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头题·列国志

加尔各答

于坚

我少年时期读过《西游记》，以为印度太遥远啦，恒河就是天上的银河。玄奘取经穿越大漠，大约一粒沙子就是一步路吧，如果将他碰过的沙粒每一颗都想象为星星的话，可以重建一个宇宙。印度是无法到达的，那是一个神话。所以当我登上昆明飞往加尔各答的飞机时， 有做梦的感觉，仿佛正在奔赴刑场，我要去的是天国。

我很怀疑这趟航班，它真的是飞往印度吗？怎么与飞往纽约、巴黎的航班一模一样？机舱里散发着某种熟悉的气味，这种气味来自一个有着巨大腹腔的机器人，它使用航空公司制造的香水。几个印度人走在我前面，眼睛发亮，牙齿发亮，手掌发亮。据说，印度人的祖先有许多是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南下的高鼻子蓝眼睛的古雅利安人，只是皮肤被热带的阳光晒黑了。但在他们身上，我怎么都感觉不到通常雅利安人的傲慢冷漠，似乎他们只是皮肤更深的中国人。文明真是伟大的力量，它可以把血缘相同的人们改造成神态、动作、语言、信仰、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种类。这些印度人很亲和，自然纯朴，身体之间没有距离感，像中国人那样在身体上彼此信任亲近。进入机舱，无序惯了的亚洲人都有某种遇难的感觉，紧张焦虑、争先恐后、毫无风度。大家一个个挨着往里走，想挤过去就挤过去，该让一让就让一让。有几个印度人紧紧地抱着用黑色塑料袋和胶带纸包扎得圆滚滚的大包裹，几乎塞不进旅行箱去，但他们显然很有经验，转了几下，一个个都塞进去了，黑糊糊的一排，像是宇航员的次品头盔。我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行李，路上一直在想，里面包裹着什么？是什么中国宝贝值得他们如此神秘地带回印度去？

我以为至少得飞上七八个小时，才飞了两小时，飞机就下降了。有个印度朋友后来告诉我，在地理上，云南昆明是亚洲的一个中心，从这里往亚洲的东西南北距离都差不多。书上说，加尔各答是印度最大的城市，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开始于1690年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到达，公司的代理人约伯·查诺克在这里建立了贸易站。从1772年到1911年的近一百四十年间，加尔各答一直是英属印度的首都。东方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人口九百多万余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出生在这里。下面是沉在黑暗里的大地，黑茫茫，像是另一个星空。稀疏的灯火形成一些图案，有个孤独的梵天在黑暗的舞台上寂寞地舞蹈。上一次我在芝加哥夜空飞过，那城市也是九百万人，地面辉煌得就像一只正在黑夜之灶上翻炒着无数钻石、星子的大锅。

这是2010 年3 月28日，我在夜里两点来到了印度，落地于加尔各答。

运送乘客的大巴里面的胶带拉手全都断了，机场看起来过度使用，正在老化。机场大厅是国际标准，宽坦，光滑，广告牌上，有个印度女郎在推销某种香水。关员在那个用来盖章放行的总是令我心惊胆战的柜台后面呼呼睡觉，叫也不醒，他的同事笑起来，推推他。他笑眯眯地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我进入了印度。

导游来了，一个中年男子，黝黑、热情、神情质朴，会说简单的英语。他往我脖子上套了一串白色的鲜花，香气浓烈，这国家真是一个花园。在这花香扑鼻而来的瞬间，忽然想起四十年前，我在昆明秘密阅读泰戈尔，他的诗就像一个语词组成的花园。

车窗外面看不清楚加尔各答，这里没有辉煌之夜。偶尔出现几只昏暗的路灯，瓦数太低，似乎并不是为了照明，只是表示这是一盏灯而已。路面凸凹不平，有些高架桥悬崖般倒塌在公路一侧。汽车靠左行驶。在某个高架桥附近，客车转了一弯，驶进一条土路，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宾馆。头上缠着土红色头帕的锡克人跑过来提行李，我看见那种司空见惯的大堂，印度女士请我出示护照登记。这是玄奘到过的印度吗？那个印度在沙漠深处，还是在这黑夜的后面？ 我等着天亮。

黎明，印度的风吹着。印度这个词总是给我阴天的感觉，天亮时拉开窗帘，外面正是阴天。窗外是一个发黑的大阳台，因为下面是旅馆的大堂。夜里下了一场雨，阳台上积了一滩水，倒映出阳台边的保龄球瓶状的栏杆。一只乌鸦绷着腿落下来，干练敏捷，背上斜插着两只匕首似的翅膀。印度有很多乌鸦。有个高个子的人骑着自行车在下面的庭院里驶过，另外两个长衫飘飘的男子站在花台旁说话。接着又来了一位穿长裙的女子，风在后面跟着她，把她的纱丽贴着臀部往前推着，仿佛就要飘起来。白色和蓝色的旗幡在旅馆上空招展，远处是平原，在那儿，大地依旧是主导性的力量，草木葱茏，包围着人的屋宇。那些岛屿般露出的屋宇都不高，一两层楼。一份当天的报纸已经从门缝里插进来，躺在地毯上。瞥了一眼，头版是整幅的广告，大约是推销西装，一个系领带的男子笔挺地站在报纸中央。这场景很像一幕费里尼电影的开场。

大巴车来接我们去加尔各答市区，负责我们这趟旅行的有三个人，司机、导游和一个小矮人。专家说印度人种除古雅利安人外，还有蒙古人种、达罗毗荼人、前达罗毗荼人和尼格利陀人。尼格利陀人的特征是身材矮小，皮肤为深褐色，头发乌黑，鼻宽唇厚，肩窄腿短，胡须和体毛不多，臂长。他们是印度最早的居民。这位小个子看上去只比侏儒略高，他是个总是在微笑的男子，信心十足，结实有力，像阳光一样总是微笑，他大约从来没有因为个子小而被嘲弄过。我不知道在印度人们是否像中国那样在国家电视台公然地嘲笑身材不符合体检标准的人士。他负责搬运行李、分发矿泉水、在车门一边呆着恭候乘客上下车。司机座位周边香烟缭绕，一只铜制的小香炉固定在驾驶台一侧，插着花朵，点着香，香台前的玻璃上贴着几位印度教主神和大师的照片。行车途中，香烟一直在飘，为了使香枝不倒，还做了一个固定香炉的小装置。这汽车最神圣尊贵的位置就是这里，整部车也没有它重要。这个小神龛使我们的车子仿佛是一座移动的寺院。

当汽车驶上公路时，我看见了印度，这是之后我一直都看见的印度。我们的宾馆其实只是印度的一个相当有限的局部，广大的、普遍的印度是在公路的两旁。这一眼所见的印度令我难忘，一个旧世界。陈旧、破烂但很安详的村庄，五颜六色的垃圾，有人在古井旁汲水，古老的牛只，古老的田野，一列古老的火车穿过古老的大地，车厢口挂满了古旧的人们，他们仿佛刚刚从田野上收工回家。

收费站是一处监狱般的建筑，铁栅隔着，污迹斑斑，看不见收费员，一只手从铁栅栏后面伸出来接过卢比。卢比也是脏兮兮的，失去了硬度，像一块千万人用过的手帕。在印度很难看见新票子，大多数纸币都是脏兮兮的，纸币上印着十五种语言。据说印度有一千六百五十二种语言，十八种官方语言。过了这个收费站，就进入了加尔各答。城市建筑普遍低矮，可以看见落日和新月。河流两岸零零星星地有几栋高楼，极少装饰，平庸而实用，暴露出这种西式盒子基于几何和数学的本源性的贫乏、呆板和丑陋。没有花工夫把它设计装修出某种意味，比如象征高大、壮丽、辉煌、雄伟、成功、富裕、“站起来了”等等。印度的建筑物很少有象征性，看上去政府的政绩大约也不体现在建筑物上。许多大楼停工了，热火朝天的是旧日子，现代化在此地还没有高歌猛进。

宽阔的大河穿过城市，河岸被水泥砌成了斜坡。是那条河，恒河！恒河？我吃了一惊。我想起在纪录片和图片中看见的恒河，无数信徒在光辉灿烂的早晨顶礼膜拜，疯狂地往自己身上浇水。那不是河流，那是一座液体的圣殿。我一直想象着朝圣之旅，想象自己如何在黑夜将去黎明方升的时候走向那金字般的圣水。哦，恒河不只一处，它长两千五百一十公里。

河岸的一处有个小庙，庙外面停着一群纸、泥巴、竹篾扎的神像，不是妙相庄严、正襟危坐的神，而是浓妆艳抹、五彩缤纷，中间一位女神骑着马，欢乐、活泼、浪漫、性感的神。旁边聚集着一群人，站着的、躺着的、睡着的、坐着的，孩子们沿着河岸的斜坡冲下去，一次次扎进河中。有块地空着，我走过去站在那里，立即被睡在地上的印度人呵斥，这是一块圣地，穿着鞋子踏入是不行的。我根本看不出丝毫神秘之处，也许神曾经在此站过几秒钟，只有他们知道。他们在等着，时辰一到，就抬着神像下恒河去沐浴。现在是正午，气温四十度，除了孩子们，大人没有一个下水，在烈日下烤着，他们一定要等到那个时辰，而那个时辰还有三个小时才到。恒河，平庸得令人绝望，就像从我家乡穿过的盘龙江，那被改造过的水库式的河。恒河的水很浑，有些肮脏的机动船在河中央突突驶过，载着用帆布盖着的尸体般的物资。

从郊外向市区去，不是涌向世界大都市通常的珠光宝气的崭新的购物中心，而是向着旧世界的心脏而去。闹市区太旧太混乱了，垃圾破烂堆积蔓延，黑漆漆的，灰乎乎的，无边无际。路上挤着各式各样的老爷车，仿佛是从废品仓库开出来的一样。街道两边一家接一家的都是铺子，卖百货的、做衣服的、卖香灯的、卖水果的、卖锁具的、修三轮车的，只要你想的出来的行当，街上应有尽有，这是日常生活的天堂。有一条街全是书店，书籍像经书那样堆积如山。灰蒙蒙的、苔藓密布的殖民时代的大楼，早已死去。物死了，人们继续生活在它的躯壳里，有人在黑暗的大楼里洗衣服。生命活跃，生动活泼、自由鲜明、散漫无序、灿烂安详，许多人随意睡在人行道边上。人行道也是生活的场，人们摆摊、睡觉、看风景、聊天，这里也是杂耍艺人的现成舞台。

各式各样的房子高低错落，丑陋、华丽、贫寒、呆板、肮脏，富态轻薄的、高贵老迈的、五光十色的、摇摇欲坠的……并置着，风格、质量、历史格格不同，少有那种雷同成片的街区，就像巨大的建筑物杂货铺。其间，各色各样的什物像是刚刚从某辆看不见的大卡车上倾倒出来，散布在各处，布匹、塑料、车辆、垃圾、果蔬……晾着的、挂着的、铺着的、滚着的……令人眼花缭乱。眼花缭乱一般是相对新生事物而言，这里的丰富却是旧世界的眼花缭乱、旧日子的五彩缤纷、旧家什的雨后春笋。一切都被用旧了，像是二手货仓库，但没有死去，没有自卑感，继续活着、用着，用得生龙活虎、熙熙攘攘、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前呼后拥、此起彼伏。旧是伟大的，生活的目的是做旧，焕然一新在这里非常刺眼，那只会意味着出事了、反常了。堆积在历史中的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大楼就像沉睡的象群。堆积在垃圾堆旁横空出世的长方盒子式新楼，堆积如山的棚户区、市场、巷道、私家建筑……这一栋洁身自好，独栋洋房，门前有花园；那一栋建在垃圾堆上，简易房子，锅碗瓢盆摆了一地，铁丝上飘着刚刚洗就的衣物。许多楼房的走廊朝着大街，有些人整日站在走廊上看大街。大街确实好看，像是水色不同的河流，忽然红了，忽然又黄了。有些旧建筑的某部分倒塌了，并不拆掉，后来的建筑接着那倒塌之处继续生长。没看见拆迁。物各有主，都是私人的物产。那些尊贵凛然的物产或者卑微下贱的物产，与他人无关，怎么住都行，各得其所，建筑物的无政府主义。建筑物几乎没有雷同，除了基本的立方形、长方形格局。每一栋房子，无论是豪宅还是贫民窟，一旦盖起来了，就矗立着直到死去，因此有无数老态龙钟、垂垂将死的建筑物。甚至已经死了，已经是一片废墟，那也是有主的废墟，由它废着，任何人不能擅动。一位印度作者在评论以加尔各答为背景的城市电影时说到它的另类空间，“不是同质而空洞的空间”，“奇怪的公墓”，“多元并置的剧场”，“‘时间的碎片’串联起来的异托邦（福柯创造的概念，与同质化的乌托邦相对的多元共存的异类乌托邦）”。加尔各答老城令我震撼，一切正在被创造出来的和已经死去的都摆在那里，像是某种天堂和地狱的混合物，古老、陈旧、累叠、堆积、涣漫、阻塞、发霉……就像岩层。一千六百二十五种语言的国度（而且这种数据很可疑，我估计其实还要多），如果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这个国家是多么丰富。因此堆积必然显而易见，我记得奈保尔在说到他的祖国的时候也使用过同类的词。与印度比起来，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历史，就太像一场大扫除了，一个忙着搬新家的国家。印度没有焕然一新，印度灰暗而深厚，那显而易见的历史感沉重得令人窒息。这使得人们的表情呈现出某种尊严、某种自我意识，自信、安详、平静。不知道为什么别的民族会那样的自卑、自残、自我否定、自我毁灭，那么热恋归零。

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集市，开水般沸腾着，其乐融融。街道两旁无边无际的铺子开门了，这些铺子大部分历史悠久，人们以某一行谋生，代代相传，铺面就是他们自己家的一部分，他们靠一楼的营生维持二楼的家，这就是百年老店的秘密。如果这房子是租来的，不是私有的，打一枪换个地方，是不会有地久天长的老店的。他们的邻居、朋友、亲戚、寺庙、爱情、友谊、荣辱、历史和未来都植根在这个街区。这是熟人的街道，陌生人只是流水。随处可遇见兜售食物、商品的小贩，杂耍的艺人，来自穷乡僻壤的天才歌手，得道的大师。没看见城管。这边有一条裙子飘在垃圾堆上，那边有一条裙子垂地浇花；这边有一伙人在下棋，那边有一伙人席地念经。我看见一个广场，其间坐着上千衣服褴褛的人，分成数圈，每一圈里面都有人在念念有词，旁边的人出神谛听。交通警穿着土黄色的旧军装，给人低人一等的印象。街道两边骑楼下的人行道就像一排排洞窟，被各色各样的摊子所占据。大家各自摆弄开自己的各种生计、什物。人们大都穿着拖鞋或者赤脚，也有西装革履、皮鞋铮亮之辈。卖水果的、鼓捣果汁的、烙饼的、鞋匠、铜匠、钟表匠、理发匠、掏耳朵的、修指甲的、占卜的……无边无际见缝插针的手艺生计各行其是，无法细数，有一种叫做生命的暗流在其间汹涌澎湃。密密麻麻的人群蚂蚁般地穿行，谈生意、购买、裁布、修鞋、玩游戏、睡觉、乞讨、吃食物、漫游……许多人席地而坐，擦皮鞋的大师、诗人（长得像泰戈尔，留着白胡子）、打磨工具的手艺人、捡到了玩具的儿童。胖嘟嘟的黄色的出租车慢慢驶过，一群刚刚爬出泥泞的羊逃兵般地跑过……刚刚抵达不久的乡下人在灰尘和垃圾中睡得死去活来，从睡态看，他们在做美梦。空气热得像是天空中安装着一只隐身的大电炉。这是电影导演雷伊的加尔各答。我看过几部他拍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电影，没错，还是那个加尔各答，还是老样子，为什么不是呢？与其说这是落后，不如说是一种选择。有人牵着奶牛走过大街，牛奶现挤现卖。卖茶的少年也出现了，他的茶盛在一个红色土陶小碗里，酒盅大小的一杯茶，某种茶叶、牛奶、可可和糖的混合物，可以提神。土陶小碗一次性使用，用过即归于泥土。为文盲写信写文件的写字公公也出现了，一排地等在街边上，他们不是用笔写，而是用一台台老式英文打字机，机器全身都被油污裹住，只有按键铮铮有光，键盘都快打塌了。在印度，对某种文字的无知是很正常的。印度有数千种方言，这些语言有的有文字有的没有，而官方语言有十几种。一个知识分子，在方言中能说会道，读起经典来一目十行，但在英语或者印地语等别的语里面很可能是个文盲。而如果要打官司，你得用官方语言。一个人也许在加尔各答是知识分子，但在喀拉拉邦他就是文盲；在印度教庙宇里他是博览群书的大师，但在清真寺里他就是一个文盲。而大多数时候，人们生活在方言口语中，文字只是用来纪录宗教作品。

大街上时常有男人在洗澡，只穿了短裤，脊背水灵灵地闪着光，哗哗地浇着水。街道边每隔一段就有一组水龙头，供路人饮用沐浴。许多人赤裸着上身干活。印度是身体很活跃的社会，随时可以感觉到身体的存在。身体只有一块很薄的布与世界隔着，这一隔反而使身体的存在感更强烈。城市里飘扬着各种各样的布，旗、衣物、帘子，到处可看见洗干净的布晾晒着。市场上到处是布，男人穿着长衫飘过，女人穿着纱丽飘过，还有裹着布的游行队伍和尸体幡然而过，街道仿佛是就要飞起来的布匹。五颜六色来自各种各样的信仰，来自远古的图腾，来自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原始意义已经被忘记，只留下布在裹缠飘拂。就颜色来说，印度真是太色了。人们在身上脸上涂色，在节日播撒色（迎接春天的洒红节是红色的大狂欢），在屋宇上涂满色。就是一座桥，两边桥柱子也是彩色的。宝莱坞电影恐怕是世界上最艳丽的电影。在脸上涂金描彩的人很多，各色各样，各种图案，许多人的脸是早晨洗浴之后精心描画的杰作。

建筑物之间是一条条小巷，如果说中国的城市改造基本消灭了小巷，仅剩下些宽阔的大动脉的话，那么印度的城市则保留着无数的毛细血管。这些小巷大多数仅可容一辆三轮车，人们溪流般地从里面涌出来汇入大街，蔓延到街道上，提着的、扛着的、抱着的、拉板车的、甩着两只空手的人，黄包车一辆接一辆地跑着，后面坐着神情高贵的人……印度人的身体从头到脚都在用，许多印度人在头上顶着物品行走，健步如飞，顶着鲜花、水果、干草、麻条、电视机，只要是脑袋顶得起来的一切，小到一个水罐，大到一个麻袋。有时候头上顶着的家伙大得惊人，就像顶着一辆卡车。

街道上空密布各种直径不同的电缆电线，粗如麻绳，细如蛛网，纠缠绞结。线路不是一个方向，而是无数方向，东拉西扯，七上八下，似乎每家都从主线上接一根进自己家去，电线密集得就像亚马逊丛林的藤子。其间蹲着许多乌鸦，目不转睛地盯着下面的大街，忽然一张翅膀，嚷嚷着抢下去，叼个什么东西又飞回来。一栋前英国殖民者的宅第空着，看样子已经空了一个世纪。猴子家族就住在这宅第前面的阳台上，吃喝拉撒。忽然，得了谁的令，一起拍拍红屁股站起来，顺着建筑物爬上电缆。人丁兴旺的一群，高高矮矮，左顾右盼，扶着老的，兜着小的，牵着幼的，浩浩荡荡在电缆的密林中呼啸而去。下面的街道，就像泥沙俱下的河流或者沼泽地，猴子们一言不发，偶尔像奥林匹斯山上的神那样瞟一瞟人间。

街心也是一样生动，大街具有人行道、车行道、厨房、公园、浴室、商店、娱乐场、卧室等等五花八门的功能。物与人没有等级，物不贵，人也不贱。不像中国，人越来越贱于物了，物被顶礼膜拜，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开高级轿车住别墅就自动高人一等，人的尊卑是按照轿车或住房的价格梯级排列，虽然嘴上不说，大家心知肚明，陪着小心。这是一个从容而自信的城市，流行世界的拜物教在这里没有市场。所谓脏乱差的东西都是物，而人在物质之上，女人裹着纱丽，男人拖着凉鞋，牵着那只叫做物的狗悠然而过。物是一种下贱便宜可以随便糟蹋折磨的东西，毫无尊严。汽车飞机电视机自行车空调什么的，都是脏兮兮的。它们的本相从来没有被遮蔽起来，它们不过是工具，谁会成天把一把粪瓢或者锄头、大锤什么的擦得亮堂堂地供着？奔驰就是代步工具，脏兮兮的奔驰只说明它代步代得很卖力。满街行驶着排泄物般的汽车，大部分脏兮兮的，有许多被撞得个头破血流、七凸八凹、口眼歪斜、鼻青脸肿、遍体鳞伤还在继续使用，那意思是一定要把这个机器用到吐血而死。司机开车开得生猛自在，司机是主子，是他在用车而不是车在用他，他才不怕车子受伤。这些钢铁牲口没有命，因此可以毫无人性毫不吝惜地使唤折磨。街道不宽，车流滚滚，汽车与汽车之间距离很近，只有几厘米，几乎是擦着开，司机得眼疾手快。固然一方面也是道路不宽，另一方面也许他们觉得没有宽的必要，这些无生命的东西要那么宽阔雄伟、那么风光、那么神气活现干什么。汽车之流只是工具，这一点在印度被还原得非常鲜明。我在印度的日子里，坐过许多汽车，几乎没有一个司机按过喇叭。坐在汽车上感觉到走在路上的人是生命、是领导、是神灵。而在中国大家已经麻木了，坐在汽车里的都是领导，步行者低人一等，可以随便呵斥，像是某种必须按喇叭才有反应的动物。印度司机宁肯跟着车流慢慢磨。人们不害怕汽车，人们在这些钢铁牲口之间随意穿行，人们过街要见缝插针，抽空子穿过，想从哪里穿越就从哪里穿越。行人没有方向，他们朝着任何一个方向穿越车流。汽车不敢催人、不敢出气、不敢霸道，乖乖地、哑哑地愁容满面自惭形秽，它们的地位远远不及那些真正的牲口。牛们站在大街中央，傲慢威严，帝王般地斜目四顾；狗四脚摊开，在街心呼呼大睡，汽车只能等着它们恩赐一条出路。车子开得慢但不拥堵，车辆总是在移动，没人抢道，行人的流和汽车的流彼此交错川流，就像洪水决堤，但维持着一种整体的流通和慢，而不是局部的快和整体的堵死。公车有很多路，通常车门口都站着一个小伙子捏着一沓钞票，把头伸到窗外招揽乘客。招手即可上去，它们不停下来，只是放慢速度，要上车的人必须小跑几步，一把揪住拉手，一跃而上，车门口只要能拉能踩就可以上去。妇女、白发老者、小孩、瘦子、胖子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有飞身一跃的功夫。许多人在车窗口插着，露半个身子。车站旁边，等车的人蔓延了半条街，都伸着脖子朝一个方向张望，猛一看，还以为城市的另一端出事了、爆发起义了、要游行了、要闹事了、要进攻了……乌鸦向着街道中央滚下去。而真的游行队伍就来了，敲锣打鼓、高举红旗、抬着横幅急流般在街面上掠过，无人理睬，这是一个可以随便游行示威的国家。抬死人的队伍也一样，无人理睬，吹打着各种乐器自得其乐地穿街过巷，这是一种古老的游行。

大街上有许多摆摊卖小吃的，除了街边的小摊，几乎没有可以正襟危坐的馆子，偶尔也有，但里面完全没有享受美食的气氛，大多只是食堂水平。印度人吃得很简单，小吃为主，大街上可以看见一排排食客坐在露天的摊子前面，每人端着一个小盘，吃点煎薄饼和豆汤，食物真可谓单薄寡陋。据说印度的素食者大约占人口一半，他们以吃素为纯洁、高贵，肉食者鄙。吃在印度太不重要，维持身体必须就够了，没有奢华浪费。印度之味不在食物上，与民以食为天不同，这是民以神为天的地方。

电车幽灵般地驶来，大概已经用了两百年，似乎从来就没有清洗过，污垢像漆一样闪光。车厢里面阴暗如山洞，没有窗玻璃，木质或铁质的扶手被磨得像不锈钢般光滑。看不见乘客们脸上的细节，印度人深邃莫测的大眼睛一排排在窗口亮着，像已经出世的宝石。

现代化是一种患着洁癖的生活方式。现代化暗示，只有五星级宾馆的床才是床，其他都未达标。现代化在中国追求的是高大、壮丽、康庄大道、明亮光鲜、立竿见影、高速、高效、干净、卫生，集中营、兵营、医院式的整饬有序。有些中国人说印度脏，以中国卫生检查团的标准，印度真的很脏乱差。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加尔各答就是典型的脏乱差，就如中国叫做城中村的地方。这是世界观的问题，不是卫生问题。脏乱差在印度不是贬义词。加尔各答就像一位自由散漫的诗人的房间，这地方也确实产生了印度一大批最杰出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就在这脏乱差中。倒是比较之下， 中国那些被过度清洁的城市， 没有历史的城市，最近二十年曾经产生过诗人和杰作吗？百度一下加尔各答，说，“作为印度前首都，加尔各答是印度现代文学和艺术思想的诞生地。加尔各答对于文学艺术的趋向一直持有特别的欣赏口味，并有着欢迎新来天才的传统，这使得它成为‘狂野创造力之城’”。生活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生龙活虎，人们忙忙碌碌，只为了一件事———生活，更激情或者更腐烂地生活。这城市总是在过节似的，而节日到来，那就是彻底疯狂了。印度隔三差五就是节日，有无数的神要祭祀要过节。热闹混乱喧嚣，但不焦虑，这是生活本身的热闹混乱喧嚣，生活的气质。这是一个教派混杂的地区，同一条街上，人们信仰各式各样的教，印度有上万种教，信仰是必须的。局部、细节没有雷同，雷同的东西，只有西装。印度五彩缤纷，你红你的我黄我的，共同的是世界要流通，要活泼泼的，谁要是企图用他的教阻断别人的生活之流，那就要流血。据说，十九世纪英国人曾试图搞清楚印度教是什么，花了二十年时间也没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英国外交部最后只好说，印度教既是有神论的宗教,"又是无神论的宗教；既是多元论的宗教,"又是一元论的宗教;"既是禁欲主义的宗教,"又是纵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宗教信仰,"也是生活方式，等等。

人行道上凸立着一栋旧建筑，下面有楼梯，不断地有人从里面走出来。楼梯口坐着一群面貌俊俏、古铜色皮肤的男女青年———宝莱坞的候选者。他们在乞讨，光明灿烂地乞讨，朝每个路过的人伸出手，理所当然。据说印度有五百万人在乞讨，想想佛佗就是一位伟大的乞讨者，就不会大惊小怪。无人路过的时候，他们就玩游戏、唱歌，比我这个衣食无忧的人更开心。我顺着那阴暗的楼梯走下去，下面亮几盏瓦数很低的灯，像是一处地下仓库。后来我看见阴暗的隧道和几个持枪的士兵，污迹斑斑的售票处，这是加尔各答的地铁，已经运行了近三十年。那地铁驶过来了，我感觉与我在世界各地所见到地铁不同，既不是神气活现趾高气昂一副驶向未来的样子，也不是那种秩序井然冷冰冰的人类集装箱，有点像某种动物，已经被训练成听话的家奴，但没有动物的待遇。印度人对大象、猴子什么的很好，大家只是物种不同而已。但对待物，那真是太冷酷了，它们总是被弄的脏兮兮的，使用过度，奄奄一息，早就被判了死刑，好像连口水都不给它们喝，更别说洗澡了。

加尔各答非同凡响，这不是世界流行的那种拜物主义的城市。永远水泄不通的纽约时代广场，那是拜物者的狂欢之地，巨大的电子广告吸引着无数游客像长颈鹿那样仰视着摩天大楼。加尔各答却是生活的狂欢之地，物在这里毫无尊严，被生活踩成烂泥。某栋楼的屋顶矗立着电影院宽银幕那么大的广告牌，广告布已经失色，布匹被风撕得百孔千疮，就像招魂的经幡，我估计那广告上曾经风光一时的商品早已停产了。人们当然知道物的价格贵贱，但物就是物，贵贱只是功能不同，而不是价值面子尊卑之内涵的不同。在这里，物显露了它毫无价值的本相，那就是一堆垃圾。加尔各答把一切物当作垃圾来使用，脏乱差彻底消除了物的傲慢，人高踞一切物之上，人控制奴役着物。我在加尔各答发现了人控制物的秘密，就是把它们视为垃圾，浑身泥污的汽车、黑漆漆的电视机、绑着绷带的苹果手机、灰头土脸的电脑……在人之上的是神灵，这个城市没有不信神的人，不信神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神高于一切，中间是人，下面才是物，物就是第十八层地狱里的一堆垃圾。世界的拜物教在这里被解构了。人有效地控制着物，决不让它升华到神的位置。用生命、感觉、信仰、诗意来解构它，解构它的性能、功能、产品说明书、操作规则，把物当作长工、囚犯、丫鬃寰、挑夫、扳手、开关、起子、代步器……能用就行，好用就行。在印度，我不仅看见被用得死去活来的汽车，也随时遇到被用得死去活来的电脑、苹果手机、洗衣机、电视机……它们全都丧失了在中国的那种尊严、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被使唤得鸡飞狗跳。

红砖砌的豪拉火车站，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巨大建筑，像一座宫殿。人群潮水般地朝里面涌去或者朝外涌出。人们大包小包，头上顶着，手里提着，一个挨着一个，摩肩接踵。从高架桥上涌下来，淹没了隧道。公共汽车像蝗虫一样飞来飞去，一群人猛扑过去抓小偷似地抓住其中一辆。灰尘滚滚，滚滚狂灰腾起来又消散，人们在灰尘里各走各的，各忙各的。鞋匠蹲在地上安静地为过路人补鞋，他真会找地方，补不完的鞋啊！ 警察高举着木棍在人群里吆喝。那样多的人，那样密集的人，在中国很少见到，只有在1966年的天安门广场。似乎全印度的人都在涌向加尔各答，如果不是人们随遇而安、泰然自若，这场面真的就像是一场逃难。

人群里忽然闪出一位僧人打扮的老者，不由分说，一把捉住我的右腕，说时迟那时快，一串红丝带串起来的金刚菩提子念珠已经套在手腕上，结了死结，取不下来了。要取下来，只有剪断。然后他伸手就讨钱，周围的印度人谴责他。翻译要我取下来还他，说这种事在印度太多了，都要戴的话，以后恐怕整只胳膊都要戴满。随缘吧，我没有取下，给了他一点钱。珠子有十二颗，串成二、四、六三组，什么意思？印度有那么多神，我不知道这是来自哪一位。十二颗珠子，据说在佛教里代表十二因缘。有部奥地利电影叫《白丝带》，里面讲当地风俗，孩子犯了错误，父亲就要让他们戴上白丝带，直到他们反省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重新成为纯洁正直的人才取下。那电影暗示，这条丝带对于少年们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象征，藏着暴力的馊味。我仿佛就此和印度结了缘，某种保佑或禁忌转移到了我身上。这一串珠子意味着什么？我要小心什么？我要修炼什么？正在出神，老者已经隐身不见，真像是红楼一梦！

滚滚汤汤轰轰烈烈的车站并不妨碍另一些人在岛似的地带出售各种快餐，污黑的地面上堆积着被洗磨得亮闪闪的锅碗瓢盆。岛后面有一条依然在走车的垃圾路，垃圾成了路基，路边矮墙上蹲着成群的乌鸦，这条路是它们的餐桌。一条高架桥在路上方穿过，下面桥洞里睡着流浪者，其中不乏相貌酷似大师、高僧的老者，或者他们就是。这条几乎废弃的大道成了天然厕所，总是有一大排男子站着小便，流液淙淙。但转过一条街，世界忽然安静下来，出现了华贵典雅的餐厅，被设计成一艘海盗船的内部，摆满真假难辨的古董，篮子里露出进口的葡萄酒，菜单印得相当精致，侍者穿着洁白的燕尾服。而隔壁，是人去楼空结满蜘蛛网的空宅，再走几步，是卖五金的铺子。

夜晚，滑腻污秽的人行道边，许多人铺床席子，呼呼大睡，或者不睡，在黑暗里星星般地睁着眼睛。旁边就是垃圾堆甚至排泄物。有人就在睡眠中死掉了，人们从他旁边拍拍屁股爬起来，将他视为大地，继续在上面生活。一觉醒来发现身边同伴已经成为尸体，毫不足怪。印度人对死亡的看法没有那么大惊小怪，有点像庄子。没有死亡，只有转世，转入天堂或者地狱是你今生今世的业的结果。这也是印度最为人诟病的地方，似乎现世只是一个渡口，对卫生条件、对脏乱差、对长命百岁满不在乎。印度思想把现实视为幻象，如果这一切只是幻象，那么坐在高级轿车里、身上洒满巴黎香水、听小夜曲的人与躺在污水沟旁、患着麻风、看着老鼠游戏的人又有何高低贵贱之分呢？印度生活就像一本活着的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智慧之书，各种现象，无论在另一种文化看来是多么糟糕绝望或者神奇怪异都另有深意。如果你陷入印度的现实，以入世的眼光去看印度，很多时候你会因为现实的丑陋而沮丧。我看过路易·马勒1970年代拍的加尔各答，麻风病人、贫民窟……有些场面真是地狱的景象。我没去过那些地方，但我知道它们依然如故。进步的思想其实只是世界思想之一端，原地踏步甚至后退也是世界大多数人的想法，只是他们在这个世纪的广告牌上不得势而已。印度就像一场巨大的行为艺术，似乎全部表演就是要把现实的真相呈现出来，令人失去入世的信心。（这一点与中国非常不同，中国的努力似乎只是在维持着一张巨大的、前途无量的、光明正确的面子，至于面子与事实是否名副其实则讳莫如深）在印度旅行，我时常感觉到那种无所不在的超越性，你不能拘泥于现实，若拘泥于现实，被沼泽吞没的是你自己。

……

我认识的第二个印度人是我的导游。他叫什么？阿齐兹或者马齐兹。他告诉过我，但我发不了这个音。五十多岁，他给我一种古老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我只在少年时代感受过。他一副既然人交给了我就要负责到底的样子。我喜欢到处走，忘乎所以，街道上那么多人，我这边转进去瞅瞅，那边钻进去拍照，他总是牢牢地跟着。他个子不高，样子深沉，似乎总是在沉思。许多印度人都给人沉浸在思考中的印象。他们在想什么？也许他们什么都没想，只是有着沉思的容貌。阿齐兹离婚了，有一个女儿，他当了二十年的导游，他每个月可以赚到大约合三千元人民币的钱。他忠实地陪着我，我想去任何地方他都带我去。加尔各答到处都是生活之所，基本上没有禁区。中国导游喜欢带人们去有面子的地方，比如购物中心、摩天大楼，避开国家的阴暗面和脏乱差，印度导游却没有这些概念，哪里都行。有一天我乘三轮车没有零钱付车资，他帮我付了。在去泰戈尔故居的路上，他忽然请司机停车，翻译说他要去洗手间，我朝窗外看看，街边只有一堵破烂的围墙，那就是他的洗手间。在印度，我在洗手间这方面不再焦虑，随便。接着就到了泰戈尔故居，他立即在售票处下面的台子上躺下来，显然不是第一次如此，你们看去吧，我要睡觉。

泰戈尔故居在加尔各答老街上的一条小巷里。门口有他的大理石雕像，西式的写实雕塑，与印度寺院里那些古代雕像的风格毫无共同之处。我一直想象他住在木楼里，他的诗给我木质的印象。他的家却是两层楼的白色英式建筑，规模宏伟，像个修道院。门票五十卢比，要脱掉鞋才可以进去。有位长得像泰戈尔的人物握着一把锤子正在修理窗棂，留着雪白的美髯。泰戈尔住在里面的院子里，中间是庭园，为一个有许多拱门的回廊所环绕，很多房间都辟为展厅。“院子里的阴影是苍白的，头上的天空是明朗的。”这不是一个人的住所，住着一大群人。楼板被流水般的脚掌打磨得非常光滑，光着脚在上面走，有一种安全感。

泰戈尔出生婆罗门家庭，在家里排行十四。他用孟加拉语写诗，也写小说、画画、作曲，写了七十二年。创造的作品太多了，诗集五十二部，散文集五十多本，剧本三十多个，十二个长篇小说，一百多个短篇小说，还有大量歌曲……这是一条恒河。泰戈尔有时候是明星，有时候是圣人。他的诗是赤脚写的，歌颂大地、花朵、女人、爱情和神灵，他也关心底层的农民。他晚年的照片显示，他不仅是精神领袖，也是社会领袖，接见潮水般前来朝拜他的代表团。他不喜欢现代派，他揶揄他同时代的诗人艾略特、庞德、洛威尔集人，视他们为恶作剧里的顽童，他认为西方现代派诗歌是“无人参与的诗”，“现代诗歌就是打造个我， 英语称之为有个性，它大声呼喊，请看着我”，“我们为什么非读它不可呢？”他重视的是写什么，为谁写。他写的是现代孟加拉语的《薄伽梵歌》。泰戈尔在中国的书里，是白髯长衫的高僧大德形象，而过去的照片显示他曾经是个健美先生，肌肉结实，穿着短裤，戴着拳击套，做出炫耀胸肌的样子。健美在印度是很普遍的运动。晚年他在庭院里飘着，失去了肌肉。

橱窗里摆着几本中文的泰戈尔著作，这是我在印度唯一见到的中文书。这些书从印度出发抵达中国，现在又回到印度，成了无人能懂的语言，被神秘兮兮地供着，这就是文明。印度已经被我们遗忘了多年。印度对中国历史有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总是至善的，佛教西来是个证据。对于中国来说，印度和西方都是神，印度的神是古老的，西方的神是时髦的。近代的西方为我们带来血与火的经验，带来关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教条，带来科学技术和商业贸易的“机心”。印度却不是，它传给我们的是关于人生、关于存在、关于生活的智慧。印度人来到中国，带着劝人向善的经书，就像中国人当年出洋，郑和带去的是丝绸、大米、瓷器……都不是凶器。上世纪二十年代泰戈尔访问中国，带着诗歌和善意。与那个时代汹涌而来的西潮不同，泰戈尔逆流而动，他不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日益激进地否定民族文化的思潮推波助澜，这位耄耋老者在一群西装革履的新青年中间，语重心长，谆谆教导他们要尊重中国自己的传统，不要沉迷于物质和西方文化。印度思想在现代化开始之际就对它的异化有着高度警惕，现代化并非是天经地义的唯一的未来，印度知识分子一直坚持乡村是印度的精神家园。1921年，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创立了维斯瓦·巴拉蒂大学（印度国际大学），评论家说，“现代”在泰戈尔这里是备受争议的，不是只有正面意义。圣蒂尼克坦的意识形态是反工业的，也显然是反都市而强调环境和生态关怀的。泰戈尔说，西方“欲以自己之西方物质思想，征服东方精神生活，致使中国和印度之最高文化，皆受西方物质武力之压迫，务使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所有相异之点，皆完全消失，统一于西方物质文明之下，然后快意，此实为欧洲人共同所造之罪恶”。泰戈尔的立场是玄奘当年去印度听来的那一套的现代演绎。这一套如果是孔子来说，必定马上被赶出去。但是泰戈尔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新青年一开始趋之若鹜，但泰戈尔的话很不中听，讲的与孔子是一个路数，新青年愤怒了。茅盾说：“我们不欢迎爱好和平的泰戈尔……我们现在内有军阀，外有帝国主义，他却让青年陶醉于虚幻的爱的天堂。”郭沫若说：“和平……是现在社会一剂最危险的毒药。”听泰戈尔演讲的听众中有人印小册子说，“我们已经受够了儒家、道家，泰戈尔居然想让我们回到传统中国的小脚女人时代并命名为精神力量；现在中国农业落后，工业不行，基础设施一无所有，泰戈尔居然认为没有必要成立政府。他是想让我们陶醉在抽象的爱里，陷入彻底的无作为。我代表所有被压迫的中国人，坚决抗议泰戈尔先生和将他带到中国来的人”。在告别演说中，泰戈尔很失落地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 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不会存心与你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你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易的闹市。”泰戈尔过世多年，中国今日已经成为拜物的、以经济为中心、大讲GDP的社会。泰戈尔高瞻远瞩，他那一套彻底失败。印度已经被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遗忘了。与玄奘时代的顶礼膜拜不同，中国如今传播着关于印度的轻薄谣言，印度被视为某种西方式的野心和一种落后的生活方式而不再是神的故乡。

“南来的微风柔和地飘拂，絮聒的鹦鹉在笼子里酣睡……”某处在播放泰戈尔创作的乐曲，这是我曾经梦见过的地方。泰戈尔是我平生认识的第一个印度人，我青年时代的文学导师之一。文革中，所有关于生活、历史、文学的书，无论东方或西方，都成了禁书，要么被烧毁，要么失踪了。那时候，看书不是你挑选书，而是书挑选你，书籍只挑选那些勇敢的人，如果你害怕，那么你的一生只有在文盲的黑暗里虚度。好书都是在渴望读书、敢于读书的人们之间秘密流传的，看禁书的人在中国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社团。一本好书可以从北京一直流传到昆明，辗转千万人之手，直到这本书翻烂、模糊、死去。有个下午我经过昆明华山南路，遇到了“地下诗人”泰戈尔。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子在卖书，他只有一本，绿壳子的，里面从头到尾画满了红杠。我不知道泰戈尔是谁，翻开就读到闪电般的一句：“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白昼贡献给你了，残酷的情人，你一定还要剥夺我的黑夜？”那个时代的汉语简陋、贫乏、粗糙、暴力，除了起码的事关油盐柴米的语词，大多数语词只与主义、革命、斗争、批判有关。没有爱情的语词，没有风花雪月的语词，没有人生的语词，没有友谊的语词，没有哲理智慧的语词。我已经二十二岁了，还没看过一首情诗。何谓被语言照亮，这一刻就是。他的诗像神谕一样吓坏了我，里面全是“反动”言论。旁边还站着几个路人，都不敢买，拥有这本禁书可能招致灾难。卖书的人也是胆战心惊，害怕被告发，也许是走投无路了，才冒险出手。他已经后悔，不想卖了，就要走开。这本书标价二毛六分，他要卖三元，是我月工资的五分之一。我一把夺过，递给他三元钱，骑上单车就跑，害怕因此被捕。在我秘密阅读了王维的《辋川集》之后，泰戈尔再次证实了我对诗的那种预感，它就是那种东西，在《园丁集》和《飞鸟集》里，俯拾皆是。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夏天的飞鸟，是些肥胖的鸽子，依然在泰戈尔的故居住着。泰戈尔只有一位，千年前的鸽子和此刻的鸽子看上去都是一只。朝圣者络绎不绝，大多数都是不写诗的人或者对诗歌毫无兴趣的人。诗人泰戈尔已经超越了诗歌，几近于神，人们来这里就像走进寺院。他写过什么？这不重要，他是泰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