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蒂姆

来源：DT财经

链接：http://dtcaijing.baijia.baidu.com/article/441062

评分一路走低，还未播完的《欢乐颂》正在被猛批三观不正。编剧为主角们安排了这样的人生：阶级差别不可逾越。让DT君诧异的是，其实数据也支持编剧这种论调，阶层壁垒越来越难打破！

　　别人的美国梦，我们的《欢乐颂》

来自不同阶层的女孩子们被《欢乐颂》编剧凑到一个生活平面，草草构成一个小社会，观众们已经备好瓜子准备看5个姑娘如何一路打怪晋升，不同阶层相亲相爱乘着友谊的小船共同进步，最终走向共赢完美大结局。

看了一半才发现不对劲，剧情走势根本不是说好的样子。

来自更高阶层的姑娘就一路顺心事事如意眼见要迎来完美结局，起步低的姑娘们却不那么争气，要么愚笨懦弱能力不足，要么被原生家庭拖到人见人嫌，一眼望去这些姑娘都只能平庸乃至悲惨地过完这一生。

听着《蜗牛》长大，相信“一步一步往上爬，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的年轻观众开始批评编剧三观不正。

可是，电视机前，怀着蜗牛梦的各位，不得不喝下这碗毒鸡汤。

尽管以几位主角的阶层差异与冲突，在电视上被戏剧性放大，但下面这些数据，支持这部剧看似跑偏的“三观”：

社会阶级分化的确存在，阶层固化也越来越严重——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都如此。

大洋彼岸也有过一个众多平民只要奋斗就可以成功的美国梦，《阿甘正传》完美诠释了美国梦——只要不停向前奔跑，就会成功。

可是美国也有了一部几番被搬上银幕的著名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描述了美国梦的幻灭：盖茨比纵然靠着灰色生意的逆袭完成了财富积累，也并不能进入他心仪女孩所在的上流社会。

　　真相是：我们很难爬出父辈的天

下面这个描绘代际流动的坐标系被命名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主题跟同名小说一致，由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提出。

在图中，坐标越靠右意味着社会收入分配更不平等，而越靠上意味着阶层更加固化。

单从这张图来看，中国人民比美国人民更难以跳脱出父辈的阶层——樊胜美奋斗多年成为业务骨干月薪上万，依旧无法摆脱的原生家庭的拖累，生活捉襟见肘，这样的现实让她认命：“一个人的家庭就是一个人的宿命。”

这张负能量坐标图告诉你，真实世界会发生的大概率事件是：

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看到的天也没啥变化。这倒也符合中国传统认知，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

　　5个姑娘的阶级差别，是什么时候被拉开？

上文提到，姑娘们的差别很大程度上由其父辈决定，那么上一代的的阶层差别是怎样形成的？

阶层之间的差异，主要还是掌握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不同。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厄迪表示，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最终还是经济资本。

DT君简单粗暴地用“钱”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来看看中国家庭收入结构的演变。

感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从1985年至1995年，大家收入差别并不大，非常平等地一起穷着。

但在那之后，群众们的收入分化逐渐变大，越来越多的人冲过温饱线，并且向上冲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应该就是那群先富起来的人。

DT君也欣喜地看到，低收入人群数量在进入21世纪后便逐渐减少，中产部分实力越来越壮。

这意味着，那十年间的中国，从下到上的渠道格外通畅，大路宽广任君走。

联想下时代背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们跟世界大市场连接起来。这十年可以说是黄金十年，经济飞速增长，GDP增速轻松就上两位数，遍地都是机会，不管是通过高考终于走出山门肚里有货的大学生，还是脑袋灵活找门路的普通劳动人民，都行动起来积极为祖国经济建设做贡献，越来越多的底层群众脱贫致富。

不过，经历了这段时间冲刺，广大低收入群众和一小撮富裕群众的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也冲过了过警戒线，中国的收入分配已经非常不平等了。

　　“新常态”下，樊姐们的投胎已经决定了人生

观众或许还要说，《欢乐颂》是编剧构造出来的个人形象，跳不出阶层局限的盖茨比是美国现象，我们又怎么知道在高度发展的中国，现实生活中的樊胜美、邱莹莹、关关们不能通过艰苦奋斗一跃进入社会更高层级？

DT君提取了瑞士信贷近几年全球财富报告，看到自2011年往后，财富值在1万美元以下的低净值人群数量反而逐年略有增加，而拥有财富在1万至10万美元的中等净值人群，逐年减少了一些。

不过，从中产晋升百万富翁的数量略有增加，但是跟庞大的基数相比，也是比例极低。

不乐观地总结一下：中国这几年的财富分布已经比较稳定，“阶层固化”这种词语从发达国家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基本上是“拼爹”的代名词。“寒门再难出贵子”这种论调，也能获得相当多共鸣。

DT君觉得这并不完全是坏事，阶层稳定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嘛。

父母的收入差距可以通过教育资本、社会资本等途径反映到子女的收入水平当中，这也表明了社会的体系还挺完善，资源换取都比较公平。

只是屁股决定脑袋，对于父辈财富处在较低阶层的樊姐们来说，这个结构的社会看起来十分不美好。

　　你能接受的教育，可能也是在拼爹

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一轮大规模阶级提升中，受过高等教育成为向上冲的一大利器，一个个读书改变命运的案例活生生在大家身边出现，这直接导致不少人认为只要上了大学就能变个天地。

很遗憾，时至今日，过去大多数人视之为命运转折点的高考，魔力恐怕并没有那么大。

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中，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在中国境况因素对教育结果有着显著影响，在各个地区、各出生年份队列中，一系列事先确定的、与个人品德和努力无关的境遇对教育获得有明显的影响。

如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长、父母的党员身份、非农户口都对个人的受教育年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古代也这么回事……DT君在一篇《从74位状元的家世看唐代科举的实际选才范围》的论文上看到：唐代有家世资料的74名状元中，出身官僚家庭的69人，占92％，而且其中家世较显赫者就有59人，占79.73%。出身相对“寒素”者仅5人，占8%。

也就是说，唐代的科举考试主要是在社会上层中选拔人才，中层的都很少，更不用说下层了。

还有研究专门统计了1952年-1999年北京大学学生父母的职业分布，几十年来占据大比例的都是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比例逐年上升。

这一研究的统计数据还显示，1949农民子女数在精英大学的增长非常迅速，但恢复高考后，农民子女的比例有所下降。

北大农民子女比例在80年代维持在15%-20%之间，90年代基本维持在10%以上。

事实就是，农民子女进入精英大学接受教育的比例，一直都不高。

一个典型的反差案例是，这部剧里最为光鲜的高智商华尔街精英安迪，如果不是幸运地在五岁被人领养到了美国，恐怕还是在一个X线小城黛山挣扎。

　　在这个问题上，国外的月亮也是不圆的

阶级固化的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老问题了。

英国一位导演从1964年开始拍摄系列纪录片《人生七年》，采访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十四个岁的小孩，此后每隔七年回访一次。

40多年拍下来，富人的孩子基本上一直没有偏离精英“传送带”，从富人区中小学到牛津剑桥，再进入律师媒体之类精英行业；而底层的孩子，从来没有、似乎也没有争取去突破头上的玻璃天花板，一路按部就班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底层命运。

当然也有例外，其中一个被追踪孩子出生贫苦，但后来成了名校教授，命运的手掌里也有漏网之鱼。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与他的合作者从1965年开始对大约一万名法国中学生会考中的优等生进行调查, 调查显示, 优胜者群体属于最优越阶层（ 61%属于富裕阶层）。

2006年，日本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大学升学率因家庭收入不同而呈现较大差距。家庭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约合65万元人民币）的大学升学率达61%，而家庭年收入低于400万日元的升学率为34% 。

　　如何改变命运？樊胜美要“掐尖”的思路并没有错

美国经济史学家G·克拉克教授在《子孙照样发达》一书中，通过追踪数百年来姓氏在社会的综合地位的起落提出，跨（多）代的社会粘滞性是异乎寻常的高，上层人士以及下层的人要“回归到”社会的平均水准相当艰难，常常绵恒数代、十数代而不可得，不论在怎样的社会氛围、文化条件和体制安排下，都是如此。

这一研究结果，跟“三代也造就不了一个贵族”这句老话十分相称，令想要努力奋斗成为富一代他爸的DT君有些失落。

尽管如此，各位也不能放弃努力，虽然客观条件限制，导致上升的通道十分狭窄，但是下降的大路却是一直都很通畅的。虽然你努力也很难冲上去，但是不努力就很可能再下一档呀。

如果你对于阶层上升有着非一般的渴望，克拉克教授提出的贴心建议可供参考：若想孩子成功，替你自己找个好配偶。

而且，还需要考察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及更上代人是否也成功。从长计议，才能确实把握他们的成功是否有坚实的根基。

看到这里，你就可以明白，樊胜美为什么在嫁人一项上如此执着。

本文资料来源：瑞士信贷2009-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民生报告2015》、《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及橄榄形格局的实现条件》、《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知乎用户chenqin的回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