，短期内来说，欧洲的普世的虚幻性与美国的普世的虚假性，也难以真的被克服，世界只不过会是建起一个打着美国Logo但满是欧洲开的旋转门的防火墙。

美国基于其地缘特征，天然的是个海洋国家，由于其特定的财政约束，它所主张的普遍秩序无法以它为主导而深入到亚欧大陆的腹地深处，防火墙便建在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区。但倘若亚欧大陆内部的秩序无法安定下来，则各种结构性困境所致的流民将顺着旋转门再度进入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于是整体状况未必会比此前更好，甚至会更糟糕也未可知。

那么，亚欧大陆的秩序又该如何安定呢？这只能在陆地大国的主导下完成，在可预见未来就是中、俄两国了，但这两国真的能担负起这个责任吗？它们对责任的担负，途径很可能是在与海洋国家协调的基础上，对穆斯林世界一批威权主义国家的支持。刚刚的G20峰会上，西方国家对于中俄一直支持的阿萨德政权在态度上的松动，便是个例证。但这就又回到了穆斯林世界结构性困境的局面下，折腾一圈回到起点；埃及的塞西政府是另一个例子。这样治标不治本，只能是等待着周期性的动荡的到来。

若要治本，需要有穆斯林世界内部的宗教改革，解决穆斯林世界的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张力问题。咨诸历史，真正伟大的宗教改革，一定同时是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不能局限在精英的小圈子里。从查理周刊案到巴黎恐袭案，我们能看到穆斯林温和派对极端主义的谴责，但这都是精英小圈子的表态，并未能够形成伟大的社会运动。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温和派的主张更加理性，但是它在某种意义上也像欧洲一样，没有行动的力量，一旦穆斯林世界面临的结构性矛盾问题激化，有动员力的还会是极端主义派别。伟大的穆斯林宗教改革家的出现，可遇不可求，未来我们可能将不得不长期地面对着一个更加动荡的世界。

这个动荡的世界，再加上陆地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势力范围的划分，世界秩序的前景看上去似乎逐渐晦暗了。我们是否只能在这种晦暗中等待呢？

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在11月15日刚刚对“伊斯兰国”宣战，誓言“不会放过你们”（We Will Hunt You Down！），该组织表示将利用自己的知识来“团结全人类”，并宣称让恐怖分子“期待我们（的行动）”。这是一个有趣的、也有可能给我们打开另一种想象的事件。实际上，今年1月初查理周刊恐袭案之际，“匿名者”便已发出此宣战宣言，这次他们再强化了一遍。

恐怖主义是一种现代游击战，其本质特征是模糊掉了军民的区别，模糊掉战时与平时的区别，基于分布式的决策机制，来与集中式决策的反恐安保机制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分布式对集中式，这就已经决定了后者永远无法制定出足够有效的策略来应对前者的挑战。除非，后者的策略生成，也是一种分布式的过程。“匿名者”恰恰是这样一种组织，它在有效对抗恐怖主义这方面，给出了一种极富启发性的方案。

而这种方案还蕴含着一种深层次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意涵。穆斯林世界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与西方的普世人权观所遭遇的成本困境，以及陆海势力范围划分这种晦暗的前景，其背后都有着一种集中式政治组织形式的预设，这些问题在此预设下很可能是无解的。分布式秩序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可能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给人们提供一种突破令人郁闷的晦暗前景的想象力。

作者施展为外交学院副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