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

作者：叶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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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4年4月6日，维克多·欧尔班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在匈牙利国会选举中获胜。

近年来，中东欧各国右翼的崛起颇为引人注目，匈牙利的右翼已经上台执政，并且执行了相关措施。不仅匈牙利如此，波兰的右翼也在加紧步伐。其它国家的右翼势力也是咄咄逼人，比如在今年3月的斯洛伐克议会选举中，斯洛伐克的新纳粹政党第一次进入了议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东欧各国右翼的滋生成长无疑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那么我们就来简要地回溯这个过程。大家都知道，中东欧各国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终取得政治独立，并建立了民族国家的。因此本文从这个时期写起。中东欧各国虽然获得了政治独立，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的各国都是由旧式权贵进行统治，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时期是一个政治与社会都极为动荡的时期。中东欧各国也不例外。在这个时期，匈牙利爆发了革命并且短暂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3年底，波兰的克拉科夫也发生了工人起义。其它国家也发生了政变等事件。这样一种状况下，中东欧各国旧式权贵的“正常”统治也就难以维持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被外国干涉扼杀之后，匈牙利就由霍尔蒂政权统治。不仅匈牙利如此，在两次大战之间，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中东欧各国都无一例外地由右翼独裁政权进行统治。波兰是毕苏茨基，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则是国王的独裁统治和法西斯组织的结合。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中东欧右翼自然获得了发展良机。这个时期内，中东欧各国右翼都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些国家的右翼不仅有诸如匈牙利的箭十字党和罗马尼亚的铁卫队，也有“民间”的右翼组织（例如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

虽然中东欧的一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纳粹侵略（比如波兰），但是这不妨碍这些国家的右翼提出和纳粹相似的或者相同的主张。和纳粹一样，中东欧右翼的基本主张也是基于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而提出的。毫无疑问，这个“共同体”的构成是血统意义上的“民族”或“种族”（个别的比如斯洛伐克以蒂索为代表的右翼则是强调宗教即天主教）。还是和纳粹一样，这个“共同体”奉行的是赤裸裸的等级制，并且公开地排斥和歧视包括犹太人等少数民族，甚至主张进行杀戮。毫无疑问，中东欧右翼也是把这些国家的“传统价值观”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以所谓“民族”的名义把各种“外来”价值观（包括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视若寇仇的（当然，和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一样，这样一种“文化”是为赤裸裸的等级制服务的）。例如这个时期波兰右翼的代表人物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就是仰慕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其它国家的右翼及其代表人物，例如匈牙利的贡贝什（Goemboes）和绍洛西（Szalasi），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Antonescu），克罗地亚的弗兰切蒂奇（Francetic），塞尔维亚的利约蒂奇（Ljotic）也是如此。相关右翼组织，比如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亦然。也就是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东欧右翼就是法西斯、纳粹在当地的版本。虽然在二战中，中东欧各国和纳粹的具体关系不同，例如二战中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成了纳粹的仆从国，波兰等国遭到了纳粹的侵略，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中东欧各国右翼的性质。相反，这样一种情况甚至成了当代中东欧右翼的借口，因为这些国家被纳粹侵略之后，这些国家的右翼就可以据此把自己和纳粹撇清关系，甚至将自己打扮成“反极权”人士，让自己的主张更有迷惑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国家相继加入了苏联阵营。在这个过程中，中东欧各国的右翼受到了一些抑制，例如匈牙利的安托尔就转入“地下”活动。但是，由于东欧国家这个时期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得东欧国家出现了不少反对派。尤其是1968年之后，东欧反对派主体的构成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和右翼民族主义逐渐取得了优势（前者如捷克的克劳斯，后者如匈牙利的安托尔）。与此同时，苏联当局的霸权主义行径也刺激了东欧右翼民族主义的发展，东欧国家（民主德国除外）试图通过民族主义强调“独立性”的努力也对东欧右翼民族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在东欧剧变之后，自由主义和右翼民族主义联袂登场，取得了中东欧剧变之后政治的主导权。

当然，中东欧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例如在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克罗地亚（图季曼）、匈牙利（安托尔）等国，右翼民族主义率先取得优势。例如，斯洛伐克的梅恰尔（Meciar）政府就采取了不少波兰目前的卡钦斯基政府采取的措施。这些活动还包括了诸如要求“历史领土”，恢复中东欧各国的“传统文化”亦即前资本主义文化（含基督教），以及光头党等。在波兰等国，则是自由主义率先取得优势。但是无论哪种情况，在东欧剧变之后20多年之后的今天，中东欧右翼的全面崛起已经是事实。同时，如前所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传统的右翼权贵日渐“激进化”、“群众化”，从旧式保守主义转向右翼民粹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当代的中东欧右翼更是没有经历过“权贵”时代，原先的中东欧各国权贵也不真的可能复辟，这些右翼势力从一开始就转向右翼民粹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比如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就是通过“发动群众”夺权的。不过，中东欧右翼的意识形态和他们的前辈相比并未发生变化。不仅中东欧当代右翼的意识形态直接继承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东欧右翼，这两个时期的中东欧右翼在人员上也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二战后中东欧各国的右翼组织纷纷流亡到西方国家，东欧剧变之后，这些右翼组织就纷纷回国“咸与维新”。前述匈牙利的安托尔等也摆脱了“潜伏”状态而公开转向右翼。波兰的天主教会也成了该国右翼的主要推手。

中东欧右翼也十分清楚他们的“先辈”是谁，除了米洛舍维奇与切特尼克（切特尼克的当代继承人是舍舍利和塞尔维亚激进党），图季曼和乌斯塔沙之外，波兰的卡钦斯基兄弟就是直接把上文提及的德莫夫斯基视为自己的先辈的，斯洛伐克的当代右翼也对二战期间纳粹扶持的斯洛伐克傀儡政权乃至蒂索本人大力赞扬。此外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乌克兰的尤先科等和彼得留拉甚至班德拉之间的关系。捷克斯洛伐克的右翼也从新自由主义转向了民族主义。当然，这种民族主义不再是，不可能是左翼意义上的“民族解放”，而是右翼的强化民族压迫。总之，这些右翼人物在当代中东欧各国都成了“民族英雄”，官方和“民间”的纪念活动以及建筑等成了标准的配备。而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虽然极力撇清他们和纳粹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最主要的反对对象还是各国的左翼，包括这些国家二战中共产党的游击队组织。毫无疑问，这样做恰恰暴露了他们和纳粹之间的暧昧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个别二战中遭受纳粹侵略的中东欧国家甚至不惜美化二战中和纳粹“合作”的当地人士。

当地时间2014年11月17日，匈牙利布达佩斯，上万匈牙利人聚集议会大楼前，组织名为“愤怒之日”游行，抗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右翼政府。  视觉中国 资料

当然，中东欧各国右翼的发展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们真的对他们的过去有特别的兴趣，或者“思古幽情”特别强烈。当代中东欧右翼发展的原因还是要在中东欧各国的现实经济社会中寻找。大家都知道，中东欧各国先后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期间发生了政治剧变。在那之后，中东欧各国普遍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和其它所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一样，中东欧国家的“改革”大大加剧了中东欧各国的社会分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诸如吉普赛人这样的少数民族不仅在经济“改革”中受到的冲击特别大，而且成了中东欧社会不满情绪的替罪羊。

这并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从意识形态上说，东欧剧变前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在经济上鼓吹的是市场经济。而且，东欧剧变前，东欧自由主义反对派鼓吹的并不是改良主义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受到哈耶克等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市场经济”（这样一种市场经济的模范是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即使是二战前有过改良主义实践的捷克斯洛伐克自由派也转向对二战前的改良主义实践采取批判和反对态度。东欧自由主义在总结“教训”的时候恰恰是认为剧变前中东欧的问题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大家都知道，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比如哈耶克的标准论调），而且东欧自由主义反对派提出的“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he truth）也不仅仅是国内一些人士认为的“说真话”的涵义：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概念还有把市场经济及其造成的一切结果认为是“真实”，因此任何改良主义措施都是扭曲市场因而都不是“真实”这个涵义。也就是说，东欧自由主义反对派从一开始就是有意识地追求一个以剧烈的社会分化为其根本特质的社会经济制度。

如果说东欧剧变初期的社会分化加剧有些人还能归咎于所谓“过渡”和“转轨”的话，那么东欧经济恢复增长之后，中东欧各国的社会分化并没有因为经济增长而得到实质性改善。相反，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中东欧各国的社会分化程度仍然维持很高的水平，有些国家甚至还在恶化、加剧。同时，和这个时期的世界其它国家与地区一样，这种社会分化不仅是阶级分化，而且还有性别与民族的分化。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前文提出的少数民族之外，中东欧各国的女性受害尤其深刻。一方面，世界各国的女性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打击都比同样阶层的男性更大，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东欧各国的右翼一般来说更加接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右翼。这个时期的右翼从意识形态上说还带有很多前资本主义的家长制、等级制特征（有些国家比如波兰还有天主教的影响），很明显，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只会进一步恶化女性的地位。例如中东欧有些国家的福利从绝对水平上看似乎不低，但是这些福利从设计的时候开始就有意识地以维护甚至女性对男性家长的从属地位为目的。换言之，在中东欧右翼的作用下，即使社会福利也成了维护乃至强化既有的权力关系的手段与途径。中东欧各国不仅社会分化严重，而中东欧各国在剧变后普遍依附于西方资本，这无疑使得中东欧各国的经济特别脆弱。事实上除了波兰等个别国家，中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状况并不良好，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中东欧各国也成了第一批受害者。当然这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在历史上，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中东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相对于西欧而言也特别弱一些。

活跃在各国政坛的新右翼代表人物：埃尔多安、特朗普、贝卢斯科尼。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原先东欧自由主义反对派提出的为市场经济进行辩护和论证的观念就成了为现实社会经济体制辩护的意识形态，甚至成了阻止人们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障碍。总之，东欧的市场经济并没有真的像东欧剧变前自由主义反对派所认为的那样成为“理性”的象征与化身，而是成了现实社会分化加剧、恶化的机制。中东欧各国的人们对这样一种状况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根据学者的研究，在中东欧各国，社会不满都在滋长。即使是科尔奈（Janos Kornai）这样的自由主义拥趸也承认，在匈牙利，自由主义本身已经成了一个负面的范畴。一般地说，在市场经济中，这样一种不满本来应该导向的是左翼的抗争，例如新自由主义的模范智利，就诞生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革命者”卡米拉·巴列霍（Camila Vallejo），但是在东欧，这样一种途径却被东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记忆政治”封闭了。中东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和他们的西欧同侪一样，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先锋。

不仅市场经济如此，东欧自由主义反对派在剧变前提出的另一个口号，即所谓“公民社会”在现实中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东欧自由主义反对派在剧变前认为“公民社会”是一个能够克服官僚等强制，实现公民自愿结合的团体。东欧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认为，“公民社会”能够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监督，建构“公共领域”。但是东欧剧变之后，除了很短的一个瞬间之外，这种状况并没有真的发生。例如，东欧的工人组织在剧变之后总的来说处于不断衰退和退化状态——这既有市场化“改革”本身对工人阶级的碎片化效应，也有中东欧“改革”对各国工业的削弱。东欧的其它类似社会组织也处于相似的状况。相反，所谓的“非公民”组织，亦即各路右翼组织在东欧倒是甚嚣尘上，以至于有的学者把剧变若干年之后的东欧国家直接称为“非公民社会”（Uncivil Society）。前述斯洛伐克的梅恰尔，波兰的卡钦斯基等也是直接针对“公民社会”进行攻击的。这样一种状况显然也不能促进中东欧各国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真正抗争。

既然东欧剧变之后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把中东欧社会不满的根源从现实的社会经济体制中转移开，人们的不满就无法针对造成各种社会问题的原因，而是只能针对各种各样的“替罪羊”。对于中东欧各国流行的右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族主义来说，这个替罪羊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可以是历史上和中东欧各国恩怨极多的例如俄罗斯（当然现在的俄罗斯也确实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可以是中东欧各国国内的各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吉普赛人。如前所述，中东欧各国的右翼把二战后东欧的问题解释为苏联的“民族压迫”，而且这里的苏联又和俄罗斯乃至沙俄划了等号，那么中东欧各国右翼的结论就是，只有反对（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俄罗斯，中东欧各国才能获得“解放”。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中东欧各国就成了新的争霸游戏的马前卒。同时，由于中东欧各国在经济上普遍依附于西方资本（匈牙利尤其突出），中东欧市场经济造成的问题也被解释成了（或者说扭曲成了）一个“外国人”问题，或者说“西方”问题。匈牙利的右翼政权正是在经济危机高潮的2010年上台执政的，这不是偶然的。当然，这也使得中东欧右翼自身内部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

中东欧各国的右翼正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不断滋长，不断壮大的。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只有中东欧各国出现了这种状况，事实上，右翼民粹主义的抬头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例如奥地利的海德尔甚至已经上台执政过，法国的勒庞势力也有了很大增长。在正在进行的美国大选中，这种思潮的代表特朗普则在共和党内势不可挡。而且，欧美的右翼民粹主义又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思潮互相激荡，互相“证明”对方的正当性。这样一种状况将持续多久？这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这是人们应该密切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