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京波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1期（节选）  （微信号：china-youth-study）

社长说

铁打的民工，流水的伴侣。

 

• ●●

一种新的婚姻模式：临时夫妻

社会转型中的越轨行为

 

“临时夫妻”是指夫妻双方或一方已结婚，由于在外打工而无法与配偶团聚，临时与他人结成像家庭般的伴侣关系而居家度日的婚姻模式。从法律与道德角度审视，这一现象不仅无视法律的规范，而且违背了婚姻道德。婚姻道德的重要一条是性禁忌，它的功能在于限制人的本能和生物学需要，避免人的生存危险。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指出：“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维持和保证对儿女的长期的抚育作用，有必要防止发生破坏婚姻关系稳定性的因素”。其实，婚姻是人类社会实现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作为以两性结合为特征的一种社会关系，其本质是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婚姻会受到法律、道德等社会因素的制约。

 

社会控制弱化与价值迷失

 

社会规范的控制可以防止越轨行为，因为人类本性不受制约时必然出现越轨。而且这种强制的源泉是在社会本身。这种控制具体为法律这一正式制度的规定，又体现为传统、习俗、态度和观念等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在进入城市之前，农民工居住在乡村社会。对其婚姻发挥作用的是非正式制度，他们注重责任和生育，在婚姻、感情和性上基本是统一的。

 

在乡村社会，婚姻道德是家庭伦理的一部分，婚姻关系是家庭结构的一部分；婚姻不仅仅是男女的结合，或是性的确立；从缔结婚约一直到婚后，夫妇关系的维持总是受到外界的干涉。这种干涉来自夫妻双方、他们的亲属以及夫妻间相互的权利与义务。从农村进入城市，农民工远离了原有的乡村文化和家庭结构，原有的社会规范已经对其失去了控制力。

 

但是由于农民工大多数居住在远离城市居民的城郊村、城中村或工作场所，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城市以法律契约为基础的现代婚姻观念对农民工的约束力也不强。因此，当农民工孤独一人感到寂寞、无助、迷茫的时候，就会发生种种越轨行为。换言之，传统婚姻道德的“退出”、现代婚姻观念的“未进入”，使农民工的婚姻观念处于一种迷乱状态。

 

笔者在对酒店女保洁员L3的访谈中了解到：

 

L3:我和我现在的男朋友刚在一起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比较遮遮掩掩，毕竟家里还有老公、孩子、双方的老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发现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没有人管我们，也没有人问我们。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人，也感觉我的男朋友也是一个人。当然实际上，他也是有家庭的。甚至有的时候已经忘了自己有家庭。当然这在农村我绝对是不干的，肯定会被人骂成是破鞋的，而且我也会被我公公、婆婆、丈夫打死的。

 

当然，“临时夫妻”现象的发生，与生活情景中社会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以亲缘和地缘人际关系为绝对主导，并且这种人际关系对关系网中的人有巨大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在农村，如果发生越轨行为，只要有一个人发现，整个村庄就会知道。这也说明了熟人社会舆论功能的强大。结果是越轨者甚至其家人的名声、面子都会受损。这可以说是一种隐形的精神惩罚，但强度远远大于物质惩罚。

 

但是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社会。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大，绝大多数的社会交往行为发生在彼此互不相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当然，农民工群体也存在老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往往存在于产业农民工群体内，而本文所探讨的“临时夫妻”现象更多出现在服务业农民工群体内。服务业的农民工往往不是以群体形式出现，而且居住环境具有一定的独立空间，往往居住在房租较为便宜的城中村或城郊村。这种陌生人关系一方面使农民工与城市社会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使其人际关系松动，使熟人关系的约束力陡然减弱。

 

被访者N8谈道：

 

N8:我现在最害怕碰到我们村子里的老乡，幸亏上海这么大碰到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村子做油漆工的比较多，他们大部分居住在松江。我以前也是做油漆工的，后来认识我现在的男朋友。我说咱俩要交往的话，必须换个地方住、换个新工作，离开我们村里人的视线。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松江来到了宝山，我也开始做起了足疗、指压的工作。在这里，没有我以前认识的人，感觉轻松了许多。
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人们的社会生活总是受到道德、纪律和法律等的社会制约。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在面对原有社会控制弱化，又没有适应城市新的社会规范的情况下，失去了道德观念或价值原则的支持。其行为何去何从、按什么模式来规范和设计，变得越加模糊。而此时，他们又被置于一个陌生的城市世界之中，周围的一切与他们相分离。

“匿名式”的人际关系、工业流水线及事物性工作中那种“非人格”的劳动方式，使农民工容易受挫，而又远离家庭、妻子、儿女。这就为寻找临时情感慰藉的临时夫妻提供了空间。总之，临时夫妻现象是一种失范现象，是社会控制弱化的结果。

 

底层生活压力与节约成本的诱惑

 

默顿曾经指出，越轨行为跟正常行为一样，都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越轨行为发生的频率会因社会结构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其“主要目标是在于发现某些社会结构如何对社会中的某些个体产生了一定的压力，结果使其出现非遵从行为，而不是遵从行为”。

 

其实，农民工进城打工的一个重要动机是提高经济收入，改善家庭状况。当然，这一动机背后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的萎缩、农业与工业收益率的不平衡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迫于上述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生活压力，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社会，从事非农工作。但是进入城市之后，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有着明显不同，因此无法享受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和夫妻团聚。这就使得农民工在生活成本和社会地位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提高经济水平是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关键性因素，而高经济水平由高收入和低支出构成。前者主要依赖于工作性质。而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工作，从而决定了收入水平不会太高。因此，提高经济水平的关键要素，就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节约生活成本。

 

农民工选择做“临时夫妻”更多是一种工具性选择，而非情感性选择。农民工之所以选择做“临时夫妻”，不是一种盲目的选择，而是一种经过权衡做出的合理决定。霍曼斯曾经指出，人的行为不是单纯的刺激—反应，而是一种理性行为。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行动时，不仅考虑行动后果的价值大小，而且考虑获得该后果的可能性，通过理性全面权衡，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

 

农民工在选择临时夫妻时，并非一时生理冲动，而是考虑到道德后果与经济后果。前者由于社会控制的弱化，风险较小；而后者通过临时夫妻现象更容易减轻生活压力，很容易实现生活成本节约，并且成本节约不是为了现在的临时家庭，而是为了原有家庭的子女、丈夫或妻子。这种考虑也会减轻农民工在道德上的自我谴责或愧疚。

 

被访者Q1谈道：

 

Q1:我现在的男朋友追求我的时候，我是无法接受的，毕竟我有老公和孩子。但是你知道一个女人在外面生活是不容易的，当时他追我追得很紧。他经常帮我换煤气，晚上下班去接我，帮我做一些体力活，使我感觉到了安全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搬在一起的第一个月，我们的生活费各自节省了一半。这样我就会将更多的钱寄回家里，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这也使我不再那么感到对不住我的家人了。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临时夫妻”是一种相互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建立在经济利益互惠的基础上。双方都期待着他人的回报，而且都有各自需要的资源和利益。一方面，双方可以实现彼此情感和生理需要。在访谈中，许多农民工会将“临时夫妻”与“找小姐”做比较。

 

与后者相比，他们认为前者更具有人情味，而且会节约消遣开支。另一方面，双方可以减少日常生活开销，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各自家庭。但是对于这种变异婚姻形式的维持，除了经济互利之外，双方没有正式的书面约定，更多是一种非正式的口头承诺。可以说这种关系是比较脆弱的，持续时间会比较短。一旦双方之间因为矛盾，信任消失，那么将会解除关系。

 

结论

 

传统上，人们常把越轨行为看作是由生物性的个体因素造成的。这一视角使农民工备受道德指责，认为他们没有道德观念、没有家庭观念，或者说是性观念开放。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组建临时夫妻是一种不道德行为，甚至存在着破坏家庭的风险。但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这一现象，不能仅仅研究一个个的个体。

 

如果研究个体的话，即使在传统乡村社会，也存在着个别的婚外恋者。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打工潮之后，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临时夫妻”群体。这种现象在传统乡村社会是不存在的，很难用微观的生理需要去解释。

 

其实，任何个体都不会脱离社会结构或制度对其造成的影响。“临时夫妻”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与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分不开，是传统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中国社会所发生变化中的一部分。这一转型具体体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使更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

 

但是进入城市之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户籍制度壁垒的存在使农民工户口在农村、工作在城市，使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使其与城市社会格格不入。一方面，在这一背景下，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合理的市民身份、居住条件、社会保障，从而面临着比经济困难更加严重的制度压力。另一方面，物质条件、工作机会、户籍制度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农民工家庭迁移变得较为困难，使其与原有家庭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拉大。

 

总之，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制度压力与社会流动导致的因距离拉大而产生的情感压力，使农民工产生了组建“临时夫妻”这一越轨行为。