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一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经过及失败原因考察

陈 均

 [摘要]：1925年10月—1926年3月，在苏联考察的胡汉民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苏共核心小组对此问题经过讨论，最终拒绝了这一请求。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胡汉民及国民党自身准备不充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考虑到国民党在其“东方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当时国共关系紧张的实际情况。

[关键词]：国民党    共产国际    胡汉民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曾于1925年至1927年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希望接受它的直接领导。目前，学界对这一课题已有少量研究。刘明钢《国民党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文史精华》2003年第4期，第28—31页）叙述了国民党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经过，但为文过简，且未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姚金果等人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也记述了国民党的这两次努力，并从国共关系、广州国民政府所处环境等方面分析了其失败原因。他们的研究对我们多有启发，但又未至充分。本文拟就国民党第一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做详细考察，并从国民党和共产国际两方面探讨其失败原因所在。

一、国民党第一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经过

1925年9月15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报告：“今政治委员会根据廖同志被刺前之决议，仍请胡同志往国外接洽，以非常重大任务，付之胡同志之手”，[1](p.351)正式派遣卷入“廖案”的胡汉民出国考察。同时，汪精卫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信苏共中央和苏联中央政府，说明“本党已授权汉民同志”，希望“得与诸先生详细接洽”。[1](p.352)9月22日，胡汉民在黄埔搭乘苏联轮船“蒙古”号，离开广州。胡汉民途径经海参崴、赤塔，于10月28日到达莫斯科，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莫斯科之行。

胡汉民与共产国际的实质性交涉始于与共产国际执委会鼓动宣传部工作人员拉菲斯的接触。胡汉民于11月12日、12月7日和12月12日与拉菲斯进行了三次交谈。12月7日谈话的主题是国共两党的任务及彼此的关系。在谈话结束阶段，胡汉民提出了国民党“应当力求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拉菲斯则表示，共产国际欢迎国民党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盟友。[2](p.756—768)

1926年2月8日，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会见了胡汉民。在交谈中，季诺维也夫认为：“国民党不仅应该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且也应该了解整个世界的情况”，“因此国民党应当同世界上最革命的团体联合起来”，“这就是国民党应当同第三国际联合的问题”，二者之间应该“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胡汉民对此表示“非常同意”。最后季诺维也夫建议胡汉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开幕之前作关于中国革命的详细报告。[3](p.42)2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季诺维也夫向主席团提出，“国民党想加入共产国际，这个问题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出过”。[3](p.60)（按：指上述两次谈话）

2月13日，胡汉民就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提出书面申请。在《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中，胡汉民认为：“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同世界上其他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共产国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是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策略的唯一正确口号”，“而中国革命正在为中国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国民党认为他有必要加入共产国际的队伍。” [3] (p.91—92)

2月17日，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的苏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召开了会议，会议同意胡汉民致贺词，并决定将“关于接纳与国民党（按照共产国际章程17条）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3] (p.148—149)在当天紧接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胡汉民应邀出席了会议并致贺词。在贺词中，胡汉民慷慨热情的指出：“只有一种世界革命，而中国革命就是它的一部分”，“我们伟大领袖孙中山的学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我们的口号（“为了人民群众”）是与共产国际的政策相一致的”，再一次透露出加入共产国际的愿望。[2] (p.115—116)

2月18日，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莫托洛夫等出席了会议，听取了季诺维也夫和维经斯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并决定：“鉴于广州政府的国际环境和中国革命运动的今后发展前景，认为有必要在预先同国民党代表举行的私人会议上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3] (p.150)按照这一精神，2月19日，苏共中央书记斯大林会见了胡汉民，并进行了长达5、6个小时的交谈。斯大林在谈话中指出两点：（一）胡汉民的要求不能代表整个国民党，在党部没有决议案；（二）中国革命形势严峻，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只会使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对付中国革命。并以此告知胡汉民，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时机还不成熟，希望胡汉民将这个提案“保留半年”。[1] (p.370)

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这一决定致信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中盛赞在国民党领导下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并认为“国民党是它（共产国际）在全世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直接盟友”，因此，“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但是，“在最近的将来，国际帝国主义会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避免发生这样的麻烦事。”因此，“我们请求你们认真讨论我们在这里阐述的意见”。“但是如果你们中央委员会坚持胡汉民同志在此间提出的建议，那么共产国际主席团准备把这个问题列入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并且我们请求你们派代表团出席这次大会来共同认真的讨论这个重要问题。” [3] (p.151—153)

这实际上是委婉的拒绝。3月8日，胡汉民得到正式答复，其精神与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函件完全一样，认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时机尚未到来。

3月12日，莫斯科举行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会，斯大林再次邀请胡汉民谈话，“并力言加入共产国际俟半年以后。展堂（胡汉民）先生唯诺诺而已”。[1] (p.373)3月13日，胡汉民离开莫斯科回国，4月29日抵达广州，国民党第一次加入共产国际的愿望落空了。5月3日，胡汉民出席国民党第138次中央政治会议。在会上，胡汉民报告了考察苏联的经过，并向政治委员会提交了与共产国际交涉事宜的书面报告，提纲挈领地叙述了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始末。[3] (p.238—240)

二、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失败的原因

共产国际拒绝国民党的加入，原因可以从国民党自身和共产国际两方面来说明。

从国民党方面来说，胡汉民及国民党中央对加入共产国际事先既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事中也没有坚决的实际行动。

胡汉民离粤赴苏时，汪精卫致苏共和苏联政府信中，虽然称：“此次胡汉民与诸先生会晤，所欲商榷者，为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具体说就是“关于党的组织、宣传各种问题，及中国国民革命所应取之策略等”，[1] (p.352)但根本没有提及加入共产国际的事务。

12月7日，拉菲斯与胡汉民进行了会谈。胡汉民在谈话中表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现时存在的关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拉菲斯从胡汉民对中共的认识中得出：它（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本身对于中国革命来说都是有害的，最好将它解散。胡汉民面临会谈崩溃的形势，从而提出，“中共应当继续存在，完全没有必要解散它。而国民党从自己的方面来说应当加入共产国际。” [2] (p.756—768)尽管提出了申请，但胡汉民并未在意。 12月１4日，他致电汪精卫报告与拉菲斯的会谈结果，仍然没有提及12月7日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事。1926年2月8日，季诺维也夫会见胡汉民，季在交谈中表示：“我有必要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您，胡同志进行讨论。这就是国民党同第三国际联合的问题”，“国民党应当同第三国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因为它的组织对此很感兴趣”。胡表示“非常同意”，认为“国民党应当使自己的本质和志向变成第三国际那样的”。[3] (p.42)从上述两次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不是胡事先考虑周全，主动要求，而是在被引导的情况下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

2月18日，胡汉民致电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报告了17日在六次扩大会议上的情况，并说明了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事务。但迄今为止，笔者仍未发现对这一电报的回复，以及指示胡汉民为此进行交涉的文件。19日，斯大林劝告胡汉民将提案“保留半年”时，胡没有力争，只是“仔细想了想，这个提案保留半年也未尝不可，反正我们的态度已经表明了”。[1] (p.370)25日，共产国际致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再次表态：“如果你们中央委员会坚持胡汉民同志在此间提出的建议……我们请求你们派代表团出席这次大会来共同认真地讨论这个重要问题。”[3] (p.153)但国民党没有回复，没有给胡汉民新的指示，也没有派遣代表团赴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并不是国民党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议，而更多的是胡汉民在苏联考察过程中一时的个人行为。正如斯大林拒绝胡汉民时所说：“你这个主张是站在国民党左派的要求提出来的，国民党右派是否同意你这一主张呢？如果不同意，那你这个主张根本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同意”，“你这个主张在党部没有决议案，非得审慎不可”。[1] (p.369—370)

从共产国际方面来说，拒绝国民党加入，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国民党在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中的矛盾地位。1920年共产国际确定了列宁的“东方战略”，要联合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以达到掣肘列强对苏联直接武装干涉的目的。中国是当时列强角逐焦点所在，支持中国革命的开展必定会大大牵制列强的力量。因此对苏联来说，联络、扶持国民党是极有必要的。胡汉民在莫斯科一再宣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正是迎合了这一意图，并以此为理由要求加入共产国际。但“东方战略”又是以苏联利益为中心，以不损害苏联利益为前提的。直接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反而会影响“东方战略”的效果，这就注定了国民党愿望落空的必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整个帝国主义世界认为共产国际是其不共戴天的仇敌，国民党这时加入这个组织，会使帝国主义者建立反华统一战线，当然也会给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造成困难。” [3] (p.152)斯大林劝说胡汉民放弃加入共产国际时也说：“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都在注意中国问题，你们把中国问题这么公开的放在第三国际里面，恐怕会弄巧成拙，事情反而不好办了”。[1] (p.369)在他们看来，国民党这时加入共产国际势必造成中国革命的困难，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最终影响到“东方战略”，危及苏联的安全和利益。因此，他们宁愿在实质上支持国民党却不愿将其正式接纳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尽管胡汉民一再指出：“假使我们的联络是真的，那么就是他们（世界帝国主义）嫉妒我们，我们又有什么惧怕的呢？况且我们暗中联络，他们也是一样的嫉妒我们，或者他们的嫉妒会因不明真相而更甚呢？” [1] (p.370)苏联还是惧怕此举会引火上身，最终拒绝了胡汉民的申请。

第二、国共关系问题。按照《共产国际章程》，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支部，而中共在二大后已经加入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当然不能再把国民党作为中国支部接纳。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就说：“国民党来到这里的一位正式代表、政治局委员（按：指胡汉民）建议把国民党算作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当然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国际在每个国家里只能有一个支部，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4] (p.118)

当然，国民党也可以申请以同情党的身份加入共产国际（实际上共产国际讨论国民党问题时，也是从同情党的角度考虑的）。然而，共产国际一旦接纳国民党，必然会加剧国共两党的斗争。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攻击，西山会议派另立旗帜，戴季陶主义出笼，表面上国民党二大左派和共产党的联合占据了优势，但实际上反对者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在增强。胡汉民主张加入共产国际，希望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本身就带着与共产党争夺权力的意图。与拉菲斯谈话时胡汉民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之间的现存关系是不能使人满意的”。1928年，胡汉民直截了当地道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真实目的：“我之所以主张加入共产国际，就是本着当时的组织民族国际的愿望，使中国国民党独立自主，不受共产党人的操纵愚弄，同时也可以拆穿共产党第三国际的西洋镜。” [5] (p。1401)在这种情况下，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势必会加快国共两党的分裂。况且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要扩大共产主义势力，对抗世界帝国主义。而国民党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不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为己任，在中国，苏联最终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来实现共产主义。尽管胡汉民在与拉菲斯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任务在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也有可能国民党将来加入共产党”，[2] (p.756—768)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服苏共与共产国际，接纳其加入共产国际。

三、结论

    胡汉民出于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立场，在莫斯科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但由于国民党自身准备不充分，以及共产国际对国共关系的担忧，再加上国民党在其“东方战略”中的矛盾地位，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国际拒之门外。

但通过国民党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举动，我们既可以看到国民党右派打击、排挤共产党在另一个领域的斗争，又可以看到苏联在中国革命中既依赖国民党又重视共产党、对国民党既扶持又压制的矛盾心理。虽然，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愿望落空了，但它却暗示着国共关系中严重的分裂危机以及国民革命最终失败的命运。

 

参考文献：

[1]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M].台北：中华印刷厂,1978.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5]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胡汉民先生文集》第４册[C].台北：中华印刷厂,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