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雪崩，说啥都晚了

2015-10-30 赵皓阳 大浪淘沙

文章比较长，看见枯燥的理论部分可直接跳过，直接看结论就好。

一、马寅初的“人口控制论”

我清楚地记得高中时分，历史课本的楷体部分（楷体字就是选读，不作为考点）提到，马寅初是第一个在中国提出计划生育理念的人，结果被当做右派迫害，而在毛时代“人定胜天”的理念下，人们放开了生、撒了欢生，造成了种种恶果，直到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

当时我们都很扼腕叹息，要不是那个年代迫害有学识的知识分子，早几年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何至于这么多人，我们去食堂何至于排那么久对的队，我们考大学何至于竞争那么大……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群高中生的“小儿之见”，眼见五六年过去，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被诟病到千疮百孔。然而我们不难反现，现在在网上无论是捧马寅初的、还是黑计划生育的，他们对于人口、经济、政策的了解非常肤浅，只是单纯的想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而已。我们先从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谈起：

马寅初先生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马先生在书中，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

最核心的论点，他认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同时，马先生认为，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就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

这是马先生的核心论点，看看与你们心目中所以为的是不是谬以千里了？

在国外学术界，关于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学家已经争论了好几百年，他们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

1. 悲观主义：此观点认为人口增长抑制经济增长，由于经济资源有限，人口膨胀对经济增长有害( Malthus, 1798) ;

2. 乐观主义：乐观主义认为如果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等因素考虑进来，人口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制度而非迅速的人口增长( Boserup, 1981) ;

3. 中立主义：认为在控制了诸如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和制度等因素后，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将没有关系( Srinivasan, 1988; Galor and Weil, 1999) 。

经济理论这种东西，从来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往往都是南辕北辙的（所以我学经济学的头巨大，研究生果断转了管理）每种解释的支持者似乎都能够找到经验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但这些研究都仅仅关注于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到马寅初先生的理论，我们不能忽视理论提出的前提条件，那就是：

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集体化大生产、工业化起步阶段。

以上内容很重要，需要重复一遍，当时我国的经济背景是“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集体化大生产、工业化起步阶段。”马先生的理论，是为工业化服务的，准确的说，是为发展重工业服务的。因此马先生理论得出结论的逻辑是————“控制人口数量——增加储蓄率——符合大工业化生产需求——带动经济发展”。当然，学术界关于马先生的“人口控制论”也是争议不断，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就是大工业化生产不必限制人口。只是看到网上的所有探讨压根就没搞清楚老先生的理论，肯定连他的书都没读过，实在是南辕北辙。

那么，马先生的逻辑“控制人口数量——增加储蓄率——符合大工业化生产需求——带动经济发展”是否得到证实了呢？

马先生所认为的储蓄效应成为其在供给方面影响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渠道，并在理论和实证层面被大量文献所讨论( Modigliani, 1970 ; Higgins and Williamson, 1997; Modiglianiand Cao , 2004) 。在发展中国家,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 储蓄率倾向于上升,投资需求也随之上升, 人口红利被进一步强化( MasonandLee, 2006) 。

以下引用汪伟先生得出的结论，有复杂的数学运算过程，嫌麻烦的同学可以直接跳过这部分看结论。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汪伟先生认为马寅初先生的理论是可靠的。1970 年,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51.81( 邬沧萍等, 2003) , 意味着一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约六个孩子，家庭、吃饭人口多也降低了储蓄能力，这意味着用于物质资本积累的资源不足，虽然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用于子女抚养上，但每个孩子所能获得的资源有限，因此也会导致人力资本的积累不足，由于生育率过高，经济增长常常掉入马尔萨斯均衡陷阱，这正好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的图景。

二、计划生育，有利更多？有害更多？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生育率迅速下降时，经济增长率快速上升，中国开始逐步进入高储蓄和高经济增长的高水平均衡路径。马寅初先生的理论与实证为中国通过独特的生育控制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解释逻辑，或许已经过时了，毕竟那是六十年前的理论，还是建立在计划经济、集体经济的基础上。

在当前，生育率的下降空间已经非常有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政策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也越来越小，因此计划生育继续严格执行的理由可能会受到挑战。

然而，但是，人口的政策由于其有很强的惯性，在惯性的作用下，我们的政策会影响到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非常严肃的面对计划生育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认为当政者在人口政策方面，过于短视了。

短视，也是我们诟病人口政策的核心点。

事实上，计划生育的政策也几经变动，从1973 年明确了 “晚、稀、少 ”的方针，到1974年2月中共中央肯定按“晚、稀、少”要求结婚和生育的政策，再到80年代初期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直到由“少生”向“只生一孩”的转变从广义计划生育政策向独生子女政策的转型。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独生子女”政策，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与 1982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 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并严格规定城镇居民和国家干部、职工除特殊情况外只能生育一胎。显然，1980年前后是全国范围内推广以家庭为单位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关键节点。

毫不客气的讲，“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是一个很不负责的短视政策。为什么说是短视，我们简化抽象一个模型，两个人只生了一个，如果正要严格执行的话，一代过去上一辈死光了，人口整个拦腰斩半，14亿变7亿，在一辈下去3.5亿，想想就是一个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的人口政策，这不，现在改了。

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是两个概念。

讲道理的说，七十年代的温和计划生育政策看起来要更科学合理的多。见下表，在温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下，出生率保持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准。

事实上，在70年代末, 中国社科院一份较权威的调查就显示，北京、四川两地城乡青年生育意愿都低于2。更进一步，过于严厉的政策还有可能对生育意愿起到逆反作用。印度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表明，由中央统一严密管理计划生育工作，作为一种没有缓冲带的高压政策，不仅与文化、习俗、宗教等碰撞，还会引起政治骚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梁中堂先生的研究也发现，独生子女政策在1980年代初曾诱发逆反心理，造成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的反弹，见下表：

三、苟利国家生死以，你愿意牺牲吗？

在西方，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公共政策观孰是孰非争论了上百年。

传统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公共政策，代表的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公共利益，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因此，个体或家庭应该牺牲部分权利和自由，以维持人口总量和资源总量的平衡。这一理念应该说来自于西方社群主义的“善好 ( Good) 优于权利 (Right)”一说，即公共利益至上的政治理论。提倡独生子女政策的人也多基于此开展分析，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论述执行该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然而，随着计划经济、集体主义的光环逐渐褪去，在中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慢慢成为了主流思想。比如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或现代正义论，强调的是个人权利至上或“权利优先于善好”。该理论认为公权不应以侵犯私权为前提，不能以道德谴责来剥夺个人权利。因此，政府为管理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利制定和实施公共行为规范、行动准则和活动策略的过程中，应该强调个人权利至上。

从这个角度来讲，70年代“晚、稀、少”的温和计划生育政策受到人们的相对接受，和它以倡议的方式提出、在呼吁重视集体利益的同时也部分尊重和保留了个体生育决策权不无关系。

计划生育好不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但是计生委好不好恐怕争议不多吧？

我翻到九十年代的一篇会议纪要，发现庙堂人士对于计生委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认识到，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计生委）从中央到各省市计划生育部门的建制和覆盖面都非常完善，承担的也不仅仅是限制胎数的任务，还包括优生优育等。但在严格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过程中，基层部门所执行的行政处罚，对其功能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有学者提出，居村一级计生工作长期借重基层组织妇联，计划生育从结构、功能和认同三个角度侵蚀并解构了农村妇代会的原本属性，给妇女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各种政治压力、利益导向和信息传递作用下，国家、村庄、妇女干部三个层面的治理和行为都倾斜于计划生育工作，从而忽略了妇女权益与发展等基本任务。”

就像我在这篇《算一笔经济账——举办奥运会是赚是亏？》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E2NTY0Ng==&mid=208277842&idx=1&sn=c60e177fabb527f4d8212332f2c6e5d2#rd 被和谐的文章里提出的问题一样，国家花了你的税办奥运会，你能获得多少效用或满足感呢？当你的效用或满足感不足以超越所花费的税款，你还回支持国家举办奥运会吗？

退一万步讲，就算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能带来经济利好，被强迫引产的孕妇支持吗？超生无法办户口、无法正常上学的“黑户”孩子愿意吗？

利益、角度、出发点不同，每个人的答案也都不同。

四、社保危机

“独生子女”这个短视的政策已经撑不住了，因为老龄化问题。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20%。欧洲国家用100年时间，发展中国家用60年时间达到的老龄化程度，中国只用20年。（陈胜利( 2001 ) :从量变到质变，谈新形式下的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科学中国人, 第10 期）

随着老龄化的加深，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而占据主导地位时，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绝对或相对减少，将可能影响经济中劳动投入的水平与质量，由此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力。社会负担加重，还会大大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也很可能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

说实话，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年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毛时代的人口红利。

老龄化最表面上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保危机。我在这篇中国经济的地方债、社保危机，杞人忧天或是定时炸弹？文章里面讲的很详细了，中国经济有三个定时炸弹，最早爆炸的可能是互联网泡沫，影响最深远的肯定是社保危机。

说社保问题之前，先科普一下社保的模式：

1. 现收现付制（也叫代际补偿制），我国现在就是这种模式，很容易理解，看下图

以养老保险为例，是指以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保险财务模式。

2. 完全积累制。看下图，也很容易理解，就是你的钱还是你的钱，国家帮你理财了。

3. 部分积累制。更容易理解，就是二者融合一下。

因为我国就是第一种代际补偿的模式，所以这里之探讨第一个。这个模式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经济不景气。

老龄化就以为着劳动人口减少，而相应的，需要供养（领社保）的老年人却多了起来，这是社保代际补偿模式下遇到的最大的危机。来看看这是日本的人口比例，对比一下中国的，我们有很大的理由担心，当年发生在日本的社保危机很有可能在中国cosplay：

（不要问我为啥中国的数据是日语，日本的数据是汉语……我只找到了这两张资料图……偷个懒惭愧）

近年退休职工数增速快、养老金涨幅高，在职职工与企业的负担很大。2001年，“退休职工抚养比”(养老缴费的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的比值)为每2.98个在职职工的缴费养1个退休职工;2013年，退休职工抚养比为2.45。

所以国家急啊，来看看现在的新闻，一为开放二胎（二孩），二来延时退休，无一不是对这个问题的担忧。

来说说历史，早在1997年建立社保保险制度的时候，大量已经退休或接近退休的人从来没有缴纳过养老金、医保金等社保费，这时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无法补缴以前并未缴纳的费用。但因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已经退休和正要退休的职工，必须立即纳入社保体系，享受相应的权利，领取真金白银。由于退休的老人数量庞大，资金需求量非常大。为了使现收的钱够用于现付，社保费率被设计得非常高，而领取养老金的替代率则相对低，也就是征收的高费率和支付的低保障。但是即使这样，钱仍然不够，又将职工个人账户积累的基金挪用于当前的发放，成为典型的寅吃卯粮，形成所谓“个人账户空转”。这就是说，当时设计的“统账结合”变成一句空话，个人账户是空的，只是一个名词。

必须要说，当年老朱真的是把所有事情做绝了。三件事：一，百万工人大下岗；二，取消福利分房，为中国楼市十五年疯长埋下伏笔；三，建立社保体系，完全抛弃了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给养老”的理念。不得不说，这些政策带来了温胡十年的中国经济腾飞，然而毕竟“肉食者谋之，肉食者肥之”，某些领导满腔热血的说要去趟地雷阵，其实最后发现被地雷炸的血肉横飞的还是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其实这种事情我很愤慨，像我的祖辈，完全是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他们享有的只有荣誉，没有经济利益，他们也被剥削了剩余价值，然而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是全民所有，国家代替你们积累，国家包你们一辈子的所需所求，他们只为奉献，他们无所求。但是我们祖辈三十年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有多少被白菜价卖掉了，有多少官商勾结下的美其名曰“带来有竞争性的先进模式”事实上就是抢劫。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六国论》

按理说，当时那一拨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要国家负担的，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然而老朱为了甩包袱嘛，为了经济快速发展嘛，你正当年身强力壮的工人说下岗就让你下岗，更何况这些“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老东西呢。

再回到社保问题，一方面，按照目前的设计，将来有巨大支付缺口；另一方面，目前的高费率使得企业和个人无法负担，影响经济发展。这样将会对将来的支付带来更大冲击。高费率尚且有缺口，低费率当然会有更大的缺口。

于是乎怎么办呢，有这样几个办法，一是社保金的缺口国家出了，然而国家不挣钱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要增加税收，就像北欧福利国家那样，维持高税收与高福利，不过诚实地讲，我国完全不具备建立北欧福利国家这样的现实基础。

二是社保资金入市，为了追求一个高收益，有时候在弥补缺口的同时还能不不少的富裕。虽然法律规定社保资金是不允许炒股的，然而形势危急之下权变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最大的问题是，赚了当然没问题，但是亏了怎么办？看看中国股市，你感觉呢？

三只有是缩水了，我在香港的时候看过YouTube上的纪录片《日本社保危机》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24295017/（我搜国内各大视频网站都显示视频已删除，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恐怕是我们将来最后可能的一条路了，大致就是，养老金缩水、医保缩水，有些药就是要花钱买、有些病就是不给你报销，总而言之，老百姓会很苦。

亲爱的们，做好心理准备，开放二胎只是一个开始，延时退休马上紧跟到来。

更甚于，开放移民，吸引东南亚、非洲的劳动力。

真的不是没有可能。

五、马克思的诅咒

在之前写经济的文章中，我用过相同的一个小标题：“马克思的诅咒”。

放眼西方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鼓励生育政策能够成功。

计生委的首席人口专家翟振武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新闻里说“目前，全国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单独夫妇有约1100万对，截至5月31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27.16万对，获准的有24.13万对。”

并不是开放生育，就人人都愿意生的。随着经济发展，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瑞士信贷银行的报告称，在中国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8岁的抚养费用平均约为每年2.3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家庭平均年收入的43%。激烈的社会竞争带来越来越高的养育成本，实际的生育意愿有多大是个问题。

就拿我这个北漂来说，连养活自己都要拼尽全力了，何谈养个孩子呢？

说到底，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生孩子呢，生孩子也是一种“经济需求”，可以将这种事情理解为马克思笔下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生产相对过剩与需求相对不足”。

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他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经济现象分析，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中探寻根源。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交换领域所蕴含的危机，在简单商品经济下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之间的矛盾所决定，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则是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

说得通俗一点吧，这说白了就是贫富差距。相信我们所有人都有财产、收入“被平均”的感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